*上海鄭和研究中心主辦《鄭和研究動態》2021年第二期（總第 44 期）9月30日出版，内有時平教授〈謝方先生的鄭和研究 ― 緬懷謝方先生〉大作，述及學友間珍貴的情誼，特誌於此。
▲2013年4月18日，在浦東的海雲賓館參加上海鄭和研究會的學術討論例會。與會者有下列學友：時平、徐海鵬、謝方、朱鑒秋、周茹燕、程揚、黃慧珍、沈瑞英、徐作生、余晉岳、鄭閏、蘇月秋、陳佳榮
中外交通史專家、中華書局資深編輯謝方教授（1932-2021）不幸於2021年5月31日下午3時在上海浦東辭世，6月2日下午在浦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兹特致深切哀悼!摯友謝方仁兄永垂不朽！
謝方曾與陳佳榮、陸峻嶺合編《古代南海地名匯釋》http://www.world10k.com/blog/?p=1916
▲1988年8月參加北戴河會議後﹐與中外關係史學會學友合影於
北京 (左起為﹕宋峴﹐夏應元﹐耿昇﹐陳玉龍﹐陳佳榮﹐謝方)
▲ 參加魯北會議的 “ 蓬萊派 ”四友1993年10月相逢於昆明
(左起為﹕朱鑒秋﹐陳佳榮﹐席龍飛﹐謝方)
▲ 學林三友(謝方﹑沈建華﹑陳佳榮)1999年10月17日
(己卯九月初九)會於肇慶西江畔
▲中華萬年網編輯部同仁參加中外關係史學會廈門年會暨研討會期間﹐於泉州
海交館留影(1999年12月1日)。左起﹕楊漢群﹐陳佳榮﹐謝方﹐高淑芬﹐陳惠瓊
▲ 2001年10月赴昆明紀念中外關係史學會創建廿週年﹐與學友謝方(中)﹑宋峴(右)
於雲南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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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G2478-1[1].jpg](http://www.world10k.com/blog/uploads/2013/04/CIMG2478-1[1].jpg)
▲ 航海交通史三友﹕謝方(中)﹑朱鑒秋﹑陳佳榮(2013年4月18日上午於上海浦東海雲賓館)
資深中外交通史研究學者謝方兄《謝方文存》出版(中華書局2012年11月)
《谢方文存》(中华书局2012年11月出版) 目录
序(蔡鸿生)
我的治学之路(代《前言》)
从“教仪之争”看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古代中外关系史籍透视
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中国史籍中之马尔代夫考
清初大汕的越南之行
中国史籍中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考
也谈文莱《蒲公碑》与《西山杂志‧蒲厝》的关系
16至17世纪的中国海盗与海上丝路略论
侯显出使榜葛剌考 ─ 兼论费信、马欢抵榜葛剌的年代
我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的旅行家 ─ 杜环
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
郑和海外用兵略论
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
利玛窦贡物中的《万国图》辨正
龙涎‧鸦片‧红丸 ─ 兼与徐朔先生商榷
附：鸦片输入中国之始及其它再谈龙涎及我国吸食鸦片始于何时
蒙奇兜勒的历史之谜“突破”质疑
论齐景公和秦始皇在山东沿海的航海活动，兼谈徐福史料中的一些问题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 ─ 徐福东渡史料辨析
呼之欲出的中国突厥学
也谈斯坦因与敦煌文献
张星烺先生及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东西洋考》前言
《西洋朝贡典录》前言
《西洋朝贡典录》的学术价值
《咸宾录》前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点校说明
《海外纪事》前言
《殊域周咨录》前言
《西域番国志》版本及校注说明
《职方外纪校释》前言
《职方外纪校释》出版的一点感想
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
博取中外之长，纵考古今之变 ─ 喜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二十六年间 ─ 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简介
《玄奘年谱》简介
苏继庼撰著《岛夷志略考释》
《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即将出版
海内遗珠 ─《回回药方》探源
不似词书，胜似词书 ─ 谈《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编写特色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导读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序
《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编者赘言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地理的奠基之作《道里邦国志》
研习明史不妨一读 ─ 简说《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的来历和今后的打算
古代希腊罗马和穆斯林著作中的中国观
─ 兼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和《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西方汉学鼻祖：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
喜见《行历抄校注》出版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1500—1840)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读《吴渔山集笺注》偶得
改造 定位 创业 ─ 记1950—1965年的中华书局
三十年来的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
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 ─ 记季羡林先生
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
向达《怀章俊之》一文后记
