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談中國發現的日本銅鏡〉

廈門市博物館薛 翹、廈門市圖書館 薛寒秋撰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漢唐時期的中國銅鏡曾作為外交禮儀的工藝珍品東渡扶桑，對促進日本銅鏡的產生與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已為中日兩國學術界所共識。然而，明清時期的日本銅鏡作為商品傳入中國，對這一時期的中國銅鏡和人民生活產生的影響，卻鮮為人知。

關於日本銅鏡在中國的流行，在清道光元年（1821）馮雲鵬、馮雲鵷的《金索》中就有了記錄。上世紀40年代劉體智的《善齋吉金錄》也收錄了日本銅鏡的摹本。新中國成立後，在各地考古發掘工作中，曾有零星日本銅鏡的出土。50年代初，福建泉州開元寺發現一面大型的日本蓬萊紋和鏡，中國社科院王仲殊先生曾在1958年的《考古通訊》中作過說明。由於發現數量較少，未能受到人們重視。改革開放後，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大批明清墓地被發掘，墓中隨葬的這一時期大量日本銅鏡陸續被發現。1995年5月湖南省考古所周世榮先生率先在《文物》雜誌上發表〈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日本江戶時代銅鏡〉一文。在其啟發下，筆者根據閩南廈、漳、泉地區出土的大量日本銅鏡實物，並綜合檢索國內歷年發現的資料，撰寫了〈中國發現15——18世紀的日本銅鏡〉一文，全面介紹了日本銅鏡在中國的流行歷史。該文由金工史家、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主任研究官久保智康先生譯成日文，於1999年在日本考古學會的《考古學雜誌》和日本文化廳與東京、京都、奈良三大國立博物館監修的《日本美術》上同時發表。2000年日本東京論說資料保存會，又將其收入《日本與中國關係》論文集。近年來，隨著國內日本銅鏡收藏熱的升溫，新的材料不斷出現，這就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日本銅鏡傳入中國及其所反映的中日文化交流歷史，提供了實物證據。2011年4月清華大學百年校慶舉辦王綱懷先生捐贈該校藝術博物館百面日本銅鏡研討會，筆者應邀就此議題重新解讀，以期抛磚引玉求教于方家。

日本銅鏡是公元10世紀日本廢止遣唐使推行“國風化”後創立的“和風文化”的產物，故又稱“和鏡”。根據日本學者研究資料顯示，日本和鏡產生於10-12世紀的平安後期，是從“唐風”向“和風”逐漸發展而成的。日本和鏡最早出現的瑞花雙鳳八稜鏡和瑞花鴛鴦八稜鏡，就是從唐代瑞花雙鸞菱花鏡脫胎演變而來的。雖然紋飾開始柔和纖細的變化，但風格仍屬唐鏡，是一種流行於10-11世紀日本銅鏡和風化的過渡型，可稱為日本唐式和風鏡。

之後，日本工匠在鑄鏡和風化過程中，把唐鏡紋飾中的唐式瑞花和虛幻的雙鸞，用日本人民喜愛的花草和自然景物中的飛禽來替換，重新組合成區別于唐鏡的和風鏡圖飾。12世紀平安後期，隨著日本神道和外來佛教結合而產生的“本地垂跡說”盛行，被認為具有神秘功能的銅鏡，成為築塚埋經、高山祭祀和寺社奉納的重要物品。在大量輸入宋鏡和湖州鏡的影響下，擺脫了唐鏡程式化的束縛，創造出一種以草花雙鳥為主題的輕薄型、紋飾纖細的和風化銅鏡，其中以松枝雙鶴鏡最為典型。在日本被稱為藤原式鏡。13-16世紀的鐮倉、室町時期，展現武士政權雄風的日本銅鏡，出現以渾厚、高浮雕的新造型，把平安以來清麗、簡約的花鳥鏡發展成為具有庭園情趣的洲浜花鳥鏡。尤其以龜鈕和雙鶴接嘴新題材蓬萊紋鏡的產生，奠定了日本銅鏡的特有和風模式。16世紀後期的安土桃山時代，日本和鏡傳承了室町時期帶柄鏡的特色，蓬萊紋鏡中的龜鈕失去了實用性而成為裝飾。為省略機械加工目的，鏡背面以粟狀砂目填地，並開始出現“天下一”的廣告詞。17-18世紀的江戶時代，是日本和鏡的繁榮和發展時期。這時期流行帶柄鏡，普遍採用砂目填地的加工手法，鏡面趨於大型化。由於龜鈕的取消，從而擺脫因龜鈕對圖案的約束，顯得更加自由奔放。這時和鏡開始普及，和鏡作為商品其商號、家徽和“天下一”廣告詞被廣泛使用。江戶時期和鏡紋飾彙集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景觀的題材，是江戶時期“工藝時代”最為華美的工藝生活用品。在17-18世紀的對外貿易中，江戶時期的和鏡與新興的伊萬里陶瓷，成為日本最具競爭力的出口商品。

日本和鏡何時傳入中國，清代學者馮雲鵬在《金索》中說，日本國鏡“從海舶攜來者得之，云出自長旗國。……因賈客避折本之音，故稱長旗國耳。”長旗，即日本德川幕府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長崎的諧音。據此可知，日本和鏡是明清時期通過海上貿易之路，作為商品傳入中國。然而，歷史記載表明，在中日關係史上，自從10世紀日本廢止遣唐使後，中國經歷唐末五代、宋、遼、金、元的紛爭和更替，中日兩國未能建立政府間的正式交往。但民間貿易和佛教僧侶的往來卻未曾間斷。在這頻繁的貿易和人員交往中，作為人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日本和鏡，當隨其攜入中國，或因數量較少，而被人們忽視。就目前筆者檢索到的資料，至少有以下幾種明清時期以前的日本和鏡流入中國。

