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1年2月28日﹐學兄莊錦清君轉寄來羅師耀九贈送的最新大作﹐弟子不敢有誤﹐當即連夜親自逐頁掃描﹑轉換字體﹐並用一天時間校對﹑上網﹐以彰吾師正氣凜然之民族大義。(2011年3月1日夜八時)
漢奸思想的基因不宜化粧殘存
羅耀九 林平漢
漢奸―一個令人厭惡的臭名。即使是權勢顯赫的大漢奸也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漢奸。明明是賣國，背叛民族，卻用“曲線救國”的美名來粉飾自己或其後人為親者諱，大做翻案文章，迷霧重重，令人撲朔迷離，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需要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尊重歷史，給當時當地的歷史人物洗清脂粉，恢復符合史實的本來面貌。
一﹑中國在反侵略鬥爭時期為什麽漢奸不乏其人?
最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放映了許多電視劇，其中不少是以對漢奸鬥爭為主題﹔告訴我們後人，當年漢奸是如何背叛國家民族，喪失立場，殘害同胞，破壞抗日戰爭。其活動不僅僅在一兩個城市，幾乎遍及全國。四川“地產大佬”樊建川一個人耗費六億多元在四川安仁鎮建了一個最大的“抗戰博物館”，佔地五百畝，有二十五座分館，從全國收集實物，其中有個漢奸館(目前尚未建成)。他說﹕“日軍投降的時候只有一百五十萬人，但國共兩黨軍隊的數量遠遠超國日軍。後來我就發現，還有支軍隊在幫日本人，就是偽軍有一百萬之眾。我想，在我們民族的文化裏面在我們民族的基因裏面，一定留下了一些病患。我實在是理解不了，你怎麽能幫日本人幹，當民族敗類……”(摘自《報刊文摘》周末版2009年2月20日，原載《天天新報》2月15日《小崔說事》)。樊建川先生下決心建一個“漢奸博物館” 讓觀眾思索﹕在我們的民族文化裏面、基因裏面留下了什麽病患。只有找出了病源，才能清除基因中的病患，純潔我們民族的肌體不至於在一定的條件下重演民族的慘劇。
基因是生物體遺傳的基本單位，人的基因是祖先遺傳下來的。一個民族的基因是受歷史影響的，一個民族文化的形成，也需要漫長的時間。據此，本文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來回答樊先生提出的凝重的問題。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同志的探討，澄清目前尚迷漫的毒霾。
有一種順民思想在清代很普遍。啟蒙思想家嚴復曾經從歷史原因中說明不少漢人為什麽甘願做順民。在甲午戰爭時期某些中國人不參加抗日鬥爭。為什麽? 嚴復分析，其中原因應從清初談起。滿清入關，統治漢人如同牛馬，滿人是主子，漢人是奴婢。漢人只有納稅服役的義務，沒有享受國民的權利，與滿人不平等，長期忍受屈辱的生活。滿清兩百多年的民族高壓統治政策使一部分漢人力保平安，長期養成逆來順受的奴婢性格。他們認為在滿清貴族統治下是奴婢，在洋人統治下也是奴婢，犯不着去拼命抗爭，只要順從新主子，同樣可以保平安。這種順民思想很容易在某種條件下產生漢奸意識。這種思想一代傳一代，積非為是，形成一種傳統觀念在部分人的思想中滲透成基因，影響深遠，國家有難袖手旁觀。如鴉片戰爭時期清廷所驚呼的“民情不附”﹑“民情不堅”﹑“民心潰散”(見《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冊三，卷53﹐p.2039;《鴉片戰爭》冊四﹐p. 477﹐p.411)。追蹤始作俑者，應該是明末那批降臣叛將。清廷認為這批人不是可以垂範後世的良臣，所以在修史時把他們列入貳臣傳，用作反面教員，現在卻有歷史學者要摘掉他們的貳臣帽子，戴上愛國良臣的桂冠。如此篡改歷史事實，愚弄青年子孫，以至於毀壞立國精神，破壞中國的傳統美德，不知是何用意?
