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海路、海圖及針經

一、從秦漢的海路開闢至兩宋的針盤導航

中國素稱地大物博人眾，不僅有廣袤的平原、山地、草原、沙漠、江湖，而且由北至南有綿長的海岸線，航海歷史悠長久遠並富有創造業績。

考古發現距今約8000年前﹐浙江蕭山跨湖橋一帶已有新石器時代的獨木舟。傳周文王《易‧繫辭下》已載伏羲至黃帝時“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另《物原‧器原》亦云“燧人以匏濟水﹐伏羲始乘桴﹐軒轅作舟楫”。在大約公元前廿一世紀，據 《竹書紀年》云夏代人已乘舟“東狩於海﹐獲大魚”。後商代甲骨文已含“帆”(凡)﹑“舟”等字，另有殷人東渡航海傳說。周成王時則有越裳獻雉﹑倭人貢暢﹑于越獻舟諸說。及至春秋戰國時期﹐鄒衍提出“大瀛海”及海外“大九州”說﹔同時﹐東﹑西﹑南﹑北“四海”等名，也陸續出現。

這些考古文物或傳說記錄在在說明，中國人早已學會造舟航行於滄海之中。不過，形成海外航線並見諸歷史文獻的，則在秦漢之際。司馬遷《史記》記及秦代徐福東渡航海之事，所赴何處雖無明載，但一些人考為日本(彼處也有傳說及紀念物)，另有濟州島等多種說法。《漢書‧地理志》首載西漢赴黃支國等地的遠洋航線則更為具體，所至“黃支”一般考在印度東南岸，而“已程不”則在今斯里蘭卡。

由東漢至南北朝，海路開闢進一步增多，國人對周邊海域及海外地理日益熟悉，例如：《後漢書》﹑《三國志》記及東海航線；東漢時倭國(日本)、大秦(羅馬)與中國的交通往來；《魏略》等有東漢與大秦交通的路程記載；漢末至三國有關“漲海”及“夷洲”情形的史料，涉及今東海、南海諸島乃至大秦西海；吳時康泰﹑朱應出使扶南(柬埔寨一帶)；晉代高僧法顯由天竺(印度)、師子(斯里蘭卡)，經耶婆提(在今印度尼西亞)東航歸國；《太清金液神丹經》記載了南海至天竺﹑大秦交通的狀況；慧深由扶桑國(有日本、墨西哥諸說)來華。

隋唐時期，中國的對外航海交通事業益形發達。據《隋書》所載，隋代有朱寬﹑陳稜入海探流求，以及常駿﹑王君政出使赤土(在馬來半島)的航海路線。盛唐的海外交往頻繁而豐富，諸如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高僧泛舶西航事跡，鑒真大和尚屢屢東渡並終抵日本，日僧圓仁則東航來華，杜環《經行記》、達奚弘通《西南諸蕃行記》所親歷西亞的情形。而《新唐書》所記載的賈耽〈廣州通海夷道〉則尤為重要，當時諸國船舶由廣州出發，輾轉航行而遠赴今西亞的縛達(巴格達)等波斯灣及印度洋地區，是為中國航海史的一項重要紀錄。

進入兩宋時期，中國對外海路交通臻於繁盛，東海有北宋徐兢記錄出使高麗的航道、《宋史》所記日僧奝然西渡抵華，西面則有《宋史》載及的印度施護﹑娑里三文來華的航海路線。南宋載籍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适《諸蕃志》及吳自牧《夢粱錄》，更是廣州、泉州、明州、杭州等交通海外的重要實錄。在南宋，已以泉州為本位出現“北洋”﹑“南洋”﹑“東洋”等詞，見於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在風帆時代，航行多靠季候風或觀看星象而行，晉《法顯傳》已知利用“信風”及日月星辰導航之事，至兩宋又不斷總結經驗，如泉州有九日山祈風之舉，王十朋的《提舶生日詩》更概括為“北風航海南風回,遠物來輸商賈樂”。

