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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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記憶”與楊仁敬教授從教五十周年
秋葉
2008年12月13日﹐參加厦門大學英文系楊仁敬教授從教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聽到有位他的博士生把自己在此地的求學生涯用了“厦大記憶”來概括，覺得有頗多感慨。當然，記憶往往是因人而異、自然人文各有偏重的。我覺得，自己對厦大的記憶，雖然獨特的校園風景與幾乎每日必去的運動場常常浮現眼前，但最刻骨銘心的還是對那兒一些老師的記憶。
近年來每談到大學的辦學理念，大家都喜歡引用原清華校長梅貽琦的所謂“大樓”、“大師”孰重孰輕的那句話。回想起來，我在厦大讀書的時代，校園裏沒看見過幾座巍峨的大樓，即便有那麽一兩座也是因爲被建在半山腰上的緣故。至于“大師”，據說有過，例如60年代商務版《英語成語詞典》的主編徐元度（即民國時期活躍于上海文壇的霞村）﹐著名翻譯家、海明威研究專家林疑今教授。然而，這些老一輩學人在我就讀的90年代大都已不在了，或者因爲一刀切的退休制度而不再能上講壇指導學生了。大樓不多，大師已遠去，僅稍有些關于他們的“雅事”與“隽語”留存，但這並不意味著芙蓉湖畔外文系的那座特色頗不鮮明的五層灰樓沒有博學、才情之士入主。在我們的心目中，楊仁敬教授就是這樣一位讓人仰慕、敬重的名師。
在這個後現代理論在我國學界頗有市場的時代，人們一般不再願意或者說有膽量談令人敬仰的權威，只怕落得個被無情“解構”的尷尬。然而，在我看來，一個系，若沒有一位或若干位這樣的學者、教授，這個系的“光榮與夢想”就無處找尋，學生的自尊與自信也就無處依託了。一個系不僅要“授業”，同時要繼承與建設自己學術的傳統；學生閱讀的不只是“書本”，更包括“導師”。他們是這個傳統的“真精神”所在，提供學術與精神享受的源泉、扭轉教育實用主義的偏差、增强人文學科師生底氣的重要力量。
當前的“文學無用論”其實早在十幾年前就已普遍存在。記得當年厦大英文專業的研究生培養方向有四個，但卷子只有一種，結果是14位被錄取的考生中有11位報了口筆譯方向。爲了平衡，必須進行調劑，結果有包括我在內的四位被調到了英美文學，有點沮喪。楊仁敬教授在課上給學生打氣說：“其實，學文學挺好。比起其他方向來，我們讀的書最多、知識面最廣，我們的文筆也是最好的。我們讀的書不僅語言好、有思想，而且內容也是最有意思的。”當時雖已有了學科的實用非實用、職業的收入高低之區別，但還未出現像今日畢業生就業難的困境，因此他的這一番高舉通識教育、關注培養過程的話還頗有說服力，不久就讓我們心甘情願地沉浸在一周一本美國原版小說並寫兩頁評論的快樂忙碌之中了。他還鼓勵我們常練筆，並要我們放低心態，從小文章開始寫，及投給一些非純學術又有較高文化品位的報刊。結果是我們幾位都成功地分別在《名作鑒賞》、《英語學習》、《中國日報》、《厦門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文章。這更加激發了我們讀書研究的興趣，並爲日後更大篇幅文章的寫作增强了自信心。其實，楊老師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實踐者。他平時不僅從事于純學術的撰述，也常常主動擠出時間寫一些動態報道類、散文隨筆類的通俗文章在各類報刊上發表。
楊仁敬教授自1996年開始招收美國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以來，據說已培養出了18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在讀的還有12位。“楊家軍”在當今美國文學研究領域頗有些影響，在一些相關學術會議上常常會集體亮相，蔚爲壯觀。當然，現當代名師，需要“教學相長”（這裏的“學”﹐筆者借來特指學術著述），否則難以支撑其“風景這邊獨好”。僅就其迄今已出版的著作來看，在當今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界可謂少有的著作等身之人。他的著作主要分四類﹔一、美國文學史：《20世紀美國文學史》、《美國文學簡史》（近500頁，“簡史”其實不簡）﹔二、美（也包括英）國文學評論文章及海明威研究專著：相關論文近200篇、《海明威在中國》、《海明威：一個自學成材的文學巨匠》﹔三、歐美風情散文和名家訪談錄﹔四、美國文學譯著：長篇小說四部、中篇小說二部、短篇小說數十篇。還有一些散文與普及性的讀物，共300餘萬字。從他初步規劃的15卷本文集看來，其已完稿或即將完稿但尚未出版的著作至少還有四部。
