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傑勤與中外關係史研究
紀宗安﹑孟憲軍
一、審視現實，凝情學術——朱先生的中外關係史研究之路
朱傑勤先生，祖籍廣東順德，1913年生於廣州。家境貧寒，但聰慧好學，10歲入私塾學習經史，14歲轉入一所私立英文學校讀書。在其17歲的時候，家庭叠遭變故，被迫輟學去作商店雜役。然而，先生並未就此放棄求學。利用工餘時間，他繼續在商務印書館開設的函授學校學習，並在文史方面培養了濃厚的興趣。1933年夏天，中山大學招考史學研究生，規定只要有專業論文審查合格，非專業人士也可報考。知此消息，朱先生在短短半個月內寫成《中國史學研究》一稿，洋洋灑灑8萬言，獲得審閱批准，之後又順利通過筆試。 著名史學家朱希祖先生對其史學才識尤其賞識，錄取爲自己的研究生。從此，朱先生開始了其漫長的學術生涯。
直到1990年去世，在其5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朱先生先後著、譯學術專著20餘部，校訂或主編書、刊11種，發表論文120餘篇，在中外關係史及中國古代史、 世界史特別是東南亞史等領域頗有建樹。作爲一個自學成才的學者，能夠獲得如此累累碩果，無疑與他敏銳的眼光有關。他認爲，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個人如果有生活和時間的保證，輔以足夠的參考圖書，通過刻苦自學，持之以恒，遲早會有所成就的”。[1] 正是憑藉著這種信念，朱先生在原來知識和興趣基礎上發奮努力，長期積累，終於達到一種人少能及的水平。
朱傑勤先生是怎樣走上中外關係研究之路的呢？這裏要觸及朱先生心中對中外關係史學科的個人情結——一個因早年特殊的經歷而在心中産生的深厚而牢固的情結。談起這個話題，朱先生總是要講述一個非常久遠的故事：20世紀30年代初，還只十七、八歲的朱先生幫父親料理商店生意。一次因爲要向南洋托運一箱粗瓷，他跟隨父親去海關報關。當時粵海關爲西方列強所把持，負責檢查的洋員將貨物按精瓷徵稅。懂得英文的朱先生知其情況，忙作解釋。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由於一言不合，洋員當即揮手打人。洋員的飛揚跋扈給年輕的朱先生帶來深深的創傷，同時也使他思考一些深刻的社會問題。他後來說：“我不服氣，在中國的地方，洋人爲什麽能夠把持關稅，橫行霸道呢？於是我從中外關係史中去找答案，這是我接觸中外關係史的開端。” [2] 正是出於這種深沉的動機，朱先生便發奮讀書，毅然走上了研究中外關係史的遙遠征途。
另一方面，朱先生的研究還得益於一些著名的前輩學者。如龔自珍，曾是朱先生在中外關係史領域最早接觸到的研究課題之一。朱先生說：“龔自珍是清代經世學家，反侵略的愛國者。我研究中外關係史也是受他啓發的。”[2] 再如其順德同鄉李文田、梁廷枏、何藻翔等人，都是涉獵中外關係史領域的著名學者，並有著作傳世，曾給他以學術上的薰陶；以後結交的梁嘉彬、岑仲勉和向達相等人，在學術研究上也給他不小的影響；他的導師朱希祖先生，更是賞識、鼓勵他這種難得的學術勇氣和創新。
二、筆耕墨潤，碩果累累——朱先生的中外關係史學術成就
朱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其最大的貢獻還在於爲中外關係史研究填補了許多空白。可以說，中外關係史領域集中了朱先生一生主要的學術成就。
首先，朱先生出版過多部中外關係史學術專著。在他還只是二十幾歲的年輕學子的時候，朱先生在《廣州學報》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第2期（1937年4月）陸續發表了《龔定庵研究》。1940年，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成爲他中外關係史領域的第一本專著。儘管初出茅廬，但是該書文筆橫恣，氣盛言宜，有人評價爲“大氣磅礴，泥沙俱下，較之屑碎撦撏之考據，有香象草蟲之別”；[1] 同時書中不乏真知灼見，某些立論到今天仍有足供參考之處。由於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1947年，商務印書館將該書再版；1962年和1972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和臺北文星書局等又反覆幾次出版發行。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鄭成功收復臺灣事跡》、《中國和伊朗關係史稿》等是朱先生幾部重要的學術成果。這些專著集中體現了先生“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是朱先生將學術與國家命運和現實需要相結合的典型例子。1956年，《鄭成功收復臺灣事跡》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發行。1988年，《中國和伊朗關係史稿》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東南亞華僑史》（1990年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則是朱先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該書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我國研究華僑華人歷史較早的學術著作，爲中外關係史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
其次，幾十年來，朱先生發表了不少極有影響的中外關係史學術論文。在中西交通方面，其〈中國古代海舶雜考〉（《南洋學報》第5卷第2輯，1948）較早以詳贍而系統的考述爲中國古代造船和航海史梳理出明晰而可靠的線索；〈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主要探討了漢代中國到東南亞和南亞之間交通路線的發展狀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釋〉（暨南大學歷史系論文集，1982年刊本）對《元史》地理志中所出現的自我國西北至西亞近百個重要地名及相關史實作了認真考證，爲後人瞭解西域地理和交通提供了絕好的工具。此外，〈海神天妃的研究〉（《南洋學報》第6卷第1輯，1950）、〈中國航海史的回顧與展望〉（《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和〈岑仲勉先生對西域史地的研究——岑著《漢書西域傳史地考釋》校後記〉（北京師範大學《史學史資料》第5期，1979年11月）等則分別從不同角度對中西海陸交通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