二、民族戰爭中首先應區別侵略與反侵略﹑非正義與正義，不能以勝負定是非
有漢奸思想者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不顧是非，公然發表詆毀民族英雄的言論，以達到歌頌漢奸的目的。如果我們不予以駁斥，那就會謬種流傳，分不清什麽是漢奸思想，什麽是民族正義，所以我們有必要把他們顛倒的史實再顛倒過來。
滿清貴族的民族高壓恐怖政策不可能使所有的漢人都成為順民，不少同胞為了保國保種，保護漢族固有的文化，保持漢族固有的風俗習慣，捨生忘死不顧犧牲地進行反侵略鬥爭，他們的英雄事跡激勵着千千萬萬的漢人前仆後繼。他們的愛國精神永垂不朽。愛國知識分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學問家，在明亡之後均隱居不仕，堅決不與滿清合作，以保持民族氣節。他們對後世影響很大，如辛亥革命的領袖之一章太炎便非常崇拜他們，堅持民族革命。但是，有漢奸思想的人卻不喜歡漢族的民族英雄，挖空心思要詆毀他們。例如明末清初堅守揚州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歷來受到同時代與後人敬仰，可是有人卻說他是“馭將無能”﹑“暴得大名”，想詆毀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又如唐代安史之亂時的張巡﹑許遠堅守睢陽阻遏了叛軍侵掠江淮，使江淮一帶人民免於受叛軍的蹂躪，保障了東南半壁的安全，江淮財賦得以運到關中接濟軍用，對唐朝的中興有重大意義。但是，犧牲也很大，睢陽原有軍民六萬，城破之日只剩下四百飢餓疲卒。有人指責張巡不顧犧牲困守孤城，主張張巡應該棄城逃跑，不應該與城共存亡，說什麽“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這種謬論為親者痛，為仇者快，他們不提敵人進城，燒殺姦淫﹑雞犬不留的獸行。其目的是為貪生怕死賣身求榮的民族敗類漢奸開脫罪責，違背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公理。
對待民族投降主義者，毛澤東早就提出應該痛斥。他曾寫信給何幹之說﹕“研究民族史要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讚揚一番，對於目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毛澤東書信集》第136-137頁)現在卻有人顛倒是非，製造謬論，把明末的民族投降主義者洪承疇、施琅之流妄稱之為愛國主義者，讚不絕口，把為國犧牲、捨身取義、為民先鋒的英雄張巡、史可法，貶低為捨身取名的名利之徒，甚至有人把流芳千古的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光榮稱號摘掉，對於鄭成功的成績三緘其口，使他們的愛國精神黯然失色，得不到弘揚，得不到後人的尊重與學習，使我們炎黃子孫成為一個沒有古代民族英雄的可悲的民族。其用心如何? 難以理解﹗
三、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大勢所趨的方向是什麽?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在清代二百多年中武裝抗清連續不斷。著名的白蓮教起義、清水教起義、苗民起義、瑤人起義、混元教起義、天地會起義、朱一貴及林爽文起義、小刀會起義、蔡牽起義、川楚教軍起義、八卦教起義、高山族起義、鍾人傑起義、李沅發起義，嘉靖年間的起義軍曾一度攻入皇宮東華門。這些起義雖然都遭到鎮壓，然而清朝的國力也遭到削弱，為人謳歌的乾隆王朝在英使馬嘎爾尼眼中是艘老舊破船漂浮在海上，經不起風吹浪打。(見《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到了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它的衰敗不可逆轉。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二百七十多年的民族壓迫，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舉起了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幟，多民族的中華民族正式形成，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開創了一個新紀元，這才是封建時代後期社會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是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人﹐為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而鬥爭，能屈能伸﹑百折不撓的民族性的體現。
社會的文明進步不是以攻城略地、開疆拓土為標誌，而是以經濟與文化的繁榮，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標誌。這是人民爭生存爭自由的反抗鬥爭的最終目的，隨着時代的前進而前進。明代的滅亡不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大勢所趨，認為明亡是歷史的大勢所趨是不符合歷史，違反人民願望的漢奸思想。
