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西方的“海洋國家論”
楊國楨
（廈門大學 人文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摘要：借鑒福柯的話語理論，重新認識“西方中心主義”現代社會科學與國家分析框架下的“海洋國家”話語，指出“海洋國家”實質上是馬漢“海權論”話語策略中的一個概念；麥金德則通過海陸二分法和民主、專制二分法的組合，構建出“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對立。西方“海洋國家論”通過對歷史上海洋國家從話語資料、陳述方式的“偏移”，重構“海洋國家”的概念，並不完全符合世界歷史上所有海洋國家發展的事實和實踐。從文明的角度入手，提出新論述，重構海洋世界歷史的新體系，塑造不同類型“海洋國家”的形象，是人文社會科學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贍性的課題。
關鍵字：海洋國家；話語；西方中心；海權論
中圖分類號：K10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0257-0246（2012） 02-0224–07
儘管國際學術界和國際社會公認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但在中國，海洋文明史研究仍然比較薄弱。海洋發展的內在需求亟待我們提出一個合理的、系統的論述，推動我們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進程，對改變人們忽視海洋的社會心理起到基礎性的作用。這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機會。我們希望從當前海洋發展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出發，在歷史長時段中考察中國海洋文明的演變，梳理一些比較混亂的概念，糾正人們思想觀念中輕視海洋的傾向。必須指出，我國學術界對“海洋國家”的認識，長期深受西方理論話語的影響，存在一定的誤區，束縛著中國重返海洋的戰略思考。因此，急需反思既存話語體系，解構西方話語霸權，提出創新性的闡釋。
“海洋國家”的概念起源於西方，是西方海洋強國主動尋求和維繫其海上強權的表述。但它的形成、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其自身的認識路徑和歷史背景，從最初強調海外殖民、遠洋貿易、軍事海權，發展爲將“海洋國家”意識形態化，成爲西方“民主”的象徵符號。本文側重從歷史背景和認識路徑，考察西方海洋——大陸國家體系話語的起源和性質，重新認識西方的“海洋國家論”。
一、分析西方“海洋國家論”的理論準備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提出，“在一定話語分佈中的存在條件”決定著“對象、陳述行為的方式、概念、主題的選擇”，應該把“話語作為系統地形成這些話語所言及的資料的實踐來研究”，“找到所有這些不相同的陳述過程的規律和它們的來源”，描述概念在“潛在的演繹結構中……出現和流動的陳述範圍的組織”，以及在策略之間“找到某種規律性並規定它們形成的共同序列”。[1]
眾所周知，福柯的話語理論極具啟發性卻十分艱澀，很難直接與具體的研究結合。再者，本文的主題“海洋國家”，並非福柯以精神病理學為例詳加闡釋的嚴密的科學術語區域，[2]而更應該被視作“事件群體”[3]的一分子。“海洋國家”這種相對具體和實際的問題，與福柯的關懷——“重新提出目的論和整體化”，“人類、意識、起源和主體問題的出現”等，[4]相去甚遠。因此，只有在加以消化和改造[5]之後，福柯的理論才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展開分析。
1．“西方中心主義”的社會科學
本文涉及的“海洋國家”只是零碎的話語，包含在更大的話語體系之中——這些體系就是整體性的話語歷史背景。由於本文的立足點在於中國的需求，所以我們關注的宏觀話語體系就是“西方中心主義”。另一方面，考慮到“海洋國家”話語屬於寬泛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是國際政治實踐的重要思想工具，我們勢必從社會科學本身及其研究物件兩個向度出發，考查西方“海洋國家”話語對象、陳述方式、概念和敍事策略的演變。
“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話語體系，建立在發源於西方並主導現代世界格局的“世界體系”基礎之上。“現代世界體系的建立牽涉到歐洲人與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並且在多數情況下還伴隨著對這些民族的征服。”“19世紀在歐洲和美國建立起來的社會科學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當時的歐洲世界感到自己在文化上取得了凱旋式的勝利，從許多方面看來也的確如此。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歐洲都征服了世界。”[6]直到20世紀中葉，西方殖民體系解體，新興國家崛起，“世界的權力分配格局發生變化的背景下，經過歷史發展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在文化上的褊狹才變得突出起來；”但是，“在歐洲和北美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科學觀念，在西方以外的地區同樣也居於主導地位”，西方社會科學“以社會科學典範的姿態，憑藉其經濟上的優勢和精神上的卓異來傳播自己的觀點，……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科學家也産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他們把接受這些觀點和實踐看成是加入普遍的學術共同體的門徑。”[7]這個演進過程是無意識的，並沒有參雜太多局部利益的訴求，反映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強勢狀態。
另一方面，維護西方強權利益的“社會權力的操縱者有一種自然的傾向，那就是把當前的情勢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爲這樣做對他們有好處。”[8]這正是我們所反對的“西方話語霸權”。我們贊同的是這樣一種觀點：“應當允許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同時並存，……通過多元化的普遍主義，……把握我們現在和過去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豐富的社會現實。”[9]
“海洋國家”屬於上述西方學術話語體系，既是西方強勢的無意識體現，也是“西方話語霸權”的一部分。我們亟需通過考察歷史，區分其普遍價值和特殊意義。
2．國家：社會科學分析的基礎框架
我們必須看到，與政治實踐關係密切的“海洋國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以國家作爲分析的基礎框架”。[10]民族國家體系誕生於歐洲，其標誌是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法國大革命之後，很多人致力於“重建社會一體性”，“他們將已有的民族歷史敍述加以詳盡的發揮，希望借此爲新興的或潛在的主權國家提供堅實的基礎。”此後，“‘民族’一詞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個國家的地理邊界爲准，已經存在或正在確立的[民族]國家邊疆目前所佔據的空間範圍也從實踐上被回溯至過去。”社會科學家們普遍認爲“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過程之間存在著基本的空間一致性。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即使不是國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國家一手提攜起來的，它要以[民族]國家的疆界來作爲最重要的社會容器。”伴隨歐洲“確立它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主宰地位”，“引出一個明顯的問題：爲什麽世界的這小小一隅能夠戰勝所有的對手，並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美洲、非洲和亞洲？”由於這個問題的關注恰好與達爾文主義同時發生，答案便顯得非常明顯：“不斷的進步最終使現代社會取得了理所當然的優越性。”[11]於是，“海洋國家”的屬性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爲這種進步的重要基石。隨著國家間競爭的加劇，“海洋國家”的對立面“大陸國家”也浮出水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冷戰格局中，“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對立愈發具有意識形態氣味。
