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簡趨繁”至“以簡御繁”─ 諸多宗教哲學的常情
提到宗教哲學，令人在肅然起敬之餘，常有神秘莫測、深奧難明之慨。君不見，那包羅萬象的義理，那汗牛充棟的經典，那繁複有加的清規戒律，確非畢一生所可窮盡。究其實，一切宗教創立之目標，多同為祈求人類自身的安寧：應付自然，希望平安；立足社會，追求平等。那些被奉為神靈的教主，在生前為求信眾追隨，多以明白易解的義理曉諭大家。唯自創教之後，經過無數代經典著作研究者的鑽研、闡述乃至注解，遂使諸多經典、戒律、制度及組織，出現了“由簡趨繁”的歷史現象；同時，圍繞教主是人是神、何為正統經典解釋等等問題，各教內均湧現了許多不同教派，甚至出現宗教的大分裂。只是凡事有利必有弊，經典著作由煩瑣考證而有所發展，卻易失去創教者的初衷，不利於芸芸眾生的明瞭和信仰。於是到了某一階段，必有人出而登高一呼，進行化繁為簡的努力，產生“以簡御繁”的效應，令該教進一步向前發展。
拙以為，“由簡趨繁”至“以簡御繁”，正是諸多宗教或哲學的常情，雖不敢謂之“規律”，起碼是通常的歷史現象吧。茲略舉道教、釋教、儒學(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乃至馬克思學說的歷史發展，以說明自己的此種觀點。
(一) 道家和道教
被奉為中國土生宗教 ─ 道教教主的老子，原是春秋時期道家學派的創始者。這是該教教主由人轉為神的明證。其理論原來只有五千字的《道德經》(或稱《老子》、《老子五千文》)。在西漢出現“黃老道”時，主要以“無為而治”、丹鼎道術而馳名；就算到東漢形成五斗米教、太平教，其經典除《道德經》外，也只有《老子想爾注》、《太平清領書》、《周易參同契》等。
及至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道教吸收其他宗教哲學並大加發展，其經典、制度、組織趨向系統化，顯得非常龐雜。以“道藏”而言，唐開元《三洞瓊綱》已有經目3744卷；宋《政和萬壽道藏》發展至5481卷。其清規戒律有老君五戒、初真十戒、元始天尊二十七戒、天仙大戒及功過格諸多名目。求神仙，數十過百難以勝數；論道境，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不一而足。
道教在歷史上也形成許多不同教派，其中較大的有傳統尊奉天師的正一道，和金代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後者在元代以降更獲進一步的傳揚，這與王傳陽和其弟子丘處機等的努力，以及他們簡化理論、儀式有關，即主張所謂“識心見性全真覺”，不尚符籙，不煉外丹。
(二) 佛說和釋教
佛教為印度釋迦牟尼所創。釋氏初為反對婆羅門教的神權統治而覺悟成佛，生前力求普度眾生，而絕未料到涅槃之後也被抬為神靈而備極尊榮。佛教的教派甚多，其大者如小乘、大乘之分。小乘認為釋迦牟尼是教主而非神，大乘則將佛陀神化。尤其是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後，在漢地大為發展，出現教派林立、經典繁複的情景，而在印度本土該教反而趨於式微。
整個漢魏兩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日益空前發展，並漸趨本土化。由於眾多天竺高僧東來傳教及華僧西遊取經，令中國佛教經典集匯大成。包括經、律、論的佛學“三藏”，極為繁多。不計巴利文、藏文、西夏及滿蒙等等文字，僅以漢文大藏經來說，據唐《開元釋教錄》所載，入藏的經典就有1076部、5048卷。自宋至清，漢文大藏經先後有十七、八次刊刻本，所收數量越來越多。其清規戒律、崇奉神佛菩薩及勝地、寺廟，更不勝枚舉。
佛教經典如此龐雜繁多，許多未必符合佛祖的本意，而是後世門人之增衍；而且其中大多由梵典譯成，也不利於為中華大眾所吸收。唐三藏玄奘大師對佛學翻譯及中外交通貢獻良多，但也許學問偏於高深、執着於原典，其所創的法相宗(或唯識宗)後來竟漸式微。反而日漸華化的禪宗生命力益強。唯禪宗之發達並不由來華播教的初祖菩提達摩始，而從善於“以簡御繁”的六祖慧能為轉折點。他摒棄長篇累牘背誦經典的“漸悟”方法，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的“頓悟”法門，主張人人自心皆有佛性、可通過幡然頓悟而立地成佛。於是以此為標誌，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後來在宋代，又出現了大量佛典摘要的“語錄”、“燈錄”，進一步加速其化繁為簡的進程，推動了與新儒學即“理學”的相互影響。
(三) 儒學和孔教
儒學是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學派，後經戰國孟子等的發揚，又稱“孔孟之道”。中國古代常有儒、釋、道“三教”之稱，後世也多謂為儒教、孔教。由西漢武帝以來兩千多年間歷朝的尊奉來看，儒學實具有“國教”之地位；唯若就系統組織、制度而言，孔學的哲學意味及色彩似更為濃厚。從一開始，孔子就作為教育家而著名，重身教而非言教。儒學主要著作無非孔子的《論語》及其弟子的《孟子》、《荀子》，再加孔子本人整理的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六經”或“五經”(樂經亡佚)。