明代的工商業發達，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永樂皇帝連年的軍事行動﹔營造大規模宮殿﹑高貴的廟宇;以及鄭和七次下西洋海上探險，財力支付浩大，可是國家財政應付綽綽有餘，明朝後期社會生產力遠遠比明初發達，西方科學輸入中國，促進中國科學文化發達。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社會大勢發展的方向。明代統治的失敗，南方鄭氏海上貿易武裝集團的崛起可能填補明代統治留下的空白，但由於漢奸助紂為孽，歷史沒有給鄭氏集團繼承晚明經濟文化發展的機會，落後的遊牧民族統治抑制了先進的將向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機會，使中國歷史倒退或停滯不前。
如果沒有魏忠賢等閹黨殺害熊廷弼，如果崇禎帝沒有誤殺抗敵英雄袁崇煥，自毀長城﹔如果李自成能正確領導，不犯錯淚﹔如果沒有吳三桂叛國降敵開關引清兵，沒有洪承疇等漢奸為虎作倀，漢族人民不會遭受到二百七十多年封建奴隸制度晚期的殘酷統治，中國的經濟與文化不會長期落後於西方列強。
這是對歷史無望的歎息。歷史沒有“如果”，歷史本身不會總結經驗，但讀史者應該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否則便失去歷史科學的完整價值。我們重溫歷史是為了更正確地向前看，決不是向後看，不是要清理那本陳年濫賬，與今天的民族關係無干。正如我們繼承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的愛國思想，決不是要影響浙江人江蘇人的同胞感情。如果有人妄想從中撈稻草，那只能是枉費心機。
四、明末漢奸是逆歷史潮流，阻礙歷史發展的罪人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千古名言是不爭的事實。愛國與愛民基本上是一致的。李自成的農民軍已經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建立了大順王朝。凡是協助農民軍鞏固新生政權的就是愛國者，凡是幫助侵略者把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裏的就是叛國者。吳三桂﹑洪承疇……等漢奸助紂為虐顛覆大順王朝，無情地屠殺漢族同胞。有記載的“揚州十日”大屠殺，把一座文化古城，殺得尸橫遍地血流成河，《嘉定三屠》也是屠城的記錄。長江三角洲一帶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遭受慘絕人寰的戰禍，許許多多繁榮的工商業城鎮化為廢墟。康熙為防止遊民﹑手工業者﹑海上商販聚眾作亂，一再嚴厲“禁礦”﹑“禁海”，商民礦業備受打擊，日漸衰落，海外貿易和沿海的工商業日益蕭條，嚴重摧折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直到清朝乾隆年間才得到恢復。
漢奸支持遊牧民族的落後行為，用“剃髮令”﹑“衣冠令”強行改變漢人的生活習慣，用圈地政策破壞農民的農業經濟﹔用督捕逃亡的律令以控制八旗滿人的奴婢﹔又焚廬燒舍強迫沿海人民內遷。在康、雍、乾三代大興文字獄，長達百餘年，多達八十二重案，株連九族。生者難逃死，已死者還遭戳戶，觸案被牽連的文人數以千計，從大臣到一般知識分子，難以倖免，從而鉗制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這一連串落後、倒退的野蠻政策，使明代後期在文化上已經呈現的文藝復興契機被摧殘了。到鴉片戰爭吋期，文人還不敢發表自由言論，只能因循守舊老調重彈，怕觸禁犯法，知識分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詩)。在文化專制政策的高壓下，一百多年間思想文化界沉悶難堪。“百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惠棟《紅豆山齋楹聯》)思想不敢超越理學的範圍。廣大士子或者揣摹八股時文，以謀仕進，或者鑽進故紙堆中專研訓詁考證，諱言政事。明末思想家那種活潑、犀利、富於社會批判的精神完全消失了。科技的發展，充其量只限於在宮廷中當玩物欣賞，甚至數學知識也不讓傳播到群眾中去。“西學東漸” 興起於明﹐衰落於清。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推遲了二百年。
中國近代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清初的野蠻政策不能辭其咎。這些罪行都是漢奸們協助執行的。雖然後來清廷認識到破壞先進的生產力對他們並沒有好處﹐康熙盛世的人民不得不吃糠喝稀。“康熙糠稀” 成了大不敬的謔語。清廷不得不顧及漢族原來的農業經濟，穩定他們的賦稅收入。但這些不能說是漢奸們的功旁。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它本身的動力。“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永恆的歷史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81頁) 漢族的高度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威力，歷史從倒退又回到正途。
