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2年8月1日，收到學友金國平電郵來其與另一學友吳志良合作的兩篇文章：〈“火者亞三”生平考略：傳說與事實〉，〈1541年別琭佛哩時代定製瓷之圖飾、產地及定製途徑考〉，頗有新意。前文對過往諸說提出商榷，茲徵得作者同意，刊登於此。
“火者亞三”漢名及籍貫考：傳說與事實
金國平、吳志良
16世紀初期的皮萊資（Tomé Pires）使團，被認為是13世紀方濟各會神甫使華後的第一個歐洲赴華使團，也是首個來華的葡萄牙使團。此事在中葡關係史上意義非同一般，許多專治葡人在華史和澳門史的知名學者對此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英國學者弗格森（Donald Ferguson）[1] 為最早詳細研究涉及此次使團的《廣州葡囚信》 的學者；德國外交官沃列澤茲（Ernst Artur Voretzsch）[3] 隨後在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東坡塔）發現了“葡囚信”[4]的部分原件；葡萄牙學者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5] 則在巴黎發現了《東方簡志》 的手稿，且對皮萊資生平研究著力甚大；我國學者張天澤除開膾炙人口的《中葡早期通商
史》[6]外，還發表過一篇試圖解開皮萊資出使失敗謎團的英語文章[7] ；中外交通史專家張維華[8] 在30年代出版的《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注釋》則廣為著名東方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9] 所用和所據；葡萄牙學者布拉藏（Eduardo Brazão）[10] 和周景
濂[11] 分別在中葡關係史範疇中探討過這個問題。近年，意大利學者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12] 和葡萄牙學者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13] 也對此事進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L. G. Gomes）[14] 、葡萄牙學者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Alves）[15] 、葡萄牙學者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16] 、香港學者陳學霖[17] 、萬明[18] 、澳大利亞學者韋傑夫（Dr. Geoff Wade）[19] ，德國漢學家普塔克（Dr. Roderich Ptak）[20] 、馬建春、曹娜[21] 和作
者[22] 等也從不同角度作出過探討。
在前述學者等的努力下，目前有關皮萊資使團的資料已發掘得比較豐富。然而，仍存不少疑問待解。我們試圖鉤稽中外史料，鑒辯事實，冀望有所突破。由於史料記載過簡，各種推論似缺乏根據，“火者亞三”的確切身分一直未能澄清，尤其是其漢名及籍貫失考，因此我們試圖考釋中外資料，力求對這位神秘人物的身世有所切實的瞭解。
五個世紀之後，似乎出現了更多的史料使得我們可以更好瞭解皮萊資向正德皇帝“進貢”的內情。1524年的“葡囚信”部分披露了使團成員在廣州、南京和北京的一些情況，但時至今日，我們才確切知道接待該使團的情況。顧應祥[23] 的目擊錄對研究葡人在穗停留期間的情況固然重要，而有關使團在北京情況的朝鮮史料亦勿能忽視。 據傳，皮萊資赴華前，除著有《東方簡志》外，還有一本記述其在華旅居情況的日記。這或許是歐洲首次來華使團最重要的原始資料，惜已佚失。皮萊資並無為後人留下片言隻字，我們只能據相關的漢、朝、葡的記錄來重構其出使的始末。
葡語原檔中，有《廣州葡囚信》可資引用。這些信件，曾為若昂．德．巴洛斯（João de Barros）等編年史家用作撰寫皮萊資使團有關章節的材料。中文官方史料則以正德和嘉靖《實錄》為基本史料[24] ，《明史》較晚。此外，最近披露的一些朝鮮方面的史料，對進一步瞭解使團甚有幫助。其時文人的一種筆記，對皮萊資使團事亦有所涉及。令人興奮的是，其中出現了“火者亞三”的漢名及籍貫查考的線索，有裨於我們厘清有關傳說與事實。
