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學友龔纓晏教授寄來其批評孟席斯先生新說的近作。所用現文題，是作者原有並堅持使用的。1433年，鄭和卒，第七次下西洋隨即結束；1434年，隨同下西洋的鞏珍為《西洋番國志》作序，其書所記僅及於西亞、東非。究竟1434年有無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的威尼斯？如係歷史真實，須有明確的證據；若為小說家言，雖允許想像，唯作為歷史小說，主要人物用真名實姓，則重大情節不可虛構。希望通過批評、辯論，去偽存真，以免歷史成為任人糟蹋的玩物。[2012年10月18日]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胡扯蛋
——讀孟席斯的《1434：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並點燃文藝復興之火》
寧波大學 龔纓晏

一、輕鬆浪漫的國外“休假”
1405–1433年，鄭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最遠抵達非洲東海岸。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航海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非凡壯舉。今天，面對著日益猛烈的全球化浪潮，人們懷著不同的目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鄭和下西洋進行新的探討和評價，當然也引發了一怪論。

在國外，鄭和最為“熱心”的謳歌者當推英國的孟席斯(Gavin Menzies)。他在2002年出版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譯本由京華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師研群翻譯）中提出，鄭和艦隊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環球航行。2008年，他又推出了《1434：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並點燃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宋麗萍、楊立新翻譯，以下所引頁碼，均為該中譯本），進一步宣稱，“鄭和船隊的水手和女僕乘著中國式平底船”，“駛過連接尼羅河和紅海的運河，然後沿著尼羅河順流而下一直抵達地中海”，造訪了威尼斯，來到了佛羅倫斯，最終“點燃了文藝復興之火”，使“歐洲從羅馬帝國衰落之後近千年的停滯狀態中興起”（第79、56、7頁）。孟席斯還生動了描述了鄭和船隊到達威尼斯時的場面：
“中國船隊停靠在斯奇亞佛里河畔，或停在轉運奴隸的碼頭時，肯定會引起一陣小小的忙亂——中國和阿拉伯的船隻照例停靠在那裏，外交使節和船長們必定會前往幾百碼以外的總督宮，向總督遞交國書，同時送上詳細記載宣德皇帝生辰的《授時曆》；緊隨其後的是絲綢和青花瓷的贈禮；最後奉上來自中國的航海圖。接下來該輪到‘野蠻人’回納貢品了。鮮肉和新鮮水果、魚、蔬菜和水紛紛裝上船”，鄭和船隊上的水手們則紛紛“上岸休假去了”，“第一件事可能是到利多島暢遊一番，然後換上他們最好的衣服，喝上一點小酒，搜集好分發給岸上姑娘們的各種小禮物”（第97—98頁）。

在孟席斯的筆下，鄭和船隊的水手們在威尼斯上岸休假時的情景，就如50年前孟席斯本人乘座英國皇家海軍“鑽石”號抵達威尼斯一樣，輕鬆而浪漫。孟席斯所提出的觀點，更可謂是石破天驚，震世駭俗！可惜的是，孟席斯的這部著作，與此前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樣，都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一派胡言。