五、不能用現在的民族關係去說明古代的民族關係
有人替漢奸辯護，說洪承疇之流降清之後，順應歷史潮流，該戴上“愛國”的桂冠。他忘記了洪承疇之流是背叛大明帝國的貳臣，是出賣漢族權益的漢奸。在清代滿漢從來沒有團結，晚清滿清貴族賣國求存，大臣剛毅曾散佈讕言: 江山“寧贈友邦，毋與家奴(漢人) ”。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登高一呼全國響應，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思想動員，即“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口號的鼓動作用﹕這是當時辛亥革命能夠蓬勃發展的條件。“民族主義”在當時的作用遠遠超過“民權、民生” 兩個主義。史實證明，我們觀察歷史分析歷史，必須依據唯物辯證法﹕“一切都依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這是經典作家總結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歷史學者違背了這條真理，就像瞎子摸象﹐研究不出正確的規律。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歷史事實所處的時局地點條件不同，不能以現在我們人民政府的國策濫用於說明過去的歷史。真理跨大一步便成荒謬。
現在我國的56個民族像兄弟般友愛互助。滿漢可以通婚，經濟生活沒有界限，政治權利平等，文化交流沒有阻礙。在長時間和平相處中漸漸地互相融合、互相滲透、互相依存、互相學習。筆者的一位朋友，她的外婆是滿人，她的血管中流着四分之一的滿族血液，筆者本人的血管中流着四分之一的苗族血液。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大家團結得越來越緊密。可是，在清代不是這樣，清朝禁止滿漢通婚，滿漢的血統不能融合。東北三省是滿族的龍興寶地，禁止漢人前往開發。乾隆自我炫耀的十大武功是一部鎮壓少數民族及漢族的血腥記錄。史書記載，征伐大軍“師行所至，幾無了遺”，乾隆征伐準噶爾，殺準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地而已，……除婦孺充賞外……數千里間無瓦剌一氈帳”。(魏源﹕《聖武記》卷四)攻回部，用兵幾歷三年。征大金川，勞師兩載，誅大臣，失良將，耗資四百餘萬，久無功。後二十年又有小金川之役，用兵歷六七年之久。“全軍皆潰，喪失軍資器械無算，兩次用兵，兵費達七千多萬兩”(均見《清史稿列傳》八四、八三、八八; 魏源《聖武記》卷七)。少數民族及漢族受到殘酷屠戮，侵略的八旗軍隊損兵折將傷亡累累，僅兩次征討大小金川便耗銀七千多萬兩，其他征廓爾喀、征安南、征台灣、征緬甸…等戰役尚未計算在內。乾隆一朝凡兩攻準噶爾，一攻回部，兩攻金川，兩攻廓爾喀，一攻台灣﹑安南﹑緬甸。每次興兵“內外朋比恣為侵欺，籌兵籌餉，動擾閭閻，人民受害不知極矣”。十次征戰漢族與少數民族﹐乾隆自號十全老人。為個人獨裁取得榮譽名稱，不管清朝因此一蹶不振。如此不惜代價壓迫漢族與少數民族，這哪裏有甚麼兄弟民族的友愛情誼。正如嚴復所說﹕“中國分滿漢矣……手足相救之情不可見矣。夫優滿所以愛之者也，及終適以害也。”(《法意》上卷第195頁)
在清政府的文書中從來沒有“中華民族” 這個祠。事實上，那個時代還沒有形成“中華民族”，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只能統稱為炎黃子孫。只有到清末孫中山在興中會﹑同盟會的政綱中明確闡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與創立共和政體的鬥爭相結合﹔提倡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互相通婚、互相文化交流，得到各兄弟民族的擁護，才形成“中華民族”。當時內蒙古王公在反對分裂的通電中就宣告: “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護民國”。民國成立後即採用表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全國各地懸掛，可見孫中山的主張得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熱烈支援和積極響應。1924年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又指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則中華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個綱領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綱領完全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促進了各民族兄弟般的友好團結。