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迎勝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44167.htm]

一  經歷

劉迎勝，男，1947年生。1981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8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南京大學教授（1988起），博士生導師（1992年）。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2003年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1998年起）。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元史研究室主任（1990年起）、韓國研究所所長（2005年起）。劉迎勝繼承了我國乾嘉以來西北輿地之學與歐美東方學的傳統，通多種語言，是活躍於當代蒙元史、內陸亞洲史、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中外關係史等研究領域前沿、有影響力的國際知名學者。[1]

曾受德國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支持，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突厥學與中亞學研究所(Seminar fü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班貝格大學東方學系伊朗語研究室(Universität Bamberg, Orientalistik-Lehrstuhl Iranistik)任客座科學家，並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以色列希伯萊大學高級研究院從事專題研究；曾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多國“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遊牧/阿勒泰絲綢之路”考察，並被推舉為國際考察隊副隊長（阿曼－巴基斯坦路段）、隊長（印度－斯里蘭卡－印度路段）；曾應邀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羅馬大學、意大利東方研究院、柏林洪堡大學、波恩大學、慕尼克大學等十餘所西方著名高校發表專題講演；數十次代表中國赴境外參加學術會議並報告研究論文，在阿拉木圖、烏蘭巴托、維也納、福岡國際學術會議上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或發表主題講演。已發表學術論著百餘篇，其中以英、德文在境外發表論著8篇。論著中多篇被中外學術論著引述。1985年獲南京大學首屆“科學新星獎”、1990年被南京大學授予“優秀歸國留學人員”稱號，1992起擔任博士導師。[1]

二  學術活動

1．1987－1988年，受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突厥學及中亞文化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員，課題：“有關蒙元史的漢文及波斯文史料比較研究”。
2．1990－1991年，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訪問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汶萊及菲律賓諸國，歷時4月餘，出席十餘次國際討論會。曾先後被推舉為國際考察隊副隊長（阿曼－斯里蘭卡）及隊長（斯里蘭卡－印度）。
3．1991年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歷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及哈薩克等中亞五國，歷時二個月，出席烏茲別克斯坦及哈薩克舉行的兩次國際討論討論會。在阿拉木圖國際討論會上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
4．1992年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蒙古政府發起的“遊牧/阿勒泰絲綢之路考察”，出席烏蘭巴托國際討論會，並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
5．1992年，出席羅馬國際東方學會議，報告題目《在歷史面前的中國－多民族國家》，已發表（英文）。
6．1993年3月－12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客座教授，課題：《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
1993年10月，應邀赴劍橋大學東方研究所講學。同年11月，應邀赴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講學二次，內容有關中亞研究。報告用英語。
7．1997年，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及澳門中葡青年文化協會。
8．1998年，出席於波恩召開的第二十七屆德語國家東方學會議，報告論文《白阿兒忻台對哈烈的出使－－明與帖木兒帝國關係研究》。
9．1998年，訪問哈薩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及烏茲別克斯坦考古研究所。
10．1999年初－1999年5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及國立檔案館研究澳門檔案。
11．1999年5月－2000年初，受洪堡基金會資助在德國班貝格大學伊朗學系任客座教授，課題：回回館研究。
同年9月，出席於巴黎召開的“第四屆歐洲伊朗研究會議”，報告論文《十三－十八世紀中國的官辦波斯語教學研究》。
同年11月，應邀赴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宗教史系、波恩大學中亞學系、弗賴堡大學東方學系、波鴻大學東方學系、美因茨大學應用漢語及突厥學系及慕尼克大學東方學系等六所德國大學，分別以英語和德語講學，報告題目分別為“中國古代外來宗教與文化”、“元明兩代中國與內陸亞洲地區的外交語言”、“中國的穆斯林文化”等。
同年12月，應邀赴意大利羅馬大學講學（二次）及赴意大利國立亞非研究所講學（一次），題目“十三－十五世紀的中國與中亞”，“世界歷史中的蒙元王朝”等。報告用英語，意方將詳細提綱邀請單位譯成意大利文散發。

三  主要論著目錄

專著

1、《西北民族史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
2、《絲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3、《絲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4、《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2011年7月。
5、《〈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
6、《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

主編

1、《〈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鳳凰出版社，2010年12月。
2、《清華元史》（第一輯，姚大力、劉迎勝主編），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