记阎宗临与樊守义 ─ 读《选堂序跋集》偶得
双星陨落 痛失贤良 ─ 悼念章巽、姚楠两教授
不该忘却的长者：宋云彬先生
忆咸宁干校 思畏友麦一
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 ─ 记译坛骁将耿昇
教我如何不想她
法显
郑和
附录
卅年辛苦不寻常——一名读者的回顾(吴德铎)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及其主编谢方(白化文)
后记
〈辛苦中西交通四十载〉
作者 : 張西平
在我们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时，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谢方先生对这个学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谢方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57年9月开始在中华书局工作，1994年1月退休。他在中华书局40多年，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编辑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套丛书，从而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基了文献学基础。
编辑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套书是向达先生最早提出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支持，这套书也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先生的认可，将其列入了由翦伯赞先生主持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历史部分”。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把这套书的出版编辑工作交给了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即进入中华书局工作的谢方先生。金灿然先生对这套书也寄予很大希望，尽管当时向达先生仍戴着“右派”的帽子，但他仍安排谢方先生去找向达先生约稿，并告诉谢先生“稿来后可以先发排付型，等到他帽子一摘，书就可以马上出版”。（谢方：《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谢方文存》，中华书局，2012年）
由此，在中华书局领导的支持下，在向达先生的带领下，谢先生开始进入中外交通史研究领域。这套书从1961年出版向达先生的第一本书到1996年，历经35年，共出版22种，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套书的奠基人是向达先生，最初的42种书目也是向达先生列出来的。他为做好此书曾专程从北京前往广州向陈寅恪先生求教，陈先生写下《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一诗：
慈恩顶骨已三分，
西竺遥闻造塔坟。
吾有丰干绕舌悔，
羡君辛苦缀遗文。
这套书出版之艰辛，可以以《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为例，此书的出版前后历经26年。向达先生的计划出版目录中就有这本书，中华书局后来接到上海章巽和范祥雍两位先生的来信，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范祥雍也曾亲自来北京和向达先生商量此事。1961年，北大历史系在章、范两人计划基础上也向中华书局提出了一个整理计划，后来由于当时高校正在“拔白旗”，这个计划就流产了。1962年向达先生重提此事，决心以余生独自来完成它，并建议可以先出版敦煌残卷、福州残卷和赵成藏残卷三个古本。1965年，向达先生也受到了“大批判”的冲击，他于1966年11月去世。《大唐西域记》整理的第二阶段结束了。
改革开放后，由季羡林先生牵头，张广达、耿世民、杨廷福、朱杰勤、孙毓棠·、张毅、蒋忠新等人参加的整理小组，在充分利用向达、周连宽等人的成果和充分吸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到1983年完成了全部编辑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正式出版。“《校注》的成就是空前的”，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谢方先生作为编辑，在联络学者、整合书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每本书的作者都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前辈或者知名学者，如《岛夷志略校释》的作者苏继庼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从20世纪40年代看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校注本后，就开始研究这本书，并对书中的地名、物产、商品名逐一考证。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东起澎湖，西至阿拉伯半岛、东非海岸，书中有200多个地名。冯承钧先生曾认为可以考证出53个，但苏继先生逐条考证，学问之大令人敬仰。姚楠先生认为苏继庼先生的《岛夷志略校释》对地名、物名的考证“比藤田、柔克义等的考证，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谢方先生不仅是这套书的编辑，同时也是这套书的作者之一。他点校出版了《东西洋考》《西洋朝贡典录》《职方外纪校释》。他还为《咸宾录》《海外记事》《殊域周咨录》写了前言。他对意大利来华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的研究多有贡献。首先，他首次明确更正和批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艾儒略词条的错误，指出艾儒略并未到过江西，也没有写过《基督传》八卷，同时《职方外纪》这本书虽然涉及到天文学，但主要是地理學著作。其次，艾儒略在出版《职方外纪》时说此书是由他和杨廷筠“增辑”而成，那么《职方外纪》是以何为底本来增辑呢？以往学术界都认为艾儒略是在利玛窦等的《坤舆万国全图》基础上加以增补而成。谢方先生依据原始文献指出，这样的看法都是无根据的。《职方外纪》实际上是福建税官献给朝廷的两幅西洋地图，由当时的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和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两人将这两幅西洋地图翻译成中文后，由艾儒略和杨廷筠编辑而成。同时，谢方先生通过对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的地名译名，进一步说明《职方外纪》并不是在利玛窦地图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这个研究成果直接深化了对艾儒略的研究。