無視這個鐵的事實，就是否認近百年來革命者為實現民族平等所做的一切努力。因此不能把現在才有的美好現狀搬到清代去。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有人用“中華民族” 這個詞泛指我們的祖先，但那是世俗的通稱，只能說是約定俗成，不是科學的定義。如果統稱炎黃子孫更恰當。按照經典作家的研究: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必須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個特徵單獨拿來作為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夠的。……這些特徵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馬恩列斯論民族何題》P.14) “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吋代的歷史範疇”。在此之前，一般應稱為部族。據此，我們不能用“中華民族” 這個詞掩飾清代滿族與漢族以及其他少數族之間的嚴重分歧，以達到歪曲歷史的目的。
六、否定歷史存在的侵略行為是為漢奸的罪行作辯護
由於把中華民族的形成時間無根據地以訛傳訛地上移，因而有人別有用心地借此為漢奸辯護。古代漢族受侵略的歷史變成了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無是非可言。在這種前提的規範下，漢族人民即使遭到死亡的威脅像牛羊一樣聽任宰割，也不應該開展反侵略鬥爭，而應該接受最強大的軍事勢力的統治，以減少生靈塗炭。(見《學術月刊》2004年第四期第51頁。前面引文也有出自該文，未一一加注) 這種謬論使我聯想日寇侵華時所宣傳的“中日親善”、“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中日共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等等謬論。其目的是化中日兩國的敵我矛盾為同族的內部矛盾，欺騙世人，以緩解中國人民的反抗，乖乖地接受日本皇軍的統治。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謬論與中國投降主義者的漢奸謬論竟然異曲同工。所不同的是: 漢奸的辯護士還創造了新一層的歪理，即“滿漢之間的戰爭不過是不同政權的鬥爭，誰能打勝，誰便是值得稱頌的歷史人物”。易言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有奶便是娘，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攻城掠地、殺人遍野，種種滅國滅種侵略暴行都不應該譴責。“投降侵略者的漢奸不但無罪反而有功” “相反的，是抵抗有罪，咎由自取。李自成的農民軍如果不抵抗就不會有那麽多生靈塗炭。慘死的漢族人民如果不抵抗，望風而降甘當奴隸就不會被屠殺”。這種謬論，符合中國優良的道德觀念嗎?符合史實嗎? 無辜冤死的漢族祖先能瞑目嗎﹖他們不幸遭到屠殺，還要背上咎由自取的惡名，真是豈有此理? 這種顛倒是非為漢奸開脫罪責的言論實在令人歎息﹗
有的人的祖先是漢奸，歪曲歷史是為親者諱。其實沒有必要，這是欲蓋彌彰的不智行為。正確的態度應該像鄭成功那樣與他的漢奸父親鄭芝龍公開表示決裂。
七、民族的形成是與時俱進的，瞭解民族的感情不能離開其所處的時代
誰也無法否認歷史是發展的。民族是動態的群體。過去敵對的不同種族，將來有可能融合為一個民族。歷史上漢族融合了周邊的若干少數民族，吸取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甚至語言詞匯，如“胡床、旗袍、胡琴”，越武靈王倡導的胡服騎射，等等不勝枚舉，漢族如滾雪球似地不斷充實壯大。
自進入民國時期之後，滿漢兩族處於融合的過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不能認為將來可能融合成同一個民族，過去就是同一個民族，猶如不能因為現代人類是遠古猿人演化而來的就說現代人就是遠古猿人。應該遵循普遍認同的基本思想方法: “一切都依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歷史上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感情有它產生的具體情況，必須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決不允許用現在的思想感情去取代古人。如果違背了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則，必然得不出正確的結論。
八、民族英雄的聲譽是國民愛國心滋長的一個重要源泉
