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青：
〈閩越雄風雖猶在 為何不見今日閩越族中人〉、
〈閩越雄風和惠安古史迷蹤〉(2017年)[文均見後]
[編者按：張劍青是網主同窗，也是歷史系1954-1958級校友會會長，他組織工作卓有成效，兼且富於文采，茲錄其二文以見一斑]
〈歷史系1954-1958級參加母校廈門大學90週年大慶〉
張劍青
2011.4.5-4.8我班同學在廈門聚會，參加母校廈大九十週年大慶。出席的有張昭生夫婦、陳榮華夫婦、陳杏德夫婦、鍾啟河夫婦、王麗蓮夫婦、潘智淵夫婦、曾中華夫婦、方金英母子，還有陳佳榮、謝應瑞、包定環、朱蘭英、傅義陽、謝景熙、張劍青等。
時值農曆陽春三月，作為國際花園城市的廈門和國內最美校園的廈大，正是風姿綽約、萬紫千紅、花團錦簇的最美時刻，又值春潮澎湃、魚蝦蟹蚌特別豐腴甜美的嘗鮮季節。大家既歡慶母校九十週年大慶，又共敘四載同窗五十三載滄桑的崢嶸歲月；既看繁華似錦，又嘗海鮮佳餚，勝似天上人間。
四月六日吉日佳時，上午出席了母校九十華誕慶祝大會，下午參加了有人文學院院長陳支平教授、歷史系系主任王日根教授、歷史系黨總支書記、研究生部領導和我屆同窗的聯誼會，並合影留念，當晚共赴院系領導舉辦的招待晚宴。
據陳院長和王系主任介紹：母校廈大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由華僑創辦的大學，校主陳嘉庚先生被毛澤東主席譽為“愛國先鋒，華僑旗幟”，學校因驕人的成績被譽為“南方之強”，既是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又是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水平大學之一。
廈大歷史學系多年來一直處於全國大學歷史學八強之列，曾接連創造了若干載入史冊的輝煌，並先後創立了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南洋研究所、國家教委廈大文科文獻信息中心、歷史學博士學位授權點及博士後流動站、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台灣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等全國人文學科重點研究基地，充分展現了“僑、台、特、海”的學術優勢和特色，在史學界產生了良好的反響。不少畢業生已成為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學術骨幹，為中國的歷史學發展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母校的輝煌成就讓我們萬般欣慰和自豪，我輩同窗在五十三載滄桑中也都得到了無愧於“五十年代廈大老校友”這一美譽的成就。在歡聚暢談、情濃濃而意猶未盡之際，大家再度面向未來，共同決定在2014年我輩入校六十週年之際，再度聚首歡會。
〈朝如青絲暮成雪 莫使金樽空對月— 廈門大學歷史系1954-1958級入學60周年聚會紀實〉
張劍青
金秋十月，秋高氣爽。2014年10月24-28日，我班同學在深圳(羅湖-蛇口)、東莞(虎門)、中山、珠海、廣州等地，舉辦入學60周年紀念聚會，部分同學在會前會後還赴港澳自由行。
這是我班同學繼1991年的七十周年校慶、2001年的八十周年校慶、2004年的入學五十周年慶、2006年的八十五周年校慶、2008年的畢業五十周年慶、2011年的九十周年校慶等六次聚會之後的第七次聚會。
與會者有：陳佳榮、潘智淵夫婦、謝應瑞夫婦、鍾啟河夫婦、陳榮華夫婦、賴仁光夫婦、朱蘭英夫婦、倪桂芳母女、薛翹父女、傅義陽夫婦及孫女、陳杏德夫婦、張劍青夫婦等，啟河的大女兒、二女婿也參加了部分活動。與會者大都身體硬朗、精神抖擻，滿懷着勝似手足的同窗之情，這正是我班同學能多次聚會而長盛不衰的緣由所在。
這次聚會由香港同學策劃、資助，佳榮主持時顯示出他一貫獨具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瀟灑氣度。
具體活動日程如下：
一、10月23日至24日：來自內地、香港、美國等地同學陸續來到深圳市最繁華的商業區—羅湖區廣信酒店會聚，24日當晚在海上皇海鮮酒家海麗包房舉辦歡聚晚宴。席上，與會者一再舉杯，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母校越辦越好，為已到會和未到會同學的健康長壽和家庭美滿幸福而乾杯；又轉達了傳挺、麗蓮、金英、梧桐、應祺、名楨、哲明、淵泉、景熙等同學對與會者的祝福和問候，大家也祝願他們“蓄芳待來年”。席間，共同決定在2016年的母校九十五周年校慶、2018年的畢業六十周年慶、2021年的母校一百周年大慶等三次慶典数度聚會。
二、10月25日：上午由深圳驅車到東莞、中山、珠海，首先瞻仰了民族英雄“林則徐銷煙池”，陳化成抗英的“虎門炮臺原址”。旋至位於中山市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觀賞孫中山先生手書的“天下為公”、“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修身豈為名傳世，做事惟思利及人”等墨寶，領略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偉大革命精神和高尚個人品德。
當天下午驅車觀賞珠海市容和澳門海關景色，直達“珠海漁女”雕像前，並一對對“執子之手”留影，徜徉在富有浪漫氣息的“情侶大道”上。
晚飯後直上留宿地豪庭賓館的卡拉OK歌廳，“朝如青絲暮成雪”的我們，仿佛又回到“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盡顯當年我班帥男靚女多才多藝的風流本色。風流倜儻不遜當年的陳佳榮載歌載舞、聲情並茂地演唱了《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梭羅河》、《當年我們年青》等多首前蘇聯、印尼、奧地利的歌曲，王北海(蘭英學姐夫)用幾近專業水準的優美男聲演唱了《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美人吟》等多首歌曲，倪桂芳及其愛女、賴仁光、傅義陽等先後縱情獻唱，給大家以“大珠小珠落玉盤”似的美好視聽享受。最後全體合唱《難忘今宵》，在夜深曲終人散之後，那洋溢着“難忘今宵、難忘今宵，無論天涯與海角”深情厚誼的歌聲尚繞梁三日不絕於耳。
三、10月26日：上午從珠海驅車駛向廣州，從車上觀賞這座有着花城、穗城、五羊城等美稱的嶺南之都的市容市貌。接着便穿越時空隧道，參觀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領略這舜禹之後裔、百越中強盛的一部、曾助漢滅秦得以封國、歷五帝九十三載的王國雄姿。
中午應啟河夫婦及其女兒、女婿的盛情邀請，到享有“食在廣州第一家”美譽的“廣州酒家”赴宴，一道道精緻的美味佳餚，使我們充分享受食在廣州的粵菜風味，更領會到蘇軾老夫子為何在被貶的窘境中還會有“不辭長作嶺南人”的雅興，應該是廣州美食的誘惑力更勝“日啖荔枝三百顆”吧！
飯後，漫步在珠江沿岸，看原各國駐廣州領事館等老地標性建築，並進入觀賞珠江風光的最佳場所沙面公園，全體合影留念。
四、10月27日，部分同學往港澳深自由行，28日繼續。大部分同學在佳榮帶領下，乘電瓶車遊“世界之窗”，在印度的泰姬陵和佛祖塔、意大利的羅馬鬥獸場和比薩斜塔、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法國的凱旋門和埃菲爾鐵塔等濃縮景觀前留影，啟河還騎上駱駝在埃及獅身人面像前留影。繼而往蛇口觀看女媧石雕像和“海上世界”。飯後品茶聊天，暢所欲言，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然後回深圳參觀原地標69層的“地王大廈”和新地標的京基100大廈，那高聳入雲的雄姿令人震撼。
當晚在住地旁國貿大廈49層的旋轉餐廳舉辦告別晚宴。在這璀璨豪華、徐徐轉動、20分鐘一輪迴的宴會廳中，吃的是環境，從49層的高空俯瞰而下，覽盡流光溢彩、美奐美輪的深圳夜景；吃的是藝術，那一道道美味佳餚，都是名師匠心獨運精心製作的藝術品，令人賞心悅口；吃的是心情，葡萄美酒夜光杯，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在舉杯痛飲、心暢神愉之際，大夥同聲歡唱：“友誼地久天長”！
在這反覆廻旋的歌聲中，融融的暖意帶着深情的期待。來吧！相約在二Ο一六。來吧！相約在二Ο一八。來吧！相約在二Ο二一。
心相約：今宵多珍重，善自攝玉體，相期於母校百年！
閩越雄風雖猶在 為何不見今日閩越族中人
張 劍 青
福建惠安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山川毓秀，形勢制險，人傑地靈。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石器時代遺址、母系婚俗、惠女服飾、閩越雄風、惠安古縣、三王開閩、青山王崇拜……等一顆顆古史明珠，閃耀著七彩斑斕而又神秘迷幻的異彩。
還歷史以本真，應該是史學工作者的追求。明同安有識之士洪受語：“夫審知未入閩之初，閩之眾蓋益眾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觀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審知之入閩也，至於漳浦，始云有眾數萬，則之前之眾未盛可知矣！今全閩上至郡縣，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不亦誣乎……何不稽其本始而謬相沿襲耶？故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這後一句出自《論語• 子路篇》，意即君子對其所不知的事物或道理，總是採取存疑的態度。存疑是為了求知，那又何以解疑呢？洪受自答曰：“何不稽其本始而謬相沿襲耶”，此真乃點晴之筆。即“稽其本始”，而“還其本真”耶。
壹、獨具閩越特色的惠女婚俗、惠女服飾、惠女敢拼會贏的創業精神，是母系社會原始習俗在當代的活化石
福建古稱閩，其原始先民是古閩越人，屬東南越，是百越的一支。《山海經》：“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是黃帝之種，是為黃帝守海疆的海神。許慎《說文》：“閩，東南越，東南蛇神，斷髮紋身。”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閩人以海為田，以舟為車，以楫為馬”。也就是說，閩越人是以蛇為圖騰，既是山國，又在海中，沿海多島嶼港灣，善於造船駕舟，過着漁獵農耕的生活。