論著編年

1981年：
1 《三十年來西方的元史研究》，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一期，頁2－9，與姚大力合作，1萬字。
2 《西方察合台汗國史研究述評》，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1981年，頁83－91，1．4萬字。
1982年：
3 《1981年元蒙史研究概況》，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2年，第5期，頁1－6，0．9萬字。
4 《元代西北地方的佛教》，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頁71－82，1．7萬字。
5 《讀〈定宗征拔都〉》，載《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頁63－66，0．5萬字。
1983年：
6 《蒙元時代中亞聶思脫里教的分佈》，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期，1983年，頁66－73，1萬字。
7 《西方及日本元史研究近況》，載《蒙古學情報與資料》，1983年，第3期，頁1－9，1．4萬字。
1984年：
8 《有關馬黎諾里、鄂多里克和安德魯等人在華活動的資料》，載 《中國歷史參考資料（元代部分）》，1984年，北京，頁270－275，0．8萬字。
9 《元代攝思廉、益綿、沒塔完里及謨阿津等四回回教職考》，載蘭州西北民族學院《西北民族文叢》，1984年，第二期，176－192，1．5萬字。
10 《元代曲先塔林考》，載《中亞學刊》，第1期，1984年，中華書局，北京，頁243－252，1．4萬字。
11 《阿里不哥之亂與察合台汗國的發展》，載《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頁29－37，1．2萬字。
12 《早期的察合台汗國》，載《新疆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頁74－84，1．6萬字。
13 《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回鶻文碑文之校勘與研究》，與卡哈爾．巴拉提合作，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頁57－106。
1985年：
14 《察合台汗國》，載《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元史分冊》，1985年，頁14－18，0．6萬字。
15 《阿力麻里》，載《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元史分冊》，1985年，頁2，0．3萬字。
16 《別十八里》，載《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元史分冊》，1985年，頁10，0．3萬字。
17 《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期，1985年，45－56，1．8萬字。
18 《元代蒙古諸汗國的約和及窩闊台汗國的滅亡》，載《新疆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頁31－43，1．8萬字。
19 《察合台汗國的分裂》，載《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頁99－107，1萬字。
20 《哈沙尼和他的〈完者都史〉》，載《蒙古學情報與資料》，1985年，第3－4期，頁103－104，0．3萬字。
21 《元初朝廷與西北諸王關係考略》，載《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1985年，頁118－134，1．2萬字。
22 《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波斯史籍》，載《文史知識》，1985年，第7期，頁42－45，0．4萬字。
1986年：
23 《元朝與印度、西亞和非洲的關係》，《元代的西北地方》，載《元朝史》，北京，1986年，頁214－238，頁428－432，2．5萬字。
24 《旭烈兀時代漢地與波斯使臣住來考略》，載《蒙古史研究》，第二期，1986年，頁21－30，1．4萬字。
25 《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係》，載《元史論叢》，第3期，1986年，北京，頁56－81，3．7萬字。
26 《亦必兒與失必兒》，載《歷史地理》，第4期，1986年，頁62－74，1．8萬字。
27 《都哇家族汗位繼承權的確立－－元武宗時代察合台汗國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6年，第4期，頁74－79，0．8萬字。
28 《元末的察合台汗國》，載蘭州西北民族學院《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頁77－88，1．6萬字。
29 《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頁48－59，1．8萬字。
30 《也先不花》等19詞條，載《中國歷史大辭典》，1986年，上海，1萬字。
1989年：
31 Zur Urheimat und Umsiedlung der Toba,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No. 1-2, 1989, pp86-107.《拓跋鮮卑的故土及其遷移》（原文為德文），載《中亞雜誌》（CAJ），1989年，第1－2期 ) ，頁86－107，2萬字。
32 《9－12世紀民族遷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達旦部落》，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年－1990年，頁80－106，頁19，3．9萬字。
33 《〈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年－1990年，頁145－179，頁180，4萬字。
1990年：
34 《都哇家族對察合台汗國的統治》，載《西域史論叢》第3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01－223，1．5萬字。
35 《回回藥方與中國穆斯林醫藥學》，載《新疆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6月），頁92－105，2萬字。
36 《從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波斯灣的交通》，載《歷史地理》，第七期，1990年，頁90－95，1萬字。
37 《唐蘇諒妻馬氏漢、巴列維文墓誌再研究》，載《考古學報》，1990年，第3期，頁295－304，1．6萬字。
38 《〈米諾哈志〉的作者及其波斯文動詞分類原則初探》，載《中亞學刊》，第3輯，1990年，11月，頁258－283，3．6萬字。
39 《評罕伯莉校勘本》，載《中亞學刊》，第3輯，1990年，11月（筆名“皮路斯”），頁284－290，1萬字。
1991年：
40 《唐元時代中國的伊朗語文與波斯語文教育》，載《新疆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頁18－23，0．8萬字。
41 《海上絲綢之路考察萬里行》（威尼斯－廣州），載《明報月刊》，1991年，第7期，頁7－15，1．2萬字。
42 《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簡紀》，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6期，16－23，1萬字。
43 《13－18世紀回回世俗文化綜考》，載《中國回族研究》，第1輯，1991年，93－124，4．6萬字。
44 《明代中國官辦波斯語教學教材源流研究》，載《南京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頁104－109，0．9萬字。[Chinese Iranian Relations in the Mongolian Period,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 cooperated with Peter Jackson( Prof. of Keele Univ. ), California, 1991, pp434-436.《蒙古時代的中國伊朗關係》，載《伊朗學百科全書》（原文為英文），頁434－436，加利福尼亞，1991年與英國 Keele 大學教授傑克森（Peter Jackson）合作，0．8萬字。
46 《“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簡介》，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11期，頁18－24，1萬字。
1992年：
47 《威尼斯－廣州“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簡記》，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頁99－110，1．6萬字。
48 《論塔剌思會議》，載《元史論叢》，第4輯，1992年，中華書局，北京，頁256－265，1．5萬字。
49 《“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簡記》，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輯，頁119－140，3萬字。
50 《脫火丞相與元金山戍軍》，載《南京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頁34－42，1．3萬字。
51 《〈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天文門”至“時令門校釋與研究》，載《中國回族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第2輯，1992年，頁1－25，3．4萬字。
52 《徙多河考》，載《禪學研究》，第1輯，1992年8月，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76－189，1．6萬字。
53 《元代畏兀兒地名及其歷史沿革》，載《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頁17－30，2萬字。
54 《“阿勒泰－遊牧絲綢之路考察”簡介》，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12期，頁16－20，7千字，與史衛民、斯欽朝克圖合作。