新史料的發現帶來了此研究的新突破。本文之前，從其他史料，我們知道翻譯“火者亞三”為華人，但其漢名與籍貫不詳，其身世始終是撲朔迷離。雖當時負責具體接待的官員“市舶提舉吳洪賜”稟稱曾“親至懷遠驛審視”，得知“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 [25]，但此說的可靠性值得懷疑。無疑，此係“火者亞三”的己說，根本無從核實。從現知的史料來看，為安全起見，不連累到家人，“火者亞三”隱瞞了自己真正的籍貫和姓名。
明張本筆記《五湖漫聞》載有傅永紀溺海漂泊至馬六甲，靠糊竹扇致富的傳說。 “本字斯植，號忘機野老，又稱五湖漫士[26] 。東洞庭山人。”[27] 因其自號“五湖漫士”，筆記遂題名《五湖漫聞》。[28] 關於張本，2008年當地學者主編的《東山藝文志》中介紹較詳：“張本(1494一?)字斯植，本姓沈，晚年始復。明洞庭東山人。早失父母，由祖母劉氏養育，教以孝悌。少年應試，名在高等，而考官誤書為張木。適有張木者冒其名，張本不與其競爭，後試輒不利，遂棄去不試。學古文辭于王鏊，王鏊與都穆、文徵明、陸粲、彭年、黃姬水共相推重，遂名重吳中。嘉靖四十二年(1563)曾作《七十自壽詩》。晚年自號忘機野老，又稱五湖漫士；著作：《五湖漫聞》2卷，子部雜學類，佚。見《太湖備考》卷8。《五湖漫稿》，集部別集類，佚。見《吳縣志·藝文考一》，此集中前有黃姬水、張獻翼序。”[29] 至於“五湖”， 其解如下：“[五湖]即太湖。《國語·越語下》：‘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韋昭注：‘五湖，今太湖。’亦指太湖及附近四湖。趙曄《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人五湖之中。’徐天祐注引韋昭日：‘胥湖、蠡湖、洮湖、湧湖，就太湖而五。’”[30]
《五湖漫聞》詳細載有以下事例: “東洞庭傅永紀，正德初商遊廣東，泛海被溺，獲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島。惟叠石磥砢，徧無纖草。所服之衣，囓吞殆盡。度不能存，呼天泣曰:‘居於山饑必至死，附於木或可得生’。乃復附木出沒波濤，七日至海濱，見一漁翁張網獨立，乃拜，書詢為某處。漁翁書示曰: ‘機郎佛國’。永紀又書曰:‘我夏人也，覆舟隨波至此，賴君可以生乎?’漁翁遂允為館穀。久之意氣彌篤，以女妻之。永紀善為紙竹扇，一扇鬻金錢一文，不二年至於巨富。機朗王召見，授以爵。正德末年，機朗太子以永紀為通事，進刀釰于華夏。武宗禮遇優渥，永紀遂勿復去。嘉靖初年，罪其私通，乃致之瘐死，時年四十八。”[31] 這條寶貴的史料徹底揭開了“火者亞三”的漢名及籍貫的疑謎。從“正德末年，機朗太子以永紀為通事，進刀釰于華夏。武宗禮遇優渥，永紀遂勿復去。嘉靖初年，罪其私通，乃致之瘐死，時年四十八。”一語所記載的史實來判斷，這個“東洞庭傅永紀”的事跡與明史上大名鼎鼎的“火者亞三” 的生平完全相同。
治地方史及海外交通史的學者知道傅永紀的故事，而澳門歷史、中葡關係史和中外交流史的學者也熟知“火者亞三”其人其事，但無人將傅永紀與“火者亞三”聯繫起來。筆者係首次提出這一關聯並加以考證。首先，從時間上來看，二人活動的年代相同，均在“正德末年”。其次，傅永紀漂流至馬六甲，靠糊製紙竹扇致富的神奇經歷說明了為何能受“機朗王召見，授以爵。正德末年，機朗太子以永紀為通事，進刀釰于華夏。”關於“進刀釰于華夏”，時文有載。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云：“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32] 。前者僅言“進刀劍于華夏”一事，後者提供了刀劍的具體數量和種類。這兩份漢語文獻，不謀而合，互為補充，應該說是確鑿無疑的。再次，關於“武宗禮遇優渥”，中外記載繁多，無需贅述。最後，在傅永紀/“火者亞三”死因上，中外文獻是驚人的一致。傅永紀/“火者亞三”的獄友葡萄牙人維埃拉言： “大翻譯病亡”[33] 。張本言：“嘉靖初，罪其私通，乃致之瘐”。“瘐”字，古代指囚犯因受刑、凍餓、生病而死在監獄中裏。憑據葡文史料，可以確定係“病亡”。 “瘐”的第三個詞意又專指病故於獄。結合中外文獻，可以判斷傅永紀/“火者亞三” 病死獄中。考慮到葡萄牙人維埃拉與傅永紀/“火者亞三”同囚一處，張本又是傅永紀/“火者亞三”的同鄉和小有名氣的鄉土文人，其言當可靠，可信度高於其他記述。有漢籍稱“火者亞三” 係被處死，看來不實。因有維埃拉的目擊錄和張本的記述為證，病斃于監應最接近事實。
有人認定“‘火者亞三’是出身於中國的回回商人[34]。” “為了達到與中國通商的目的，他們（葡萄牙人）找到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中國回回商人‘火者亞三’”[35] 。大概唯一所據不過是“火者”二字和“高鼻深目如回回狀”這個描寫。“火者亞三”如果是實名，可以下這樣的判斷。但如何確定“火者亞三” 係其真名？仔細揣摩上下文，顧應祥所指的是葡萄牙人，並未指“火者亞三”，所以斷定“火者亞三” 係“中國回回商人”實無任何經得起推敲的證據。