在校注《职方外纪》时，谢方先生显示出他深厚的历史学养和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识。例如，在《职方外纪》卷一有神秘良药“的里亚加”，谢方指出，这就是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由拂国遣使献给中国的“底也伽”。在卷四《孛露》中有“拔尔撒摩”的万能神药，谢方指出，它在唐代名为“阿勃参”，此药名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有记载，就是今天英语中的Balsam，即香脂。
谢方先生还分析了《职方外纪》的贡献，他在《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的长文中对艾儒略的这本书做了全面的分析，提出重要的学术结论：
1.《职方外纪》是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也是西方地理学最早的中国版。
2.《职方外纪》的内容并非“荒渺莫考”，它基本上反映了15世纪以来的世界地理的最新成果。
3.《职方外纪》对中国新旧世界的地理观念的革新，起了深远的影响。在经历了250年之后，中国最终接受了新的世界地理观念。
4.《职方外纪》强烈地反映了西方的宗教观、历史观和殖民观，这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也是新的世界地理观念长时间内被排斥的重要原因。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套书目前已经成为治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案头必读之书，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中外关系史学科取得实质进展的经典之作。谢方先生为这套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这套书至今出版30多种，其中多数文献有详细的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岛夷志略校释》《真腊风土记校注》《西游录》《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诸蕃志校释》《职方外纪校释》《诸蕃志校释》《回回药方考释》《法显传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考》等，其余为校点本，如《殊域周咨录》《清朝柔远记》等。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内容丰富，多部书籍除此无其他铅印版本。但也缺少一些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献，如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
编辑出版“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谢方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初期，就萌生过出版一套国外中外交通史研究著作的翻译丛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他自己否定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计划再次被提起。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有所分工，翻译著作大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征得社里和商务印书馆的认同后，谢先生先后拜访了翁独健、孙毓棠、夏鼐、季羡林、张广达、朱杰勤、姚楠、韩振华、何兆武、陆峻岭等学术界前辈和同行，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翁独健先生当时就推荐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三卷本《马可·波罗游记札记》。恰逢当时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在筹备中外关系史学会，这样谢先生就把这套书的名字定为“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并确定下来了“一、古典中外关系史名著，即16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资料。古代日本和朝鲜、越南方面的著作都用汉文，因此不包括在内。二、16世纪欧洲传教士、商人、政治使者来华的著作及资料。三、18世纪后外国学者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外国汉学家对中国的其他各种研究，因为数量太多，不包括在内。”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这套书已经成为与“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并驾齐驱、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好评、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丛书。目前已经出版20余种。