在宋代乃至當時全球航海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要事，就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羅盤用於導航。北宋時，曾公亮、丁亮、楊惟德《武經總要》及沈括《夢溪筆談》已詳載“指南魚”等各種指南針的不同製造方法﹐楊惟德《塋原總錄》及《夢溪筆談》還在前人基礎上先後提出指南針存在“地磁偏角”問題，比起哥倫布來要早四百多年。至於導航羅盤，據朱彧《萍洲可談》﹐中國於1103年前已見用於廣州海港。而西方在1281年，才有白拉克‧基勃傑基(Bailak Kibdjaki)《通商寶鑒》(Merchant’s Treasure)提及埃及至印度洋的水手採用航海羅盤。關於羅盤導航的記錄，在兩宋史書中可謂屢見不鮮，如朱彧《萍洲可談》(廣州)﹐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明州)，趙汝适《諸蕃志》(泉州)，吳自牧《夢粱錄》(杭州)，以及朱繼芳《靜佳乙稿》中的航海詩。尤其是《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更成為中國有明確海路的遠洋航船以羅盤導航成功來回的最早記錄。宋代以後，中國航海事業又持續發展，迎來了以專用海道針經指導而屢下西洋的輝煌歲月。

二、從元代的針路記載至明代的海道針經

中國航海事業在元、明兩代，達到一個新的創新時期。建立元朝的蒙古人曾三度西征，初多循陸路、以馬代步；後來也漸重視海外開拓，並有不少記載。元軍因由海路征伐日本、占城、爪哇，而留下王惲《汎海小錄》所刊征日本路線，《元史》所載征占城、爪哇行程。

在元朝，古代東、西洋的的概念已正式形成，並沿用至明末。當時因應地貌、洋流、風向，由南至北以廣州-加里曼丹西岸-帝汶為線而劃分東洋航路與西洋航路。清濬《廣輪疆里圖》及《元史》已記泉州通爪哇﹑馬八兒﹑忽魯沒思行程。亦黑迷失、楊庭璧、楊樞奉使西洋的經歷值得留意，而汪大淵兩度附舶東西洋留下的《島夷誌略》，更是中外海路交通的不朽名著。

元代因重視漕運而令南北沿岸航線進一步開展，《大元海運記》和元明之際的《海道經》都是相關的實錄。而最可珍貴的，卻是元代已出現用針經來記載對航海行程的指導。當時周達觀《真臘風土記》(1297)首載由溫州通南海的航道針經，是為世界上第一部用羅盤干支法標示的針路記錄，成為明清大量海道針經的先驅。而在歐洲1490年也由威尼斯出版了最早印刷的水路簿[Alvise da Ca’da Mosfo記錄的意大利口岸簿(Portolano)]，較元周達觀所記針路、明鄭和航海的針圖為晚。

進至明代，中國出現了古代的大航海時期。首先應提到的是洪武年間成圖的《大明混一圖》，比狄亞士(Bartolomeu Dias)發現好望角早一百年就繪出了非洲南端的大三角。另在東洋航路，《(洪武)三十六姓所傳針本》首記經釣魚臺至琉球航路(收於程順則《指南廣義》)。往返琉球的航路，後來一直被明、清使者所祖承，如明代陳侃《使琉球錄》，郭汝霖﹑李際春《使琉球錄》，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夏子陽﹑王士楨《使琉球錄》。

在西洋航線，規模最為浩大者，自非1405-1433年鄭和艦隊的七下西洋莫屬。在自東至西一式展開的“鄭和航海圖”(原名實應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上，圖文並茂地記載了下西洋的航海針路及過洋牽星圖。這支大型艦隊在波濤洶湧的大海洋中，由東方中國七度往返於非洲東南岸，且次次平安無虞，與其說是東方海神媽祖的護佑，毋寧說展現了中國以羅盤導航及造船、航海等技術的高超。有關下西洋碑文及親歷者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及鞏珍《西洋番國志》，都是這一方面的寶貴實錄。後來祝允明《前聞記》的“下西洋”航程，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的〈針位篇〉及黃衷《海語》所記的南海交通航線，也都受到其很大影響。