“火者亞三”的原籍究竟為何處，張維華先生認為，“火者既為回人之官稱， 則火者亞三似當為一回回人。”[36] 另外， 戴裔煊先生認為，“閩粵豪家往往閹人子供驅使， 被閹者稱為火者。”[37] 李金明先生早于1986年撰文駁斥了這兩個觀點。他結論說：“故‘火者亞三’有可能就是小時候不幸被拐賣的廣東人。但這裏的‘火者’ 卻明顯是官稱， 而不是閹者之稱， 所以在未找到確實的記載之前， ‘火者亞三’的原籍是難以推測的。”[38] 該文將“火者亞三”與傅永紀作為兩個不同的人物來敘述[39] 。
正德三年(1510) 有一華人通事隨同滿剌加副使端亞智來朝貢。《明武宗實錄》卷45記載：“(正德五年(1510)正月)己卯，滿剌加國王所遣使有亞劉者，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也，以罪叛入其國為通事。”[40]
顯然，“亞劉”一名很難找到對應的阿拉伯語名稱。
大概“火者亞三”沿用蕭明舉的故技，向中國官方謊報籍貫江西浮梁，隱瞞了其真名傅永紀。
實際上，“亞三”並非來自於阿拉伯語名稱 “哈三”或“哈桑”，而是純粹的漢語構詞法—“亞（阿）+三”這種加在稱呼前的詞頭。
隨著外交往來的增多、頻繁，有越來越多居留異國的中國商人成為居住國對華外交的使臣或翻譯。從《明實錄》等史籍來分析，有明一代早期華籍使者和通事大多數原籍是福建、浙江和
江西。
《明史》〈佛郎機傳〉稱：“武宗南巡，其使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41] 在某些學者筆下，成為了 “而譯者‘火者亞三’本是馬六甲華僑，由於精通葡、漢兩種語言，能說會道，向武宗介紹南洋諸國的奇異人情風光，武宗‘喜而留之’”[42] 。〈佛郎機傳〉僅言：“帝時學以為戲。”並未說明“其語”為何語。“精通葡語”不知何據。葡萄牙史料表明，葡萄牙人很容易學會馬來語。大概需要一、兩年便可以簡單會話。反之， “火者亞三”研習葡萄牙語並非易事。現在我們知道，他在馬六甲並非從事通事這一行業。因此，葡萄牙人和“火者亞三”之間的溝通語言極可能是馬來語，而不是葡萄牙語。因此，武宗 “學以為戲”的不是葡萄牙語，而是馬來語。
由於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資訊，入清以後，康熙五十二年王氏鳳梧樓刻本《林屋民風》〈雜記〉對《五湖漫聞》的這段記載有轉錄： “東山傅永紀，正德初商遊廣東，泛海被溺，獲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島。島惟叠石磥砢，徧無纖草。所服之衣，齧吞殆盡。度不能存，呼天泣曰:‘居於山饑必至死，附於木或可得生’。乃復附木出沒波濤，七曰至海濱，見一漁翁張網獨立，乃拜，書詢為某處。漁翁書示曰: ‘佛即（郎）機國（原本“機朗佛國”，疑誤）’。永紀又書曰:‘我夏人也，覆舟隨波至此，賴君可以生乎?’漁翁遂允為館穀。久之意氣彌篤，以女妻之。永紀善為紙竹扇，一扇鬻金錢一文，不二年至於巨富。佛即（郎）王召見，授以爵。正德末年，佛郎太子以永紀為通事，進刀釰于華夏。武宗禮遇優渥，永紀遂勿復去。嘉靖初，罪其私通，乃致之瘐死，時年四十八。”[43] 後《紅蘭逸乘》[44] 卷四，〈瑣載〉內有節選，文字甚簡。“東洞庭傅永紀，正德初經商粵東，溺於海，附木浮七日，至佛郎機國，漁者拯之，妻以女。永紀善為紙扇，一扇鬻金錢一文，至巨富，王召見，授以爵。正德末年，太子以永紀為通事，進刀劍至京師，武宗禮遇優渥。”[45] 20世紀80年代，謝國楨曾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中收入此段。“‘東洞庭傅永紀，正德初商遊廣東。泛海被溺，獲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島。島惟叠石磥砢，遍無纖草。所服之衣，囓吞殆盡，度不能存，呼天泣日。居於山，饑必至死，附杉木，或可得生。乃復附樹木，出沒波濤。七曰至海濱，見一漁翁張網立，乃拜書詢為某處？漁書示曰: ‘佛郎機國’。永紀又書曰:‘我夏人也，覆舟隨波至此，賴君可以生乎?’漁遂允為館穀。久之意氣彌篤，以女妻之。永紀善為紙竹扇，一扇鬻金錢一文，不二年至於巨富。佛郎機國王召見，即授以爵。正德末年，佛郎機太子，以永紀為通事，進刀釰于華夏，武宗禮遇優渥，永紀遂勿復去。嘉靖初，罪其私通．乃至之瘐死，時年四十八。明張本斯《五湖漫聞》卷上’”[46] 謝先生在 “引用書目”中注明“五湖漫聞，明張本斯撰(明末刻本) 。” [47]看來，先生于20世紀80年代所使用的也是清刊本，不曾寓目明末刻本，因清鈔本作“漁翁書示曰: ‘機郎佛國’”，而清刊本作“漁翁書示曰: ‘佛即（郎）機國（原本“機朗佛國”，疑誤）’。”今不見明刊本。2008年出版的《東山藝文志》注明：“《五湖漫聞》2卷，子部雜學類，佚。” [48]當地學者所據為《吳縣志‧藝文考一》。張本字斯植。或許“張本斯”從“張本，字斯植”而來。筆者至今未見刊本，所使用的是1915年虞山周氏學佛盫印鈔藏二卷。