第一種是10-11世紀平安時期唐式和風鏡。共有二式，一式見於臺灣省立博物館《中國歷代銅鏡鑒賞》中收錄的瑞花雙鳳八稜鏡（圖一）。據該書作者施翠峰先生介紹，湖南省考古所收藏有一面同模鏡。此外，現存韓國大邱孝誠カトソツク大学收藏的一面圓形瑞花雙鳳八稜鏡【1】（图二），内框为八稜形，當為高麗時期的同模翻製镜。這類鏡在南方發現，應與當年中日海上交通東海航線有關；另一式是1983年吉林農安出土的瑞花鴛鴦八稜鏡（圖三），鏡緣鎸刻有“濟州縣令賈”銘文【2】。查《金史•  地理志》，“金熙宗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改龍泉府（吉林農安鎮）為濟州。”該鏡應為12世紀上半葉金代濟州鑄造。金代初年，嚴禁民間銷錢鑄鏡，規定銅鏡上市須經官府驗押，因而民間出現仿製前朝唐代銅鏡“以托舊物”出售。吉林舊為唐代渤海屬地，上述日本和風式鏡，有可能是10世紀渤海時期從日本傳入留下來的“舊物”的金代仿製鏡。

（圖一 日本瑞花雙鳳八稜鏡）

（圖二 高麗瑞花雙鳳八稜鏡）

（圖三 中國瑞花鴛鴦八稜鏡）

第二種是12世紀平安後期雙鶴松枝鏡。雙鶴松枝鏡是12世紀平安後期藤原式鏡中典型的和風鏡，目前在中國尚未見到實例。然而在孔祥星《中國銅鏡圖典》中，收錄一種與其風格相類似的宋代花鳥鏡（圖四），其圖案中的展翼對飛的雙鶴，中間夾著花枝，花枝上有密集的扇形花蕊以及花瓣狀鈕座，均是這一時期日本和鏡流行的紋飾。廈門市陳志堅先生收藏有一面安徽地區出土的八角形同模鏡（圖五）。八角形銅鏡見於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3】。據報導，該鏡作為供具與定窯官字瓷器入葬地宮的年代是宋太平興國二年（西元977年）【4】。由此可見，上述八角形雙鶴花枝鏡當流行於10世紀後半葉的北宋初年。六年後的公元983年（宋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入宋僧奝然到開封見了宋太宗，次年攜宋朝贈送的大藏經一千多卷回國。根據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一書統計，北宋一代，自奝然後至11世紀後期，見於歷史記載的入宋僧就有20餘人。在這些人回國所帶的貨物中，宋代銅鏡應該是一項重要的物品。這在日僧德雋《圓鑒記實》中“曩焉有比丘宗英者，之宋得鏡，形肖博山，持之而歸” 【5】的記載得到證實。10至11世紀正是日本和鏡的醞釀初創階段，宋鏡的傳入無疑給日本和鏡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借鑒和推動作用。目前發現平安後期產生的日本和鏡，最早的年代是奈良春日大社的藤花松喰鶴鏡（圖六），其墨書紀年為永治元年（公元1141年），即南宋高宗紹興十一年。綜上所述，日本早期藤原式和鏡中松喰鶴鏡，如果說是來源於唐代雙鸞含綬鏡的啟示，那麼更應該說是受到宋代雙鶴花枝鏡的直接影響。

（圖四 宋代花鳥鏡）

（圖五 八角形同模鏡）

（圖六 日本藤花雙鶴鏡）

第三種是13至14世紀鐮倉時期的花鳥鏡。共有二式，一式為洲浜菊花雙雀鏡（圖七）【6】，係安徽孫立謀先生收藏。該鏡與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和鏡》中圖41的洲浜菊花雙鳥鏡其本相同。《和鏡》作者久保智康先生認為，此式鏡具有日本新潟縣諏訪神社藏弘安元年（公元1278年）同型的紀年鏡風格【7】。據此，中國發現這面洲浜菊花雙雀鏡，應為13世紀後半葉鐮倉後期北條時宗弘安初年鑄造的和鏡。歷史記載，元代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先後兩次東征日本。第二次於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弘安四年），即日本歷史上所稱的“弘安之役”。在這次東征的元軍中，就有從南路慶元出發的范文虎率領的南宋降元新附軍。之前為了備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69年）“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以造戰船”，並廣徵天下海船與篙手。上述這些人員都是南方沿海居民。據收藏者孫立謀先生告知，此鏡收集于福建閩南地區。因此，這面洲浜菊花雙雀鏡有可能是被元軍徵發的福建船民從日本帶回國的；另一式是上世紀20年代發現于上海現存日本的雙鳳牡丹紋鏡（圖八）【8】，鏡緣鎸刻有“湖州昌卿造”和“延佑二乙卯年”銘文。此鏡風格與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和鏡》圖114的15世紀室町時期牡丹雙鳳鏡類型雷同。“湖州”是宋代南方鑄鏡中心，“昌卿造”是私家鑄鏡商號。“延佑二乙卯年”係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當是14世紀鐮倉後期傳入中國的日本和鏡。南宋以後湖州鏡多為素面，故一些鑄鏡商家同時仿製精美的漢唐式銅鏡暢銷產品。為防假冒，湖州鏡上多鑄造或鎸刻有自家商號，以示品質的誠信。1994年湖南常德戴家山出土一面宋代漢式規矩鏡，鏡上鎸刻“震、湖”和“假充李鏡、真乃豬狗”銘文【9】。“震”是湖州南朝梁代震州的舊稱。銅鏡銘文可以看出，宋代湖州鑄鏡市場競爭的激烈。在上述日本和鏡這個進口貨上刻“湖州昌卿造”，大概也是元代湖州這個不良商家偷樑換柱的假冒手法。