二、穿鑿附會的關鍵證據
鄭和去世後半個世紀，明朝官員認為下西洋是禍國殃民的“弊政”而毀掉了相關檔案。雖然如此，與鄭和下西洋相關的一些重要文獻還是被保留了下來。其中有的出自鄭和下西洋的直接參與者之手，例如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有的是鄭和時代留下的文物，如福建長樂南山寺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等；還有的是後人根據鄭和航海資料而編撰的著作，如著名的《鄭和航海圖》。這些文獻不僅記載了鄭和航海的過程，而且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他們所到達的異域國家。鞏珍在《西洋番國志》的序言中寫道：“凡所紀各國之事蹟，或目及耳聞，或在處詢訪，漢言番語，悉憑通事轉譯而得，記錄無遺”。翻翻上述文獻，可以知道，鞏珍等人對於那些“巢居穴處，男女赤體如禽獸然”的落後小國都有描述，因此，如果他們真的像孟席斯所說的那樣來到了佛羅倫斯等城市，難道不會留下片言隻語的敘述？事實上，在所有中文文獻中，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表明鄭和船隊到過地中海地區。
鄭和時代的西歐，雖然沒有像中國那樣沐浴在專制君主的“浩蕩”皇恩之中，更不知道“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朱棣《聖學心法》序)的儒家學說，但也不至於處於“羅馬帝國衰落之後近千年的停滯狀態”之中。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城市都有眾多學者在撰寫、記錄歷史（可參見雅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三編）。更加重要的是，中世紀的歐洲人對東亞一直懷有強烈的興趣，千方百計地獲取關於東亞的資訊。講述東方的著作《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廣為傳抄，保存至今的14、15世紀抄本多達80種。在這種背景下，如果鄭和船隊造訪過威尼斯和佛羅倫斯，或者如孟席斯所描述的那樣受到隆重的歡迎並享受到了輕鬆的休假，那麼一定會被載諸史冊。可是在歐洲文獻中，同樣找不到關於鄭和船隊的任何資訊。

那麼，孟席斯的依據是什麼呢？他的主要依據，就是托斯卡內里的一封信。

托斯卡內里（1397-1482年)是當時佛羅倫斯的一個著名學者，對醫學、光學、數學、農學、天文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曾於1474年給葡萄國王的顧問、教士馬丁斯寫過一封信，認為從歐洲出發，向跨越大西洋，可以直接到達亞洲的最東部。托斯卡內利還附上了地圖，以說明自己的觀點。不過，托斯卡內里寫給馬丁斯的原信及附圖早已失傳了。

此時，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正在里斯本積極籌畫橫渡大西洋前往亞洲的“印度事業”，當他於1480年左右聽說托斯卡內里的觀點後，就給托斯卡內里寫信，請求提供更多的資料。托斯卡內里給哥倫布寫了回信，稱讚哥倫布打算橫渡大西洋的“雄心壯志”，並把自己於1474年寫給馬丁斯的信件以及所附航海圖抄寄給哥倫布。托斯卡內里給哥倫布的回信，被保存了下來，並於1871年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被人發現，但他寄給哥倫布的航海圖卻遺失了。這樣，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托斯卡內里1474年信件，實際上是他轉寄給哥倫布的抄件。孟席斯所依據的，就是這一抄件。

孟席斯在《1434：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並點燃文藝復興之火》中兩次抄錄了這封信的全文，並且逐句作了評釋（第124—125、153—159頁）。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這樣一句話：在教皇尤金四世任期裡（1431—1447年），中國“有一位使節來覲見教皇，並對教皇說他們對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懷有極大的友情。我跟那位使節交談了很久，談到了許多事情：關於他們皇家建築的宏偉浩大，關於他們江河的寬廣綿長，關於他們城市的數量，……”。據此，孟席斯以穿鑿附會的方式得出如下結論：1434年，從鄭和船隊上下來的“中國使團抵達佛羅倫斯”，托斯卡內里有幸與其相會。

三、“大逆不道”的鄭和船隊
托斯卡內里1474年所寫的上述信件，並不是孟席斯發現的。1871年，有學者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找到了一本哥倫布曾經閱讀過的書，發現該書的空白頁上抄錄著托斯卡內里的來信。1902年，維格諾（H. Vignaud）將該信譯成英譯出版，即《托斯卡內與哥倫布》（Toscanelli and Columbus），今天我們甚至可以從互聯網上免費下載到這部英譯本的多種版本。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一直有學者對托斯卡內里1474年信件的真實性提出懷疑，但現在多數學者認為這封信應當是真實的。對於我們來說，不管托斯卡內里1474年信件是否真實，都無法證明孟席斯的觀點。我們只要列舉二點，就可以知道孟席斯是在胡說八道：