20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殖民體系的終結，新興國家步入國際舞臺，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西方學術中關於“國家構成了社會行動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邊界”的假定和“依照國家邊界所定義的單位來組織社會知識的方法”[12]都遭到各方的質疑。在歷史研究上，超越以民族國家作爲研究單位的區域史、整體史、全球史的研究成爲趨勢，如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16世紀後半期的地中海及其周邊世界爲物件，考察人與歷史緊密結合的地中海整體。[13]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14]儘管存在諸多缺陷，但時至今日，這些研究方法仍然非常富有魅力，可以指引我們的研究方向。
依照消化和改造後的福柯話語理論，我們著重測定西方海洋國家“話語的資料形成時……某話語實踐特徵的關係的建立”，尋找主體“使用某一話語時……佔據或接受的立場”。[15]由於對“策略進行細節分析相當困難”，[16]本文將不展開相關探討。
二、“海權論”話語策略中的概念：“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
19、20世紀之交出現的“海權論”，指出海權與近代歐洲國家興衰的聯繫，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定義“海洋國家”，催生出地緣政治理論，進而産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海洋國家”實質上是“海權論”話語策略中的一個概念。
1．馬漢：海權強大的“海洋國家”
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戰爭的性質發生巨大的轉變。民族國家間的整體戰爭“已不再是封建階級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職業軍人的事情，而是全體人民的事情”。[17]任何重大軍事戰略都必然考慮該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形勢，進而形成“大戰略”。儘管戰爭仍然是“政策（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續”，[18]但與軍事戰略相配合的各種政策卻深刻影響著現代民族國家的方方面面。
工業革命之後，英國成爲最大的贏家。其他西方大國從抵禦、挑戰英國霸主地位，爭奪世界強權出發，産生總結其歷史經驗，提出對自身國家發展富有指導性的理論思路的強烈內在需求。
19世紀末，美國工業化接近完成，“邊疆時代”宣告結束，生産力冠居全球。主張通過擴張勢力，尋求世界霸權的聲音開始挑戰傳統的“孤立主義”。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馬漢的“海權論”因應而生。1890年，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出版，他總結了英國的成功經驗和其他國家的教訓，指出近代西方國家興衰與海洋權力之間的密切關聯，宣稱“研究海軍戰略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全體公民來說，是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尤其是對於那些負責國家外交和軍事的人來說更是如此。”[19]他的著作迅速風靡全球，引發世界範圍的海軍擴張浪潮。
在馬漢所處的時代，以民族國家作爲基本分析框架的政治史和軍事史是史學的核心。在他看來，“海權的歷史，雖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記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20]在用詞上，馬漢常常使用“海上強國”或“海洋國家”。雖然他指出“作爲一個海洋國家，其牢固的基礎是建立在海上貿易之上”，但這句話是隸屬於“發展海權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點是喜歡貿易”這一主題的。[21] 後來，馬漢在1911年出版的《海軍戰略》中做了修正，認爲海權不一定具有貿易的基礎。也就是說，在馬漢那裏，“海洋國家”實質上等同于擁有強大海軍的“海上強國”。因此，他的話語往往導致爭奪海洋霸權的政治實踐。且不說馬漢本人如何鼓吹興建中美運河和發動對西班牙的戰爭，日本對馬漢的推崇甚至盲目地追求太平洋霸權的瘋狂行徑，就是一個證明。
2．麥金德：“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對立
與強調攫取海洋霸權的馬漢不同，麥金德一開始就是出於維護英國自身既有利益考慮，其理論建構的基調是防禦性的。他側重於探討地理條件對國家歷史演變和發展戰略的影響。
麥金德指出：在歐洲民族國家擴張達到極限後，“沒有留下一塊需要確認所有權申明的土地，……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與封閉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這裏所說的上一次“封閉”，系指“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被圈在一個狹窄的地區內，受到外部野蠻世界的威脅。”[22]且不論在中世紀，誰更接近“外部野蠻世界”，麥金德非常敏銳地指出國際政治秩序的根本變化——在地理極限出現之後，地理擴張掩蓋下的實力與即得不均衡必然導致劇烈的反應。
麥金德繼承了英國傳統的均勢理念，致力於探求建立在不均衡現狀之上的制衡機制：“歷史上大規模的戰爭是各國不平衡發展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而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並不是完全由於某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擁有更偉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戰略機會分配不勻的結果。……[要]建立一個足以制止未來戰爭的國際聯盟，我們便必須承認這種種地理上的現實情況，並採取步驟來抵制它們的影響。”[23]
麥金德的原則是建立在儘量保存英國既得利益前提之下的。爲了建立對付假想敵的同盟，他先宣稱“國家的各種觀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難的壓力和抵抗外來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是草原民族的壓力塑造了“反對他們”的“每一個偉大民族”；[24]接下去，他警告潛在的盟友，“陸上強國”對“海上強國”壓迫即將成爲新的威脅。[25]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麥金德更高談東歐“心臟地帶”之重要，宣揚“西方人和島國的人必須抵抗這雙頭鷹的陸上強國”（按：德國和俄國），[26]鼓吹重新劃分東歐領土，建立緩衝帶，平衡並牽制俄、德。他改造了地米斯托克利（Θεμιστοκλης，Themistocles）“誰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一切”的名言，提出：“誰統治了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27]
麥金德政治謀劃的立論基礎，與其對歷史的再解釋密不可分：通過海陸二分法和民主、專制二分法的組合，他建構出民主“海洋國家”對抗專制“大陸國家”的歷史圖景。通過發掘新的話語物件，麥金德建立起海陸對峙的陳述方式，推出一組對抗性的概念——“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意識形態抗爭的升級，麥金德的對抗性話語爲美國陣營所發揚。在他們的指稱中，“海洋國家”徹底符號化，成爲西方陣營的自我代稱，而“大陸國家”成爲蘇聯及其同盟的代名詞。這些話語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成爲當地思想界、學術界的標準話語，日益“經典化”，産生越來越嚴重的誤導。在這個意義上，“海洋國家”這樣的象徵資源通過話語傳播産生了維繫西方中心地位的作用。
三、對象和陳述：歷史上的海洋國家
西方“海洋國家論”的重要基礎，是對歷史的回溯。正如克羅齊所言，“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再變爲現在的。”[28]在每一個年代，對歷史的回溯都意味著“海洋國家”概念的變動和對象的重構。
1．希臘城邦國家時代和羅馬
海洋文明是依靠海洋生存的文明類型，在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佔據主導地位的古代，是各大洲“地中海”濱海地區和島嶼人類生活的另一種選擇。濱海的文明古國都與海洋發生一定的關係。歐洲海洋文明起源於克里特島。克里特——邁錫尼爲中心的愛琴海文明及其後繼的希臘雅典文明，以工爲主、以農爲輔，海洋因素在國家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說，海洋是導致早期希臘發生變革的最有力因素之一。西元前734年到西元前580年，希臘各城邦的殖民擴張“將城市生活帶給地中海沿岸的絕大多數地區”，而在希臘本土“也有許多城市建立和重建”[29]。母子城邦強化了對內對外的海上聯繫，航海和海洋商業帶來巨大的財富。這正是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邦城的位置……應該坐落在有良好的海路和陸路通道的地方。”[30]