從“東山傅永紀，正德初商遊廣東”一語，可知傅永紀這位傳奇人物係東山人氏。明清諺曰“鑽天洞庭遍地徽”。“鑽天洞庭”[49] 典出明末馮夢龍名著《醒世恒言》。 “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鑽天洞庭’ ”[50] 。 “兩山”指洞庭東[51] 、西山。 “鑽天”意謂洞庭山幫精明能幹，無物不營，無地不去。意謂他們很精明，會鑽營，懂商情，善經營。明清時，洞庭商人與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相提並論，稱雄于中國
商壇。
關於此人的真實生平，迄今未見學術研究，大多係普及讀物[52] 。有兩篇屬於文學再創作的小文[53] 。其基本情節取材未出《五湖漫聞》的基本框架。雖作了些過富有想象的文學描寫，但未能考證出“機朗佛國”究係何國。有人斷定：“傅永紀所到的那個佛朗機國，即今天的葡萄牙。”[54] 當地學者則有一定保留：“始知此地為佛朗機國 (今為葡萄牙國。傳聞如此，姑沿此)之境。”[55] 實際上，所謂“機朗佛國” 係“佛朗機國”誤寫。
最後一段關於正德末年出使中國的記述最為重要。它與現知的史料完全相符。
囚犯在獄中病死， “時年四十八”，據此，我們可以推算出傅永紀/“火者亞三”的生年是
1473年。
*注釋：
[1] 弗格森（Donald Ferguson）《1534-1536年廣州葡囚信（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Written in 1534 and 1536）》，孟買，教育協會出版社，1902年。
[2] 全文可見金國平《西力東漸―― 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26-227頁。
[3] 沃列澤茲（Ernst Artur Voretzsch）〈第一個歐洲赴華使團的有關文獻（Documentos acerca da Primeira Embaixada Portuguesa à China）〉，《葡日協會學報（Boletim da Sociedade Luso-Japonesa）》，東京，1929年，第1期，第30-69頁。
[4]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皮萊資的〈東方簡志〉及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科英布拉，1978年及《第一個歐洲赴華使團（Primeira Embaixada Europeia à China）》澳門，澳門文化學會，1990年。
[5] 金國平〈《東方簡志》新釋〉，《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37-150頁。有一個從英語轉移過來的版本，見（葡）多默 • 皮列士著、何高濟譯《東方志 從紅海到中國 from Red Sea to China》，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年。
[6]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及張天澤著、王順彬，王志邦譯《中葡通商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0年。
[7] 張天澤〈滿剌加與第一個葡萄牙赴京使團的失敗（Malacca and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Portuguese embassy to Peking）〉，載《賈梅士學院學報（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澳門，1981年，第15期（1-2），第157-162頁。原文載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1962，n.°3 , pp.45-64.