这套书对中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学术影响。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意大利文版《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意大利文版《利玛窦书信》，在此之前中华书局版《利玛窦中国札记》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热点，而《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之际历史与西方汉学史的必读之书，所有学者都案头必备。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谢先生组织出版的这套书，就没有今天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研究热。
这套书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为新一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舞台。谢方先生去拜访孙毓棠先生时，孙毓棠先生就给他推荐了刚刚调到历史所的耿先生。从此，耿与谢方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耿先生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开启了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的翻译事业。谢方先生对耿先生的翻译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翻译法国汉学名著硕果累累，不但补充了冯承钧去世以后的空白，而且在翻译的数量上和内容的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成为近年来出现在汉学译坛上一员少见的骁将。”他在《为了法国与中国文化因缘》一文中详细地列举了耿在敦煌学研究、藏学研究、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法国汉学史研究等多个方面的成绩，耿先生的译著在近40年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关于这点，季羡林先生说得好：“我读了耿译《丝路》（耿译：《丝绸之路——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史》）以后，眼前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丝路’。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书中提出来了;我原来想的不深的问题，书中想得很深了。这大大提高了我对‘丝路’的认识。……我手不释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我应该十分感谢阿里·玛扎海里先生，我应该十分感谢耿同志。”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学术价值
谢方先生不仅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的各种图书出版时写了大量的学术性前言和介绍，他还和陈佳荣先生、陆峻岭先生合编了《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以下简称《汇释》）一书。这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的工具书。因为中外关系史中中国典籍的记载具有重要地位，但中文典籍里的地名还原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50多年前冯承钧先生编辑了《西域地名》，书虽然简略，但受到学者的欢迎。冯先生曾设想编一本《南海地名》，可惜没有实现。谢方、陈佳荣、陆峻岭三人所编的这本书填补了学界空白，实现了冯承钧先生当年的理想。
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 资料翔實。书中不但囊括了中国古籍记载中的南海各国地名，而且在每条释文后，全部列出所见书名、卷数，具有索引工具书的性质。“据统计，《汇释》全书共收录中文地名4697条，外文地名800多条;引用古籍217种，包括了‘二十四史’‘十通’及《永乐大典》等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参考现代学者著作达一百多种。”由此可以看出，几位编者所投入的巨大劳动和学术心血。
第二，《汇释》的学术性很强。它不仅在资料上突破前人，在研究上也很有特点。在书的每条释文中，凡是学术界在释文上有不同意见和说法的，《汇释》都逐一列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使阅读者既了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进展，也能看到新的解释。例如，关于“赤土”一条，学术界以往分歧较大，有人说是在泰国的渭南河流域，有人说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或者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汇释》在释文中纠正了《星槎胜览》和《西洋朝贡录》中的错误，并明确指出“赤土”应在马来西亚。
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带一路”研究热，但基础性学术工作进展并不理想，这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著作，我们当十分敬佩谢方、陈佳荣、陆峻岭三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学术研究，更应该继承谢方先生等学术前辈的事业，做好中外关系史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翻译工作。
谢方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四十年，编辑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套高质量的学术丛书，为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奠基了学术基础。从他们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从張星烺、冯承钧开创以来，到向达、张维华、方豪、陈垣、季羡林、张广达、耿世民、孙毓棠、马雍等前辈的不断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前辈的学术成就中，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经验，做好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定要把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翻译做好，没有这一条，研究进展就是不扎实的。