希臘與波斯的對立，乃至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西元前431～西元前404年）中與斯巴達的城邦鬥爭，與海上戰爭聯繫在一起。但在當時和後來很長的時代都被視爲“捍衛城邦獨立、對抗東方專制主義的鬥爭”，[31]而非海洋和大陸的對抗。如果注意到希羅多德《希臘波斯戰爭史》[32]中常見的“異邦人”一詞，以及對於自主和自由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希臘民主制和波斯帝國制的衝突顯然不同於後來撰寫者所謂民主與專制的衝突。
無容置疑，雅典是城邦時代經典的海洋國家。即便如此，20世紀不同時期同爲海洋國家的英國學者，對雅典“海洋國家”屬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修昔底德——神話與歷史之間》的作者康福德認爲，“日益增長的商業、手工業和航海人口……是雅典政治中的新力量。……對他們來說，帝國意味著制海權——控制主要的商業線路……這一階級顯然將雅典海軍視爲控制希臘海上貿易的一種工具。”[33]《早期希臘》的作者默裏則強調，在梭倫的政治改革中，“貴族出身被抛棄，要享有政治權利，唯一的標準是財富，”推動“雅典……邁向社會正義。”[34]這種論述的不同源于兩位學者的關注點有別：前者出版的1907年，正是海權論如日中天，英德海上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之際；後者出版於冷戰末期（1980年），西方國家當時已經越來越看重“軟實力”，強調“民主與專制的對立”。
羅馬共和國在與西地中海海洋國家迦太基的布匿戰爭中，形成上古的陸海兼備的洲際帝國。在馬漢之前，“世界歷史一段非常惹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時期裏，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海權在戰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響。”[35]由於馬漢對第二次布匿戰爭（西元前218～前201年）中羅馬海權優勢決定性作用的解讀，羅馬興起與其憑藉海洋優勢取得的西地中海地區領導權的關係被揭示出來。[36]從此，羅馬也成爲“海洋國家”話語新的對象——獲益于強大海權的國家——之一。
2．大航海和世界體系的展開
自新航路開創大航海時代起，海外殖民、貿易及歐洲內部貿易的興盛，推動歐洲經濟中心逐漸移向北海周邊地帶，歐洲急劇分化爲核心（西歐）——邊緣（東歐）格局，兩者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的差異日漸加大。在新大陸等地，宗主國“帶來的制度和所有權造成了殖民地區域以後的發展，貿易和生産要素（勞動和資本）流動的模式有助於形成大西洋各國自身發展的模式。”[37]同時，大西洋貿易（有資料顯示其額度不足當時西歐國內生産總值的4%）給贊同制度變革的宗主國商人集團帶來鉅額利潤，這些利潤導致政治平衡點遠離君主，促成了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進一步保障了財産權，爲更多經濟制度創新鋪平了道路，從而大大刺激了經濟增長。[38]西方日後的全球性霸權與其在這一歷史時期內建立的擴張性海權優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其後果可以表述爲：“當今西方及其附屬國大部分都是環繞著海洋聚合在一起的。”[39]
對於這一段歷史的經典解讀屬於黑格爾。其目的論歷史哲學在爲德國成爲新興民族國家搖旗呐喊的同時，也總結了很多歷史的“經驗”。他這樣描繪古希臘的“精神”：“一群島嶼和一個顯出海島特徵的大陸……劃分爲許多小的區域，同時各個區域間的關係和聯繫又靠大海來溝通”使得“希臘到處是錯綜分裂的性質”和“分立的性格”，而“活躍在希臘民族生活裏的第二個元素就是海。”[40]在探討民族國家上層建築的地理基礎時，黑格爾特別指出，海岸區域比高地和平原流域更有利於“民族精神”,“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洲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築，就算他們自己也是以海爲界——像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41]這就把亞洲特別是中國排除在歷史上海洋國家之外。
我們知道，民族國家的出現與西方的殖民擴張基本同步，歐洲世界體系的擴散和民族國家體系主導國際秩序的確立也是相輔相成的。黑格爾對其民族國家經典原型“精神”中海洋性的突出強調，將“海洋國家”的物件和概念從客觀世界擴展到主觀抽象世界，爲海洋代表西方、現代、先進、開放，大陸代表東方、傳統、落後、保守的文化霸權論述奠下了基礎。
3．“大洋國”——英國
英國是大航海時代和世界體系擴散的最大獲利者。16世紀以前，英國人把英倫三島當作孤懸海外的大陸，16世紀以後，英國人把英倫三島變成海洋的一部分，“成爲一條船，或者更明確的說，成爲一條魚”。對英國走向海洋的描繪，施密特《陸地與海洋》中的這段文字最爲經典：“當……海洋由於某種新能量的釋放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歷史存在的各種空間也會相應地改變自身。這就形成了政治—歷史行動中的新尺度、新維度、新經濟、新秩序，以及一個嶄新民族或者再生民族的新生命。”[42]
這裏不去回顧英國如何戰勝法國和荷蘭，奪得世界海洋強權，而要考察詹姆士·哈林頓發表於1656年的政治小說《大洋國》（Oceana）。[43]哈林頓是共和主義的代表人物，[44]主張以財産均勢爲基礎的共和政體。該書是哈林頓針對當時英國具體情況提出的政體方案，一直以來被歸入政治哲學範疇，鮮有從話語角度對之展開研究。根據維基百科[45]，該書全名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Oceana系簡稱。“大洋國”這一譯名是雅名，直譯當為“海洋聯邦”[46]或“海洋國家”。哈林頓在引言中提到：大洋國的“這些地區都處在海島之上，就好象是上帝專爲一個共和國設計出來的。從威尼斯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這種地形對於類似的政府多麽有利。但是威尼斯由於無險可守，同時又缺乏正式軍隊，所以便只能成爲一個自保的共和國。但這種地形卻使我們這類似的政府成了一個進取的共和國。”又說：“海洋爲威尼斯的成長定下了法律，而大洋國的成長則爲海洋定下了法律。”[47]儘管全書其他地方沒有再提到海洋，但聯繫到主張海上帝國殖民論的培根所寫的《新大西島》，[48] 可以認爲哈林頓是用“大洋國”即“海洋國家”來隱喻英國自身的共和政體的。
這裏再從話語角度將哈林頓的《大洋國》與麥金德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進行比較。雖然標題沒有關聯，兩人的“海洋國家”在具體物件上都是指英國主導的國家聯合體。由於語境差異，雙方的關注頗爲不同：哈林頓生活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均爲獨立王國，愛爾蘭也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的時代，致力於國家制度的建構，將平衡的憲政制度視爲“海洋國家”應追求的特性；而麥金德生活在全球化、市場化風頭正勁的年代，看到走向海洋越來越嚴重的對抗，“海洋國家”乃至“海洋”變成民主國家的象徵符號。
從以上對西方“海洋國家”話語的初步分析，可見“海洋國家”話語的“偏移”，在論述中有選擇地將歷史上的海洋國家物件化，是典型的話語活動。於是乎，“海洋國家”的歷史構成了世界海洋史的知識體系，我們自然而然接受的歷史陳述，實際上是一種西方學術界“累積的歷史”，並不完全符合世界歷史上所有海洋國家發展的事實和實踐。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世界步入多元化格局之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生效，重新規範了世界海洋秩序，“海洋國家”話語的物件擴大到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掙脫西方“海洋國家論”的束縛，挖掘本國的海洋歷史文化資源，從文明的角度入手，通過對複雜國度歷史的重新解讀，提出新論述，重構海洋世界歷史的新體系，塑造不同類型“海洋國家”的形象，是人文社會科學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課題。這是重新認識西方“海洋國家論”的現實意義。
注釋﹕
*基金專案：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09JDH15） 。
*作者簡介：楊國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海洋史。
[1]見[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 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41、53、54、60、69頁。他這樣定義“策略”：“話語導致某些概念的組織、物件的聚合、陳述類型的出現，它們又根據自身的一致性、嚴密性和穩定性的程度構成一些主題或理論”，“不論這些主題和理論形式水平如何，我們將按慣例稱之爲‘策略’”，見第68—69頁。
[2]比如，在《知識考古學》第69頁，他提到“經濟學、醫學、語法、生物科學這些話語”。
[3]福柯認爲，“我們要探討的原始中性材料，便是一般話語空間中的事件群體。”見《知識考古學》第27頁。
[4]《知識考古學》，第17頁。
[5]用福柯的話說，就是“爲了研究的需要改造了這些方法”。見《知識考古學》第17頁。
[6] 華勒斯坦 等：《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劉鋒 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22、55頁。