（圖七 洲浜菊花雙雀鏡）

（圖八 雙鳳牡丹紋鏡）

上述資料說明，明清以前日本和鏡雖已傳入中國，但尚未進入百姓家庭，而是少數商賈從日本帶回中國的海外奇珍異貨。明清以後，日本和鏡才作為中日貿易的商品之一，通過海上貿易之路大量傳入中國。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日本和鏡，其年代是15世紀室町時期到18世紀江戶時期。發現的地域大部分集中在江蘇南部、浙江東部和福建東南沿海一帶中日貿易最發達的地區。其次為江西、湖南北部、安徽南部的長江中下游以及山東、河北的京杭大運河沿岸中日貿易延伸地區。發現的實物有日本鑄造的和鏡和中國仿造的和式鏡兩大類。
明清時期，中日之間的貿易是從官方的壟斷貿易到民間的自由貿易。而這種貿易是從秘密走向公開的。根據歷史記載，朱明王朝為防倭患，厲行海禁，對日本實行十年一貢的勘合貿易政策。規定浙江寧波為其進口的唯一通商口岸。日本貿易人員必須把商品運往北京，以向明朝皇帝進貢和接受賜賚的方式進行官方貿易活動。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研究，自足利義教恢復與明朝通好後，於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明宣德七年）到足利義晴天文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日本室町幕府共派出勘合貿易船十一次。其中第七次是足利義植時期，以堯夫壽萱為正使的遣明船于明應五年到達明朝都城北京進行勘合貿易。明應五年（公元1493年）即明孝宗弘治九年，這與《明史•  孝宗本紀》上這一年“日本入貢”的記載相吻合。河北保定小汲店出土的雙鶴龜鈕菊花地紋鏡（圖九）【10】，為單線界圈裝飾，屬熱田神宮延德四年（公元1492年）菊花散龜鈕雙鶴鏡類型。正是15世紀末日本室町幕府足利義植明應初年鑄造的日本和鏡。明代保定為府治，直隸于京師北京。這種和鏡有可能是第七次遣明使赴京隨帶的商品流入保定的。

（圖九 雙鶴龜鈕菊花地紋鏡）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由於在寧波發生了遣明船大內氏和細川氏爭貢事件的嚴重騷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後，明朝政府遂關閉了與日本的官方勘合貿易，這就促使中日之間的私人海上秘密走私貿易的發展。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福建李光頭和安徽許 松海商走私集團盤踞的浙江雙嶼被明軍摧毀後，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廈門當時地處漳州外港）地區就成為最集中海商走私貿易港。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在漳州月港開放東西洋貿易時，日本仍不在開放之列。但為了高額利潤的驅使，不少海商冒禁私通日本。明《經世文編》卷四〇〇記載，漳州的“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四、五月間告發引文駕使烏船……潛去倭國。”到了明萬曆時期，德川家康執政的江戶初年，曾謀求恢復與明朝的勘合貿易，積極鼓勵中國商船到日本進行通商。日本《文山文集》十二中說，雖“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船，每歲渡長崎者，自此逐年增多”。成書于明萬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海澄人張燮的《東西洋考》記載當時的進出口商品中，就有“番鏡”這一項。這裏所說的番鏡應是日本和鏡，因為到目前為止，除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外，還沒有發現其他國家的銅鏡。說明當時日本和鏡作為日常生活工藝用品輸入中國。鑄造於16世紀至17世紀初室町或德川家康江戶初年的雙鶴龜鈕菊花紋鏡（圖十）、雙鶴龜鈕葦草紋鏡（圖十一）和雙鶴龜鈕蓬萊紋鏡（圖十二）【11】，分別在漳州的海澄、詔安和廈門出土。說明明代晚期日本和鏡，已被這些走私的福建商船帶入福建南部沿海一帶。江蘇揚州發現桃山或江戶初年的龜甲雲紋有孔柄鏡（圖十三）【12】，應為同一時期的南京商舶從長江轉運到大運河流域的。

（圖十 雙鶴龜鈕菊花紋鏡）

（圖十一 雙鶴龜鈕葦草紋鏡）

（圖十二 雙鶴龜鈕蓬萊紋鏡）

（圖十三 龜甲雲紋有孔柄鏡）

除了東南沿海這條南線外，由日本經朝鮮半島到中國，是中日交通的北方通道。吉林為遼東半島的腹地，其東南以圖們江與朝鮮一水之隔。明代吉林屬建州地，明成祖時曾置建州左衛於朝鮮咸境道。16世紀60年代，日本史稱桃山時代的豐臣秀吉，于文祿二年（公元1592年，明萬曆二十）和慶長二年（公元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 先後兩次發動對朝鮮的入侵戰爭， 後被明朝薊遼提督李如松率領的援朝聯軍擊退。吉林東團山和河北撫寧出土日本桃山時代蔦徽和菊徽雙鶴龜鈕蓬萊紋柄鏡（圖十四、圖十五）【13】，應是當年豐臣秀吉軍隊帶入朝鮮後流入建州和山海關內的。