第一，關於中國及中國皇帝的稱號。鄭和下西洋時，中國的正式稱號是“大明”（鄭和在錫蘭所立石碑第一句即為“大明皇帝派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而在托斯卡內里的信中，不僅沒有“大明”，甚至連“中國”也沒有。相反，該信混亂地使用三個詞來表示中國：1，“香料之國印度”，這實際上是自古希臘開始歐洲人對亞洲東部的稱呼；2，Cathay，中譯本將此詞譯成“中華郡”，實際上是“契丹”的音譯，自從馬可•波羅（1254—1324年）開始，歐洲人以此詞來表示曾受契丹統治的中國北方地區；3，Manji，此詞是“蠻子”的音譯，是蒙元時代北方人對南宋統治區域的稱呼,歐洲人以此詞來表示中國南方地區。托斯卡內里的信中還說，中國最高的統治者是“大汗”。“大汗”其實是蒙元時代對最高統治者的稱呼，在馬可•波羅的著作中，指的是元朝皇帝。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被稱為“皇帝”或“皇上”。

我們知道，自封為“華夏”代表的朱元璋，是通過高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大旗而推翻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他在北伐檄文中宣稱“夷狄”統治中國是“冠履倒置”，並將元朝的稱號視為“禽獸之名”。因此，如果鄭和船隊到了佛羅倫斯，並與托斯卡內里進行了詳細的“交談”，居然連“大明”（至少是“中國”）的稱號都沒有告訴別人，反而使用“契丹”、“蠻子”（要知道，朱元璋的老家鳳陽以及他所建立的都城南京都在南方）之類的稱呼，那不僅是難以想像的，而且是大逆不道！特別是，鄭和他們將明朝皇帝也稱為“大汗”，那簡直是公然的謀反，必定要殺頭的。要知道，明初官員甚至連吹捧朱元璋“聖德作則”都會招來殺身之禍（朱元璋覺得“則”就是罵他“賊”）。而派遣鄭和下西洋的那個朱棣，更是以殘酷的“瓜蔓抄”而著名。

第二，關於中國的主要城市。托斯卡內里在信中提到的中國城市有“刺桐”和“行在”。“刺桐”指的是泉州，因為該城以廣種刺桐樹而著名。“行在”是南宋統治者對杭州的稱呼，意思是說，杭州只是皇帝臨時的行宮，他們真正的首都是那個早已淪陷了的開封，並以此為表達收復北方失地的決心，同時通過這類文字遊戲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與寬慰。鄭和下西洋時，泉州的正式名稱是“泉州衛”（可見《鄭和航海圖》），杭州也早已不叫“行在”了。泉州和杭州是元代中國的主要城市，到了鄭和時代，這兩個城市的重要性已經下降，而最重要的沿海城市當推朱元璋建立的都城南京（南京也是鄭和船隊出發的地方，鞏珍等人的著作中都提到南京）。如果鄭和船隊真到了佛羅倫斯等城，竟然根本不介紹南京，反而向歐洲人大談早已被拋棄了的“行在”之類的城名，這是完全違背常理的。

在托斯卡內里的信件中，找不到一絲關於明朝中國的新知識。他所知道的中國，依然是那個早已被推翻了的元朝。這封信中關於中國的內容，都來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旅行家的著作，甚至關於“行在”（杭州）城中橋樑的數量，也是從《馬可•波羅遊記》中抄來的，只不過是把12000座橋誤寫成了10座。以這樣一封信來證明“托斯卡內里見到中國使節”，真可謂荒唐至極。

那麼，那個與托斯卡內里見面的人是誰呢？早在1902年，維格諾就已經指出，這個所謂的“中國使節”，其實是意大利人康蒂（Nicolò di Conti），他在印度一帶生活了20多年後，於1444年回到了佛羅倫斯。康蒂關於東方記述的英文版，至今還可在網上很容易地買到。