據考古學界發現：距今約一萬五千年前的第四紀冰期，臺灣海峽曾發生過三次或四次的海進海退，每次海退，海峽均成為陸地，福建與臺灣連為一體，通過“東山陸橋”，海峽變通途，約在距今八千五百年前，東山陸橋才最後沉沒於海。考古學家在三明萬石岩兩個洞穴中發現距今近二十萬年的舊石器早期古人類活動遺址和距今兩萬年前舊石器晚期古人類的人工石鋪面。在石獅祥芝近海發現三萬年前古人類肱骨化石，賈蘭坡院士建議稱其為海峽人。在臺灣近海發現的古動物化石群組合，和在福建東山、石獅祥芝近海發現的古動物化石群組合是一模一樣的，且同樣具有明顯的人工砍痕。這說明在人類歷史開啟之前，臺灣海峽曾是眾多古動物暢通無阻的共同家園，原始人類也同樣棲息在這片廣闊的沃野上，在與自然的抗爭中，點燃了最初的文明之火。
國際考古學界還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大洋洲南島語族的祖先起源于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東南沿海福建廣東，由此可以清理出一種“福建廣東——臺灣——東南亞、大洋洲”的原始人類源流體系。
惠安張阪和東園海濱發現的象化石和鹿化石，其種類和閩臺兩地發現的古動物化石組合是一樣的，據科學測定，其石化程度均在萬年以上。
晉江流域擁有新石器晚期至青銅器時代的史前遺址近兩百處，不僅有人類居住而且相當繁榮。據黃天柱《惠安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載：“在原始社會中惠安的地面就有古人類居住，惠安的中部、東部、西部、東北、西北等地已發現古人活動時遺留下來的遺跡和遺物”。如崇武大岞山、東園音樓山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城關、塗嶺、黃塘、輞川等地發現的石石奔、石刀、石石族、古陶器等原始人的生產生活用具。由於當時生產力極端低下，原始人類是不可能離群獨居的，而是要以原始群、氏族公社、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社會組織形式群居在一起，每個氏族少則幾十人或百餘人，多則數百人到數千人，由此可見當年生息繁衍于惠安境內的原始人群是為數甚多的。
這些極其珍稀的原始遺存證明了：遠在一萬年前或一萬五千年前，惠安和海峽兩岸一樣，存在著同物種的古動物和同族源的原始人群，而且在“閩粵——臺灣——東南亞、大洋洲”的族源傳衍中作出貢獻。
據史書載：“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世界上別的許多民族同樣，曾經經過了若干萬年的無階級的原始公社的生活。大約在五萬年以前，我國人類歷史進入到母系氏族公社時代，而母系氏族公社繁榮興盛時期大約距今六、七千年以前。”
據民俗，惠東婦女原先存在早婚和長住娘家的習俗，實際上是母系氏族的原始婚俗遺存。作者同窗、歷史學家陳佳榮先生上世紀在史學界早已提出：“惠東女是漢族中遺留下來的母系氏族最後最偉大的一批女戰士”的創見。因為從原始群的族內亂婚轉向母系氏族的族外群婚和原始對偶婚的社會階段，婦女在生產生活中均佔主導地位，氏族首領由女性擔任，婚姻家庭及族群以女性為主體，血脈繁衍也是以母系計算和維繫的，所以不僅“早婚”，不僅“長住娘家”，而且子女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這種母系婚姻家庭長達幾萬年。至於父系為主體的婚姻家庭則是在父系氏族和階級社會才出現的，至今只有幾千年而已。惠東女原先早婚和長住娘家的習俗，不僅是古閩越人母系婚姻家庭的原始遺存，而且是對其後婚姻家庭由母系轉向父系的消極反抗。現代有些人把這種習俗稱為“封建陋習”，實則是張冠李戴，因為封建禮教宣導的是“三從四德”，三從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既嫁而不從夫是封建道德規範所不允許的。
以今溯古，當今川滇交界的瀘沽湖畔，依山傍水有八個摩梭人的村子，約四萬多人。據摩梭女楊二車娜姆《走出女兒國》一書所載：“我們至今還保留着原始母系社會的一些習俗，家庭組織和婚姻形態以母系家庭和阿夏婚姻為主，就是男不婚，女不嫁，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為是走婚制，所以家庭中沒有父親，男人只有舅舅和兄弟。作為一家之主的母親則掌管着家庭財產等方面的事，一應生產生活都由母親或其他有威望的女人作主。”由今日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婚姻習俗，也可證實惠東女原先的婚俗乃源於閩越人母系婚姻家庭的傳承。
再者，惠東女妍麗的露臍裝，全國獨一無二，漢族婦女根本無此服飾，服飾界也沒有把其列為漢裝，所以只能名曰“惠女裝”，這種服飾的特點，現被概括為“封建頭，開放肚，節約衣，浪費褲”。原先惠女婚後盛裝的“埔綴髻”或便裝的“八隻髻”，賴以支撐的髮棒就是兩根長約七、八寸至一尺的牛骨，這是閩越人狩獵遺俗，把獸骨或貝殼作為女性髮髻上的裝飾品。特別是上衣布料極其節約，短至肚臍和腰臀之上，腰臀部又緊繫五至九股寬約1.5寸的銀腰帶，有的還內繫鮮豔奪目的彩帶，這既盡展露臍之嬌妍，又顯示女性肚皮腰臀之豐腴柔美，堪與印度的肚皮舞裝相媲美。再者，黃斗笠花頭巾是為防範狂風暴雨烈日所需。褲管寬大的“浪費褲”則是與行船人寬大的“海兄褲”一樣，是“以海為田，以舟為車，以楫為馬”的生產勞動所需要，且有“我欲乘風歸去”的飄然之感。如此獨特自主開放的女性服飾，完全是閩越人的母系氏族遺風，是女性在社會婚姻家庭中的主導地位在服飾文化上的強勢展現，這又豈是受“婦德、婦言、婦容、婦工”的封建道德規範限制的服飾文化所允許。
與惠女裝和惠東女原先的獨特婚俗同樣馳名的是：惠安女颯爽俏美、灑脫飄逸的風姿和勤勞勇敢、善於持家、開拓進取、勇於創業、敢拼會贏的精神，正是萬千年前閩越人母系社會中女性在氏族部落管理、生產生活、婚姻家庭和血脈繁衍中的主導地位所形成的傳統美德，雖經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三從四德”的道德規範的限制壓抑而仍能保存發展並傳承，這與惠安女堅韌不拔、不畏艱難險阻的性格有關，因而舉世傳揚：巾幗不讓鬚眉，娶妻要娶惠安女。
總之，根據考古學上的寶貴發現，以及民俗學與服飾文化的獨特遺存，惠安女獨具特色的優良品德，都是母系社會原始習俗在當代的活化石。
貳、閩越王國威鎮東南，創造了燦爛輝煌的閩越文化
閩越是百越族的一支，生活在今福建與浙江南部，《史記• 東越列傳》：“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
閩越人之先祖究竟有何“大功德於民哉”？
《山海經》載：居住在東南海島的夷人，是黃帝之種，是為黃帝守海疆的海神。
宋程大昌《語貢》載：“則百越者也受舜禹之臨制也。”“臨制”即君臨管轄之意。
《史記• 越王勾踐世家》載：“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今諸夏皆安。”這記述的是禹治水之功。《禮記• 禮運篇》更描述了禹時理想的社會生活狀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大同”的社會理想，是閩越人先祖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數千年來一直為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所嚮往、讚美和為之獻身。
禹之後，經夏、商、西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禹貢》揚州地，周為七閩地，春秋以後亦為越地。”《史記• 越王勾踐世家》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勾踐之後，《史記• 東越列傳》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併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春秋戰國長達五百多年的混戰局面，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鞏固統一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廢除“封諸侯、建藩衛”制度，全面實行郡縣制，閩中郡就是福建第一個由中央王朝直接設置的省級行政機構，時為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當年王翦率六十萬大軍伐楚並進軍閩越和東越之前，秦王親自送至灞上，可見其隆重。王翦在出師盛典上“請美田宅園甚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翦曰：“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實則王翦不是貪，是為免秦王多疑，因為他率領的是秦王國傾國之師，由此可見楚及閩越王國國力之強盛。
郡縣官吏都是由秦王朝直接任命的，秦始皇在派屠睢攻佔南越和西甌之後，又陸續派遣五十萬戍卒與越人雜居，這是史載由中原向越地最大規模的一次軍事移民，是為了同化越人並鞏固中原王朝在越地的統治。閩越王無諸和東海王搖，雖“被廢為君長”，失去王國和王位，但是他們在歷史上所自然形成的部族領袖地位和影響力並沒有被撼動，而且按秦制，郡縣以下的鄉、亭、里、什、伍等基層官吏都是由地方推擇當地人士擔任，即郡縣以下的政權仍然是掌握在閩越人手裏。
在秦末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和楚漢之爭的風暴中，他們就率閩越甲士佐漢滅秦，從而得以復國。《史記• 東越列傳》載：“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舉高帝時越功，曰越君搖功多，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其轄地為今閩東北和浙江南部。
閩越王國是福建歷史上地方割據政權立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國力最為強盛，雄踞東南，創造了燦爛輝煌的閩越文化的地方王國。據淮南王劉安稱：閩越國“甲卒不下數十萬”、“又數舉兵侵陵百越，併兼鄰國……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之跡”，也就是要再現勾踐時代的輝煌霸業。