（圖十四 蔦徽雙鶴龜鈕蓬萊紋柄鏡）

（圖十五 菊徽雙鶴龜鈕蓬萊紋柄鏡）

（圖十六 龜甲紋菊座鈕柄鏡）

清朝初年，為了切斷大陸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父子抗清勢力的聯繫，于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頒佈“遷海令”，實行更為嚴厲的海禁。但不少海商仍衝破禁令到日本長崎貿易。如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軍捕獲一批違禁去日本長崎貿易的商人中，就有四川龍安府平武縣人王貴【14】。平武在四川成都北部，今屬綿陽地區。成都羊子山出土的江戶前期的龜甲紋菊座鈕柄鏡（圖十六）【15】，有可能與這些渡日商人有關。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統一臺灣後，頒佈“展海令”開放海禁。在鄭克塽的建議下，清朝政府於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5年）派遣福州武官江君開和廈門文官梁爾封率領船隊到日本，進行以臺灣砂糖換取日本原銅的貿易。自此以後，中國商船就成為日本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當時由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開往日本長崎的清朝商船稱為口船。而口船有來自南京和福建的兩路，南京船泛指京杭大運河江蘇、浙江境內連結長江和太湖流域的南京、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和杭州、寧波等地的商船；福建船則指福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的商船。此外，還有一些來往遼東之航的商船，而作為日常生活工藝用品的江戶時期的日本和鏡，也隨著這些商船大量輸入上述地區，並溯長江進入安徽、江西和湖南等地。目前這些地區發現的日本和鏡，大部分鑄有天下一、因幡、出雲、佐渡、肥後等地名江戶前期的紀年銘文（圖十七-圖二十）【16】。說明這些鑄造於17世紀的日本和鏡，在明末清初至康熙盛世，已經從東南沿海逐漸進入中國江南地區的百姓家庭，成為人們時尚的生活用品。

（圖十七 天下一款松鶴鏡）

（圖十八 因幡款三角地五葉竹鏡）

（圖十九 出雲款牡丹鶴紋鏡）

（圖二十 佐渡款樓閣山水鏡）

清康熙後期，日本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日貿易逆差造成本國金銀和銅等貴金屬的外流。自元祿（公元1688年）以後，便對中國商船實行定額限制，這就減少了一度在中國廣為流行的日本和鏡的輸入數量。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中國鑄鏡作坊開始仿造這種和式鏡。從已發現仿造和式鏡的地區和銘文來看，浙江的湖州和福建的漳州是明清時期中國境內仿造日本和式鏡的兩大生產地。證見江、浙兩地發現的“禮”字開窗纏枝菊花紋柄鏡（圖二十一）。該鏡除“藤原光長”外，還有“湖州薛造”和“上上青銅”、“包換青銅”等銘文。前者是日本江戶時期的鑄鏡工匠的氏姓，後者則是浙江湖州鑄鏡業主氏姓和產品品質廣告。查《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湖州，古為秦之烏程縣地，三國吳置吳興郡，唐、宋改湖州，明清為湖州府。據清光緒《烏程縣志》記載，“薛，名晉侯，字惠公。同時稱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阮葵生《茶餘客話》亦說，“吳興薛晉侯銅鏡，……皆名聞朝野”。可見，薛家是明清時期湖州鑄鏡名鋪。而“上上青銅”和“包換青銅”的產品廣告，亦見於宋代湖州鏡“久煉青銅”、“法煉青銅”，“真正一色青銅”等類似銘文。說明這類和式鏡確係湖州薛家銅坊的產品。“藤原光長”銘在日本江戶時期的和鏡上多是直行豎寫，此鏡雙行寫法是明清時期中國陶瓷和銅器上常見的印章款格式，當是仿製鏡。湖州仿造的和式鏡，其形制是日本原型和鏡為模式，加鑄湖州商家名號或商品品質廣告銘文。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一面“歲寒三友”紋銅鏡（圖二十二），其圖案取自日本江戶中期以後和鏡常見的松、梅、竹紋飾，並有“湖州薛晉侯自造”和“上上青銅”兩款印章銘文。說明久負盛名的鑄鏡名城湖州，在明清時期是浙江地區仿造日本江戶時期和式鏡的生產中心，而薛家應是當時的重要民間鑄鏡作坊。

（圖二十一 湖州禮字開窗纏枝菊花紋柄鏡）

（圖二十二 湖州歲寒三友紋銅鏡）

而形制凹形匕緣、圓柱平頂印章鈕的圓鏡和玉壺春式柄鏡，這種造型的和式鏡大部分出土於漳州 。明代後期，福建南部漳州月港開放東西洋貿易，國外銀銅開始大量流入中國。據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當時進口的日本銅材先在漳州提煉去掉雜質後，再轉口內地，從而促進了漳州鑄銅工藝的發展。明清時期，漳州是華南地區的鑄鏡中心。漳州地區發現的和式鏡，不但分佈廣，數量大，而且同一產品複件很多。同時還發現未經加工的半成品和鑄有“漳州”、“漳城”或“霞漳”（明末清初漳州的雅稱，因境內有丹霞山而得名）標誌的銘文鏡。目前發現漳州鑄造的和式鏡銘文有“漳州紀再興”、“吳日興”、“何勃然”、“黃家”、“高揚名”、“方仰名”、“許清達”、“隆盛鋪”、“馬開順”，及“順”字等民間鑄鏡名號（圖二十三、圖二十四），均取興順隆盛的商業吉祥語。上述和式鏡特徵表明，凡是凹形匕緣、圓柱平頂鈕的圓鏡和玉壺春瓶式柄鏡，或鑄圓形戳記的直柄鏡，均是漳州仿造的產品。漳州和湖州仿造的日本和式鏡中的藤原光長、藤原光政銘文（圖二十五、圖二十六），是江戶中、後期的紀年款【17】。說明中國鑄造的日本和式鏡的年代，當是18世紀清康熙後期至乾隆時期。