四、荒唐謬悠的論證方法
孟席斯全書所涉及的每個問題，各國學者其實早有認真的研究，並且形成了可靠的結論。例如，學者們普遍認為，托斯卡內里寫信給馬丁斯的原因，是由於葡萄人的海外擴張。在現代導航技術出現之前，北半球的人們在大海上航行時，主要依靠北極星來確定方位與航向。所以，當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進入到幾內亞灣後，就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由於靠近赤道，觀察不到北極星。1474年，葡萄牙國王的顧問馬丁斯在出席一個葬禮時，遇到了托斯卡內里，並向他請教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托斯卡內里這封信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孟席斯提出托斯卡內里這封信是與鄭和船隊相見的結果，那麼，他首先要做的是，必須用可靠的史料來否定已經確立了的定論。不知是對學術史的無知，還是刻意的迴避，孟席斯的兩本書都沒有討論已有的研究結論。這兩本並非建立在學術基礎上的著作，充其量只能算是蹩腳的歷史小說。

在行文風格上，孟席斯的這兩本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東拉西扯，缺乏中心，迴避主題。例如第九章“托斯卡內里見到中國使節”，作者根本沒有討論如下關鍵問題：哪些史料證明了托斯卡內里見到了中國使節。托斯卡內里在信中說自己曾與“一個的使節”交談過，到了孟席斯的筆下，變成了一支龐大的艦隊。通觀全書，孟席斯根本沒有提出任何可以證明鄭和船隊到達地中海的證據。充斥全書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冗長敘述，以及罔顧事實的廢話。因此，這兩本書看起來知識很豐富，實際上恰如中國一句俗話所形容的，“懶婆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令人不忍卒讀。

在論證方法上，孟席斯這兩本書的共同特點是：望文生義，胡亂猜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長樂《天妃之神靈應記》中一個詞句的解釋。這塊著名的碑文開頭寫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國，固遠矣。而程途可計。若海外諸番，實在遐壤，皆捧珍執贄，重譯來朝。”這本是一段歌頌永樂皇帝的官樣套話，實在沒有什麼新意。沒想到有個叫劉鋼的現代中國人居然據此發現了“中國發現世界的謎團玄機”。劉鋼將“迤北之國”讀作“迤北之北”，進而提出：這句話“的正確含義應該是：歐洲和非洲東、北部地域向西，同時位於西伯利亞以北並與其隔海相望的地域固然離中國最為遙遠，但是仍然可以到達。從現代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離中國最遙遠的地方就是北美大陸”，因此這是一條“能夠證實鄭和船隊曾經周遊過整個世界”的重要證據（劉鋼：《古地圖密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頁）。孟席斯將劉鋼的這個理解當作自己的重要依據（第10—11頁）。其實，劉鋼與孟席斯的這番理解，完全是捕風捉影的胡扯。我們姑且不論此碑的原文是“迤北之國”而不是“迤北之北”，因為這種歌功頌德的官樣套話，根本就不能當真，更不能作如此微言大義式的引伸。按照此番邏輯，我們還可以說，鄭和不僅進行了環球航行，而且還進行了宇宙飛行，因為前面一句話明確說“際天極地”！按照這樣的邏輯，劉鋼、孟席斯甚至可以在中國史書中讀出無可計數的“謎團玄機”，並且可以得出宇宙間所有發明創造都應歸功於中國人的結論。

孟席斯的著作，不顧具體的時代背景，不顧明顯的歷史事實，不顧中外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抓住片言隻語，斷章取義，進行毫無根據的猜測。如果將這樣的東西當作是“嚴謹”的學術著作，那是對學術的侮辱；如果將這樣的東西當作是國外的研究成果，那是對國外學術界的侮辱；如果中國學者真的認為“它絕非嘩眾取寵之作”，那是對中國學術界的侮辱。這就提醒我們，在中外交流日益快速頻捷的全球化化時代，要學會甄別學術精品與文化垃圾，不要把外國人所寫的一切都當成是金玉良言：因為古今中外都有一些胡扯蛋！
[本文以《孟席斯又一派胡言》為題發表於《東方早報》書評版（2012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