在中外友好關係方面，〈中國和伊朗歷史上的友好關係〉（《歷史研究》1978年第7期）指出，中國與伊朗兩國人民有著兩千多年的深厚友誼，其來人員交往、陸海交通、物産技術和藝術文化交流等都值得大書特書；〈十九世紀後期中國人在美國開發中的作用及其處境〉（《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以大量的史實充分肯定了中國人在美國開發過程中的歷史功績，同時深刻剖析了美國排華運動的底層因素，有力地駁斥了西方勢力煽動排華的種種謬論；〈十八、十九世紀中朝學者的友好合作關係〉（《廣東歷史學會一九七八年年會論文集》）則從學術角度詳細闡述了18、19世紀中朝兩國學者之間積極持久的往來和合作。
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方面，〈回回教傳入中國考〉（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合期，1934年1月5日）和〈華絲傳入歐洲考略〉（中山大學《文史彙刊》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1日）等是朱先生在攻讀研究生學位期間發表的學術成果，多爲填補相關領域空白之作；〈英國東印度公司之起源及對華貿易之回顧〉（《星洲日報》“南洋史地”副刊，1940年5月）和〈文化交流下之印度支那〉（《南洋學報》第5卷第1輯，1948年6月）等論文是朱先生涉入南洋研究的重要作品；〈中國陶瓷和製瓷技術對東南亞的傳播〉（《世界歷史》1979年第2期）和〈十七、 十八世紀華瓷傳入歐洲的經過及其相互影響〉（《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則是先生後期的成功之作，在中國陶瓷外銷史研究上具有重大影響。
華僑華人和東南亞史是朱先生非常重視的學術領域。朱先生認爲，“華僑史是中外關係史的重要部分，華僑是中外友好關係的媒介和當事人。中國的海外交通、國際貿易、文化交流等等都有華僑參加，並發揮積極作用。因此，研究中外交通史、中國國際關係史、中外經濟和文化交流史、中國外交史等都要涉及華僑史。我國制訂和執行華僑政策的人們，也必須掌握華僑歷史知識和現狀。所以，華僑史研究是一門符合國家需要，有裨實用的學科，在今天執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尤有現實意義。”[3] 東南亞是華僑集中之地，同時又是海上絲路必經之地，與中國關係最爲密切。基於這種認識，朱先生在這些領域用功頗多，也最有建樹。其主要論文有：〈泰國華僑的經濟狀態（1948—1956）〉，《東南亞研究資料彙編》1959年第3 期；〈十九世紀中期在印度尼西亞的契約華工，《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十七世紀中國人民反抗荷蘭侵略的鬥爭〉，《歷史研究》1962年第1期；〈明末中國東南沿海人民擊退荷蘭侵略者的記錄〉，《廈門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 〈一七四零年印度尼西亞華僑反抗荷蘭殖民者的鬥爭〉，《歷史教學》1962年1期； 〈我國歷代關於東南亞史地重要著作述評〉，《學術研究》1963年第1期； 〈十九世紀加里曼丹華僑及其反抗英荷殖民者的鬥爭〉，《東南亞研究資料彙編》1963年第3期；〈中國對東南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暨南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等。 這些論文及其專著《東南亞華僑華人史》，成爲朱先生開闢東南亞和華僑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
對地理大發現以來中西政治交往和文化碰撞，朱先生也有很深的研究，主要文章有：〈英國第一次使臣來華記〉，《現代史學》第3卷第1期（1936年1月）； 〈左秉隆與曾紀澤〉，《南洋雜誌》1947年第4期；〈葡人最初來華時代考〉， 福建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第4卷第1期（1948年3月）； 〈鄭成功收復臺灣事跡〉，《中華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英國第一次使團來華的目的和要求〉﹐《世界歷史》1980年第3期等。
再次，朱先生十分注重學術成果的廣泛交流，在與國內同行切磋學術的同時，還不斷涉獵和引進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特別在加入“南洋學會”以後，他開始大量翻譯介紹西方史家關於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學術成果。
朱先生早年翻譯的西方學術論文主要有：〈元代馬哥勃羅所見亞洲舊有之現代流行品〉（譯）﹐《現代史學》第2卷第3期（1935年1月）；〈古代羅馬與中國印度陸路通商考〉（譯）﹐《食貨》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6日）；〈歐洲使節來華考〉（譯），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史學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2月日）；〈中國與阿拉伯關係之研究〉（譯）， 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史學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2月日）；〈西洋美術所受中國之影響〉（譯），《現代史學》；〈論羅柯柯風格〉（譯），《現代史學》；〈哈克盧特與依利薩伯時代航海家〉（譯）﹐（《南洋學報》第4卷第2輯（1947年12月）；〈明末清初華人出洋考〉（譯），《南洋學報》第1卷第2輯（1940年12月）；〈一五一四年葡萄牙人關於東亞之記載〉（譯）（《南洋學報》第2卷第1輯（1941年3月）；〈乾隆時代荷蘭使節來華記〉（譯）（《南洋學報》第3卷第1輯（1947年9月）等。