[8] 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注釋》，北平，193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以《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再版。作者早前撰有〈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蹟考〉，《史學年報》，第1卷，第5期，1933年，第103-112頁。
[9] 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通報》，萊頓，1949年，第39期。
[10]埃杜瓦多．布拉藏（Eduardo Brazão）《中葡外交史筆記（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de Portugal com a China，1516-1753）》，里斯本，殖民地總局，1949年。
[11]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1991年重印。
[12] 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志―― 十六世紀文獻集（E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
[13] 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廣州葡囚信（1524年？）（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1524？））》,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皮萊資的〈東方簡志〉的里斯本手稿注釋 （O Manuscrito de Lisboa d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Contribuição para uma edição crítica）》，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貴族、傳教士與官員―― 16世紀葡中關係（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VXI）》，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
[14]高美士（L. G. Gomes）〈兩個赴華使團的失敗（O malogro de duas missões ao Império do Meio）〉，載《賈梅士學院學報》，澳門， 1967年，第3期，第335-354頁。
[15] 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Alves）《兩個帝國間的一個港口―― 澳門及葡中關係研究（Um Porto entre dois Impérios: Estudos sobre Macau 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第15-49頁。
[16] 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遣使貢物：三個世紀的赴華使團（Embaixadas e Tributos: Três Séculos de Missões Diplomáticas à China）〉，載《友誼的基石：中葡文化藝術交往500年（Os Fundamentos da Amizade: Cinco Séculos de Relações Culturais e Artísticas Luso-Chinesas）》，里斯本，澳門科技文化中心、澳門發展暨合作基金會，1999年，第139-146頁。 另見Embassies and Tributes: Three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Diplomatic Missions in China，in Ming Qing Yanjiu，2000，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Istituto Italiano per I’Africa e l’Oriente，Roma，2000，第43-87頁。
[17] 陳學霖〈暹羅入明貢使“謝文彬”事件剖析〉（後收入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78-309頁），《華學》（第二輯），《華學》編輯委員會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6年，第202頁。
[18] 萬明著《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第29頁。
[19] 韋傑夫（Dr. Geoff Wade）〈明朝文獻記載中的滿刺加（Melaka in Ming Dynasty Texts〉，Journal of Malaysi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 ety, 70,1，1997，pp.49-53及韋傑夫（Dr. Geoff Wade）〈明朝中國史料中的葡萄牙人（The Portuguese as Represented in Some Chinese Sources of the Ming Dynasty）〉，載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Álves）主編《葡萄牙與中國――葡中關係會議演講集（Portugal e a China: Conferências nos Encontros de História Luso-Chinesa）》，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第272-276頁。
[20]（德）普塔克著、趙殿紅譯〈明正德嘉靖年間的福建人、琉球人與葡萄牙人：生意夥伴還是競爭對手〉，紀宗安 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二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321頁及第332頁，注釋8。
[21] 馬建春、曹娜〈葡萄牙首次入貢明朝與回回人的作用〉，《澳門研究》，2010年，第3期（總第58期），第100-101頁。
[22]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44頁，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55-157頁及金國平、吳志良〈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早期澳門史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182-209頁。