由于筆者才疏學淺，同時近些年來把主要研究興趣轉向了中英文化關係，無力對楊仁敬教授的全部著述做出評斷，但這不影響我一直愛讀他的作品，其中最愛讀的無疑是他的力作——《海明威在中國》（厦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增訂本，2006年）。美國思想家、散文家愛默生（R. W. Emerson,1803-1882）曾說：“誠實與勤奮，應該永遠成爲你的伴侶。”在我看來，這部作品恰好完美地體現了其勤奮與誠實。
首先，撰寫這部著作需要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不僅要求作者必須深入到美國的各有關圖書館、博物館進行調查、抄錄，還要搜索散落在內地、香港各大小報刊上當時的相關報道、文章，需要作者有大海撈針般的耐心與柳暗花明的信心。除此之外，還需要作者尋訪到海明威夫婦旅華時期的見證人——全程擔任口譯的夏晉熊教授，以及一些美國的海明威研究權威，如卡洛斯 · 貝克教授。這些，楊老師都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由于該著的評論和分析均建立在充足的第一手材料基礎上，因此非常有說服力。這就是他的勤奮。 其次，由于材料往往不能解决所有的問題，也無法完全重塑歷史的真實。在這一點上作者並不避諱，既不刻意拔高海明威訪華的重要性，對于一些根據現有材料難下定論的存疑之處，也能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決不擺出“我絕對可靠”的權威架勢，而是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質疑或見解，給讀者留下進一步思考與研究的空間。在這方面有很多例子，現僅舉其一。作者在第一章“危難時刻的訪問：瞭解中國，關心中國”裏專門設了一節“待商榷的意見”，提出了作者目前尚不能解决的四個問題﹕一、海明威在香港期間是否會見過宋慶齡﹔二、海明威夫婦在重慶秘密會見周恩來時談話的內容﹔三、周恩來秘密會見海明威的時間和地點﹔四、海明威和瑪莎之行的意義和影響。在這些問題上，作者總是先儘量全面地擺出不同來源的各種資訊，並加以必要評析，但因作者覺得尚未發現讓人信服的佐證，總是提出很多問題，再在最後說“這是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雖然許多材料都是他第一次發現，但在行文中，他很少用“最”字，“恐怕”與
“可能”倒用了不少。這就是他的誠實。
當然，該著在一些細節上並非無懈可擊。例如，海明威在意大利、巴黎、西班牙、古巴之行後都寫出了一部甚至若干部傳世之作，但中國之行後除了幾篇新聞報道與書信外，他並無留給後人甚麼文學作品。作者對此似乎缺乏深刻的分析。除此之外，該書的前後敘述有一些重複與個別的矛盾之處，還有少量的筆誤。如該著第17頁引述見證人王安娜的話說，“在那一個小時中，周恩來只說了兩三句話，其他時間全是這位著名作家獨自演講”；但在107頁譯介的瑪莎回憶錄裏說，“我們一直細心地聽他（指周恩來）談話，直至我們的頭腦變成有點昏昏沉沉”。雖然是引他人言，但前後矛盾，作者應有所分析與判斷。另外，Xanadu源出英國浪漫派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1772-1834）著名詩作《忽必烈汗》（Kublai Khan,1798）
的一處地名，指這位中國元朝君主在熱河上都的離宮，並非所謂源出美國的某個連環畫云云。不過，這點小毛病是決不會掩蓋這部全文330餘頁在學術上獨樹一幟又有相當可讀性佳作的光輝的。
楊仁敬教授曾多年擔任厦大及其英文系、中文系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多次爲一些由于人爲因素不能解決職稱問題的“弱勢群體”主持正義，體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良心。據說，在90年代初，他在爲外文系申報博士點時竟遇到了內部的阻力，這次在從教五十周年的慶祝會上也未見前兩任的系與學院領導的身影，顯然他也是位能引起不同看法甚至爭議的名牌教授。然而，依我個人的看法，知識淵博、專長突出、個性鮮明的楊仁敬教授﹐是經得住學術界及其學生們挑剔的目光的。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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