1999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杭州大学历史系和中外关系学会共同举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500-1840）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谢方先生代表中外关系史学会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要大力加强资料的调查研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由于起步晚，中间又出现30年的空缺时期，因此大量资料还来不及做出调查整理，特别是外国的文献和资料未能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研究人员要多出国，到国外去找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杭州会议后，我与谢方先生开始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我按照他所说的思路，开始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资料整理、翻译和研究上下功夫。我和任继愈先生在大象出版社主编“国际汉学书系”，将翻译西方早期汉学名著作为重点，谢方先生亲自参与了这套书的书籍挑选和部分编辑工作，例如《耶稣会中国书简集》就是谢方先生亲自编辑的。“国际汉学书系”目前已经出版20余种，包括《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中国近事》《中国图说》《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来华耶稣会士传教士马若瑟研究》《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父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中国近事报道》《中国新史》《中国来信》《利玛窦：凤凰阁》《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传教士与法国汉学》《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国近事》《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汉学先驱巴耶尔》《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历史上的北京俄国东正教使团》《中国通典》等，明后几年我们还将陆续出版《中华帝国全志》、《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中国书信集》、《雷慕沙至洪堡书信集》、《白晋文集》（四卷本）、《纪理安传》、《罗明坚文集》（九卷本）等书。
在谢方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用了7年时间在梵蒂冈图书馆搜集、整理复制回来了30万页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础性中文刻本文献，2014年已经出版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43册）和第二辑（32册），未来两年将出版字典篇20余册，估计到2025年左右出版150冊。我还参与了谢方先生主持的《利玛窦中文著作》的点校工作，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至今没有出版，书稿也下落不明。
回想起我进入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个领域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谢方先生，第二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耿先生。现在谢方先生已经重病，卧床不起，耿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中外关系史学会不应该忘记这两位优秀的学者，正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奠基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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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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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版中亞研究圖書評述（下）
尚 虹
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 ４０年耕耘結碩果
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起，中華書局與學術界密切配合，陸續出版了一批享譽中外、嘉惠學林的中亞研究圖書，包括系列中外交通史籍的整理校注、國外優秀的中外關係史名著的翻譯，以及反映同時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專著和出土文書簡牘等等，可謂碩果累累，貢獻不小。下面分專題簡要評介這一時期的重要圖書。
１、《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這套叢刊的策劃，與向達先生有直接關聯。１９５８年，向先生親自擬定了該叢刊的整理出版計劃。他計劃收錄古籍４２種，由各專門學者整理出來交中華書局出版。向先生身體力行，率先整理出這套叢書的前３種書來。這套書從１９６１年出第一種開始算起，至１９９６年，前後累計３５年，其中與中亞史地研究有關的書有１０種。書目如下：
《西遊錄》、《異域志》［元)耶律楚材著 周致中校注 １９８１年出版
《咸賓錄》［明］羅日褧著 余思黎點校 １９８３年出版