[23]其生平可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27、2286、2287、2374、2399、2427、2440、2475及5154頁。
[24] 新加坡韋傑夫博士（Dr. Geoff Wade）曾經收集研究《實錄》中有關葡萄牙人的資料，詳見韋傑夫〈明朝中國史料中的葡萄牙人（The Portuguese as Represented in Some Chinese Sources of the Ming Dynasty）〉，載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Álves）主編《葡萄牙與中國――葡中關係會議演講集（Portugal e a China: Conferências nos Encontros de História Luso-Chinesa）》，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第263-316頁。
[25] 對此，馬建春和曹娜有一新解釋。見〈葡萄牙首次入貢明朝與回回人的作用〉，《澳門研究》，第58期，第101頁。
[26] 陳德芸著《古今人物別名索引》，長春，長春市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71頁。
[27] (清)翁澍撰《具區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湘雲閣刻本，卷四，第30頁。
[28] (清)吳定璋輯，《七十二峰足征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吳氏依緣園刻本，卷十六，第1頁。今人撰傳紀見薛利華主編《洞庭東山志》，洞庭東山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8-399頁和葛鴻楨著《論吳門書派》，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2005年，第250頁。
[29] 楊維忠編著〈張本–吳中的五湖漫士〉，《東山名彥 蘇州東山歷代人物傳》，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7年，第97-98頁。
[30]（清）喬億著《大曆詩略箋釋輯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8年，第41頁。
[31] 《五湖漫聞》，虞山周氏學佛盫， 清抄本，第26b-27a頁。
[32]（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第20頁。
[33]金國平〈廣州葡囚信〉，《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60頁及〈廣州葡囚信〉，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91頁。
[34] 邱樹森〈明武宗與明代回回人〉，中國回族學會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回族學》，回族學論壇第2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206頁。
[35] 同上，同頁。這是張維華的觀點，參見《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第9頁。
[36] 同上， 第9頁。
[37]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6頁。
[38] 李金明〈明代海外朝貢貿易中的華籍使者〉，《南洋問題》，1986年，第4期，第110頁及陳學霖〈記明代外番入貢中國之華籍使事〉（原載於《大陸雜誌》第24卷，第4期），《明清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1967年，第157頁。
[39] 同上，第109、114-115頁。
[40] ww《明武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4年，卷四十五。
[41]《明史》，第8430頁。
[42] 黃啟臣《澳門歷史 自遠古-1840年》，澳門，澳門歷史學會 ， 1995年，第31頁。
[43]（清）王維德纂《林屋民風》，十二卷附見聞錄一卷，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二年王氏鳳梧樓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三九冊》，全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第536頁及（清）王維德纂《林屋民風》，中國風土志叢刊，廣陵書社 ，下冊，2003年，第757-758頁。
[44] 約成於1822年。
[45] 王稼句編輯《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上冊，第300頁。
[46] 謝國楨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0年，中冊，第158-159頁。
[47] 同上，中冊，第436頁。
[48] 楊維忠、金本福、薛利華主編《東山藝文志》，揚州，廣陵書社 ， 2008年，第15頁。
[49] 馬學強《鑽天洞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31-47頁。有關論文可見李嘉球〈鑽天洞庭〉，《江蘇地方志》，2001年，第5期，林錫旦〈鑽天洞庭有佳篇——評《西山鎮志》〉，《江蘇地方志》，2002年，第4期，潮西，〈鑽天洞庭〉，《競爭力》，2006年，第1期和朱全福〈鑽天洞庭遍地徽”——“三言”“二拍”中的蘇州商人和徽州商人之比較〉，《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50] 馮夢龍著《醒世恒言》，長沙，嶽麓書社， 1989年，第76頁。
[51] 黃錫之著《洞庭相望分東西：東山》，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7年，第88-99頁。
[52] 朱奕、王意遒編〈傅永紀海國致富〉，《中國歷代鉅賈的故事》（繪畫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0-97頁和〈傅永紀–發跡佛朗機的大商人〉，《東山名彥蘇州東山歷代人物傳》，第68頁。
[53] 賈杏年〈明代商人傅永紀的傳奇經歷〉載《知識窗》，1997年，第10期，第21頁及薛利華〈扇子大使傅永紀奇聞〉載《蘇州雜誌》，2003年，第6期， 第72-73頁。之前，同一作者有一類似的短文。《洞庭東山志》，第486-487頁。
[54] 姜念濤 、黃勝平著《市場經濟與思維變遷》，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1993年，第81頁。
[55]《洞庭東山志》，第486頁。
[原文〈“火者亞三”生平考略：傳說與事實〉，載《明史研究論叢（第十輯）》，北京市：紫禁城出版社，2012，第226-244頁。 ]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