55 Indirect Graeco-Roman Influence on Chinese Muslims, in Journal of the Indian Society for Greek and Roman Studies, No.2, 1992, pp. 45-57（《希臘羅馬文化對中國穆斯林的間接影響》，載《全印希臘羅馬研究協會學刊》，1992年，第2期，頁45－47），原文為英文，7千詞。
56 《回回字》等百餘詞條，載《中國回族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萬字。
1993年：
57 《“二十世紀西域研究”國際考察記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4期，頁21－23，5千字。
58 《察合台汗國疆域與歷史沿革研究》，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輯，頁30－44，2萬3千字。
59 《床兀兒及其家族的活動》，載《西域研究》，1993年，第13期，頁81－86，7千5百字。
60 《〈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兒傳〉研究》，載《蒙古史研究》，第4輯，1993年，頁1－10，1萬5千字，筆名：皮路思。
61 《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圍地區》，載《蒙古史研究》，第4輯，1993年，頁30－57，2萬5千字。
62 《沙．馬哈木．楚剌思（節選）譯注》（上），載《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頁131－139，1．4萬字。與劉正寅合作。
63 Mughultai Ba’atur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of Khotan（《忙古帶把阿禿兒及其在忽炭地區的活動》）, 載《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9－43，原文為英文，4千詞。
64 《皇慶、至治年間元朝與察合台汗國和戰始末》，載《元史論叢》，第5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3－49，4萬字。
1994年：
65 《尋訪東干人》，載《尋根》，1994年，第1期，頁36－40，河南教育出版社，1．2萬字。
66 《〈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花木門”校釋》，刊於《中國史論集》，祝賀楊志玖教授八十壽辰論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7月，1．5萬字。
67 《西北民族史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專著。21．5萬字。
68 《忙古帶拔都兒及其在斡端的活動》，刊於《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頁331－342，7千字。
69 A Study on the Name of Nan Bi (南毗) Kingdom of South India in the Zhu Fan Zhi (諸蕃志)（《中南印度“南毗”國名考》），《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國際學術討論會（1991．2．17－20）論文集（續集）(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Unesco Quanzhou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second vol.)，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頁143－158，1．8萬字。原文為英文。
70 China in front of its past: the conception of China（《在歷史面前的中國-中國的概念》），刊於《東方和歷史的意義》，頁435-450，羅馬，1994年（in THE EAST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Roma, 1994）。約1萬詞。原文為英文。
71 《波斯諸語言》，刊於《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3月，頁100。0．12萬字。
72 《回回館譯語》，刊於《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3月，頁230。0．1萬字。
73 《回回館雜字》，刊於《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3月，頁230-231。0．1萬字。
1995年：
74 《蒙古時代中亞社會經濟研究》，刊於《中亞學刊》，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月，頁184－217。5．4萬字。
75 《元憲宗朝的察合台兀露絲》，刊於《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頁128－136。1．3萬字。
76 《對科右中旗夜巡牌阿拉伯字母文字讀釋的意見》，刊于《民族語文》，1995年，第3期，頁51－55。與蔡美彪、阿西木．圖爾迪、曾延生合作，0．7萬字。
77 《阿剌脫忽剌兀忽里台大會考》，刊於《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頁17-25。1．2萬字。
78 《絲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25．5萬字。
79 《絲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26．8萬字。
1996年：
80 《“東洋”與“西洋”的由來》，刊于《走向海洋的中國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北京，頁120－135。1萬字。
81 《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的語言交往》，刊於《學術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67－203。2．5萬字。
82 《西域通史》第七編（頁324－37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河南鄭州。7萬字。
83 《西域文化史》，第七章（頁279－348），與餘太山等合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北京，1996年6月，五萬六千字。
84 《蒙哥即位風波中的察合台、窩闊台系諸王》，刊于《內陸亞洲歷史文化論集－－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9－96，2．5萬字。
1997年：
85 《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與陳得芝等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承擔部分約8萬字。
86 《關於元代中國的猶太人》，刊于《元史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5月，頁201－211，1．4萬字。
87 《中國回族史研究的新著》，刊於《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頁110-111，2千字。
88 《〈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方隅門”“數目門”校釋》，刊於《學術集林》，卷十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頁321-341。1．2萬字。
89 《二十五史新編．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23．4萬字。
90 《宋元時代的馬八兒、西洋、南毗與印度》，刊于《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7年冬，頁95-106。1．2萬字。
1998年：
91 《宋元至清初我國外語教學史研究》，刊于《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頁112-118。1．2萬字。
92. Bay Arkintay and his Misision to Herat, in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ed. by Ye Yilia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8, pp. 63–75.[白阿兒忻台及其出使》，刊於《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葉奕良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3－75，2萬字。]
1999年：
93．《創刊號序言》，刊于《歐亞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99年，頁1－2，3千字。
94．《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語部落的西遷運動》，刊于《歐亞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99年，頁29－45，2．2萬字。
95．《古代中國的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地理觀》，刊於《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2－41，2．6萬字。
96．《回回文研究》，刊于《文史》，1999年，第二輯（總第47輯），中華書局，頁287－305，2．5萬字。
97．《永樂初明與帖木兒帝國的使節往來》，刊于《慶祝王鐘翰教授八十五暨韋慶遠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論文合集》，黃山書社，1999年，頁109－114，7千字。
98．《汪大淵兩次出洋初考》，刊于《鄭和與海洋》，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頁301－312，8千字。[2]