《釋迦方志》［唐］道宣著 范祥雍點校 １９８３年出版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原著 季羨林等校注 １９８５年出版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唐］義淨著 王邦維校注１９８８年出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彥琮著 孫毓棠、謝方點校 １９８３年出版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唐］慧超原著 張毅箋釋 １９９４年出版
《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明］陳誠著 周連寬校注 １９９４年７月出版
其中，編著《大唐西域記校注》的工作尤其重要，可以說是《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最大的一項工程。該書本是唐代高僧玄奘遊學印度歸國後寫成的有關中亞和南亞歷史地理的名著。全書１２卷，記述了玄奘沿途所經和得自傳聞的１３８個以上的國家、城邦、地區的情況。由於它保存了７世紀中亞、南亞等地區的大量珍貴史料，至今仍是研究這些地區古代史、宗教史、中外關係史的重要文獻。但長期以來，國內很少有人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更沒有一個比較完善的點校本和注釋本。而西歐和日本等國，卻早就有了幾種不同版本的譯注本和大量研究著作。整理此書，是我國許多有志學者的共同願望。此書的整理校注從開始策劃到物色學者，最後完成共歷時２６年，由向達先生首創其事、季羨林先生主持校釋，中華書局組織聯繫，集學界治中亞、南亞歷史、語言專家的一時之選，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原書進行了全面的校勘和注釋，提出不少新見解。本書的出版，是近數十年來我國西域史地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是學界與出版界通力合作的學術結晶。該書榮獲首屆中國國家圖書獎最高獎 ― 榮譽獎。
其餘各書均富於價值，爲治中亞研究者必讀典籍。如義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記述了唐初至武后期間赴印度和東南亞求法的６０位中國僧人的事跡。由於這是他本人遊學印度、東南亞實地採訪的真實記錄，所以史料價值很高。本書校注者王邦維先生對原書作了詳細的校勘，對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加以詳細的考釋，並附錄了《求法僧一覽表》、《義淨生平編年》、《求法僧路線圖》、《索引》等研究成果於書後。張毅先生箋釋的唐代新羅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國傳》，是研究８世紀印度歷史和中亞歷史的重要典籍。該書久佚，後從敦煌寫本中錄出，但殘缺不全，自羅振玉率先校錄開始，中外學者均先後對此書進行過校錄或研究。張氏對原書提到的歷史、地理、宗教、風俗等情況作了極爲詳盡的整理與箋釋，反映了國內外慧超研究的最新成果。《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的著者是明初外交官陳誠，他曾於明永樂十一至十三年出使西域撒馬爾罕、哈烈等１７國，並將親歷見聞寫成此書，所記內容包括西使路線、日程、所曆各地山川風物、民俗等，是當時中亞社會歷史、地理狀況的珍貴記錄，對研究明初中亞史地及中國與中亞各國的關係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亞史著作的陸續出版，除了促進研究、方便學者等直接功用外，還使老一代學者的多年心血賴此以傳，搶救出一批著述，更培養了新一代的學者，使其脫穎而出，爲日後中亞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奠定了人材基礎。而擔任這套叢刊編輯任務的中華書局老編審謝方先生則與此叢刊相始終，他不僅參與策劃、組織作者、審讀加工，盡編輯之責，而且也是著述者之一。白化文先生對謝方老師有如此評價：“六十年代發軔之始，學術界密雲不雨，能把向先生的三本書在極爲不利的局面下搶出來，謝兄爲了《中外交通史叢刊》，按照唐朝的功賞格，應該說是立過跳蕩之功的。”（見《書品》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白化文《〈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及其主編謝方》）筆者深以爲然。
未收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的《經行記箋注》（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出版），比較真實地記錄了西元８世紀中葉的中亞諸國的情況。作者杜環曾在西亞、中亞各地遊歷了１２年，後從南亞歸國，前後行程計８萬里，最遠達地中海沿岸。他的西行遊記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全面準確地記述伊斯蘭世界的珍貴文獻。此書已佚，王國維先生從《通典》等書中輯錄出約１５００余字，收入《古行記四種》之中，但未有注釋。張一純先生吸引中外學者研究成果，並參考其他有關史籍，重加整理、箋注。中華書局重印《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時將把此書納入其中（參見謝方先生《〈中外交通史籍叢刊〉重印感言》，載《書品》２０００年第三期）。未收入該叢刊的還有向達先生的《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唐）玄奘撰，向達輯，１９８１年影印出版）。
２、《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與《法國西域敦煌學名著譯叢》
據謝方先生自述，早在中華書局計劃出版向達先生主編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時，他就萌發過翻譯出版國外從中古時代阿拉伯人關於東方的著述到近代歐洲學者關於中外交通史的論著這樣的念頭（見《書品》１９８９年第１期謝方《〈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的來歷和今後的打算》）。但由於時局關係，他的願望直到８０年代以後才得以實現。該譯叢與中亞史地相關的著作有：
《海屯行紀‧鄂多立克東遊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何高濟譯 １９８１年出版
《中國印度見聞錄》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 １９８３年出版
《利瑪竇中國劄記》（其中有三章專門論述鄂本篤的《中亞旅行記》）［意］利瑪竇、金尼閣