[7]《開放社會科學》，第56—57頁。
[8]《開放社會科學》，第61頁。
[9]《開放社會科學》，第64頁。
[10]《開放社會科學》，第87頁，標題。
[11]《開放社會科學》，第10、17—18、28、30、31頁。
[12]《開放社會科學》，第91頁。
[13][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龍、曾培耿 等譯，吳模信 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二卷，吳模信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14][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1992年。
[15]《知識考古學》，第52、59、68頁。福柯此處所說的“話語實踐”，大體可視爲系統知識建構或認知。
[16]《知識考古學》，第69頁。
[17][英]邁克爾·霍華德：《歐洲歷史上的戰爭》，褚律元 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第114頁。
[18][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29頁，轉引自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49頁。
[19][美]A·T·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 譯，張志雲、卜允德 校，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第30頁。
[20]《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第1頁。
[21]《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第68頁。
[22][英]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薇、陳江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49頁。
[23][英]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3—14頁。
[24][英]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51、56—57頁。
[25][英]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5—69頁。
[26][英]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第134、177頁。
[27][英]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第134頁。
[28][意]貝奈戴托·克羅齊 ：《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英譯，傅任敢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2頁。
[29][英]奧斯溫·默里：《早期希臘（第二版）》，晏紹祥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頁。
[30][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顔一、秦典華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38頁。
[31]《早期希臘》，第279頁。值得注意的是，冷戰氣息甚重的“東方專制主義”並不是希臘時代的用語（默裏原書第一版作於1980年，1993年第二版改動不大）。
[32][古希臘]希羅多德：《希羅多德歷史：希臘波斯戰爭史》，王以鑄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33][英]弗朗西斯·麥克唐納·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話與歷史之間》，孫豔萍 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19—20頁。
[34]《早期希臘》，第185、190頁。
[35]《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第17頁。
[36]《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第17—28頁。
[37][美]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厲以平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43頁。
[38] Daron Acemog1u，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2005，95(3)，547－579．
[39][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肖昶、馮棠、張文英、王明毅 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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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2期，224～230頁）
從歷史學到海洋人文社會科學
——楊國楨先生的學術軌跡
陳 思
（廈門大學 歷史系，廈門361005）
中圖分類號：K825.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0246（2012） 02-0231-06
2011年11月11日，“海洋文明與戰略發展高端論壇”在廈門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就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發展海洋經濟、維護海洋權益的重要性，海洋文明與中國歷史的關聯，海洋文明與中國未來的發展，發表精彩的演講。他們呼籲人文社會科學界從戰略的高度和文明的全局關注海洋問題，加強海洋文明的研究和國家海洋文化建設，創新中華海洋文明的內源動力，引起熱烈的反響。正如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教授在會上指出的，這次論壇“爲我們打開通向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窗口”，具有指標的意義。論壇的策劃者和主持人，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楊國楨先生。一位歷史學者爲什麽如此關注海洋，又如何對中國海洋進行人文和理論的思考的？這要從他的學術經歷談起。
楊國楨於1957年入廈門大學歷史系學習，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1985年晉升教授。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審，成爲全國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導師，時年46歲。1987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福建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90年代初，被評爲福建省首批優秀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歷任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所長（1984～1986）、所長（1987～2006），現任“海洋文明與戰略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1988～2007）、第四、五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1997～2008）。在長達50年的教學研究生涯當中，楊國楨先生先後涉足歷史學和海洋人文社會科學，最初是以《林則徐傳》享譽學術界，隨後又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方面展露出卓越才華，進而從陸地走向海洋，成爲中國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領頭人。
一、潛心治史，專攻林則徐和土地契約文書研究
