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華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我們選了這篇陳永齡先生1998年5月6日寫的《我認識的林耀華先生》。文章中有一段回憶當年他們在四川做田野調查的經歷，可以想象當年做學問的艱苦。“在調查中，關於怎樣提問，怎樣得到更多的材料，又能避開訪談對象不願回答的問題，都很費心思。”這些對我們今天的田野研究也是有幫助的。可惜現在的國內田野工作不受重視，當然這樣的狀況因素很多。也許房價暴漲的今天，我們安身無處，有心無力；“林先生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資助，還有四川省政府書面證明”﹐我們有甚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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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摘自《林耀華與少數民族研究―爲紀念林耀華百年誕辰而作》
潘守永、張海洋、石穎川
“1950年，林先生跟陳永齡先生共同主持了‘清華北大燕京內蒙古呼納盟（今呼倫貝爾盟）民族調查’。內蒙古已于1945年解放，1947年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自治區政府對前來做實地調查的首都高校師生給予特殊的關照，負責全部食宿旅行費用。三校師生25人組成的調查隊在當地工作兩個半月，形成集體撰寫的《內蒙古呼納盟民族調查》報告，內容包括史地、經濟、政治、家族、文教等，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對呼納盟境內少數民族所做的調查，具有真實性和資料價值。這部調查報告於1997年出版。”
“1943年7月，他在中國抗戰墾殖社、美國羅氏基金會和哈佛-燕京學社的聯合資助下，對涼山腹地做了87天調查。調查途中，他曾數度遇險，最終成就了 《 涼山彜家 》 這部實地考察報告。”
“林先生的《涼山彜家》一書就是以家族爲敍事主線，講述了涼山彜族的地理環境、社會組織和內部關係，特別是彜族親屬制度、政治經濟、語言宗教等文化特點，是爲當時最詳盡的實地考察報告。林先生還克服文化障礙，對涼山彜族，尤其是其貴族黑彜做了體質測量，證明彜族實屬蒙古人種。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評價《涼山彜家》‘實將羅羅社會學上之事實完全網羅無遺，據此書則讀者對羅羅之民族社會文化等，宛如身臨其境，故余推薦其爲近年來之佳著也。’ 194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胡先縉女士在《美國人類學家》上發表長篇評介文章，引起當時國際學界極大反響。”
(原文全文出處-主題學術報告﹕潘守永、張海洋、石穎川《林耀華與少數民族研究―爲紀念林耀華百年誕辰而作》)
我認識的林耀華先生
作者：陳永齡
林先生米壽之年發表“學述”，我躬逢其盛，先睹爲快之餘，也談點自己知道的事情作爲感想。我的學術生涯自始至終不離林先生左右，所以有很多話要說。但我也年近八十了，不是寫得動大塊文章的時候了。現在只能憑記憶所及，平鋪直敍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請建民和他的研究生記下。我願意用這些情況，折射出林先生教學和研究生涯中的一些閃光之處。 我1937年考入燕京大學，較林先生晚了將近十年。開始時我讀的是新聞系，那是埃德加‧斯諾任教的地方，後來才轉到社會學系。當時林先生還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求學。我雖有幸拜讀過林先生的一些著作，卻沒能接觸，算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吧。但當時大家都還年輕，有此嚮往，所差的就只是機緣了。
機緣終於俏然而至。1942年夏，成都燕京大學請林先生擔任社會學系系主任。他從昆明到成都赴任，要經過重慶。我因前一年剛考上研究生，上了半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逃往重慶。利用暑假到重慶吳文藻先生家中討教今後的選題和調查選點問題。在七星崗吳先生家，我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林先生。那時的他32歲，英姿勃發，在學術界已有名氣，還有哈佛大學的博士頭銜，正是年輕學子們的“心中偶像”。