（圖二十三  “霞漳”款柳樹燕子花紋鏡）

（圖二十四 “漳州”款櫻菊紋鏡）

（圖二十五 “藤原光長”款蓬萊紋鏡）

（圖二十六 “藤原光政”款梅竹紋鏡）

明清時期，日本和鏡為什麼熱銷於中國市場呢？考古發現表明，中國銅鏡自公元前3世紀的戰國開始，經兩漢到8世紀的唐代中期，其精湛的裝飾藝術和鑄造工藝達到了頂峰。從9世紀後的唐末五代到北宋，中國銅鏡逐漸走向衰落。之後南宋至明清的數百年間，注重實用、朴質無華的素面鏡成為主流，中國銅鏡從此失去了昔日作為藝術品的風采。而日本從公元6世紀古墳時代至飛鳥、奈良時代由海舶傳入中國漢唐鏡後，于12世紀平安後期在唐鏡的影響下，創造了具有民族獨特風格的和式鏡。經13世紀至16世紀鐮倉、室町時代的發展，到17、18世紀的江戶時期，日本和鏡已成為繼中國漢唐鏡後東方銅鏡工藝的後起之秀，取代了中國銅鏡在漢文化圈中的領先地位。明清時期，精美的和鏡隨著中日貿易傳入中國，當即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時尚舶來品。並在當時中日貿易最活躍的江蘇、浙江和福建東南沿海地區流行。當日本德川幕府定額限制中國商船貿易數額時，致使進口市場和鏡的短缺，日本和鏡首先流行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鑄鏡作坊業主，便大量仿造這種舶來品，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中國工匠在仿製日本和鏡的同時，還把和鏡砂目填地加工手法，移植到當時中國素面底飾的銅鏡中，從而豐富了明清以來中國銅鏡的裝飾內容。如廈門收集的“百壽團圓文字人物”圓鏡（圖二十七）和六分格紋圓鏡（圖二十八）【18】。前者百壽團圓和福祿壽喜人物，均為中國明清時期傳統的吉祥紋飾，但底飾採用了日本和鏡特色的粟狀砂目地；後者則在分格中採用和鏡中常見的粟點和海波紋。這是日本和鏡對中國銅鏡的影響的明證。日本和鏡的輸入和仿造是中國銅鏡發展史上的迴光返照，在玻璃鏡普及前，這種風格清新的日本和式鏡，曾引領明清銅鏡的時尚潮流，風行大江南北，成為國人婚喪嫁娶的重要物品。

（圖二十七 百壽團圓文字人物圓鏡）

（圖二十八 六分格紋圓鏡）

明清時期，中國發現的日本和鏡的紋飾，主要有植物松、竹、梅、菊、桔、南天竹、櫻、柳、桐、楓、撫子、水仙、燕子花、牡丹、葡萄、紫藤；飛禽有鳳凰、鶴、鷺、鴛鴦、千鳥、雀、喜鵲、長尾鳥；走獸有獅、虎、貘、兔；以及龜、魚；山水、人文、勝跡畫紋。在這些和鏡的紋飾中，除了家徽作為標誌性裝飾和日本風物外，絕大部分都能從中國明清時期景德鎮青花和彩繪陶瓷裝飾中，找到其淵源關係。在日本美術史上，14世紀的日本室町幕府與明朝締結了邦交，恢復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以畫僧周文、雪舟為代表傳承中國宋元傳統畫的日本水墨山水花鳥畫派，逐漸取代了自平安至鐮倉時期獨佔畫壇的“大和繪”；同時，室町後期由狩野正信所開創，安土桃山時代狩野永德所發展的狩野畫派，主導了桃山至江戶時期三百年的日本畫壇。狩野派畫家創立的中國傳統畫的“唐繪”和日本風俗畫“大和繪”融合的新畫風，對這一時期日本的陶瓷、金工、漆工和染織的工藝美術產生重大的影響。作為金屬工藝美術的重要門類的江戶時期和鏡，就是這種畫風的典型範例。

如清康熙後期，中國漳州鑄造的方仰名、高揚名款日本勝跡圖紋和式鏡（圖二十九）【19】，該鏡圖案為雲霧繚繞的富士山，橫亙茂密的松林和佛塔聳立的寺院建築，景物之間兩艘帆船在微波蕩漾的海面上航行。歷史記載，明成化初年，日本室町畫僧雪舟到浙江四明（寧波）天童寺參禪，應友人之請畫日本著名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富士山、三保松原和清見寺。三處勝跡均在靜岡縣內，東望駿河灣。名士詹僖《題雪舟畫芙蓉峰圖》詩即記其事【20】。上述圖飾有可能就是雪舟在中國所畫的《芙蓉峰圖》的翻刻版。富士山，史稱芙蓉峰，是日本第一高峰，海拔3776米，山體上小下大，山頂終年積雪，風姿秀麗，為日本標誌性的著名景區。富士山是座休眠火山，歷史上曾多次噴發，人們敬畏奉為“神山聖嶽”。據日本學者研究，描繪富士山形體為主題的“富士畫”，是由平安時期險峻等腰三角形的三層式向室町時期平緩等邊三角形的三峰式演變。雪舟的《三保松原富士畫》（圖三十）【21】，是現存江戶時期狩野派畫家臨摹和創作“富士畫”的經典範本。