早在大學二、三年級，楊國楨因參加調查和編寫《閩南人民革命史》、《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而嶄露頭角。1960年10月，系主任、著名社會經濟史學家傅衣淩教授指導57級學生編寫林則徐評傳的畢業實踐，指定楊國楨負責組織和統稿工作，親自帶他到福州訪查林則徐遺稿。他執筆撰寫《林則徐的早年》，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上，得到傅先生的賞識。6月，提前畢業留校，任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助教，時年21歲。系領導決定給他一年時間，免除教學任務，將各處搜集到的林則徐文稿、劄記、詩文、書信等原始資料加以系統的整理分析，另起爐竈，獨立撰寫《林則徐傳》。他潛心鑽研，寫出初稿30萬字。1962年9月，他調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兼任傅衣淩教授學術助手，從傅先生治明清史與經濟史，研讀史籍、檔案，搜集研究土地契約文書，協助整理文稿和《明清經濟史》、《中國經濟史要籍提要》講義。[1]《林則徐傳》的修改工作則暫時擱置下來。1964年秋，他到南安縣九都公社坪聲大隊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一年，返校不久便爆發文化大革命，但他不放棄、不抛棄對歷史學的追求，1967年，當兩派大武鬥之時，他將《林則徐傳》手稿和歷年搜集的資料轉移到家鄉農村，藏在竈旁閣樓上祖母的生柩裏，逃過了一劫，保存了“東山再起”的“資本”。1970年“復課鬧革命”後，歷史系和中文系合併爲文史系，他參加工農兵學員試點班中共黨史的教學，1971年，帶領學員到閩西老革命根據地調查實習，編寫《毛主席七次到閩西》。重建歷史系後，他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和傅衣淩、韓國磐先生合編《中國古代史綱要》講義。1973年，在軍管會、工宣隊的支援下，與傅衣淩、柯友根先生行程數萬裏，歷時三個月，遍訪華東、東北、華北、中南73所高校歷史系和研究所，瞭解教育革命、教材編寫事宜，有幸拜會各地被“解放”重新工作的知名學者，接觸學術前沿問題動態。1974、1975年，先後帶領同學到廣州、虎門、福州畢業實習，調查林則徐和鴉片戰爭遺址和史料。在“兵荒馬亂”中教學科目不定的這段經歷，使他意外地補救了大學時代因政治運動缺乏系統學習的遺憾，增益了貫穿古今的通史知識。
1977年國慶節前後，人民出版社將楊國楨先生的《林則徐傳》列入出版計劃，約他及早安排時間修改交稿。從這年冬天開始，他全心投入傳稿的修改，他回憶說：當年生活清苦，“爲了節省，我用沒有格子的白紙來寫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後，及時地寄來稿紙，並預付1000元的稿費（相當於當時一年半的工資），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尋事實，記載歷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潛修的學術積累噴發出來，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把改了又改的舊稿重新修訂一遍；又冒著酷暑炎夏，汗流浹背，一字一字地把這部36萬多字的書稿抄清。手掌抄腫了，中指結起了老繭，心情卻十分舒暢，消瘦的臉上充滿了陽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人民出版社審稿完畢，表示滿意，提出修改意見。我於次年（1979）春後奉命上京，修改定稿。”[2] 接著，他又編《林則徐書簡》，並與陳碧笙教授對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做了研究，合著《陳嘉庚傳》。1981年4月，《林則徐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5月和9月，《林則徐書簡》和《陳嘉庚傳》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則徐傳》全書共36.1萬字，作爲新中國第一部林則徐的長篇傳記，該書以林則徐的政治活動作爲主線，力圖表現其全人，涵蓋其思想、性格、愛好、家庭生活、詩詞創作等方面，對他的政治立場、思想主張、主要貢獻以及歷史作用等做出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和評價。同時結合傳主的活動，側寫乾嘉道三朝的歷史，反映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外交、軍事各方面情況，涉及大批人物和大量事件。場面開闊，內容龐博，知人論世，有血有肉。[3]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反響，被譽爲是“博采衆家、自成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集林則徐研究之大成”[4]的優秀著作。著名史學前輩鄭天挺先生稱讚此書“文字生動、簡練，史料豐富、翔實……確乎難能可貴。”[5]《林則徐傳》出版後不久，南開大學來新夏教授編著的《林則徐年譜》在上海問世，一時有“南傳北譜”或“南譜北傳”之說流傳開來，令楊國楨先生在學術界聲名鵲起。1982年，合著《陳嘉庚傳》在香港再度出版，受到香港同胞、海外僑胞的歡迎和稱讚。1984年，獲全國愛國主義通俗歷史讀物優秀獎。1987年，楊國楨先生又著《陳嘉庚》一書，收入《祖國叢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則徐傳》重印出版了3次。1994年，楊國楨先生在英國牛津大學半年，講學之餘，尋訪英國檔案，補充增訂了《林則徐傳》。增訂本凡49.4萬字，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重印。此外，他還擔任第一、二屆林則徐研究會會長（1989-1999），出版了《林則徐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林則徐》大型畫冊（主編，福建美術出版社，1996）、《林則徐全集》（主編之一，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林則徐選集》（詩文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2004年後，他主持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傳記·道光朝》專案，查閱了一批庋藏海峽兩岸，未發表過的嘉慶、道光兩朝的清宮檔案和國史館人物傳稿，對林則徐及相關人物資料的掌握更加豐富。在此基礎上，他利用紀念鴉片戰爭170周年的機會，將《林則徐傳》改寫成《林則徐大傳》，2010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大規模地補充了新的第一手資料，對舊作的論述進行了全面的匡正和完善，篇幅遠遠超過前作，達74.9萬字。目前他還承擔《儒藏》（精華編）《雲左山房文鈔》校點任務。楊國楨先生始終站在學術前沿，不斷地對自己的研究進行調整深化，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對中國的林則徐研究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堪稱中國學術界林則徐研究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
1978年，在《林則徐傳》交稿後，楊國楨協助傅衣淩先生組建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致力於土地契約文書的搜集與解讀。1981年，廈門大學中國古代史和專門史（經濟史）經國務院批准公佈爲全國首批博士點，他協助傅先生培養博士研究生，創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季刊），並於1985年接任主編。他師承傅衣淩先生創立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和明清社會變遷等基本問題上，進一步闡發傅衣淩先生的理論架構，社會史和經濟史結合的學術特色，以及以民間文獻、遺制遺俗證史的研究方法，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重視。
1981年起，楊國楨先生先後在《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等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利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對東部地區民間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了探討。1984年，寫成了《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一書，1985年4月～1986年9月到京都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訪問研究年余，又利用日本、美國所藏明清土地契約文書作了研究增補，1988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橫貫海峽兩岸的我國東部地區爲中心，通過土地契約文書研究明清土地所有權的形態演變歷史，探索地域性、民間層次、非正式的産權變動規則，認爲中國特色的土地所有權是私有權與共同體所有權的結合。這跳出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對土地所有權形態的一元化觀念，詮釋了土地所有權制度與社會所有制形式相互作用的關係，填補了國內學術界在這方面研究成果的空白。本書被譽爲集新材料、新觀點、新角度於一身，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超過此前的同類論著的地方，是一部富有開拓性的專著。[6]該書既繼承了業師傅衣淩先生的研究傳統，又表現了進一步推動契約研究的系統化和專門化的努力方向。[7]展現“中國式土地所有權”的豐富內涵，在大陸或國際學界，自成一格，殊屬難得。[8]它透過契約文書零散蕪雜的表像，爲把握其內部規律性的構成提供了基本線索，開創了契約文獻學這一新的專門分支，堪稱當年中國社會經濟史領域罕見的力作。[9]該書也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關注，受到日本和美國學者的高度評價。[10]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土地文書目錄·解說》下冊，便吸收和參考了他對契約文書體系等方面的意見。1999年，《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獲首屆郭沫若歷史學獎。2009年6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修訂版。