明代另有一事，影響了海外交通及海防建設，即抵禦倭寇和援朝抗日戰爭。明中期的諸多文獻資料，均圍繞此主題而作。最有名的是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籌海圖編》，羅洪先增纂元朱思本《輿地圖》而編繪的《廣輿圖》，鄧鍾的《籌海重編》，王在晉的《海防纂要》，鄭舜功《日本一鑑‧桴海圖經》，及李言恭﹑郝傑《日本考》等。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王宗載《四夷館考》等雖旁及邊疆四至，但東方對日關係始終受到重視。至於陳第的《東番記》，則是較早記述臺灣歷史、地理、民族的實錄。

明代時期，由於執行海禁政策，國家對外貿易也大受規限，而閩南、粵東等處的海盜或私人海上通商則片面發展起來。在已開拓的原有東西洋航線上，以漳州、南澳為中心的南洋-中國東南-日本三角貿易頗為盛行。這就促進了私人船工“海道針經”的撰寫、改編和傳抄。漳州詔安人吳朴《渡海方程》就是首部私人編著及出版的海道針經專著。其《龍飛紀略》也含有大量陸海對外交通的資料。後來佚名《順風相送》、慎懋賞《四夷廣記》、張燮《東西洋考》中的針路材料，均是其繼承或抄本。至若近年發現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藏《明代東西洋航海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也是以漳州一帶為出海口，將指引航路的針經文字直書於地圖的往來虛線上。

有明一代，中國本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然因固有的專制傳統之濃厚，正當西方地理大發現揭開近代嶄新一頁之際，中國卻依然故我，令原來略為領先的航海文明成就消磨殆盡，使鄭和下西洋由堪稱世界地理大探險第一環，而轉成中國古代文明的夕陽。

三、清代針路簿、水路簿、更路簿大量湧現

清代前期，中國的陸地疆土雖略有拓展，然因明清以降禁海、閉關等政策的實施，令航海事業江河日下。清初顧炎武、顧祖禹等雖留意海路交通，但所記航線乃巢襲唐賈耽的通海夷道，而罕有發明。至於東洋航線，大抵承襲明代出使琉球舊路，如張學禮《使琉球記》、汪楫《使琉球雜錄》、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程順則《指南廣義》的針路條記也附錄此間]，《福州府志》所載通琉球﹑日本的針經，周煌《琉球國志略》，李鼎元《使琉球記》，齊鯤、費錫章《續琉球國志略》，及趙新的《續琉球國志略》。不過，對往來台灣海峽的航程已逐漸增加，如郁永河《裨海紀遊》、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及唐贊袞《臺陽見聞錄》等的東洋路線。

清代較有名的海外交通著作只有記及東洋﹑南洋(東南亞)和西洋(概念已擴大至歐美)的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廣記海外航路的謝清高《海錄》。由於海外移民發展及華僑的增多，出現了一批記載南洋輿地的專書，如程遜我的《噶喇吧紀略》，陳洪照《吧遊紀略》，王大海《海島逸志》，呂調陽的《東南洋鍼路》，以至施世驃進呈的《東洋南洋海道圖》、覺羅滿保進呈的《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越南)宋福玩﹑楊文殊的《暹羅國路程集錄》，也有其重要意義。此外，清初樊守義《身見錄》這部首訪歐美的遊記，更是鴉片戰爭後大批派赴西方使程的濫觴。

在近代，如果說地理大發現促進了西方私人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堪稱真正的大航海時代；同時的中國，民間私人貿易及海盜勢力雖未斷絕，卻只能在官府政策的夾縫中求得生存。不過，這卻促使清代私人針路簿、水路簿、更路簿的大量湧現。這一類圖書，比較可以肯定為清代的，有佚名《指南正法》(與《順風相送》同收向達校注的《兩種海道針經》)，清鈔本《針位編》(原向達藏清初鈔本殘卷)﹐《海底簿》(莊為璣等收集福建白奇郭氏祖傳本)，《浙江溫州平陽石礦[塘]流水表》(福建集美航海學校收集)，泉州的“源永興寶號”本《航海針簿》、《山海明鑒針路》、《石湖郭氏針路簿》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搜集)，漳州的《送船科儀》、《[安船]酌獻科》，廈門的《外海紀要》、《廈門港紀事》、《海疆要略究》，海南蘇德柳抄本《水路簿》、許洪福抄本《更路簿》、郁永清藏抄本《定羅經針位》、陳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收集並整理)，海南王國昌抄本《順風得利》、林鴻錦抄本《更路簿》、麥興銑存本《注明東海﹑北海更路簿》、李根深執《東海﹑北海更流部[簿]》(華南師範學院地理系收集)﹐海南蒙全洲口述《去西、南沙的水路簿》及海南蘇德柳、盧洪蘭、李魁茂、彭正楷等抄本《水路簿》綜述(廣東省博物館收集並整理)。