（圖二十九  方仰名、高揚名款日本勝跡圖紋和式鏡）

（圖三十 《富士三保清見寺圖》(傳雪舟畫，永青文庫）

同樣在清康熙後期漳州鑄造的山水圖紋和式鏡（圖三十一），其山水紋飾構圖風格與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的15世紀末日本室町延德二年（1490年）宗繼的山水圖(圖三十二)相似。這種以鳥瞰式繪畫技法，在開闊的江灣水流畫面中央用垂直皴法描繪巍峨山峰，並在山邊配置小茅舍，使畫面遠近景致達到完美統一。這一畫作佈局是室町時期山水畫派代表人物周文融中國宋元水墨畫的精髓而獨創的日本審美情趣的山水畫技法。用這種技法創作的山水圖案成為江戶時期山水紋和鏡的一大特色。

（圖三十一 藤原重義款山水畫紋鏡）

（圖三十二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15世紀宗繼“山水圖 ”）

發現于河北大運河沿岸青縣的“雙獅子圖”紋有柄日本和鏡（圖三十三）【22】，其獅子的原型應移植於桃山時期狩野永德創作的屏風畫“唐獅子圖”（圖三十四）【23】。獅子源于西亞，唐代由中國東傳日本，在日本神道的民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圖三十三 雙獅子圖紋柄鏡）

（圖三十四 日本桃山時期狩野永德屏風畫）

江蘇無錫和江西南昌發現的江戶前期的“竹虎圖”紋柄鏡（圖三十五）【24】，其竹虎圖飾也可以從江戶時期狩野派畫家狩野森信和狩野探幽的“虎畫”（圖三十六）【25】中，找到其原型。

（圖三十五  竹虎圖紋柄鏡）

（圖三十六 日本江戶時期狩野森信虎圖）

福建漳州發現的“南天竹貘”紋柄鏡（圖三十七）與無錫發現的“貘字雲紋”和鏡（圖三十八）【26】，這種瑞獸辟邪壓勝習俗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這在1992年內蒙古烏和浩特市元代窖藏出土的景德鎮青花貘紋瓷碗（圖三十九）【27】得到證實。

（圖三十七 南天竹貘紋柄鏡）

（圖三十八 貘字雲紋和鏡）

（圖三十九 元青花貘紋瓷碗）

江蘇發現鑄有“天下一”銘文的“捶丸圖”紋日本和鏡(圖四十)【28】，捶丸，是中國古代高爾夫球式的體育運動，始于宋代，盛於元明，式微於清代。上述捶丸和鏡圖飾與山西洪洞縣水神廟元代壁畫捶丸圖（圖四十一）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應是一幅中國古代高爾夫球——兩人“單對”捶丸比賽的縮寫【29】。“天下一”是日本織田信長授予名匠的稱號，始見於安土桃山時代的日本和鏡。因此，這種鑄造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日本和鏡，不但是中國古代高爾夫球運動東漸日本的歷史見證；同時也為研究中日古代體育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今天高爾夫球在日本十分盛行，據資料介紹，日本每12人就有1人打高爾夫球，堪稱“高爾夫球王國”，甚至有人把高爾夫球稱為日本國球。這不能不追溯300年前中華傳統文化中捶丸運動的東漸對日本現代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圖四十  天下一款捶丸圖紋鏡）

（圖四十一 山西洪洞縣水神廟元代壁畫捶丸圖）

在中國發現的日本和鏡中，蓬萊紋鏡是最具特色的一個品種。它源于古代中國人民嚮往蓬萊仙山長生理念，以及由此催生出的秦始皇派遣徐福東渡扶桑尋求不老之藥的歷史故事所形成的蓬萊文化，唐宋以後對日本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習俗產生廣泛的影響。蓬萊紋和鏡就是這種影響的物化體現，它形象地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源遠流長。

在中國歷史上古代帝王為追求長生不老，對《列子•  湯問》中蓬萊仙山傳說的癡迷信仰，因而出現秦始皇引渭水為蘭池築蓬萊山，漢武帝在建章宮太液池修築蓬萊諸島和唐高宗改大明宮為蓬萊宮之舉。這種蓬萊信仰，唐宋以後傳到日本。在“國風化”中，平安時期王公貴族形成的“寢殿造”住宅模式，即在皇宮和幕府的寢殿建造的庭園水池中，築蓬萊小島。這種傾向到了桃山、江戶時代尤為盛行。日本工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松齡鶴壽和千歲靈龜的長壽物象嫁接到蓬萊文化中，鑄造一種以松樹龜鶴為主題的蓬萊紋和鏡。日本是一個既能吸取外來文化，又能消化外來文化創造自己新文化的民族。早在7、8世紀的飛鳥、奈良時期，在日本文學史上，出現第一部漢文小說《浦島子傳》。小說描寫丹後國有位漁夫水江浦島子，在江上垂釣到一隻變成蓬萊仙女的神龜，後與其攜手同赴海中“蓬萊仙宮”幽會。蓬萊文化又被賦以男女愛情的象徵。因此，蓬萊紋和鏡成為古代日本人民象徵百年好合的婚嫁必需品。現存日本德川美術館寬永十六年（西元1639年）和林原美術館慶安二年（西元1649年）的蓬萊紋和鏡（圖四十二），就是江戶幕府將軍德川家康曾孫女千代姬和德川家光養女輝姬的嫁妝【30】。