與此同時，他協助傅先生主持“六五”、“七五”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專案《明清福建地區經濟史研究》，共同主編出版了《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合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明清時代福建的土堡》（臺北國學文獻館，1993），抄清、點校了廈門大學歷史系多年來搜集積累的閩南、閩北等地的契約文書原件，編成《清代閩北土地文書選編》（1982）、《閩南契約文書綜錄》（1990）。與志同道合的廣東同行互相支援，互相呼應，共同把梁方仲、傅衣淩等老一輩學者開創的經濟史學推進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強”氣派。1988年，他和美國斯坦福大學武雅士教授、臺灣中研院民族所所長莊英章教授合作，組織開展閩台社會文化比較研究計劃。1992年起，他多次往返臺灣海峽兩岸學術交流，受聘臺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和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爲博士班和碩士班講授明清經濟史和土地契約文書研究。
在明清經濟史和土地契約文書研究領域，楊國楨先生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他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把該領域的研究推到一個新的臺階，爲中國契約學和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發展奉獻了心力。
二、換位思考，投身海洋社會經濟史和海洋史學研究
1989年後，楊國楨先生毅然地將自己的研究視野從陸地轉向海洋，在博士點學科建設中開闢了海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向。
楊國楨先生對海洋並不陌生，他生活的廈門便是一座美麗的海島城市，長期耳濡目染之下，養成了他親近海洋的思想感情。而他所研究的明清時代，也正是中國海洋歷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他所崇敬的鄭和、鄭成功，爲之立傳的林則徐、陳嘉庚，都是面向海洋的重要歷史人物。然而，親近海洋不等於有海洋意識的自覺。促使他反思的，是電視片《河殤》無視中國海洋文化的存在，宣稱中國傳統文化是黃土地文化，“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竟能引起許多人廉價的共鳴。他不同意中國沒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說法，而現有的中國歷史文本是重陸輕海的，把向海洋發展看成是陸地發展的延伸和附屬，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海洋性的一面，他深感有必要以海洋爲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來尋找答案，給中國歷史上的海洋經濟、海洋社會、海洋文化重新定位。他把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作爲新的研究目標：“如果我們從世界全局的眼光和學術關懷來重新審視中國社會經濟史，便可以看到中國確實存在自己的海洋社會經濟史……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它作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個分支，獨立地加以考察。”[11]
1996年，是中國海洋事業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楊國楨先生敏銳地覺察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從這年起在中國生效，標誌著中國現代海洋國家地位的確立，國家海洋權益得到很大的拓展。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他相繼發表了《中國需要自己的海洋社會經濟史》和《關於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思考》，呼籲樹立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學科觀念，以適應新時期中國海洋人文研究的需要。他界定了海洋經濟和海洋社會的概念和內涵，從理論上與西方霸權話語劃清了界限，論述了以海洋爲本位的研究方法，提出處理五大關係作爲觀測的座標，從十個研究方向挖掘歷史積累的海洋人文社會資源，搭建了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架構。[12]他把重大研究專案和博士研究生培養結合起來，合力攻堅克難，策劃主編《海洋與中國叢書》，被列入“九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1998年，廈門市社科聯支援楊國楨先生紀念“國際海洋年”的倡議，成功舉辦了“廈門海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海洋與中國叢書》首批4本出版，並在會上首發，引起人文社會科學界和海洋界的關注。1999年《海洋與中國叢書》8本出齊，2000年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這是中國海洋圖書首次獲此殊榮。
楊國楨先生對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探索，不僅僅是研究地域與側重點的轉移，而且是對以前研究視角的轉換與更新。就像他所說的那樣：“從研究傳統鄉村社會轉向海洋，是一種換位思考。”[13]有學者評論說：“近30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區域研究方興未艾，可以作爲巴勒克拉夫預言的注腳，但是在這一領域具有理論的雄心，嘗試在既有的研究思維下‘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的著作，至今仍是鳳毛麟角。正因如此，在某種意義上，廈門大學楊國楨教授多年來所致力倡導建立‘海洋本位’的社會經濟史研究體系，就具有‘開風氣之先’的特別意義。”[14]
進入被稱爲“海洋世紀”的21世紀，楊國楨先生提出“二十年磨一劍，形成具有獨特風格、氣派和特色的中國海洋史學”[15]的目標。2002年，策劃主編《海洋中國與世界叢書》，被列入“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這套叢書共12本，於2003、2006年出版，除了繼續深化前面的研究領域之外，還相繼開拓出海洋社會史、海洋災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術史、海洋考古等研究領域，把中國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2004年，中國史學會在西安召開第七屆代表大會，楊國楨先生在大會上向党、向政府、向整個史學界發出了糾正忽視海洋文明的觀念，把研究中國的海洋文明放在振興中華的重要位置上的呼籲。在楊先生的倡議下，廈門大學在歷史學一級學科內自主設置“海洋史學”二級學科，並從次年起開始招收中國第一批海洋史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2009年，他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中國海洋文明史研究》。2010年，策劃主編《中國海洋文明史叢書》（10本），被列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計劃201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從海洋社會經濟史到海洋史學，楊國楨先生把學科建設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指出：“海洋史學是海洋視野下與海洋相關的自然、社會、人文的歷史研究。從理論上說，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態變遷的歷史和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的歷史、海洋社會人文發展的歷史。它與原有的各種專門史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以海洋爲本位的整體史研究，在於它以海洋活動群體爲歷史的主角，並從海洋看陸地，探討人與海的互動關係，海洋世界與農耕世界、遊牧世界的互動關係。……它要求歷史學家首先要重新發掘海洋的歷史資源，觀察海洋世界自身的發展和演變，然後在陸海互視中給予準確的定位。”[16]他論證了涉海歷史與海洋史學的差別，主張“以海洋爲本位，即站在海洋活動群體的角度觀察思考問題，而不是站在陸地看海洋，把研究陸地歷史文化的模式套用于海洋歷史文化研究。”他認爲“海洋問題的自然-社會-經濟的複合性，需要跨越學科界限的綜合性方法來索解。”主張採用“科際整合” 的方法，探索出符合海洋史學的概念內涵，最終納入歷史學的學術規範。[17]