參考資料
1．  劉迎勝  ．南京大學 [引用日期2013-12-10]
2．  劉迎勝  ．歐亞學研究 [引用日期2013-12-10]

一身熱情求學問，兩肩道義寫文章——記劉迎勝教授的學術之路

[http://www.xjass.com 2012年01月25日22:36:35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今天，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迎勝教授的名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了。在校園內，作為德高望重學者，無論是課程還是講座，只要劉迎勝教授主講，無不聽者盈門、一座難求。而在校園之外，劉迎勝教授更是聲名遠播：他擔任著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與中國海外交通史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清華國學院兼職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並多次代表中國，參加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對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的考察。2009年，他所著的《察合台汗國史研究》榮獲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二等獎。迄今他已發表論文100多篇，其中以英、德等文字在境外發表的學術論文十七八篇。

在學術研究的金字塔上，每一位成功的攀登者都是值得尊敬與仰望的。特別是在歷史學這門極注重積累的學寇里，學有所成者，無不有著超越常人的堅韌與付出，而劉迎勝教授作為一位學養崇厚、享譽四海的歷史學家，他求學與治學的路上，又該有著怎樣的風景呢？

劉迎勝與歷史學的結緣，也許可以用“歪打正著”來形容。文革十年，使青春年少的他無法邁入大學的門檻。憑著對知識的渴望，他在文革中堅持自學；又由於對自然科學的偏愛，他將自學的重點放在了外語、高等數學等課程上，並完成了四千多道微積分習題。等到國家恢復高考，他決定直接報考南京大學的研究生。其時他已過而立之年，發現要在自然科學領域與更年輕的學子競爭已有些吃力，這才決定報考歷史學系，並且以一名中學生的知識基礎，考取了歷史學系的碩士生。就這樣，歲月的流逝磨滅了劉迎勝年少的理想，卻為這個國家帶來一位史學大家。