不久，林先生到成都赴任。我則銜吳先生之命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市）的新疆學院，目的是通過實地調查，積累新疆少數民族資料，以便將來致力於中國的民族學研究和民族學的中國化。新疆軍閥盛世才搞政治投機，表面招攬人才，暗地嚴加防範。我的田野調查工作受到限制，難以開展。1944年8月，我更被以莫須有的“陰謀暴動”罪名投進監獄，備受煎熬達數月之久，直到1944年12月才得出獄。
盛世才抓我全無理由，所以我出獄後不願再呆在新疆，於是就罷教離職而去。我罷教後回到成都燕大。從此，我就半時做林先生的助教，半時讀研究生。1945年暑假，我與林先生一起去四川嘉戎（藏族）地區做調查。1943年～1945年期間，林先生與李安宅先生合作研究四川少數民族，並建起一個川康少數民族調研基地。《涼山彜家》的考察工作即在這個時期完成。1944年夏天，林先生調查康北藏民。1945年夏天，他又調查四土嘉戎，我以助教兼研究生的身份參加調查。這是我首次接觸四川藏民調查。在與林先生朝夕相共處的兩個半月裏，我對林先生的爲人和爲學都有了更多的瞭解。
林先生學術功底深厚，敬業精神強烈。當時他們夫婦倆都在教書，第一個孩子宗錦剛出世，而且在生病，饒先生（林先生夫人）希望他暑假能留在成都，但林先生認爲暑假時間長﹐有兩個多月，可以從事田野工作，堅持出行。嘉戎地區山很多，成天跋山涉水，但是林先生工作起來非常投入，在山區裏也走得很快。記得當時還有一個挑東西的工人和我們同行。我們帶著米麵，一點日用品和一個臉盆。洗臉、 洗衣服、 煮麵條、 盛麵﹐ 甚至夜裏當便盆，都用這個盆。
艱苦之外，還有風險。當時嘉戎地區種鴉片很多。爲防止川甘的袍哥組織向那裏運進武器，向外輸出鴉片，所以人員出入嘉戎都要受軍隊檢查。林先生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資助，還有四川省政府書面證明他是做研究的教授，所以路上還算順利。嘉戎土司自己是袍哥的人，結交的外人也多爲袍哥。爲了調查方便，林先生每到一地都得先去拜訪袍哥。在雜穀腦，我們拜訪了那裏的“舵把子”王某，他將我們介紹給土司索觀流。索土司其人交遊很廣，給了我們許多幫助。林先生在人事疏通方面也有些辦法。記得當地有一位漢族土郎中，我們和他交情很好，臨離開時把剩下的藥送他很多，他很高興。
危險的事情也確實發生過。例如在進入山區後，我們要進入沒有道路的山林，請了一位當地農民做嚮導，嚮導和工人在前面走得很快。下午時，我犯病昏倒，林先生回轉頭來照顧我。我喝了點兒水之後，感覺稍微好些，就繼續前進。到一個懸崖附近，我一腳踩在鬆軟的地方，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暫時停住。林先生想辦法把我拽了上來。我們躺在大樹底下等嚮導，好久未見。天漸漸黑了，樹林中沒有路，當天又剛下過雨，衣服都濕了。林先生憑田野工作的經驗，要生火防禦野獸。可兜裏只有半盒火柴，我們把筆記本、手帕等身上之物都拿來點火，還是因爲潮濕點不著。只剩下兩根火柴時，我們不敢再用，就乾等在那裏。夜半時分，我困得瞌睡過去。林先生喚我起來，說不能睡，否則會得大病。我被喚醒數次，又怕獸蛇的侵擾，這樣勉強度至天亮，嚮導和工人下山來找我們。上山後，我們睡了一天才緩過勁來。從嘉戎地區返回時，我們雇了兩匹馬。因爲林木稠密，所以人在樹林裏必須時常低頭才能過去。有一回，林先生給樹枝卡住，他騎的馬因爲受驚而向前瘋跑。林先生從馬上掉下來，可腳還卡在馬蹬裏。就這樣被拖出幾十米，幾乎昏迷，穿的風雨衣全刮破了。當天不能前進，就在老鄉家住下休息。
在調查中，關於怎樣提問，怎樣得到更多的材料，又能避開訪對象件不願回答的問題，都很費心思。林先生在這一點上很有技巧。做調查要訪問不同階層和不同民族的人。如藏文說不清楚的問題，就得找當地居住了幾十年的漢民訪談。在調查嘉戎土司與四周交往的關係時，黑水的頭人蘇永和與索觀流是親家，我們曾與他在索家交談。索的大兒子是個活佛，由此可以瞭解嘉戎的政治、社會組織的活動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林先生寫的四土嘉戎的稿子是後來送到商務印書館，因爲戰亂，竟然丟失了。
從成都回到北京後，我仍做林先生的助教。畢業後留在系裏獨立開課。其間我經常徵求林先生的意見。林先生是我獨立走上民族學教學﹑科研崗位的領路人。林先生的學術觀點是功能學派的。雖然接受了其他學派的影響，但可以看得出，他主要還是功能學派的觀點。他教書很用功，博聞強記，口才不像燕京大學的某些教授那樣引人入勝，但材料很豐富，傳授的知識很紮實。 林先生在政治上也追求進步。大概都是接觸現實的學科吧，燕大的社會系和新聞系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學生多，二是參加學生運動多。師生都關心社會，傾向進步。在成都時，燕大學生運動中，社會系學生很積極，林先生積極支援進步學生運動。到北京後，饒先生的弟弟饒疏菩是地下黨員，是燕大醫預科學生，住在林先生家，許多會議都是在林家進行的。林先生在政治上﹑業務上都作了很好的表率。對我而言，他確是“一日爲師，終身爲師”的人。