著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 １９８３年出版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記》耿昇、何高濟譯 １９８５年出版
《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法］戈岱司編 耿昇譯高三１９８７年出版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全二冊）［法］Ｇ. 費琅輯 耿昇、穆根來譯 １９８９
年出版
《歐洲與中國》［英］Ｇ. Ｆ. 赫德遜著 王遵仲、李申、張毅譯 何仲武校 １９９５年出版
《道里邦國志》［阿］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 宋峴譯注 郅溥浩校訂 １９９１年出版
《蒙古與教廷》［法］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 １９９４年出版
進入９０年代以後，隨著中亞研究的不斷深化拓展，國內學者迫切需要瞭解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但原版著作既不易看到，又限於語言障礙，對國外研究現狀的隔閡日益成爲治學的煩惱所在。爲此，中華書局在原有譯叢的基礎上，又將專攻西域敦煌學法國學者的優秀著作組織翻譯，向中國學者介紹法國學者在這一地域的考古、歷史、民族、宗教、語言等諸多範疇內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這就有了《法國西域敦煌學名著譯叢》的産生。
這套譯叢標誌著對海外漢學的譯介開始向專業化、序列化研究方向發展。到目前爲止，已有５種出版，即：
《古代高昌王國物質文明史》［法］莫尼克‧瑪雅爾著 耿昇譯 １９９５年出版
《卡爾梅克史評注》［注］伯希和著 耿昇譯 １９９４年出版
《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法］謝和耐等著 耿昇譯 １９９３年出版
《絲綢之路 ― 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法］阿里‧瑪扎海里著 耿昇譯 １９９６年出版
《突厥曆法研究》［法］路易‧巴贊著 耿昇譯 １９９８年出版
上述兩套譯叢的問世，究竟對我國中亞研究有何價值？筆者以爲，除了顯而易見的文化交流層面的意義（即從外人角度反觀本國研究，以期拓展思路）外，主要還是跟中亞研究的特殊性有關。因爲中亞研究是一門跨國界、涉及多分支學科的綜合性學科，而西方學者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開始得很早。他們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探險和地理考察中，通過各種手段，拿走大量珍貴文書和文物，並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要躋身於中亞研究領域並取得突破性成果，不瞭解各國學者已獲取的成就和正在開展的課題，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已出版的上述各書均爲西方學者的優秀著作，既有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的輯注（如《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與《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也有很高參考價值的學術專著和論文集粹。這些著作中對有關歷史時間、人物、名物、地名的考釋和評注，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獨到見解、精闢考證，乃至書中所附圖版及引用書錄（有的屬首次刊佈的罕見資料），均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３、漢簡的整理出版
中亞研究的一個著重點就是對基本史料、出土文書的整理與介紹，這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敦煌和居延漢簡的發現，是２０世紀學術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它與殷墟甲骨文、敦煌石窟寫本和文書及北京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被視爲中國近代學術的四大發現。中華書局從８０年代開始，先後出版《居延漢簡》（甲乙編）、《敦煌漢簡》（全二冊）、《居延新簡 ― 甲渠候官》（全二冊），並於１９９３年再版了羅振玉、王國維編著的對２０世紀初在敦煌地區發現漢代簡牘的整理研究之作 ―《流沙墜簡》。 《敦煌漢簡》分上、下兩冊，精裝八開，輯錄了２０世紀初以來在敦煌地區陸續發現的八批共２４８４枚漢簡的簡影和文字材料，包括全部漢簡的圖版、釋文和部分漢簡的摹本，並附編號索引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這些漢簡內容豐富，多爲漢代邊防屯戍文書，也有私人信函、契約、古書殘篇等，是有關漢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對研究漢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的邊防情況、民族關係等具有重要意義。本書不僅首次刊佈馬圈灣漢簡資料及有關發掘報告，還將原來零碎分散、難以尋覓的材料廣爲網羅，使之彙於一集，極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居延漢簡是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的各種文書檔案。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收錄了１９３０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現的全部居延漢簡影本，共計圖版４７５版；下冊爲圖版釋文及附錄附表。而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居延新簡 ― 甲渠候官》則彙集了１９７２至１９８２年間新發現的簡牘８４００餘枚，內容包括官方文書薄冊、私人信件、衣囊封檢及各種書籍，從各個側面和不同層面忠實記錄了漢代西北邊陲的屯戍制度和生活風情，是重新認識、深入研究兩漢歷史的珍貴文獻，對研究中外交通、絲綢之路和漢代文字均有極高價值。
４、工具書、刊物的出版