研究生學習生涯是艱苦的，特別是對於像劉迎勝這樣因文革而中斷教育的人，因為他們的學科基礎幾乎是一張白紙。作為蒙元史專業的研究生，劉迎勝此前甚至從未上過“中國古代史通論”一類的課程。許多與本專業相關的基礎知識，都是他在後來的學習和工作過程中一點一點補上的。這個過程，也給了他獨特的感受，直到今天，他依然認為：凡是工具書中能檢索到的東西，不應該要求學生死記硬背，這樣會耗費許多不必要的精力。劉迎勝讀研究生時，正值國家剛剛恢復研究生教育，許多製度還未及建立，這反而給了學生比較自由的學習空間。特別是在專業領域的研究上，學生可以按照自身的特點去發展。而特殊的經歷，也給他帶來了優勢——因為十年間得不到他人的督促，努力學習已成為自發的動力，等到身處高校，可以用全部的時間投入學習，這種動力就極大地發揮了作用。同時，多年來社會經驗的累積，使他能很快認清自身的優劣勢，也容易對基礎知識產生自己的認識。就這樣，憑著對學習的熱愛和自身的努力，以及較為自由的學習環境，劉迎勝很快地適應了研究生學習，並成為同輩中的佼佼者。

研究生階段唯一有著硬性要求的是外語課程，這也是劉迎勝所擅長的方面，他在研一學習德語、研二學習法語、研三又學習俄語。更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今天，他已通曉英語、德語、法語、日語、俄語、波斯語、土耳其語等多種語言，而多語言的優勢，又進一步推動了他的學術研究。

八十年代初的高等教育界，正是師資力量嚴重青黃不接之時，對年輕教師的培養和支援，是當時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借助這個有利條件，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劉迎勝在學術研究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取得碩士學位後，他就在導師的支持下，前往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波斯語，其後又前往中國社科院攻讀博士學位。在南京大學，劉迎勝的碩士生導師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韓儒林先生，而在中國社科院，他的博士生導師則是另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翁獨健先生。這二位先生，正是新中國蒙元史界最重要的三位大家中的兩位，也是開創蒙元史新學派的奠基者。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北大東語系學習波斯語期間，劉迎勝與在該系任教的季羨林先生常有來往，與季羨林先生的整個研究團隊都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因此，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劉迎勝得到季羨林先生與翁獨健先生的聯名推薦，在德國洪堡基金會的資助下，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突厥學系深造。

對不同學術流派的接觸，極大豐富了他的視野，對他學術研究無疑大有裨益。如今的劉迎勝教授，依然頻繁地參與到國際學術交流中，他曾任德國班貝格大學東方學系伊朗語研究室任客座科學家，並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色列希伯萊大學高級研究院從事專題研究；曾應邀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羅馬大學、義大利東方研究院、柏林洪堡大學、波恩大學、慕尼克大學等十餘所西方著名高校發表專題講演；數十次代表中國赴境外參加學術會議並報告研究論文，在阿拉木圖、烏蘭巴托、維也納、福岡國際學術會議上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或發表主題講演。

那個年代的學習科研條件都是艱苦的，劉迎勝教授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想要找到一篇在國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有多麼困難。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元史資料室的一本《瓦薩甫史》，就是當時費盡周折，才委託一位來寧開會的日本學者復制的。那時的史料蒐集需要一張張做卡片，寫文章要一稿一稿地謄，更談不上什麼獎金了。不過，雖然條件艱苦，他依然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並樂在其中。而這樣的投入，正是出於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的熱愛。更為重要的是，劉迎勝教授長期懷著對國家與民族的責任心。在他看來：因為自己這個研究領域的從業者並不多，而這一批學者，就彷佛一支“科研的國家隊”，這支“國家隊”不僅代表國家在相關領域與國外學者展開競爭，更要在這個領域，擔負起知識分子的責任。

關於劉迎勝教授的責任感，可以用另外一件學術之外的事情來證明。2005年10月18日晚，他在南京鼓樓隧道口看到三名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正在毆打一名已沒有任何還擊能力的傷者。儘管和傷者素不相識，他仍不顧圍觀群眾的漠視，擠進人群，用身體護住傷者，勸說施暴者住手。三名施暴者不聽勸阻並對他進行攻擊。面對這種局面，劉迎勝教授毫不退縮，正義凜然，最後使三名施暴者悻然離開……

三十餘年的漫漫求索，換來了劉迎勝教授今日的成就。作為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他用著作等身，彪炳出共和國學術研究領域的發展與成就，他更用心中的責任感，彰顯著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擔當。

(稿源： 南京大學   作者： 王舒馳   責編： 王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