另有一類以針經文字寫於地形旁的詳盡航海圖冊，可謂明代以來針經資料編寫的最高成就。例如章巽輯考的佚名《古航海圖》，及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藏的《清代東南洋航海圖》。後者和前述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堪稱姐妹篇，是為中國古代航海圖經的兩顆“滄海遺珠”。

由海路針經內容的遞變，可以觀察到明清之際中西勢力的消長：《順風相送》(約1593)照記出馬六甲海峽去印度洋的航線；牛津藏《明代東西洋航海圖》(約1624)只到馬六甲海峽，但仍提及古里等南亞、西亞地區；《指南正法》(約1685)已不出馬六甲海峽；章巽考釋的《古航海圖》圖(1711後)全無海外航線；耶魯藏《清代東南洋航海圖》(1841前)雖有海外篇幅，向西卻只到暹羅灣。由此可見，在清代初期，中國舟師已罕出馬六甲海峽，故史籍少記航行於印度洋的航線。

若將歷代針經予以概括，則明清時期圖文所載針經約有下列的三種情況：
(1)圖上標示針路者，其例有三，即《鄭和航海圖》、牛津藏《明代東西洋航海圖》、清代《東洋南洋海道圖》；
(2)圖文並排的針書，其例有二，即章巽校釋清初《古航海圖》及耶魯藏《清代東南洋航海圖》；
(3)有文佚圖的完整針經，其例有三，即《順風相送》、《指南正法》、《指南廣義》。

在西方地理大發現後，尤其是工業革命導致汽輪誕生的近代，中國仍長久停在風帆時期，靠簡約的針盤、針經行船，於是不免被歐美列強所淩辱的命運。儘管對外海路變得狹窄，然中國船工漁民仍孜孜不倦地經營，長期不斷地在祖先發現的東海、南海諸島間穿行。因此，直到近代，古老的針經和更路簿仍一代代被修改、轉抄而流傳下來；而福建、廣東、海南等地的有關部門，也刻意對之加以搜集、整理。這是中華海洋文化的一筆寶貴財富，俗話說“敝帚自珍”，在這裏我們仍鄭重地簡列如下。

近來由泉州、廈門等地搜集的針路簿有：泉州航運公司整理的《航海指南》，“蓉養新號”本的“無名針簿”，泉州《蚶江林氏謙記船號航海針路簿》，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藏“無名針簿”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

廣東、海南等地搜集的有：海南陳貽愛藏本《更路薄[簿]》，符宏光填繪《西沙﹑南沙群島地理位置圖》，蘇承芬抄藏本《南海更路簿》，鄭慶能抄本《瓊島港口出入須知》、《廣東下瓊更路法錄》，鄭慶能《更路志錄》，韓健元﹑齊見德口述《我的行船經驗》、《航海和捕撈經驗》和《南海更路經》，以及《南海更路簿》、《順風東西沙島更路簿》等。

值此中國開始近代化而寰宇步入“全球化”之際，如能撰輯、整理所有這些海路、海圖、針經集，既可弘揚古老的中華海洋文明，表彰先民祖先發現、經營東海南海諸島的成就，而且能留存並傳播中國自古以來對外航海、交流的優良傳統，達到古為今用的目標。目前中華民族正堅定不移地奔向蔚藍的海洋和太空，我們深願為此貢獻一己之力！

[2014年5月24日下午在香港海事博物館演示廳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