1940年，朱先生結集出版了《中西交通史譯粹》一書（中華書局1940年版），在國際學術界獲得很高聲譽。鑒於他在中外關係史領域的學術成就，泰國曼谷雜誌社聘請他爲特約撰稿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分會吸收他爲會員。
與此同時，朱先生還罄盡心血，翻譯了不少大部頭的學術名著。其中最有影響的，主要是德國漢學家利奇溫所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和夏德所著《大秦國全錄》。前者採用西方史料，主要論述中國文化在十八世紀傳入歐洲的過程及其影響。在1923年原著出版于德國柏林，很快被收入英國康橋大學教授奧格頓主編的《文化史叢書》，長期爲研究中西學者所重視，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參考書。後者原名《中國與羅馬東部》，在考證大秦地理範圍和論述中國與大秦關係等方面頗有建樹，作者“力排衆議，獨抒己見，把幾十年的學術上的懸案，成爲定論，使千多年的中國與西方的文化關係的線索更爲突出”，[4] 從而在中西學界影響很大。
復次，朱先生在中外關係史史料整理、典籍校訂及主持編著書刊等方面也取得豐碩成果。應中華書局邀請，朱先生重新校訂了張星烺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該書於1979年整理出版。1985年，他與人合著的《大唐西域記校注》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1992年，朱先生主編的《中外關係史辭典》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先生主編的叢書和刊物主要有：1.《中外關係史論叢》（中外關係史學會刊物）；2.《海交史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刊物）；3.《東南亞華僑史叢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4.《世界華僑史叢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5.《華僑史論文集》（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出版了第1—4集）。
在諸多著述中，《中外關係史論文集》和《中外關係史譯叢》凝結了他在中外關係史方面的學術精華。兩書影響深遠，不但爲國內外學術界廣泛介紹和翻印出版，而且即使世界知名學者如費正清、珀塞爾和惠特利等人都推崇並引用其研究成果。《中外關係史論文集》一書在1987年還被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評爲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特授予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
三、博通古今，溝通中外——朱先生在中外關係史研究理論上的建樹
必須指出的是，朱先生對中外關係史學科的更大貢獻在於理論上的重大建樹。朱先生非常注重中外關係史領域的理論建設，先後撰寫〈關於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幾點看法〉（《學術研究》1982年第4期，《新華文摘》1982年第12期轉載）、〈怎樣研究中外關係史〉（《文史知識》1984年第5期）、〈對中國海交史的管見〉（《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提出了許多具有廣泛指導意義的意見。
首先，朱先生對“中外關係史”這一學科概念最早作了精闢的論述。早年中外學者研究中外關係史，主要局限在中西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在專業上也冠以“中西交通史”這一名詞。到新中國建立以後，該領域始有重大突破，不僅在研究範圍上把中國與亞、非等地國家的關係都容納進去，而且在內容上也發展到對中外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 “中外關係史” 作爲一個學科的名稱﹐開始廣泛流行和應用。中外關係史學科的這一重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朱傑勤先生。
早在20世紀30、40年代，朱傑勤先生就有了創建中外關係史學科的初步設想。朱先生曾這樣追憶道：“四十年前，我企圖研究中西關係史。有一次我和我的老師朱希祖先生談到我的設想，與張星烺先生的做法不謀而合。朱希祖先生當面指出：中西關係史一般以西方或歐洲爲研究對象，今你研究的對象，除歐洲外還有亞洲和非洲，就應該採用中外關係史這一名詞。中西關係史可以作爲中外關係史的一部分。”[5] 在他的老師朱希祖先生啓發下，朱先生認爲“中外關係史作爲一個學科的專有名詞確有較強的概括和科學性”，開始使用“中外關係史”來概括這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
其次，提出研究中外關係史的學術要求。朱先生認爲，研究中外關係史必須涉獵廣泛，知識廣博，做到先博而後專。就其本人而言，朱先生即非常講究學術研究的開闊視野。爲了做好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他從中國史研究做起，延伸到世界史領域，最後才深入到中外關係史研究。他曾講道：“一位名副其實的史學家不僅要通古今之變，還要溝通中外，成一家之言。這就是說，不僅要懂得中國史，還要懂得世界史和中外關係史。從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中，說明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6] 他指出，中外關係史學者應具備研究該學科特殊的學術素質，