原來儒學只是先秦諸子相互爭鳴的“九流十家”之一，唯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之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改造的儒學內容已頗脫離孔夫子的原意，加進了許多法家或陰陽家的主張。更有進者，隨着“士人政府”的建立，讀經書可以為官，士子對儒家“五經”的研究趨之若騖，務求文字訓詁，不惜皓首窮經，即《漢書‧藝文志》所謂的“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這種繁瑣經學終於走向反動、失卻人心，矯枉過正，導致魏晉南北朝“清談”、“玄學”之興盛。隋唐時經學有所恢復，尤其是唐代基於取士的需要，以國家力量來推行儒學，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成為其時的代表著作，但疑經、改經、刪經，化繁為簡並恢復先秦儒學經典的要求，亦已提上日程。
宋代理學的興起，反映儒家發展的時代任務，並被稱為“新儒學”。且不論理學家們如何以新義理來重新詮釋古代經典，僅就“以簡御繁”來說就頗有可觀之處。這一時期，出現以《論語》、《孟子》加上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二篇合稱的“四書”，成為重要性高於“五經”的著作。另外，有大量“語錄”體的書籍出現，如《二程語錄》、《朱子語類》。當然，更重要的是理學家們的本身主張，如陸九淵提出“心即理”，認為“萬物皆備於我”、不必訴諸外求。他的主張為明代王陽明所繼承，號稱陸王“心學”，以“致良知”、“知行合一”而馳名，強調孟子“人人皆可為堯舜”等主張。當然，明末理學流於繁瑣、空疏，又須不斷簡化、發展才能有生命力，否則有朝一日亦將退出歷史舞台。
(四) 基督宗教
本文的“基督宗教”或廣義的“基督教”，包含了崇奉上帝和耶穌基督的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等不同教派。“基督教”誕生於公元之初，沿襲了猶太教的某些傳統，而主要遵從《聖經》中的《新約全書》。該教在古羅馬帝國經歷了由非法到御用的過程，由於帝國的東西分治及正統、教義等分歧，於公元1054出現了一次大分裂，析為天主教、東正教兩大派。此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小教派，如有的主張耶穌基督是凡人而非神，小說-電影《達文西密碼》即因傳播此“異端”(認為基督曾娶妻生女)而廣受教界批判。
“基督教”的經典主要是《聖經》。但在中世紀，天主教在西歐、中歐極為盛行，不僅因政教合一而在各國強力干政，因擁有教會田土及享用什一稅而成大地主，更令“神學”發展為桎梏教育、創作自由的煩瑣哲學。於是導致了文藝復興及後來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
就宗教本身而言，1517年馬丁‧路德倡始的宗教改革，也可說是一種“以簡御繁”的嘗試。此後產生的基督新教雖有反對“贖罪券”等各種政治、經濟改革要求，但在教義、儀式方面也作了不少化繁為簡的努力。例如，新教主張教會制度多樣化而不必強求一律；信徒無須通過神父，而可直接與上帝溝通。在宗教改革鞭策下，原來的天主教也作了不少的革新之舉。
至於傳入中國的基督宗教，無論唐代的“景教”或元代的“十字教”都是時斷時續；到了明末清初，推動西學東漸的天主教耶穌會也面臨一個中國化的考驗。利瑪竇等為使華人信教，着儒服、說漢語、許尊孔，故成就斐然；清初羅馬教會禁止中國信徒崇儒祀祖，一度釀成“禮儀”之爭。這說明任何宗教要在一地傳播、生根，都存在化繁為簡及本土化的問題。
(五)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於七世紀初(以西元622年為該教紀元)由穆罕默德創立於阿拉伯地區，與道教、佛教、基督教均屬世界幾大宗教。該教在創立不久，即於唐代前期傳入中國，最早被稱為“大食法”(唐杜環《經行記》)，元、明以降又被稱為回回教或回教。
和道教、佛教屬多神信仰不同，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等都是一神教。伊斯蘭教信奉唯一的神 ─ 真主阿拉，以穆罕默德為救世主，以《古蘭經》為最高經典。由於正統性問題或對教義的歧見等，該教也出現眾多教派，其犖犖大者則有遜尼派、什葉派等。本來伊斯蘭教不主張迷信其他偶像，崇奉經典也較專一，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又有《聖訓》(穆罕默德言行錄)，而各派所承認的版本又大異其趣，如遜尼派有“六大聖訓集”；什葉派有“四聖書”或“五聖書”。其演衍釋讀亦均日趨繁複。
伊斯蘭教在創立之初，曾由阿拉伯帝國(中國古稱“大食”)而向東、西兩向大肆擴張，並產生了高度的伊斯蘭文明。然近代以來，其信仰傳播的地區都淪為西方的殖民地。爾今西亞、北非乃至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伊斯蘭國家，均步入工業化、現代化的歷程，然不論經濟、政治如何變化，其“國教”也必須經由“以簡御繁”一類的改革，方能與時並進而不斷發展。
(六) 馬克思學說
馬克思學說又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又與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合稱為“馬列毛”理論。該學說由德國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於英國倫敦，其標誌是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的問世。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奴隸的”宗教，也有過“農民的”宗教，因此也有人謔稱馬、恩所創屬“工人的”宗教。如就某些表面現象來看，馬、恩學說發展進程與部分宗教確有雷同：(1)作為民變旗幟；(2)離本土而外傳；(3)曾被奉為國教；(4)實行政說合一；(5)經典採用宣教；(6)宗派林立紛爭。唯馬克思主義本身主張無神論，雖然有些人不斷鼓吹個人“迷信”及“造神”運動，但尚未完全達致宗教系統化的模式，是故本文認為仍以之作為一種政治哲學來論說較妥。