考古學者發現多處閩越國故址，以其中之一為例：武夷山閩越國王城遺址，面積達14.3平方公里，是目前國內規模、級別、保存完好度較高的漢代城址之一，被譽為“江南第一城”，也是武夷山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這顯示閩越人並非蠻荒之地未開化的民族。王城中的宮殿建築群體，整體佈局宏偉奢華而又恢宏大氣，體現出王者獨尊的地位，其規模類似漢長安未央宮前殿。城址中有各種作坊，王城中使用的瓦當、空心磚、水管道、陶井圈等製作工藝，可媲美漢長安出土的“秦磚漢瓦”。城址中出土的青銅器達二百八十餘件，製作工藝精美有商周風範。城址中出土的鐵器達二千多件，應用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中原地區通常的遺址，其中不但有中原常用的鐵器，更有大量適合閩越人“水行山處”的武器和生產生活用具。王城中經復原出土的陶器達數千件，以造型優美、質地堅致、裝飾精妙著稱，其製陶工藝水準不僅可與中原媲美，且顯示出閩越人匠心獨運的高超技藝。
南安豐州出土有商周時代遺址，惠安的大岞山和音樓山新石器遺址中所採集到的陶器形制有罐、釜、缽、網墜等，陶質有紅、橙紅、黑色夾沙陶和黑、灰色泥陶，以及細泥磨光陶，工藝大多為輪製或經陶拍拍印而成，紋飾有籃紋、繩紋、斜線紋、方格紋、雲雷紋、水波紋等，具有東南海洋文化特色，這與福建的富國墩文化、閩越古城以及臺灣的大坌坑文化是為一脈相承且各具特色。
歷史上生產力的發展經過：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大機器生產時代，鐵器的製造和使用是生產力飛躍發展的重要標誌。惠安已發現多處大範圍的古代冶鐵業遺址：山腰曾爐村的“鐵屎岸”、南埔仙境的打鐵街、輞川試劍的“鐵屎巷”，鐵渣堆積範圍分別達到六畝、三畝、一畝之廣，堆積層斷面達一米多之厚，且有木炭碎屑夾雜其中。嘉靖《惠安縣志》：
“宋時卜坑、黃崎、曾爐、盧頭、涉步、峰前、牛埭俱產鐵沙，置冶煮煉，至今尚有遺屑。”歷史是在繼承中發展的，是不可能隔斷時空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既然惠安在宋代已有如此之多的地段利用自然資源鐵沙和木炭“置冶煮煉”，可見宋代之前許久惠安已經開爐冶煉鐵器，這與閩越王城冶鐵製鐵業之發達應為一脈相承。
叁、閩越人的融入中華大家族，東渡臺灣海峽，遠播東南亞乃至日本
漢高祖初衷是“非劉姓不王”的，但漢初由於“天下初定，士兵罷（疲）于戰”，只好採取“羈縻”政策，封手握重兵的韓信等為異姓王，對匈奴，採“和親”政策，唐李欣詩：“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甚為淒涼。對閩越王無諸和東海王搖，因在佐漢滅秦的戰鬥中已盡顯其恢復故國的實力，所以恢復其王國和封號實為承認既成事實的無奈之舉。
漢初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就逐步廢掉這些國中之國。高祖呂后翦除了韓信等異性王，文帝平定“七國之亂”，漢武帝三次北擊匈奴。由於閩越“數反覆”、併東甌、侵南越、餘善刻璽自立，漢武帝遂于公元前110年出動四路大軍，水陸並進，戰撫兼施，從而平定了閩越王國，閩越人從此多管道地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或遠播海外：
其一、《史記》載：“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這由軍吏強制徙處江淮的，只是閩越族人之一部分，其中可能有一部分與江淮居民融合在一起，也可能有一部分再逃回福建來，這乃“安土重遷”的習慣造成的，他們和“遁入山谷者”及遁入閩東南港灣島嶼者彙聚在一起，漢王朝總不能老是閉著眼睛不承認這些黑人黑戶吧，況乎丁戶與賦役相關，所以東漢王朝只好再設冶縣以治之，後因感兵力不足，又增置了南部都尉。
其二、漢武帝戰撫兼施，封棄閩投漢的三位閩越王族和將領為列侯。《史記》載：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東越將多軍為無錫侯。漢制，王侯國相由中央王朝任命，所收租賦交諸侯王享用，三位列侯麾下的部曲、蔭戶自然是閩越人，這正是國破之後閩越人的又一去處。且按漢制，王國和侯國是世襲的，除非犯罪或因故被廢，所以“太史公曰……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之世世為公侯矣”。
其三、“亡海上”，即逃亡至閩東南沿海港灣島嶼、臺灣乃至東南亞，也可能東渡日本。
《史記》載，建元六年，閩越王逞發兵拒漢時，“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一個“帶甲幾十萬”的龐大王族，敢於眾口一辭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即把“亡海上”作為力戰不勝之後安身立命的退路，必然是對沿海及海上情況早就已經有了深切的經歷和瞭解。據陳碧笙《臺灣地方史》載：“大約在新石器中晚期，有一支越族人從東南沿海渡海進入臺灣，另一部分南移到菲律賓等島，又有幾支越人和濮人到南洋群島”。據連橫《臺灣通史》：“周顯王三十五年，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或流落海上，或居於澎湖”。
古代日本人稱中國人為秦人、漢人，可見秦漢時中日之間已經有所往來。傳說秦始皇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最終居留不返，至今已繁衍至數萬家”。徐福所率童男女入海後的居留地可能為琉球或日本。至今日本人所保留的很多文化生活習俗仍然類似秦漢，可能也與閩越人在漢武帝時“亡入海”東渡琉球或日本有關。如以倭几為案，就地而跪坐，而不用桌椅，以榻榻米席地而臥，而不用床鋪，即是秦漢時的起居習慣。日本的端午節習俗與戰國秦漢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端午節傳統一致。日本文字的片假名平假名，類似漢字的偏旁部首和拼音，其文字雖經一再簡化，但仍然保留許多原漢字。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即是經朝鮮傳入日本的。東晉時南方與日本有海船定期往來，其航線之一是從東冶出海，經夷州之北、琉球，到日本。據日本學者的發現，公元57年，漢光武帝設國宴招待倭奴國王派來的使臣，送給一份厚禮，其中有顆龜鈕金印，事過一千七百多年之後，那顆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岡縣志賀島重新發現了，它成為中日兩國人民歷史上曾友好往來的又一歷史見證。
正因為自古已有先人開拓在前，所以在漢武帝時閩越王國國破之後，閩越人“亡入海”，大舉向海外移民，遁入閩東南沿海島嶼港灣、臺灣乃至東南亞，也可能東渡琉球或日本。此乃繼往開來之舉，也是在決戰前夕，王弟、國相及宗族“皆曰善”的共同決策。
居住在惠安的古閩越人，當其時，必然有相當部分遁入山谷或沿海島嶼港灣，所以諸多閩越文化遺俗得以保留傳承至今。同時也必然參與了此次舉族向海外的大遷移，而不能置之度外，所以惠安和閩南乃至福建與臺灣、東南亞、琉球乃至日本的文化族源關係源遠流長。
肆、惠安古縣客觀存在的史學依據及對設置年代之探索
其一、惠安古縣，史家所載簡約而精確，惜字如金，盡顯大家風範，茲擇其四：
一、明弘治黃仲昭《八閩通志》載：“舊縣治在縣北六都龍窟嶺下，後徙於螺山之陽，故址尚存。”
二、明嘉靖張岳《惠安縣志》載：“然今縣北龍窟嶺下有古縣遺址，市廛私呼與今治所頗類，豈始於此而後乃遷與？蓋不可考矣”。
三、明隆慶葉春及《惠安政書》載：“宋太平興國六年，始割晉江東鄉十六里置縣，然六都有古縣遺址，若始基於彼乃遷之，則今署非六年建矣”。“按志，古縣在此，……尚有遺址。”
四、清康熙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載：“有古縣基在龍窟嶺，而真如溪發源橫溪東龍田，又南至古縣，入添崎港，今龍田古縣皆置戍，此縣治不知何代所置？ ”
從四位史家所載可見：
一、在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置“今縣”之前，惠安存在古縣。
二、古縣的地理位置：在縣北六都龍窟嶺下。真如溪發源橫溪東龍田，又南至古縣，入添崎港。
三、古縣的名稱：市廛私呼與今治所頗類。
四、設置年代：張岳，“蓋不可考矣”。杜臻，“此縣治不知何年代所置”。即采《論語》“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的客觀態度。
五、雖然“不知何年代所置”，但“故址尚存”。黃仲昭在明弘治年間載：“舊縣治……故址尚存”；張嶽在明嘉靖年間載：“今城北……有古縣遺址”；葉春及在明隆慶年間載：“六都有古縣遺址”；杜臻在清康熙年間載：“今龍田古縣皆置戍”。
據史料學考證原則之一：物證重於書證。四位史家先後在明弘治、嘉靖、隆慶、清康熙的不同年代，眾口一辭證實：“古縣故址尚存”。況且“皆置戍”，“皆”乃歷代或歷任之意，而不是一時偶而為之。“置戍”乃中央王朝才有的權力，由地方長官報請批准設置，費用一般由地方財政支出。這說明古縣故址是客觀存在並經官方承認和保護的。這近似當今的“文化遺產”或“文物保護單位”，需經申報和評審授牌，以示官方承認和保護。
據史料學考證原則之二，四者成書距今約四至五百多年前，其記載當然比今日學者之考證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因為其所接觸和掌握的史實和故址未必為今日學者所熟知，或已流失。
據史料學考證原則之三，四位史家的學品、人品、官品俱佳，皆非才疏學淺的妄言之輩。且前後相互印證，鑠口成金，構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而不是孤證。不論是據古代或現代的證據法，均是鐵證如山，不僅不可能加以否定，而且應視為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加以珍惜和保護。
其二，惠安古縣是客觀存在的，究竟設置於何年代？史書無載，從歷史發展的脈絡探索，似與晉代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及“僑置”有關。探索之見，拋磚是為了引玉。
西晉末年出現“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北方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乘機起義或入侵，即“五胡亂華”，是一場空前浩劫。這種長年累月滅絕人性的燒殺搶掠，西晉宗室士族官民豈能忍受，只好大舉南逃，《晉書• 王導傳》載：“洛陽傾覆，中州士民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適當其時，福建的社會經濟秩序相對穩定，加上其優越的政治經濟地理條件，於是出現“衣冠南渡，八姓入閩”之盛況。八姓指林、黃、陳、鄭、占、邱、何、胡，其實入閩者何止這八姓，且一批批絡繹不絕，先後到達閩北、閩東、閩南等地。