“因爲中外關係史要求高，難度大。學者既需要懂中國史，也需要懂外國史，又需要掌握關係史的專業知識；還需要能夠掌握古漢語，利用古代文獻，又要精通一門以上外語，能夠運用外文資料。中外關係史又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學者必須不斷提高理論水平和業務水平。”[5]
再次，強調中外關係史學科“經世致用”的特點。朱先生廣徵博引，以歷代中外關係史名作的出現充分強調了這麽一個觀點：“中外關係史自古以來，都認爲是一種經世之學，我國學者爲著適應時代的需要，配合當前對外政策而研究。”[7] 爲了配合漢政權經營西域，《史記》才專門列出《大宛列傳》；唐代中印佛教關係密切，才會有《大唐西域記》的著成；宋元海路交通崛起，於是有趙汝适《諸蕃志》、汪大淵《島夷志略》等紛紛面世。何秋濤輯成《朔方備乘》，是爲對付沙俄侵略我國北部地區；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只因英國侵略我國東南海疆……總之，只有抱定經世致用的宗旨，所取得的學術成果才會具備其應有的學術價值和現實
意義。
第四，主張把中外關係史研究與愛國主義教育結合起來。朱先生認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史學研究與國家命運密切相連，其實歷史教育本身就是愛國主義教育。研究中外關係史，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並爲此而自豪；可以使我們“從歷史發展上看問題”，客觀理解和評價近現代我國社會發展狀況；可以警示我們不忘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英雄事跡；可以啟發我們向歐美吸取先進經驗，尋找社會發展之路。[8] 朱先生特別強調，“從中外關係史的性質和內容來看，通過對它的研究，可以提高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加強我們的愛國主義思想，這點是我們提倡中外關係史的最大理由”。[7]
最後，針對中外關係史的內容和研究方法問題，朱先生還提出一些具體的立論。例如，朱先生認爲，物質和文化的對外交流主要以人爲媒介，而人民的交往一般要早于官方使節的往來。就海陸比較而言，“中西交通自然以陸路爲最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肯定已有不少商人往來于絲綢之路上。再如，“國無論大小，都有長處和短處，文化交流就是要捨短取長。互相借鑒，互相調劑，達到互助互利的目的。中國和外國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交流，對各自的國家都發生了一定的影響。”還有，“國與國之間發生關係，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國與國的關係，不是長期不變的，有時和平相處，有時爆發戰爭”，因而朱先生認爲，“我們研究中外關係史，應該包括和平與戰爭兩方面的關係。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不能避而不談。”[9] 這些觀點和理論，對我們今天研究中外關係史無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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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傑勤﹕〈中外關係史研究與愛國主義教育〉﹐暨南大學中外關係史教研室編﹐《中外關
係史集刊》1986,(10)
[9] 朱傑勤﹕〈關於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幾點看法〉﹐《學術研究》1982,(4)
(收稿日期﹕2006—10—11 來源：暨南學報：哲社版﹐2007-11-07)
【作 者】紀宗安/孟憲軍
【作者簡介】紀宗安（1949—），女，安徽壽縣人，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外關係史、中亞史研究；孟憲軍（1975—），男，山東萊蕪人，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朱傑勤先生是中外關係史學界著名的專家之一，在其近60年的筆耕墨潤中，朱先生在中西交通、中外友好往來、經濟文化交流以及華僑華人和東南亞史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在學術界産生重大影響。朱先生對中外關係史學科的貢獻更在於其理論方面的重要建樹。
【責任編輯】王桃
引自﹕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3168&cid=5
附錄﹕朱傑勤（１９１３－１９９０），教授。廣東順德人。１９３６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曾任南洋研究所研究員，東方語文專科學校、雲南大學教授。建國後，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教授，暨南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研究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發展史》中國編審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第一、二屆會長，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第一、二屆理事長，中國南亞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原中國民主同盟盟員(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專于中外關係史和亞洲史。著有《泰漢美術史》、《亞洲各國史》、《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外關係史論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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