歷來人們評價歷史人物都遵循一條標準﹕“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根據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是否代表了當時人民的根本利益作評論。國難當頭的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基本利益是要生存，要像人一樣生存，要求生命財產的安全，要求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因此符合人民要求的行為就是正義的。史可法代表了當時漢族人民的基本要求，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捍衛同胞的根本利益，大義凜然地表現出高尚的氣節，因此博得民眾的無限敬仰，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光輝的形象。
眾所周知，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道德主幹。歷史上民族英雄高貴的優秀品質是愛國主義思想的結晶，是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可以增強我們今天的民族團結，成為我們不可戰勝的力量源泉。我們應該繼承他們那種愛國愛民，堅持民族利益、忠心耿耿地對敵鬥爭，臨危不懼、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並且發揚光大之。任何貶低、削弱其影響的企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為虎作倀，解除自己的精神武裝，破壞自強的信心。我們維護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就是弘揚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維護我們民族國家將來的光輝前途。
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並未告終，倘若我們的祖國不幸遇到強敵的侵犯，我們的青年面對着風雲突變應該持甚麽態度?是學史可法、黃道周等奮不顧身為保衛祖國與民族而英勇犧牲? 還是學習洪承疇之流貪生怕死、在國家危難之際為個人的富貴利祿去投靠敵人，或甘當鷹犬去戕害同胞如施琅那樣? 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含糊不得。我們教育工作者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歷史證明，種族、部族的分歧，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消逝，而歷史人物正義與邪惡的對立、好人與壞人的識別應該永遠存在。區別歷史人物的正義與邪惡正是為認識現實生活中的好人與壞人樹立樣板。這就是“以史為鑒”，不可認為沒有意義。我們決不能讓歪曲了的歷史和謬論流行後世，聽任沉渣泛起以蒙蔽我們的青年，危害我們的祖國與民族。
清朝有一條傳統的規矩: “祖宗之法不可違”。祖宗賣國求榮﹑甘當奴才﹐後輩容易效法祖宗當奴隸或洋奴，代代相傳，不以為恥，令民族意識喪失殆盡，錯誤的思想傳播深遠，沉澱下來就成基因。
有一句名言: “堡壘常常是從內部攻破的。”在我們國家民族的內部，如果殘存了漢奸思想的基因，例如敵我不分、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甚至充當漢奸的辯護士，把賣國賊粉飾成大英雄以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傳承漢奸思想。這在氣候適宜的條件下﹐就會成為國家衰弱淪亡的毒素。
九﹑如何清除漢奸言行的頑症﹖
古人很早就提出清除毒素的思想與意義。春秋時代管仲鄭重提出著名的格言: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漢奸思想就是寡廉無恥。四維思想後世解釋者很多，不少聖賢如孔、孟等人層層補充發揮。
與廉恥相關的道德規範是“節”。有廉才能有恥，有廉恥方能有氣節，“節”指人們的人格氣節、節操。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關係國家民族的存亡興衰。我們炎黃子孫歷數千年的盛衰興替仍能屹立於中華大地，成為世界的文明古國，與歷代先賢先聖堅持公理正義，批駁奸佞思想有密切關係。文天祥在就義前留下遺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仁至，是以義盡，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如今而後，是以無愧。”(《宋史》卷28)今之讀聖賢書者，心中諒亦有他們的聖賢形象。如果這個形象與愛國愛民者的人性一致，那麽，漢奸思想的基因就難以產生，先聖先賢的言行雖然不無糟粕，但也有更多的精華，不能以糟粕否定精華。
孔夫子有一句重要的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做官的人記住這句話對老百姓很有好處，對自己也很有好處，不會走向歪邪的仕途上去。
(2010.12修訂)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百家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