晉江即是以當時晉人沿江而居得名。南安豐州九日山，即因晉人士常在重陽登覽此山而得名，山上建有閩南最早的佛刹延福寺。南安豐州發現的六朝古墓，有西晉大康五年（280年）的墓磚，有“部曲將印”和許多精美的瓷器。東晉長年任晉安郡守的林祿，卒後特擇葬于惠安塗嶺龍頭嶺，何其風雲際會之深，必有其政治經濟歷史淵源。東晉為鞏固和擴大其統治基礎，吸引中原人士繼續南來，採取了維護南渡士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叫“僑置”，即在同籍貫南來人士比較集中的地方僑置郡縣，由於同一地區往往聚有北方幾個郡縣的人，於是僑置郡縣林立，在今江蘇南部一偶之地就有僑郡三十三、僑縣七十五。
“僑置”郡縣也與晉王朝為拓展財源賣官鬻爵有關。賣官之風盛行已久，漢文帝採晁錯之議設“入粟拜爵”之制，即“入粟，得以拜爵，得以免罪”。漢靈帝特設“西邸”以賣官，自公卿至郎吏皆有定價，富者先納錢再上任，財力不足者可先到官後再納錢，但要加價一倍。晉武帝賣官撈錢更勝桓、靈，一些士族子弟用車子推着金銀送進宮去，錢少的封小官，錢多的封大官，往往頭一天把錢送進去，第二天官就封下來了。東晉主政者司馬道子更是專橫跋扈，毫無忌憚地公開賣官鬻爵，聚斂至巨億，從而得以窮奢極侈。而多置郡縣，讓官員像走馬燈似地上任和調動，就可多賣官多斂財，以供王族奢侈消費。
惠安古縣可能設置於東晉，據載：古縣在縣北六都龍窟嶺下，即今泉港山腰，有關山腰古縣故址之說，可作佐證。大田《太華鎮小華張姓族譜》載：“縣中只有東董、西崔、南莊、北洪、中張五姓”。這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因為南渡士民往往是聚族而遷的，一戶南逃，隨從幾十家乃至千百家，到達目的地後，也是聚族而居的，其集中聚居地可“僑置”郡縣，可不納租稅，不服徭役，原土著住民或外來流民就大量投靠，成為其部曲或蔭戶，並改姓宗主之姓，以逃匿賦役，士族大戶也乘機廣佔土地隱瞞人口，所以縣中只有五姓。這也是漢武帝之後閩越人遁逃藏匿的去處之一，更是歷代丁口嚴重不實且屢治不愈之痼疾。
其三，與古縣之設置相關的幾個待解的疑問
一、古代設置縣治，是否需要立即建造縣城？
以“今縣”為例，自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置縣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邑令俞文進呈請建城，翌年竣工，中間隔了五百七十二年，是只有縣治而沒有縣城的。
二、古縣治設在山腰，山腰的語言習俗屬莆仙體系，與閩南語不同，是否就不宜呢？
莆仙至唐五代乃屬閩南方言區，至北宋初年，那裏還是泉州府屬下的一個縣，直到宋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才升格為興化軍，在行政建制和財政經濟獨立之後，因為地理位置和福州相近，與閩東的經濟文化交往更頻繁，受福州話的影響，才逐漸成為閩南和閩東兩種方言的混合變體，從而形成獨特的莆仙方言體系。
三、如惠安確有“古縣”，為何至宋太平興國六年又從晉江割東鄉十六里置“今縣”呢？
郡縣制創建于秦始皇，百代多行秦政制，但歷代建置均有些變動，或增或減或升格或降格。如交趾，西漢置郡，隋唐降為縣，明初置府，明永樂升為省。東晉“僑置”郡縣後，因“民多阭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所以其後又陸續推行“土斷”，隋文帝為改變“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現象，按“存要去閑，併小為大”的原則，大刀闊斧裁併郡縣，福建只留建安、閩縣、南安和尤溪四個縣，統屬泉州（即今福州），大業三年（607年）又改泉州為建安郡。五代宋又陸續恢復或增設郡縣。按秦制，縣下設鄉（亭）、里、什、伍，“古縣”被“土斷”或裁併之後，就降格為鄉了，至宋太平興國六年之後，又從鄉升格為縣了。再如“今縣”，現又一分為三了——即惠安、泉港、台投。
伍、青山王張悃的歷史定位和孔夫子的神鬼觀
青山王崇拜，在閩臺是有深遠影響的，待解迷蹤有四，依治史傳統規例與現代科學史觀，淺探之：
其一，關於其歷史定位，不論其在傳說中可能為“三國吳將”或“五代閩將”，由於從三國至五代的史傳均無載，而是之後以其顯靈保駕護航禦寇安民等神跡受宋帝之封的傳說追載。據《論語• 述而篇》：“君子不語怪、力、亂、神”。按孔夫子的春秋筆法及史家傳統的分類法，不可能定位為載入其當代史傳的歷史人物，而只能定位為歸入廟壇宅墓類的神格人物。
其二，關於其可能存在年代，後世之追載有三說：
一是何喬遠的《閩書》、陳壽祺的《重纂福建通志》，載的是“三國吳將”說；
二是清徐松的《宋會要輯稿》、張岳的《惠安縣志》、葉春及的《惠安政書》，載的是“五代閩將”說；
三是乾隆年間的《泉州府志》、雍正年間的《惠安縣志》，則“三國吳將”與“五代閩將”兩說並載。
因為上述均是志書，不是史論或考據之作，只能對諸說客觀入載或並列，而不能去充當評委或裁判員。
現姑且以廟壇宅墓類的神格人物論，聯繫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則不論是三國或五代，均存在派出一位將軍入駐惠安青山的可能性。
據《後漢書• 鄭弘傳》：東漢以來“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東冶轄福建，交趾即越南，當年的東冶與交趾，均是我國從海上對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公元二三六年，大秦（羅馬帝國）商人即是經交趾到吳的。同年吳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記載海外百數十國的地理歷史知識，與東漢班勇著《西域記》同為古代中外歷史文化交流的三部重要著作。
三國孫吳為對抗魏、蜀，以福建為重要後方基地，展開對閩中和東南海疆的大規模經略。從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孫策派賀齊率大軍入閩，經十二年的經略，在福建建立完整的地方郡縣行政建制，以加強徵管租賦徭役兵役，特別是驅迫農民和擄掠人口以補充兵源。如吳將諸葛恪擄山越人十萬，孫權分給諸葛恪一萬人，顧承八千人，其餘分給諸將。
吳以水軍立國，福建是其重要造船基地，吳在侯官設典船校尉，在霞浦設溫麻船屯，所造戰船有艨艟、巡船、樓船等，大船有五層，可載三千人。據《三國志• 吳書‧孫權傳》：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水軍一萬人組成的大船隊，“浮海求夷州、澶州”，夷州即臺灣，澶州即日本群島，“得夷州數千人還”，全部用以補充兵源，這說明孫吳已經以福建為基地實現對臺灣地區的權力延伸。
吳在今南安豐州設置東安縣，泉州惠安地界皆屬焉。因為惠安形勢制險，扼閩浙吳粵交會之戰略要衝，正如明顧祖禹所言，惠安“倚山為險，濱海稱雄，北奠吳、會之藩籬，西連嶺、粵之唇齒，一有不虞，不惟八閩數州同受其患而已。蓋水陸並用，戰守殊趣，一隅之地，而遙制千里，形勢在焉”。如果吳國因此而派出一位將軍到惠安駐守青山、徵集兵民訓練以補充兵源也是可能的，總比捨近求遠到臺灣去“擄夷民”要方便吧！
其三，如果張悃亦可能為“三國吳將”，為何至宋代才大顯“神威”、被敕封為神為侯為王呢？
宋代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別尖銳，宋王朝又是一個積弱積貧、苟且偷安、受盡遼夏金元侵擾欺淩羞辱的王朝。宋太祖為消除唐五代藩鎮割據列國紛爭的亂局，杯酒釋兵權，解除重臣宿將掌握禁軍的權力。但又出現另一個極端，“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冗官冗將冗兵極多而又戰鬥力極差。立國之初，宋太宗兩次伐遼，就迭遭高梁河之役和涿州之役的大敗。所以宋統治者就特別迷信鬼神這種“精神上的鴉片”。
浪蕩天子宋徽宗，沉溺於奇花異石、聲色犬馬乃至青樓妓院，放任蔡京、童貫等“六賊”亂政。1126年金兵南下，他不派兵抵抗，而是荒謬地把方士的符紙“神宵玉輪”送到各地，聲稱可鎮四方之敵，致金兵勢如破竹到達京城開封城下。但他竟令軍民不必抵抗，讓道士郭京“作法”，請天兵神將退敵，致使京城不戰而陷。1127年，金人俘徽、欽二帝及后妃公主、宗室百官三千餘人和大量金銀財寶北去，北宋亡，史稱“靖康之恥”。
是役，徽宗第九子趙構因在外倖免被擄，被擁立為宋高宗，他放棄江北之地，遷都臨安（杭州），史稱南宋。他一面大打“悲情”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1129年宋高宗致書金主：“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即帝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主，亦何必勞師以遠涉而後為快哉！”此千古奇文，喪盡國格人格，太悲摧了吧！另一方面他又大打“神助”牌，製造“泥馬渡康王”的神話，即江邊神廟的泥馬馱他渡過大江，才得以逃過金兵的追擊，從而被擁立為帝，真是天子神助、天命所歸也。
正是這樣一位“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皇帝，地方守令奏有神將能禦寇退敵保境安民，因而在紹興五年（1135年）賜額誠應，紹興十九年（1149年）晉封惠靈侯，正是合乎“上有所好、下必甚也”之舉也！
至於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傳說神將張悃為宋帝護航有功晉封靈安尊王之盛事，也應聯繫當年客觀歷史條件來考證。當是時，元兵南下，宋度宗聽從權相賈似道“議和”投降不准軍民抗元的主張，致使抗元重鎮樊城和襄陽被困六年得不到援兵而淪陷。1276年臨安城破，元軍俘走年僅六歲的宋恭帝和謝、全兩位年青貌美的皇太后。當時益王趙昰僥倖逃脫，由溫州入海至閩，在福州被擁立為端宗，改元景炎，此時奏有神將顯靈護航、才得以安全入閩，更是合乎正在匆忙逃命惶恐不可終日的端宗皇帝的需要，天子有神助，真是一根特大的救命稻草。但如以當時的歷史真實而言，如果神將確有保駕護航的神功，在晉封靈安尊王之後，更應盡心盡力、鞠躬盡瘁護駕才是，那又何至於1278年宋端宗就在逃亡途中死于廣東南海船上，1279年陸秀夫抱着八歲的小皇帝趙昺在崖山投海而死，南宋亡。
其四、如何科學地看待閩臺民間的青山王崇拜？
閩南民間對南宋小朝廷屈辱投降不准愛國軍民抗敵並殺害民族英雄岳飛的行徑必然感到失望和痛心，從而對抗金抗元的岳飛、韓世忠、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和愛國將領更加敬仰和崇拜。但人死不能復生，於是就追根溯源，進行時空大挪移，從傳說中入駐青山的“三國吳將”或“五代閩將”張悃的身上，疊加了“禦寇退敵、海上護航、保境安民”等諸多理想神功，這其中究竟有幾分真實、幾分想像、幾分虛幻，就無庸細說了，因為對愛國禦寇護航安民的英雄崇拜，是民間的優良傳統之一。