（圖四十二 江戶德川家康曾孫女千代姬嫁妝蓬萊紋鏡）

在日本蓬萊紋和鏡中，靈龜作為傳說中托起“蓬萊仙山”的海中巨鼇，而被作為鏡鈕安排在蓬萊紋鏡的中心位置，成為蓬萊紋鏡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龜的崇高地位在中國由來已久，從商代占卜國家大事的龜甲，到漢唐時期王侯印璽上的龜鈕和武則天時期以示官階的龜袋，以及宋代道教的龜鶴神仙銅鏡，都存在對龜的崇拜。只是到了元代把人分成等級，龜被背上“縱妻行淫”的惡名，而打入“另冊”。明朝初年，朱元璋繼續實行這種抑龜政策。從此，明清以後，龜在長壽吉祥物的序列中消失。而龜崇拜在唐宋以後傳到了日本，卻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發展。它不但成為蓬萊仙女的化身，就連天皇的年號也取名神龜、寶龜、元龜、文龜。在13世紀的鐮倉時期，皇室甚至把天皇取名為龜山。在日本有許多以龜命名地方，至今還存在一種“龜岡祭”的民俗節日。現存中國明代的八寶吉祥銅鏡（圖四十三）的紋飾，只有雙鶴，沒有靈龜。而受中國八寶吉祥鏡影響的日本江戶時期的八寶壽字紋鏡（圖四十四）的圖案，不但有雙鶴，而且還有兩隻拖著長尾的靈龜，就是例證。

（圖四十三 明代八寶吉祥鏡 ）

（圖四十四 日本江戶時期八寶壽字紋鏡）

無獨有偶，明清時期，正當龜文化在中國大陸民間式微的時候，東南沿海的福建閩南地區，卻盛行崇龜的習俗。這時期以龜鶴為長壽象徵的日本蓬萊紋和鏡正在這裡流行。因為丹頂鶴屬北方濕地飛禽，而龜則為南方沿海居民習見的兩棲動物。所以人們把靈龜作為婚喪吉慶的吉祥物（圖四十五）【31】。據資料記載，1937年閩南東山島的漁民捕到一隻大海龜，龜背上刻有“萬曆”二字。萬曆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1573-1620），說明明代晚期，閩南居民就有崇龜放生的習俗。明末清初，這種習俗隨鄭成功收復臺灣播遷海峽東岸，因此，在閩台的民俗中，至今還盛行一種用糯米製成的龜粿（圖四十六）【32】作供品，祈求平安納福的“乞龜”習俗（圖四十七）。這是古代日本人民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所做的貢獻。

（圖四十五 龜形墓）

（圖四十六 龜粿印模）

（圖四十七 閩南地區“乞龜”習俗）

關於日本和鏡中的蓬萊紋，根據日本學者研究資料，一般是以松竹和龜鶴組合為標準，並以鐮倉後期出現的雙鶴和龜鈕接嘴的圖飾為其始創年代。而中國學者王剛懷先生在其《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書中認為，蓬萊紋和鏡這一獨特的日本文化裡，應是傳承中國兩千年的長壽理念。因而產生于平安後期的永治元年（西元1141年，南宋紹興十一年）的松喰鶴鏡開始至江戶時期，約有八百年的歷史。歷史證明，每種文化都有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日本和鏡中的蓬萊紋也是如此。古代中國人民嚮往長生的理念，漢晉以來已被納入道教通過修煉達到長生不老神仙境界的教義。唐宋以後，由於帝王的宣導，道教得到空前的發展。這種道家的神仙思想，當隨著中日文化交流傳入日本。成書於9世紀後期藤原佐世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有關道教經典著作63種499卷。而集神仙思想大成的東晉葛洪的《抱樸子•  對俗第三》有“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年；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于蓬葉之上；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白而腦盡成丹，不但此二物之壽也；雲千歲松柏，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的記述。通觀日本和鏡中蓬萊紋的基本內涵，蓋本於此。12世紀平安後期產生的以松鶴為主題的松枝雙鶴紋鏡，是日本蓬萊紋和鏡的初創階段，明顯留下中國唐宋銅鏡影響的痕跡。進入13世紀後的鐮倉、室町時代，從戰場上廝殺而取得政權的武士，不但積極從中國傳入佛教禪宗“茶禪一味”的茶道清寂中獲得心靈的慰藉，而且也希望能從中國道家神仙思想中尋求保命長生的歸宿。因此，13世紀末鐮倉後期出現的松樹枝杪偃蓋為背景，以龜鈕和雙鶴接嘴的蓬萊紋鏡新構圖，就是從道書《抱朴子》中找到的靈感。而蓬萊紋中與松樹並列的修竹，亦是來源於成書10世紀的日本傳奇小說《竹取物語》中，輝夜姬留下不死之藥而升天成仙的神話故事。同時，《抱朴子•  內篇》卷十一記載，“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墜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食者無不老壽，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所以菊花唐代從中國傳到日本後，受到日本王公貴族的追捧。平安初期，效仿唐制，每年九月九日重陽節，天皇在宮中宴請群臣詠詩喝菊花酒。鐮倉時期的後鳥羽天皇酷愛菊花，並將其作為至高無上標誌的皇族家徽。因此這一時期的蓬萊紋和鏡中，又出現一種以菊花作背景的龜鶴紋蓬萊紋圖飾。盛行於鐮倉、室町時期和鏡的蓬萊紋內涵，最完整的圖案是松竹龜鶴和蓬萊仙山。這種傳說中的海上蓬萊仙山的圖像，是日本工匠憑空臆造，或是實有其地。根據前面引用的日本《圓鑒記實》【33】記載的入宋僧宗英從中國帶回的宋代銅鏡有“形肖博山”的圖飾。查《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博條，“春秋齊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漢置博縣”；“博山，在山東博山縣東南五十里魯山之西，又南十里有南博山”。這裡應是杜佑《通典》所記載的漢武帝前往山東半島東北隅蓬萊城望海上蓬萊仙山的途經之地。漢唐時期人們對虛無縹緲的海上仙山難以企及，便對途中雲霧飄忽的博山產生仙境的幻覺。唐代詩人杜牧《遺懷》中發出“何當離城市，高臥博山隈”，這脫離凡塵去博山當神仙的詩句就是例證。始于西漢武帝時期而流行於東漢的一種特有形式的熏爐，就是取以層巒疊嶂的博山形象裝飾。這種博山爐的設計思想就是使焚燒的香氣繚繞，令人有飄飄欲仙產生升入仙境之感。1968年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錯金銅博山爐（圖四十八）的造型【34】，與這一時期日本和鏡蓬萊紋（圖四十九）【35】中峰巒峻峭的蓬萊仙山圖像極為神似。歷史記載，日本圓覺寺僧宗英是鐮倉中期弘安初年受北條時宗派遣，到中國迎請高僧祖元時，他帶回中國宋鏡上的博山圖像。對於鐮倉後期出現的典型蓬萊紋和鏡的仙山造型當產生重要的影響。