解放後到“文革”之前，林先生算是一帆風順。他很快地學習了馬列主義思想學說，並能夠結合專業，用馬列主義進行研究。燕京大學解放後聘請了一些左派進步教授。林先生主持的社會學系也請翦伯贊來開“中國社會史”課程。林先生時常與之接觸，並在此期間寫出《從猿到人的研究》一書，由耕耘出版社1950年出版。
林先生主動用馬列主義觀點來改進自己的學問，對當時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也有許多幫助。1951年他隨解放軍進西藏之後，燕大民族學、勞動學兩系分開。林先生的職務由我代理。沈家駒、施聯珠等人也參與了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時，全國從事民族學工作的人大部分都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多半在研究部工作。林先生從西藏回來後，也進了研究部，在此後的民族識別﹑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林先生都承擔重任。
這樣一個兢兢業業的老師，到了“文革”時也不能倖免。“文革”是接著“四清”開始的。運動開始時，林先生還在廣西搞四清。奉召返京時，他在南寧還受到表揚。但到北京一下車，就被戴上高帽子，潑了一頭墨汁。他在運動中受的衝擊較大，精神上負擔很重。“文革”確是對中國人，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一場大浩劫。很多人死了，例如潘光旦先生。有些人健康受到很大傷害，林先生在很長時間裏不吃安眠藥就很難睡覺。
運動之前，意識形態已經左傾。學術界很多人反對民族學，認爲研究民族問題可用馬列主義民族理論，不需要民族學這樣的資產階級學科。由於林先生一直強調民族學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學科被否定，對他的壓力也很大。當時林先生所在的歷史系民族學教研室，後來爲了避諱，改叫民族志教研室。但林先生對民族學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久，他就寫信給楊靜仁同志，要求恢復民族學，並論證可行性和必要性。終於在1983年建立了民族學系，並招收民族學專業的本科學生。現在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在全國有些聲望，林先生有很大功勞。希望全系同仁精誠團結，把這個系越辦越好。
林先生爲人循規蹈矩，爲學踏踏實實，爲師誠懇敬業，對周圍的人際關係考慮不多，基本上是一副“書呆子”形象。他晚年對原始社會史的鑽研比較深，如原始社會分期中的三分法等。這是他在經歷多年政治運動後，産生出的興趣，其中不無自我保護性質。但他對現實問題也很關注。例如，他對當前政治任務的課題，參與也很積極。我提出和參與過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衝突與協調，宋蜀華提出民族學與現代化等課題，林先生都積極參與。研究生的論文選題中，凡是強調應用，結合現實社會發展的，總是令他格外高興。做過學生的人對此都深有體會。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林耀華先生。
隨著林先生這部學述的出版，將有更多人認識林先生其人、其學、以及其所處環境對他的影響。作爲他最老的學生，我爲此感到高興之餘，也要提醒讀者：這部書稿只是一部急就章，而不是對林先生全部生活的刻畫。作爲急就章，書稿只能按他的治學線索理出一些片段。若要展示林先生的全部人生，則需要更多時間和更細的筆墨。這也算是“整理國故”的一部分吧。整理國故的口號幾十年前就有人喊，但因內外環境始終不能配合，所以實際工作至今有欠紮實。何況，隨著時間推移，新的“國故”要隨時整理，各種知識經過不斷總結，才有利於學術發展和國民認同。現在中國發展到這個地步，方向和路數都基本明確，也該是拿出些精力做這方面事的時候了。我樂於看到年輕學人在這些方面投入些時間研究，以此認識中國近現代學人的精神世界和各個學科的遺産。在這方面，我願繼續追隨林先生，給大家鋪路搭橋。讓我借此機會恭祝林先生健康長壽。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永齡 1998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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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網站]ttp://www.face21cn.cn/renleixue/tianye/article_2010_04_8_5402.html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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