特別是在南宋之後，又經歷了元、明、清慘烈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使這種祈求“救民於水火”的英雄崇拜更為虔誠、濃烈、迫切，歷千餘年而不衰、並遠播海峽東岸的臺灣島。
至於由此而衍生的幾多近乎讖緯和迷信之說，只能由表及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科學引導，由其信與不信皆自由。
《論語• 先進篇》：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孔夫子是認為“人事重於鬼事”的，這體現了上古時期十分可貴的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為本，不為神役，不為物驅，即不為鬼神和錢色物權所驅役，而是通過禮樂教化，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身心的和諧，這千古名言，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陸、閩越雄風今猶在，“三王開閩”之說恰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關於“三王開閩”：王潮、王審珪、王審知三兄弟于唐末黃巢農民大起義的浪潮中，隨王緒率起義軍入閩，王潮受唐招撫主政福建，從公元909年王審知受原黃巢將領朱溫所建立的後梁王朝之封為閩王，至公元945年王延政為南唐所滅，共歷六主三十七年。王氏奉中原後梁後唐王朝為正朔，朝貢不絕，雖一度與後唐脫離關係，後晉時又恢復了朝貢。王氏三兄弟治閩，使福建在五代烽火亂局中獲得短暫的安定發展。同時為逃避北方戰亂，中原有許多人士隨之或隨後入閩，給繼續發展的福建經濟以新的動力。
三王治閩與惠安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及宗族血脈繁衍關係：
其一、王潮的宅、墓、廟，均在惠安平康里盤龍山下。
其二、王審知妃黃厥及黃氏家族，均為今惠安張阪後邊村人，他們對輔助王審知治閩及其後閩主穩定王國統治起過一定作用。
其三、黃厥與王審知所生的兩子一孫先後繼位為第三、四、六任閩主，即有連綿的血脈繁衍關係。
黃厥為載入史冊的第一位傑出惠安女，其長子王延鈞殺第二任閩主王延瀚，成為第三任閩主，稱帝，尊黃厥為皇太后。王延鈞子繼鵬殺延鈞，成為第四任閩主，亦稱帝，尊黃厥為太皇太后。繼鵬為其弟繼業所殺，第五任閩主王延曦又為部將朱文進所殺，在亂局中黃厥次子王延政被迎立為第六任閩主，在位三年被南唐李璟所滅。
由此可見，三王治閩只是歷史一瞬間，其子孫為爭權奪位又不斷互相殘殺，所以其積極作用畢竟有限。如果“稽其本始”，則閩越古史更為源遠流長而又燦爛輝煌，“三王開閩”之說，恰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其一、早在石器時代的原始社會，福建的東西南北中均有土著閩越原始人群居住和繁衍生息。
其二、福建第一個由閩越族建立的省級自治王國是威鎮東南的閩越王國，在秦之前已存在許多年代，秦末漢初又助漢滅秦得以復國。太史公司馬遷盛讚的春秋之筆至今尚留有濃濃的墨香。考古學者發現的“閩越國王城”被譽為“江南第一城”。
其三、福建第一個由中央王朝設置的省級行政機構，乃是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設立的閩中郡，距今二千二百多年，早于三王入閩約一千三百多年。
其四、早在王潮三兄弟率河南光州固始等地中原人士入閩之前，從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中原士民已有多批次、多時段、多來源、多次疊加進入八閩大地，他們和原住民經過數千百年來的共同生產生活、繁衍生息、融合交匯、共同開發，其功不可沒，其血脈傳承關係更是“抽刀斷水水更流”也。
[網主按：惠安人張劍青是泉州人陳佳榮的大學同窗；另一已故惠安人莊澤義(1937-2001)，則是陳佳榮的高中同窗。我們仨，對惠東女的看法竟是不謀而合地一致。猶記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澤義兄與筆者作電話交流，遂即在香港報紙散文中寫道：“歷史學者陳佳榮說道：惠東女是漢族中遺傳下來的母系氏族最後最偉大的一批女戰士。”今電奉劍青兄鴻文，不覺感慨繫之，既緬懷澤義英靈，又再同為惠女稱頌。
2014年12月3日於香江]
張 劍 青 2017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素有光明之城、宋元東方第一大港、世界宗教博物館、國際花園城市等美譽。1982年評為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專家組的評語為：“出類拔萃、當之無愧”。2013年當選“東亞文化之都”，央視《百家講壇》專家點讚：“泉州是一座有根、有傳統、有靈魂的城市”。
惠安作為大泉州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悠久、山川毓秀、形勢制險、人傑地靈。在滾滾歷史長河中：閩越雄風、母系婚俗遺習、惠女服飾文化、石雕石建築石文化、惠安古縣、三王開閩、試劍石、抗元山寨“梅關”、邱二娘起義、青山公崇拜……等一顆顆古史明珠閃耀著七彩斑斕而又神秘迷幻的異彩。而辯證地“稽其本始”以“還其本真”，應該是史學工作者的追求。
壹、獨具閩越特色的惠女婚俗、惠女服飾、惠女敢拼會贏的創業精神，是母系社會原始習俗在當代的活化石
福建古稱閩，其原始先民是古閩越人，屬東南越，是百越的一支。許慎《說文》：“閩，東南越，東南蛇神，斷髮紋身。”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閩人以海為田，以舟為車，以楫為馬”。也就是說，閩越人是以蛇為圖騰，既是山國，又在海中，沿海多島嶼港灣，善於造船駕舟，過著漁獵農耕的生活。
據考古學界發現：距今約一萬五千年前的第四紀冰期，臺灣海峽曾發生過三次或四次的海進海退，每次海退，海峽均成為陸地，福建與臺灣連為一體，通過“東山陸橋”，海峽變通途，約在距今八千五百年前，東山陸橋才最後沉沒於海。考古學家在三明萬石岩兩個洞穴中發現距今近二十萬年的舊石器早期古人類活動遺址和距今兩萬年前舊石器晚期古人類的人工石鋪面。在石獅祥芝近海發現三萬年前古人類肱骨化石，賈蘭坡院士建議稱其為海峽人。在臺灣近海發現的古動物化石群組合，和在福建東山、石獅祥芝近海發現的古動物化石群組合是一模一樣的。這說明在人類歷史開啟之前，臺灣海峽曾是眾多古動物暢通無阻的共同家園，原始人類也同樣棲息在這片廣闊的沃野上，在與自然的抗爭中，點燃了最初的文明之火。
國際考古學界還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大洋洲南島語族的祖先起源于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東南沿海福建廣東，由此可以清理出一種“福建廣東——臺灣——東南亞、大洋洲”的原始人類源流體系。
惠安張阪和東園海濱發現的象化石和鹿化石，其種類和閩台兩地發現的古動物化石組合是一樣的，據科學測定，其石化程度均在萬年以上。
晉江流域擁有新石器晚期至青銅器時代的史前遺址近兩百處，不僅有人類居住而且相當繁榮。在原始社會中惠安的地面就有古人類居住，在崇武大岞山、東園音樓山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城關、塗嶺、黃塘、輞川等地發現的石石奔、石刀、石石族、古陶器等原始人的生產生活用具。由於當時生產力極端低下，生產工具極其簡陋，原始人類不可能離群獨居，而是要以原始群、氏族公社、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社會組織形式群居在一起，每個氏族少則幾十人或百餘人，多則數百人到數千人，由此可見當年生息繁衍于惠安境內的原始人群是為數甚多的。
這些極其珍稀的原始遺存證明了：遠在一萬年前或一萬五千年前，惠安和海峽兩岸一樣，存在著同物種的古動物和同族源的原始人群，而且在“閩粵——臺灣——東南亞、大洋洲”的族源傳衍中作出貢獻。
據史書載：“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世界上別的許多民族同樣，曾經經過了若干萬年的無階級的原始公社的生活。大約在五萬年以前，我國人類歷史進入到母系氏族公社時代，而母系氏族公社繁榮興盛時期大約距今六、七千年以前。”
惠安東部崇武、山霞、大岞、小岞、淨峰、東嶺等地婦女原先存在早婚和長住娘家的習俗，實際上是閩越人母系氏族的原始婚俗遺存。因為從原始群的族內亂婚轉向母系氏族的族外群婚和原始對偶婚的社會階段，婦女在生產生活中均占主導地位，氏族首領由女性擔任，婚姻家庭及族群以女性為主體，血脈繁衍也是以母系計算和維繫，所以不僅“早婚”，不僅“長住娘家”，而且子女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這種母系婚姻家庭長達幾萬年。至於父系為主體的婚姻家庭則是在父系氏族和階級社會才出現的，至今只有幾千年而已。惠東女原先早婚和長住娘家的習俗，不僅是古閩越人母系婚姻家庭的原始遺存，而且是對其後婚姻家庭由母系轉向父系的消極反抗。現代有些人把這種習俗稱為“封建陋習”，實則是張冠李戴，因為封建禮教宣導的是“三從四德”，三從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既嫁而不從夫是封建道德規範所不允許的。
以今朔古，當今川滇交界的瀘沽湖畔，依山傍水有八個摩梭人的村子，約四萬多人。據摩梭女楊二車娜姆《走出女兒國》一書所載：“我們至今還保留著原始母系社會的一些習俗，家庭組織和婚姻形態以母系家庭和阿夏婚姻為主，就是男不婚，女不嫁，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為是走婚制，所以家庭中沒有父親，男人只有舅舅和兄弟。作為一家之主的母親則掌管著家庭財產等方面的事，一應生產生活都由母親或其他有威望的女人作主。”由今日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婚姻習俗，也可證實惠東女原先的婚俗乃源於閩越人母系婚姻家庭的傳承。