（圖四十八  西漢錯金銅博山爐 ）

（圖四十九 日本蓬萊紋銅鏡）

江戶時期，由於盛行有柄和鏡，失去實用的龜鈕被取消，擺脫了紋飾程式化的束縛。尤其江戶後期，日本婦女髮式的改變，和鏡趨於大型化，這就給日本和鏡設計師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自由創作空間。在充分吸取宋元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後，創造出融書法與繪畫藝術於一爐的千姿百態的大字文蓬萊紋和鏡（圖五十）【36】，是日本近世工藝美術的優秀文化遺產。

（圖五十  大字文蓬萊紋和鏡 ）

綜觀凝聚中日文化交流藝術結晶的江戶時期日本和鏡,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代日本人民在擷取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再創造過程中的藝術取向。日本工匠所選擇的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虛幻神仙世界的蓬萊文化，也是人類對美好向上生  活的一種追求。對中華舊文化中扭曲人性的宮廷太監制度和婦女纏足陋俗的負面文化則予以摒棄。
因此，這種源於10世紀東渡扶桑的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蓬萊文化，經過日本人民辛勤的創新，八百年後的17、18世紀又回傳到它的發源地中國，從而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不但是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的歷史見證，同時也為今天國人對待外來文化的舍取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反思和借鑒。

附：本課題研究曾得到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久保智康先生的幫助，特此鳴謝。

注釋：
【1】（日）久保智康：〈朝鮮半島發現的日本系銅鏡〉，《韓半島考古學論叢》2002.5
【2】張英：《吉林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1990
【3】【10】河北文物研究所：《歷代銅鏡紋飾》，河北美術出版社，1996
【4】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
【5】【33】（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
【6】孫立謀：〈中國鑄和式鏡〉，《收藏》2010.4
【7】（日）久保智康：《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和鏡》，京都國立博物館，1997
【8】【30】（日）久保智康：〈中世、近世の鏡〉，《日本の美術》394期，至文堂，1999
【9】龍朝彬：〈湖南常德戴家山發現宋墓〉，《考古》1996.12
【11】此鏡分別為廈門市博物館和筆者收藏
【12】此鏡為江蘇無錫錢雄度先生收藏
【13】兩鏡分別為吉林省吉林市博物館和河北省撫甯縣文管所收藏
【14】《明清史料》丁編，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貿易》轉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15】四川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四川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1960
【16】此種鏡分別為江西、湖南省博物館和江蘇無錫錢雄度先生收藏
【17】【18】【19】【22】【26】【28】此鏡均為筆者收藏
【20】王勇、上源昭一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大系（7）藝術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1】 青弓社編輯部編，周以量譯：《富士山與日本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23】【25】史玲：《日本藝術》圖106、1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4】江西省博物館和江蘇無錫錢雄度先生收藏
【27】尹建光、許玲玲：〈內蒙出土元代景德鎮青花貘紋碗〉，《文物天地》，2011.2
【29】薛寒秋、薛翹：〈中國古代高爾夫球的東傳與捶丸圖日本銅鏡的發現〉，《南方文物》，2010.3
【31】廈門市集美區發現的明晚期龜形墓葬
【32】福建閩南民間“乞龜”習俗及其供品龜粿的印模
【34】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滿城漢墓發掘紀要〉，《考古》，1972.1
【35】【36】王綱懷：《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