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國內對中亞學研究興趣日益高漲，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成立。爲滿足廣大研究者互相交流、發表成果的需要，《中亞學刊》也應運而生。這是一本專門發表我國當代學者關於中亞地區歷史、語言研究論著的不定期學術刊物。它推重紮實學風，不斷刊登一些很有深度的論文，反映出我國中亞研究的深入和可喜發展。該刊的第一輯至第三輯均在中華出版。最近，《歐亞學刊》第一輯亦在中華出版。中亞研究方面的工具書較少，這方面的基礎工作有待加強。中華曾於１９５５年出版過馮承鈞先生所編的《西域地名》，收錄了我國古籍中有關西域（廣義，包括我國新疆和中亞、南亞、西亞地區）的９３０條地名，並加以簡要解釋，指出今地。該書經陸峻嶺先生增訂後，於１９８０年重印出版。又，１９６２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是整理和研究敦煌遺書的重要工具書，包括北圖藏敦煌遺書簡目、斯坦因劫經錄、伯希和劫經錄、敦煌遺書散錄及以上遺書內容的筆畫索引。中華書局于１９８３年重印，並對原書的部分錯漏作了修訂。目前，正在中華書局修改校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即將出版，這將極大滿足中外敦煌學研究者的工作需要。
新疆是古代絲綢之路從中原地區通往西方的必經門戶，爲古代中外交流的交通要衝，是各種民族文化的薈萃之地。由余太山、陳高華、謝方三位先生主編的《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辭典》，是一部難得的關於新疆地區歷史文化的知識性工具書。該書由中華書局於１９９６年出版。它是我國當代學者集體完成的學術成果，收編新疆地區１２個少數民族有關歷史文化方面的詞條共９４９條，分爲１４類，即現代民族、歷史、歷史地理、史籍文獻、考古、語言文字、文學、戲劇、音樂、舞蹈、雜技、美術、宗教、習俗、農藝特産等等，既可查考有關名詞概念，又可通讀領會，較爲系統地瞭解新疆各族的歷史文化。
５、學術專著、論文集、資料彙編與考釋的出版
蔡鴻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出版）一書是近年來最具學術功力的中亞研究著作。誠如作者所言：“自１９０３年沙畹在聖彼得堡刊佈《西突厥史料》以來，昭武九姓與突厥汗國在中古時代的互動關係及其滲透現象，已經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外學人的關注。”（見該書引言）此書以考據爲主，從解剖典型案例入手，對中亞綠洲城邦文明與漠北草原穹廬文明的接觸與交融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運用盡可能獲取的各種資料（史書、碑刻、出土文書、發掘報告等等），取多重證據法考鏡源流，比較論證，其紮實縝密之學風與高屋建瓴的理論水平相結合，“展示了東西文化在接觸、碰撞過程中産生的奇觀，進而闡述古代東西文化交流的規律”（參見〈讀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余太山撰，載於《書品》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它充分顯示出我國學者中西兼通、古今融會的深厚功力，也反映了近年來我國學者不僅長於分析、運用漢語史料，而且對中亞地區各民族語言史料的關注與重視。
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與論文集還有：
《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岑仲勉著 １９８１年出版
《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周連寬著 １９８４年出版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 １９８２年出版
《敦煌學概論》姜亮夫著 １９８５年出版
《敦煌變文校注》張湧泉、黃征校注 １９９７年出版
《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姜伯勤著 １９８７年出版
《匈奴史論文選集》（１９１９－１９８１）林幹編 １９８３年出版
《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選集》（１９１９－１９８１）（全二冊）林幹編 １９８７年出版
《玄奘年譜》楊廷福著 １９８８年出版
《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趙雲田著 １９８９年出版
初版於１９３０年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全六冊），由著名學者張星烺先生編注，朱傑勤先生修訂，從１９７７年開始，在中華書局陸續重版。該書從中外史籍中輯錄了大量有關１７世紀中葉以前我國與歐洲、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國家和地區往來關係的資料，以地區和國家分類，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並對其中的地名和史事等作了重要的考釋。其中的第四、第五冊爲中亞部分，可供治中亞研究者參考使用。
以上是筆者對中華近九十年來所出有關中亞研究方面的圖書所作簡單評述，不當之處，敬祈讀者指正。我們高興地看到，隨著學術界在中亞研究方面的大力推進，越來越多的出版社參與到這個領域的出版事業中來。筆者以爲，除了跟蹤學界動態，及時出版有關文獻、資料、論著外，爲了及時掌握海外中亞研究的動向，介紹國外學者的最新成果，我們還應組織更多的學術翻譯活動，推出不同國家不同序列的高精尖翻譯著作。通常說來，學外語的譯者語言翻譯不成問題，但畢竟缺乏中國傳統文史功底，對中國古代典籍不熟悉，對歷史文化背景不瞭解，致使翻譯的東西不到位，有差錯。而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學者外語能力不強，有的不能直接閱讀國外文獻，只能借助翻譯作品。所以，我們呼籲既有外語能力，又具備較高中國歷史文化素質，能熟練運用古漢語、古文獻的中青年學者參與到外國學術著作翻譯的行列中來，另外，就目前而言，在市場經濟利益驅動之下，學術著作的出版舉步維艱，中亞研究著作也不例外，不論是國內學者的論著，還是翻譯著作，都面臨著經費問題。我們希望海內外有識之士大力資助，扶持學術著作的出版。筆者相信，在學術界與出版界的密切合作下，我國中亞研究的繁盛及其在國際上居於領先地位的前景將很快到來。
[原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0年第十期(轉引自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gjzl/gj356/gj5.htm)]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