再者，惠東女妍麗的露臍裝，全國獨一無二，漢族婦女根本無此服飾，服飾界也沒有把其列為漢裝，所以只能名曰“惠女裝”，這種服飾的特點，現被概括為“封建頭，開放肚，節約衣，浪費褲”。原先惠東女婚後盛裝的“埔綴髻”或便裝的“八隻髻”，賴以支撐的發棒就是兩根長約七、八寸至一尺的牛骨，這是閩越人狩獵遺俗，把獸骨或貝殼作為女性髮髻上的裝飾品。特別是上衣布料極其節約，短至肚臍和腰臀之上，腰臀部又緊繫五至九股寬約1.5寸的銀腰帶，有的還內繫鮮豔奪目的彩帶，這既盡展露臍之嬌妍，又顯示女性肚皮腰臀之豐腴柔美，堪與印度的肚皮舞裝相媲美。再者，黃斗笠花頭巾是為防範狂風暴雨烈日所需。褲管寬大的“浪費褲”則是與行船人寬大的“海兄褲”一樣，是“以海為田，以舟為車，以楫為馬”的生產勞動所需要，且有“我欲乘風歸去”的飄然之感。如此獨特自主開放的女性服飾，完全是閩越人的母系氏族遺風，是女性在社會婚姻家庭中的主導地位在服飾文化上的強勢展現，這又豈是受“婦德、婦言、婦容、婦工”的封建道德規範限制的服飾文化所允許。
與惠女裝和惠東女原先的獨特婚俗同樣馳名的是：惠安女颯爽俏美、灑脫飄逸的風姿和特別能刻苦耐勞、善於持家、開拓進取、勇於創業、敢拼會贏的精神，正是萬千年前閩越人母系社會中女性在氏族部落管理、生產生活、婚姻家庭和血脈繁衍中的主導地位所形成的傳統美德，雖經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三從四德”的道德規範的限制壓抑而仍能保存傳承並發展，這與惠安女堅韌不拔、不畏艱難險阻的性格有關，因而舉世傳揚：巾幗不讓鬚眉，娶妻要娶惠安女。
總之，根據考古學上的寶貴發現，以及民俗學與服飾文化的獨特遺存，惠安女獨具特色的優良品德，都是母系社會原始習俗在當代的活化石。
貳、惠安石文化，不是上天偏愛掉餡餅，而是源於“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的石器時代傳統技藝的繼承發展
惠安是中國石雕之都和中國建築之鄉，惠安女、洛陽橋、崇武古城是惠安的三大歷史文化名片，惠安石雕石建築石文化是飲譽中外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
惠安女的黃斗笠花頭巾和惠安的石雕石建築工人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亦譽滿中外，不僅歷史上的淨峰寺、虎岩寺、龍喉石、一片瓦、科山寺、試劍石、王潮墓、宋文廟、洛陽橋、青龍橋、金剛井、崇武城、煙火台……等古跡燦若繁星；而且近現代的南京中山陵、南昌八一起義紀念塔、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和毛主席紀念館、井崗山會師紀念碑、廈門集美解放紀念碑、西藏的布達拉宮、蘭州黃河岸邊以惠籍書法家王國文的狂草龍字榜書為載體的龍源公園等等的石雕、浮雕、影雕、石刻、石建築都是惠安工匠參與的傑作，可謂巍峨雄奇、巧奪天工、美不勝收。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惠安之所以具有如此獨特的石文化，不僅因有盛產各種優質石材的自然資源，更因有源自石器時代為數眾多、刻苦耐勞、匠心獨運、精益求精、門類齊全、世代相傳的石作匠人。
毛澤東主席詞《賀新郎· 讀史》：“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這極其生動風趣地闡明，是勞動創造了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就是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以取得生活資料和創造財富。最初是打製的舊石器，進而是磨製的新石器，這就是人類社會的“小兒時節”，從而使“人猿相揖別”。正如歐仁· 鮑狄埃《國際歌》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什麼神仙和皇帝，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這就是人類起源給我們的偉大啟示。
考古學者在福建發現一千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晉江流域發現近二百處新石器遺址，在惠安的中部、東部、西南、東北、西北等處都發現了新石器的遺址遺物。製造這些器具，在舊石器時代基本上是用敲擊、打琢、燒烤的方法，石器和木棒並用。進入新石器時代則磨、鑽、切、鋸、雕、鏤等方法發展起來，把打琢切鋸的毛坯加工磨製成扁薄的石鏟、鋒利的石刀、尖銳的石鑽頭石箭石族，並用鑽加旋轉的方法穿孔，方便了工具或武器的裝柄，石器裝柄等於手臂的延長，石矛的投擲和弓箭的射擊更能獵取遠方的食物。此外，惠安大岞山的“貝丘”遺址，惠女用骨、牙、貝殼作裝飾品的習俗，說明惠安的原始人群已有萌芽狀態的審美愛美的藝術風采，這又促進了石雕石建築製品逐漸增添了一些藝術因數。
幾經萬千年無數代連綿不絕的艱苦磨煉和繼承發展，尤其是銅器、鐵器、機械的先後使用，惠安匠人的石製作工藝有了質的飛躍，由打製而磨製，由粗放而精湛，由簡單生活生產用具而發展為各種門類巧奪天工的藝術品。所以這絕對不是上天偏愛掉餡餅，而是惠安人民的熱血鑄成。
叄、閩越王國威鎮東南，創造了燦爛輝煌的閩越文化，惠安與之一脈相承
閩越是百越族的一支，生活在今福建與浙江南部，《史記· 東越列傳》：“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
《山海經》載：居住在東南海島的夷人，是黃帝之種，是為黃帝守海疆的海神。
宋程大昌《語貢》載：“則百越者也受舜禹之臨制也。”“臨制”即君臨管轄之意。
《史記· 越王勾踐世家》載：“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今諸夏皆安。”這記述的是禹治水之功。《禮記· 禮運篇》更描述了禹時理想的社會生活狀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大同”的社會理想，是閩越人先祖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數千年來一直為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所嚮往、讚美、和為之獻身。
禹之後，經夏、商、西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禹貢》揚州地，周為七閩地，春秋以後亦為越地。”《史記· 越王勾踐世家》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勾踐之後，《史記· 東越列傳》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鞏固統一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廢除“封諸侯、建藩衛”制度，全面實行郡縣制，閩中郡就是福建第一個由中央王朝直接設置的省級行政機構，時為秦王政二十五年（西元前222年）。
當年王翦率六十萬大軍伐楚並進軍閩越和東越之前，秦王親自送至灞上，可見其隆重。王翦在出師盛典上“請美田宅園甚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翦曰：“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由此可見楚及閩越王國國力之強盛。
秦始皇在派屠睢攻佔南越和西甌之後，又陸續派遣五十萬戍卒與越人雜居，這是史載由中原向越地最大規模的一次軍事移民，是為了同化越人並鞏固中原王朝在越地的統治。閩越王無諸和東海王搖，雖“被廢為君長”，失去王國和王位，但是他們在歷史上所自然形成的部族領袖地位和影響力並沒有被撼動，而且按秦制，郡縣以下的鄉、亭、裡、什、伍等基層官吏都是由地方推擇當地人士擔任，即郡縣以下的政權仍然是掌握在閩越人手裡。
在秦末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和楚漢之爭的風暴中，他們就率閩越甲士佐漢滅秦，從而得以複國。《史記· 東越列傳》載：“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公元前202年）複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舉高帝時越功，曰越君搖功多，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其轄地為今閩東北和浙江南部。
閩越王國是福建歷史上地方割據政權立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國力最為強盛，雄踞東南，創造了燦爛輝煌的閩越文化的地方王國。
考古學者發現多處閩越國故址，以其中之一為例：武夷山閩越國王城遺址，面積達14.3平方公里，是目前國內規模、級別、保存完好度較高的漢代城址之一，被譽為“江南第一城”，也是武夷山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這顯示閩越人並非蠻荒之地未開化的民族。王城中的宮殿建築群體，整體佈局宏偉奢華而又恢宏大氣，體現出王者獨尊的地位，其規模類似漢長安未央宮前殿。城址中有各種作坊，王城中使用的瓦當、空心磚、水管道、陶井圈等製作工藝，可媲美漢長安出土的“秦磚漢瓦”。城址中出土的青銅器達二百八十餘件，製作工藝精美有商周風範。城址中出土的鐵器達二千多件，應用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中原地區通常的遺址，其中不但有中原常用的鐵器，更有大量適合閩越人“水行山處”的武器和生產生活用具。王城中經復原出土的陶器達數千件，以造型優美、質地堅致、裝飾精妙著稱，其制陶工藝水準不僅可與中原媲美，且顯示出閩越人匠心獨運的高超技藝。
南安豐州出土有商周時代遺址，惠安的大岞山和音樓山新石器遺址中所採集到的陶器形制有罐、釜、缽、網墜等，陶質有紅、橙紅、黑色夾沙陶和黑、灰色泥陶，以及細泥磨光陶，工藝大多為輪制或經陶拍拍印而成，紋飾有籃紋、繩紋、斜線紋、方格紋、雲雷紋、水波紋等，具有東南海洋文化特色，這與福建的富國墩文化、閩越古城以及臺灣的大坌坑文化是為一脈相承且各具特色。
歷史上生產力的發展經過：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大機器生產時代，鐵器的製造和使用是生產力飛躍發展的重要標誌。惠安已發現多處大範圍的古代冶鐵業遺址：山腰曾爐村的“鐵屎岸”、南埔仙境的打鐵街、輞川試劍的“鐵屎巷”，鐵渣堆積範圍分別達到六畝、三畝、一畝之廣，堆積層斷面達一米多之厚，且有木炭碎屑夾雜其中。嘉靖《惠安縣志》：“宋時卜坑，黃崎、曾爐、盧頭、涉步、峰前、牛埭俱產鐵沙，置冶煮煉，至今尚有遺屑。”歷史是在繼承中發展的，是不可能隔斷時空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既然惠安在宋代已有如此之多的地段利用自然資源鐵沙和木炭“置冶煮煉”，可見宋代之前許久惠安已經開爐冶煉鐵器，這與閩越王城冶鐵制鐵業之發達應為一脈相承。