在建構理論的同時，楊國楨先生也不忘進行實證研究。他跳出專門史的學術疆界和研究模式，以海洋活動的海域和海上社會群體爲研究物件，進行跨界的研究。他以海洋經濟研究爲主，但又不忽視海洋社會人群和組織的探究。充分利用中外官方檔案，又重視民間文獻、民風民俗等多種資訊的發掘。不滿足於歷史事實的解釋，預見中國海洋發展未來的需求，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具有發凡起例的作用。他承擔“八五”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專案“明清中國沿海社會與海外移民”、“八五”福建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專案“福建海洋發展史研究” ，“九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歷史上東南沿海區域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研究”，出版了《明清中國沿海社會與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閩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東溟水土》（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爲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和海洋史學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礎。
三、開拓進取，倡導建設海洋人文社會科學
在海洋社會經濟史和海洋史學的探索中，楊國楨先生深刻地認識到：“當代中國的海洋性研究雖在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取得突出的進展，但尚未出現海洋政治學、海洋經濟學、海洋社會學、海洋法學、海洋管理學、海洋旅遊學、海洋軍事學、海洋史學、海洋考古學、海洋文學、海洋民族學、海洋文化學、海洋民俗學、海洋宗教學等的全面振興，”[18]制約和影響了我國走入大海洋的前進步伐。順應海洋發展局勢的變化，從單一學科走向多學科的綜合，以綜合性知識結構的要求推動各分支學科的成長和發展，這是歷史和現實的需求。而要實現這一切，學科體系的建構是十分必要的。楊國楨先生對此深有感觸，在中國的學術領域，海洋研究是邊緣，海洋人文研究又是海洋研究的邊緣。雖然在邊緣裏很容易創新，但是想把一個在邊緣發現的事理提升到主流，就要形成學科，如果缺乏學科的依託，光靠分散零碎的研究，未免會有孤舟出海，不知何處是岸的艱辛與迷茫。只有將各個分支學科的力量集中起來，打造出一支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遠洋船隊，才能在無限機遇與挑戰並存的茫茫大海中盡情馳騁。
要打造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遠洋船隊，首先需要的就是一張完備的設計藍圖。1997年3月，楊國楨先生在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呼籲建立中國的海洋人文社會學，“滿足社會需要，反映時代精神，爲發展我國的海洋事業和人文社會科學，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識，保衛海洋權益，做出應有的貢獻。”[19] 1998年1月，他爲《海洋與中國叢書》作序，指出：“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識，需要發達的海洋人文社會科學。”[20]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提出“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
接著楊國楨先生又陸續發表了《論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磨合》、《論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興起與學科建設》等文，詮釋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論述建構中國海洋人文社會學科的意義及其方法。楊先生提出，海洋人文社會科學首先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它“不是和人文社會科學對立、對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學之下的‘海洋科學’相對應的概念，……即人文社會科學之下的一個小系統。”[21]它是綜合了各個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海洋性研究，從政治、經濟、社會、法律、軍事、歷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對海洋人文資訊資源進行挖掘和分析，是一個多元的學術體系。“說到底，是研究海洋文明的學科組合。”[22]
楊先生認爲，從研究上說，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需要跳出舊的學術規範，需要運用“科際整合”的方法，各學科彼此之間進行對話和交流，在不同當中尋找相同點，並以此爲出發點，對名詞的概念內涵進行修正和調適，以便把其他學科的概念引入本學科，或多學科結合，實現多元的綜合，不應有所謂的學科界限。但從學術傳承和知識積累的角度上看，又迫切需要專門學科的支撐，因爲沒有學科就沒有秩序，學科作爲知識生産的分工、知識傳承的制度，是不可偏廢的。打破舊學科的界限，與建立新學科的規範，這兩者是並行不悖的。[23]在學科化依然主導人文社會科學體制的今天，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而無學科歸宿的課題被歸類到“綜合研究”，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其中，往往因顧及工作的業績、成果的考評、個人的升遷，不願脫離本學科，而使綜合成了湊合，難以形成團隊優勢，産生規模效應和積聚效應。把打破舊學科界限的綜合研究與建立新學科的規範聯繫起來，調動不同學科參與者的積極性、主動性，無疑是一種創新的思路。
楊國楨先生把眼光投向海洋，如饑似渴地學習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觀察其學術史的發展趨勢，認爲海洋人文社會分支學科的興起是值得關注的新動向。唯有這些分支學科發展起來，文理交叉的“大海洋科學”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爲此，他對我國海洋人文社會學科的建設提出了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建議。2008年9月，他把多年來在海洋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成果結集爲《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學者評論指出：這樣一本飽含作者十餘年心血的結晶成果，“典型地代表了中國學界有關中國海洋事業和歷史文化研究的成就” ，“把握時代脈搏，預觀發展趨勢……發揮出一個學術帶頭人的預潮流作用。”[24] “他的努力，將這一研究領域的學科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5]
楊國楨先生爲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呼籲與提倡，對“涉海學科的構建，起了積極開拓作用。”[26]他第一個提出“海洋社會”概念並加以傳播，“其開創性的工作對今後‘海洋社會’研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27] “‘海洋社會’概念將‘海洋’與‘社會’聯繫起來，爲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性範疇”，“爲海洋社會學的出現提供了知識源泉和學科增長點。”[28]在他的學術影響下，海洋社會學在一些海洋高校發展起來，中國社會學會還增設了海洋社會學專門委員會。如今，海洋人文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海洋政治、海洋經濟、海洋歷史、海洋考古、海洋法律的課題開始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的選題，給相關海洋分支學科的建設帶來巨大的推動，這也證明瞭他的預見。