自馬克思學說創建以來，馬克思、恩格斯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相號召，力圖為工人謀福利，堅持反對迷信和神化個人。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德、法有些社會主義者極力歌頌馬、恩學說，馬克思卻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儘管如此，他和老子、佛陀、孔子一般，還是免不了身後“備極尊榮”的命運。德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力主馬克思不是神，無須將其學說當成日月星辰，以令童蒙般的大眾受到“鼓舞”，但他們卻被俄國的列寧等批判為“修正主義”。1917年十月革命尤其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被不斷出版、闡述及注釋，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下百卷，仍然走着一條由簡轉繁的老路。
如同其他宗教、哲學一樣，馬克思學說要不斷發展，也會經由“以簡御繁”和在各國本土化的途程。在蘇聯，斯大林編了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後被中共定為全國大學生必修的“馬列主義基礎”課教材。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國前，依靠毛澤東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去除繁瑣的教條，方取得革命時期的勝利而建國。在文化革命中，林彪狂推《毛主席語錄》，要求活學活用、立竿見影；這主意本無大錯，然因總體方向、路線有誤，兼且其心術不正，終致折戟沉沙而覆滅。結果令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再度中國化的使命，落在鄧小平的肩上。鄧小平緊握周恩來所倡“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堅持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卅多年來成就頗鉅，而靠的並非甚麼繁瑣哲學。鄧小平理論為人熟知的都是些簡明易識的道理，如發展生產的“貓論”(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實踐驗真知的“石頭論”(摸着石頭過河)，外加政治上的“四個堅持”、對內的“一國兩制”、對外的“韜光養晦”等，但終能令外來哲學理論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
以上所云，實未敢自詡為“真理”。在人類諸般文化中，宗教哲學乃包羅萬象又深奧莫測的一個範疇。余何德何能，斗膽信口縱論世界各大宗教哲學發展之“規律”？唯自己平生治史整一甲子，生於“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刺桐，在燕京高校於民族宗教浸淫廿餘載，壯歲復播遷於“世界宗教展覽館”的香江，耳濡目染，感由心生，思潮難遏，故不揣淺陋炮製拙文，以求教於諸方大德賢君。
附言：〈作為民變旗幟，是衡量某一宗教哲學中國化先後的標誌〉
在中國歷史上，一種宗教哲學尤其是外來者能否或是否立足、生根，端視其被中國民眾利用到何種程度。蓋只有民眾接受一種宗教或學說，才會加以信奉、崇拜並且以之作為追求平等的思想武器。換言之，一種宗教哲學如果在歷史上曾被用作反對統治者的旗幟，就說明其已被廣大民眾所接受，而利用時間之早晚往往又反映其立足生根之先遲。至於在兩千年間被歷代朝廷欽定的儒學，則常成民變(如太平天國、五四運動)針對的目標。
中國民眾利用各種宗教哲學追求平等的順序，可大致表達如下：
1、 巫術：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利用魚腹丹書云“大楚興﹐陳勝王”。
2、 道教：如東漢末張角領導的黃巾暴動(太平道)，東晉末的孫恩、盧循起事(天師道)。
3、 佛教：如北魏末僧人法慶領導的大乘教起事，後世白蓮教混有佛教、明教、彌勒教等。
4、 明教：如五代後梁的母乙起事，北宋末的方臘起事，明教本由摩尼教發展而來，後混有道教、佛教、白蓮教之成分。
5、 白蓮教：元末之反元起義，主要利用白蓮教等民間宗教。
6、 回教：明末清初已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起事，如馬守應(“老回回”)、馬明心、蘇四十三，有清一代的回民起事更絡繹不絕。
7、 基督教：清代後期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
8、 馬恩學說：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
[16/01/2014撰寫於港。
刊於《國學新視野》(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ulture)，
香港：中國文化院、中華出版社主辦，2014年6月夏季號(總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