肆、閩越人的融入中華大家族，東渡臺灣海峽，遠播東南亞乃至日本
漢高祖初衷是“非劉姓不王”的，但漢初由於“天下初定，士兵罷（疲）于戰”，只好採取“羈縻”政策，封手握重兵的韓信等為異姓王，對匈奴，采“和親”政策，唐李欣詩：“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甚為淒涼。對閩越王無諸和東海王搖，因在佐漢滅秦的戰鬥中已盡顯其恢復故國的實力，所以恢復其王國和封號實為承認既成事實的無奈之舉。
漢初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就逐步廢掉這些國中之國。高祖呂後翦除了韓信等異性王，文帝平定“七國之亂”，漢武帝三次北擊匈奴。由於閩越“數反覆”、並東甌、侵南越、餘善刻璽自立，漢武帝遂于西元前110年出動四路大軍，水陸並進，戰撫兼施，從而平定了閩越王國，閩越人從此多管道地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或遠播海外：
其一、《史記》載：“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這由軍吏強制徙處江淮的閩越族人，其中必然有一部分與江淮居民融合在一起，也可能有一部分再逃回福建來，這乃“安土重遷”的習慣造成的，他們和“遁入山谷者”及遁入閩東南港灣島嶼者彙聚在一起，艱難地重建家園，漢王朝總不能老是閉著眼睛不承認這些黑人黑戶吧，況乎丁戶與賦役相關，所以後來東漢王朝只好再設冶縣以治之，後因感兵力不足，又增置了南部都尉。
其二、漢武帝戰撫兼施，封棄閩投漢的三位閩越王族和將領為列侯。《史記》載：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東越將多軍為無錫侯。漢制，王侯國相由中央王朝任命，所收租賦交諸侯王享用，三位列侯麾下的部曲、蔭戶自然是閩越人，這正是國破之後閩越人的又一去處。且按漢制，王國和侯國是世襲的，除非犯罪或因故被廢，所以“太史公曰……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之世世為公侯矣”。
其三、“亡海上”，即逃亡至閩東南沿海港灣島嶼、臺灣乃至東南亞，也可能東渡日本。
《史記》載，建元六年，閩越王逞發兵拒漢時，“其弟余善乃與相、宗族謀曰……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一個“帶甲幾十萬”的龐大王族，敢於眾口一辭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即把“亡海上”作為力戰不勝之後安身立命的退路，必然是對沿海及海上情況早就已經有了深切的經歷和瞭解。據陳碧笙《臺灣地方史》載：“大約在新石器中晚期，有一支越族人從東南沿海渡海進入臺灣，另一部分南移到菲律賓等島，又有幾支越人和濮人到南洋群島”。據連橫《臺灣通史》：“周顯王三十五年，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或流落海上，或居於澎湖”。
古代日本人稱中國人為秦人、漢人，可見秦漢時中日之間已經有所往來。傳說秦始皇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最終居留不返，至今已繁衍至數萬家”。徐福所率童男女入海後的居留地可能為琉球或日本。至今日本人所保留的很多文化生活習俗仍然類似秦漢，可能也與當年閩越人“亡入海”有關。如以倭幾為案，就地而跪坐，而不用桌椅，以榻榻米席地而臥，而不用床鋪，即是秦漢時的起居習慣。日本的端午節習俗與戰國秦漢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端午節傳統一致。日本文字的片假名平假名，類似漢字的偏旁部首和拼音，其文字雖經一再簡化，但仍然保留許多原漢字。2014年，在日本橫濱舉行的第六屆中日韓三國文化部長會議上，日本文部科學相下村博文提議將三國共同使用的808個漢字有效用於文化交流。再者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即是經朝鮮傳入日本的。東晉時南方與日本有海船定期往來，其航線之一是從東冶出海，經夷州之北、琉球，到日本。《後漢書》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光武帝賜其印綬”。這顆蛇鈕金印鐫有“漢委奴國王”籙文字樣，印面呈正方形，邊長各2.4cm、高2.2cm、重108克，這完全符合漢帝賜給諸侯王和閩夷君長的體制。事過一千七百多年的西元1784年（清乾隆49年），這顆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崗縣誌賀島被一個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這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物。再根據《魏書·倭人傳》載：三國時期邪馬台國女王求封“親魏倭王”，大和朝廷倭五王向南朝求封“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這意味著漢帝國的政治影響遠及日本列島。
正因為自古已有先人開拓在前，所以在漢武帝時閩越王國國破之後，閩越人“亡入海”，大舉向海外移民，遁入閩東南沿海島嶼港灣、臺灣乃至東南亞，也可能東渡琉球或日本。此乃繼往開來之舉，也是在決戰前夕，王弟、國相及宗族“皆曰善”的共同決策。
居住在惠安的古閩越人，當其時，必然有相當部分遁入山谷或沿海島嶼港灣，所以諸多閩越文化遺俗得以保留傳承至今。同時也必然參與了此次舉族向海外的大遷移，而不能置之度外，所以惠安和閩南乃至福建與臺灣、東南亞、琉球乃至日本的文化族源關係源遠流長。
伍、惠安古縣客觀存在的史學依據及對設置年代之淺探
惠安古縣，史家所載簡約而精確，惜字如金，有如太史公的春秋之筆，盡顯大家風範，茲擇其四：
一、 明弘治黃仲昭《八閩通志》載：“舊縣治在縣北六都龍窟嶺下，後徙於螺山之陽，故址尚存。”
二、 明嘉靖張岳《惠安縣志》載：“然今縣北龍窟嶺下有古縣遺址，市廛私呼與今治所頗類，豈始於此而後乃遷與？蓋不可考矣”。
三、 明隆慶葉春及《惠安政書》載：“宋太平興國六年，始割晉江東鄉十六裡置縣，然六都有古縣遺址，若始基於彼乃遷之，則今署非六年建矣”。“按志，古縣在此，……尚有遺址。”
四、 清康熙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載：“有古縣基在龍窟嶺，而真如溪發源橫溪東龍田，又南至古縣，入添崎港，今龍田古縣皆置戍，此縣治不知何代所置？”
從四位史家所載可見：
一、 在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置“今治”之前，惠安存在古縣。“古”與“今”乃為時間前後之別也。
二、 古縣的地理位置：在縣北六都龍窟嶺下。真如溪發源橫溪東龍田，又南至古縣，入添崎港，即今泉港山腰境內。
三、 古縣的名稱：市廛私呼與今治所頗類。頗類，即頗為類似之意，而非今治之前名叫古縣。
四、 設置年代：張岳，“蓋不可考矣”。杜臻，“此縣治不知何年代所置”。即采《論語》：“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的客觀態度。
五、 雖然“不知何年代所置”，但“故址尚存”。黃仲昭在明弘治年間載：“舊縣治……故址尚存”；張嶽在明嘉靖年間載：“今城北……有古縣遺址”；葉春及在明隆慶年間載：“六都有古縣遺址”；杜臻在清康熙年間載：“今龍田古縣皆置戍”。
據史料學考證原則之一：物證重于書證，史載勝於假設推論。四位史家先後在明弘治、嘉靖、隆慶、清康熙的不同年代，眾口一辭證實：“古縣故址尚存”。況且“皆置戍”，這說明古縣故址是客觀存在並經官方承認和保護的。這近似當今的“歷史文化遺產”或“文物保護單位”。
據史料學考證原則之二，四者成書距今約四至五百多年前，其記載當然比今日學者之推理考證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因為其所接觸和掌握的史實和故址未必為今日學者所熟知，或已流失。
據史料學考證原則之三，四位史家的學品、人品、官品俱佳，皆非才疏學淺的妄言之輩。且前後相互印證，鑠口成金，構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而不是孤證。所以不僅不能加以否定，而且應視為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加以珍惜和保護。
惠安古縣可能是客觀存在的，究竟設置於何年代？史書無載，據清《福建通志》：“閩自建安建郡以來一切建制不詳”。從歷史發展的脈絡探索，似與晉代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閩”的“僑置”有關。探索之見，拋磚是為了引玉。
西晉末年出現“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北方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乘機起義或入侵，是一場空前浩劫。這種長年累月滅絕人性的燒殺搶掠，西晉宗室士族官民豈能忍受，只好大舉南逃，《晉書·王導傳》載：“洛陽傾覆，中州士民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適當其時，福建的社會經濟秩序相對穩定，加上優越的政治經濟地理條件，於是出現“衣冠南渡，八姓入閩”之盛況。八姓指林、黃、陳、鄭、占、邱、何、胡，其實入閩者何止這八姓，且一批批絡繹不絕，先後到達閩北、閩東、閩南等地。
晉江即是以當時晉人沿江而居得名。南安豐州九日山，即因晉人士常在重陽登覽此山而得名，山上建有閩南最早的佛刹延福寺。南安豐州發現的六朝古墓，有西晉太康五年（280年）的墓磚，有“部曲將印”和許多精美的瓷器。東晉長年任晉安郡守的林祿，卒後特擇葬于惠安塗嶺龍頭嶺，何其風雲際會之深，必有其政治經濟歷史淵源。
東晉為鞏固和擴大其統治基礎，吸引中原人士繼續南來，採取了維護南渡士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叫“僑置”，即在同籍貫南來人士比較集中的地方僑置郡縣，由於同一地區往往聚有北方幾個郡縣的人，於是僑置郡縣林立，在今江蘇南部一偶之地就有僑郡三十三、僑縣七十五。
“僑置”郡縣也與晉王朝為拓展財源賣官鬻爵有關。而多置郡縣，讓官員像走馬燈似地上任和調動，就可多賣官多斂財，以供王族奢侈消費。