建設海洋人文社會科學，探討符合中國國情的海洋發展道路，爲國家決策提供諮詢和建議，向社會各界提供準確的資訊，對於培育具有現代海洋觀和文明素質的海洋人才，維護中國的海洋利益有著重大意義。而要建設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遠洋船隊，光有藍圖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缺少了組成船身的材料和操縱它的船員和水手，那無疑於紙上談兵。楊國楨先生志存高遠，身體力行，積極參與海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和學科建設的創新實踐。
2001年9月和2004年6月，楊國楨先生受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聘請，擔任專家評審組組長，先後到大連、青島實地考察評估，催生了中國高校第一批海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遼寧師範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和“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中心”（後改名“海洋發展研究院”）。爲實踐自己的理論構想，2005年，楊國楨先生欣然接受中國海洋大學的聘請，擔任該校“海洋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985工程”2期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海洋發展研究”首席專家。他應國家海洋局邀請，到北京爲沿海省市主管海洋工作的領導參加的“首屆海洋管理專題研究班”講述中國海洋發展的歷史文化。2006年，受聘爲國家海洋局與教育部共建的“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2007年，受聘交通部應用基礎專案《中國航海史基礎文獻彙編》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9年，受聘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顧問。2011年，創辦廈門大學海洋文明與戰略發展研究中心。目前，廈門大學正積極聯合南方海洋研究力量，牽頭籌建國家南方海洋研究中心，他積極參與，爲打造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平臺而努力。
回顧楊國楨先生的學術軌跡，從林則徐到陳嘉庚，從土地契約到海洋史，從學術主流的歷史學到邊緣地帶的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猶如在大海上漂泊，停靠一個又一個港灣。他挑戰自我，投身當時幾乎乏人問津的中國海洋人文社會領域，靠的是希望爲祖國的海洋發展出謀獻策的愛國情操和身爲歷史學家的責任感。他憑著持之以恒的毅力，掃除孤舟出海不知何處是岸的迷茫，敞舒海洋胸懷，堅韌地駛向既定的航程。他在忙於學術的同時，不忘緊跟時代形勢發展，將個人研究與祖國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和視察活動中建言獻策，在外出學術講座中鼓吹宣傳，爲重塑中國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時代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獻。楊國楨先生從歷史學走向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歷程，體現了一個中國歷史學家的優秀職業素養和愛國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仰。
注釋﹕
*作者簡介：陳思，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專業方向：海洋經濟史。
[1]參見楊國楨自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34頁。
[2]楊國楨：《深情回望1978》，《親歷改革開放30年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40頁；《文史資料選輯》第153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81頁。
[3]參見龔書鐸、史革新：《一部形象鮮明的歷史人物傳記——評楊國楨的〈林則徐傳〉》，《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楊衛東：《解放以來林則徐研究述評》，《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研究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8頁。
[5]引自傅衣淩：《敬悼鄭天挺先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1期。
[6]張維訓：《運用契約學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新嘗試——〈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7]葉顯恩、劉志偉：《〈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評介》，《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1期。
[8]陳秋坤：《評介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臺灣風物》第39卷（1989年）第2期。
[9]力章：《開拓契約文獻學研究新領域的呼喚——讀楊國楨著〈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古籍整理》1989年第2期。
[10]參見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899頁。
[11]楊國楨序，1994年。載劉淼：《明清沿海蕩地開發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頁。
[12]楊國楨：《關於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6年第2期。
[13]楊國楨：《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3頁。
[14]陳賢波、諶金松：《走向海洋本位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海洋史研究》第一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67～268頁。
[15]楊國楨：《〈海洋中國與世界叢書〉總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16]楊國楨：《海洋世紀與海洋史學》，《光明日報》2005年5月17日第7版。
[17]楊國楨：《從涉海歷史到海洋整體史的思考》，《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18]楊國楨：《海洋與中國叢書·總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
[19]楊國楨：《倡議建立中國海洋人文社會學》，《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第14頁。
[20]楊國楨：《海洋與中國叢書·總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
[21]楊國楨：《論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興起與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2]楊國楨：《反思海洋人文社會科學》，《人文國際》第2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0頁。
[23]參見楊國楨：《論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磨合》，《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24]范金民：《楊國楨的〈瀛海方程〉》，《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6期。
[25]陳賢波、諶金松：《走向海洋本位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海洋史研究》第1輯，第270頁。
[26]龐玉珍、蔡勤禹：《關於海洋社會學理論建構幾個問題的探討》，《山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10期。
[27]沈佳強：《海洋社會哲學：哲學視閾下的海洋社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23頁。
[28]張開城等：《海洋社會學概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6、7頁。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2期，231～236頁）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