惠安古縣可能設置于東晉“僑置”，據載：古縣在縣北六都龍窟嶺下，即今泉港山腰，有關山腰古縣之故址及相關傳說，很有歷史價值，可作佐證。因為南渡士民往往是聚族而遷的，一戶南逃，隨從幾十家乃至千百家，到達目的地後，也是聚族而居的，其集中聚居地可“僑置”郡縣，可不納租稅，不服徭役，原土著住民或外來流民就大量投靠，成為其部曲或蔭戶，並改姓宗主之姓，以逃匿賦役，士族大戶也乘機廣占土地隱瞞人口，這也是漢武帝之後閩越人遁逃藏匿的去處之一，更是歷代丁口嚴重不實且屢治不愈之固疾。
與古縣之設置相關的幾個待解的疑問
一、 古代設置縣治，是否需要立即建造縣城？
以“今縣”為例，自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置縣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邑令俞文進呈請建城，翌年竣工，中間隔了五百七十二年，是只有縣治而沒有縣城的。
二、 古縣治設在山腰，山腰的語言習俗屬莆仙體系，與閩南語不同，是否就不
宜呢？
莆仙至唐五代乃屬閩南方言區，至北宋初年，那裡還是泉州府屬下的一個縣，直到宋太平興國四年（西元979年）才升格為興化軍，在行政建制和財政經濟獨立之後，因為地理位置和福州相近，與閩東的經濟文化交往更頻繁，受福州話的影響，才逐漸成為閩南和閩東兩種方言的混合變體，從而形成獨特的莆仙方言體系。
三、 如惠安確有“古縣”，為何至宋太平興國六年又從晉江割東鄉十六裡置“今縣”呢？
郡縣制創建于秦始皇，百代多行秦政制，但歷代建置均有些變動，或增或減或升格或降格。如交趾，西漢置郡，隋唐降為縣，明初置府，明永樂升為省。東晉“僑置”郡縣後，因“民多阭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所以其後又陸續推行“土斷”，隋文帝為改變“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現象，按“存要去閑，並小為大”的原則，大刀闊斧裁併郡縣，福建只留建安、閩縣、南安和尤溪四個縣，統屬泉州（即今福州），大業三年（607年）又改泉州為建安郡。五代宋又陸續恢復或增設郡縣。按秦制，縣下設鄉（亭）、裡、什、伍，“古縣”如由“喬置”而被“土斷”或裁併之後，就降格了，至宋太平興國六年之後，又從鄉升格了。再如“今縣”，現又一分為三了——即惠安、泉港、台投。
陸、“三王開閩”之積極歷史作用及其與惠安的歷史淵源
關於“三王開閩”：王潮、王審珪、王審知三兄弟于唐末黃巢農民大起義的浪潮中，隨王緒率起義軍入閩，王潮受唐招撫主政福建，從西元909年王審知受原黃巢將領朱溫所建立的後樑王朝之封為閩王，至西元945年王延政為南唐所滅，共曆六主三十七年。王氏奉中原後樑後唐王朝為正朔，朝貢不絕，雖一度與後唐脫離關係，後晉時又恢復了朝貢。王氏三兄弟治閩，使福建在五代烽火亂局中獲得短暫的安定發展。同時為逃避北方戰亂，中原有許多人士隨之或隨後入閩，給繼續發展的福建經濟以新的動力。
三王治閩與惠安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及宗族血脈繁衍關係：
其一、王潮的宅、墓、廟，均在惠安平康裡盤龍山下。
其二、王審知妃黃厥及黃氏家族，均為今惠安張阪後邊村人，他們對輔助王審知治閩及其後閩主穩定王國統治起過一定作用。
其三、黃厥與王審知所生的兩子一孫先後繼位為第三、四、六任閩主，即有連綿的血脈繁衍關係。
黃厥為載入史冊的傑出惠安女，其長子王延鈞殺第二任閩主王延瀚，成為第三任閩主，稱帝，尊黃厥為皇太后。王延鈞子繼鵬殺延鈞，成為第四任閩主，亦稱帝，尊黃厥為太皇太后。繼鵬為其弟繼業所殺，第五任閩主王延曦又為部將朱文進所殺，在亂局中黃厥次子王延政被迎立為第六任閩主，在位三年被南唐李璟所滅。
但“三王開閩”畢竟只是我國歷史長河中一波瑰麗的浪濤，如果“稽其本始”，則閩越古史更為源遠流長，誠如明同安洪受語：“夫審知未入閩之初，閩之眾益眾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觀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審知之入閩也，至於漳浦，始雲有眾數萬，則之前之眾未盛可知矣！今全閩上至郡縣，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不亦誣乎……何不稽其本始而謬相沿襲耶？故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其一、早在石器時代的原始社會，福建的東西南北中均有土著閩越原始人群居住和繁衍生息。
其二、福建第一個由閩越族建立的省級自治王國是威鎮東南的閩越王國，在秦之前已存在，秦末漢初又助漢滅秦得以複國。太史公司馬遷盛讚的春秋之筆至今尚留有濃濃的墨香。考古學者發現的“閩越國王城”被譽為“江南第一城”。
其三、福建第一個由中央王朝設置的省級行政機構，乃是秦王政二十五年（西元前222年）設立的閩中郡，距今二千二百多年，早于三王入閩約一千三百多年。
其四、早在王潮三兄弟率河南光州固始等地中原人士入閩之前，從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中原士民已有多批次、多時段、多來源、多次疊加進入八閩大地，他們和原住民經過數千百年來的共同生產生活、繁衍生息、融合交匯、共同開發，其功不可沒，其歷史文化和血脈傳承關係更是“抽刀斷水水更流”也。
柒、惠安人民反抗階級壓迫和外族侵入的部分傳說和文物古跡
惠安人民和我國各族人民一樣，具有反抗階級壓迫和外族侵略的優良革命傳統，留下許多激勵後人的感人傳說和文物古跡：
一、 試劍石：在輞川試劍村舊官道上，上片有高3.2米、底長4.2米的平面，下
片有長5.7米、寬4.5米的平面，看似被利劍劈開一樣。上片岩石有三條石刻：(一)“試劍”兩個大字，上刻一“南”字；(二)明“萬曆元年羅浮山人葉春及書《題試劍石》”：“片石春風裡，蒼苔覆綠雲；蓮花山下吏，無日不逢君。寶劍千金裝，提攜幽燕客；謂言非莫邪，視此山下石。”(三)“大明嘉靖二年冬上虞三康朱袞題詩”：“半生磨一劍，牛鬥避雷鏗；裂石騰龍翬，觀勝應寶毫。靖平三千里，遂也依天長；何自妖氛淨，成勳紀太常。”傳說此二片石為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到此劈此石以試其劍之鋒利所致。儘管黃巢當年未必到過此地，但官民們出於對起義領袖敬仰崇拜的質樸純真之情，所傳頌的黃巢以雷霆萬鈞之力劈此石以試寶劍，這有如洪荒時代盤古氏以霹靂神功開天闢地的神話傳說一樣感人肺腑。再者，明萬曆縣令葉春及和嘉靖上虞朱袞的題詩刻石美化傳頌：“謂言非莫邪，視此山下石”。真是斬釘截鐵而又純真可愛！對此類附有誠摯英雄崇拜和瑰麗神話傳說的歷史文化遺產，應加以尊重保護。
二、 岩峰山上抗元山寨“梅關”：山在黃塘後郭村，山上有虎岩寺，傳說始建
于唐。寺的前殿岩壁上有一尊觀世音菩薩浮雕像；後殿岩壁上有一尊普賢菩薩浮雕像，像的右下方刻“唐吳道子作”一行小字。從畫風的簡練古樸飄逸看，可能為吳道子畫作，但吳道子只會作畫寫字，不會石雕技藝，所以由宋時工匠仿其畫而刻制出此浮雕也是正常的，有較高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寺之右側懸崖上刻有“梅關”兩個端楷大字，寺之山門又類似寨門，寺之右後側也有一寨門，可見這裡還是一個山寨。寨門內山頂上場地極為寬闊，可容軍眾操練活動，況且山勢極其險峻、易守難攻，屬“一夫當關、萬夫莫進”之要塞。傳說無末紅巾軍曾在此駐紮，抵抗元軍，曾在岩山前一小山上與元軍激戰，血流成河，染紅山崗，所以又稱紅山。
三、崇武抗倭城衛煙墩：倭冠，指的是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不斷侵犯搶掠我國東南沿海各地區的日本浪人海盜集團，為害慘烈。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派江夏侯周德興“經略閩海”，在福建全省築城十五座，地處江浙閩粵戰略要衝的惠安就築了崇武、小岞、黃崎、峰尾、獺窟等五座城，還有煙墩二十三座，以後又增建了惠安城和輞川城。
這些防倭設施確實起了禦冠安民的作用，多次擊退倭寇對惠安、崇武、大岞等地的侵犯。在鬥爭中，惠安縣令林咸、千戶張榮、千戶錢儲、百戶王鐵及眾多兵民壯烈犧牲。1560年四月倭寇偷襲崇武、城陷四十二天，燒殺搶掠甚慘。
抗倭名將戚繼光曾臨崇武指揮禦敵，現崇武城內塑有戚繼光的大型雕像，以諸紀念。1651年鄭成功曾攻克崇武城，據此以抗清兵，傳說鄭成功收復臺灣時，有一路人馬從此揚帆飛舟，在媽祖宮後有鄭成功橫戈躍馬留下的“馬蹄石”。
經過數百年風霜雨露的侵蝕，這些城衛唯有崇武城尚保留完整。這些城牆、城垛、門樓、月城、墩台、捍寨、演武廳和水關口，見證了中華民族以至惠安人民英勇抗敵保家衛國可歌可泣的歷史，表明崇武城是英雄的城。在崇武城東最高處原“朝陽樓”故址，聳立著一座燈塔，列為世界航標，注入國家海圖，為國內外航船指明方向。城東五裡許大岞山上有白鶴升天、龍喉吼煙、滴水彈琴、玉磬傳音、獅石晚照、孤嶼冬青、漁翁撤網、軍馬石洞等八景，其中的龍喉岩稱為惠安第一勝景。龍喉岩的後厝有新石器時代遺址。現在崇武古城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登城樓觀滄海的優秀旅遊勝地。
三、 回應太平天國革命的惠安邱二娘起義遺址：在黃塘半嶺村筆架山半山腰上
的高明王宮，又稱半嶺寺，寺為三進木結構建築，簡樸寬敞，可容千餘人眾，是個鐵鎖雄關、英雄聚義的勝地。邱二娘生於道光十三年（西元1833年），年僅二十一歲，就在其表兄、太平軍將領林杯和太平天國烈王林俊的影響和帶動下，于咸豐三年（西元1853年）在半嶺寺祭旗起義，旗上大書“順天命邱二娘”，擁眾至數千，其中有一批女兵，作戰非常勇敢。起義軍活躍在惠安、仙游、晉江一帶，發動農民抗捐抗糧、誅殺貪官污吏、屢敗清軍。不幸於次年兵分二路進攻惠安城、受挫被俘、慷慨就義于泉州南教場。英雄雖死，但她的豪情壯舉卻被永遠敬仰和懷念，惠安、晉江、仙遊的人民群眾自發秘密塑像供奉，祀她為“仙姑媽”或“游路夫人”，泉州南教場居民祀她為“莊腳媽”。既然明明供奉的是邱二娘，為什麼卻要用“尊號”托稱暗祀呢？因為當時的清統治者不允許、群眾害怕遭到迫害故而如是也。
捌、青山王張悃的歷史定位及其可能存在年代之淺探
青山王崇拜，在閩台是有深遠影響的，待解迷蹤有四，依治史傳統規例與現代科學史觀，淺探之：
關於其歷史定位，不論其在傳說中可能為“三國吳將”或“五代閩將”，由於從三國至五代的史傳均無載，而是之後以其顯靈保駕護航禦寇安民等神跡受宋帝之封的傳說追載。據《論語·述而篇》：“君子不語怪、力、亂、神”。按孔夫子的春秋筆法及史家傳統的分類法，不可能定位為載入其當代史傳的歷史人物，而只能定位為歸入廟壇宅墓類的神格人物。
關於其可能存在年代，後世之追載有三說：
一是何喬遠的《閩書》、陳壽祺的《重纂福建通志》，載的是“三國吳將”說；
二是清徐松的《宋會要輯稿》、明張岳的《惠安縣志》、明葉春及的《惠安政書》，載的是“五代閩將”說；
三是乾隆年間的《泉州府志》、雍正年間的《惠安縣志》，則“三國吳將”與“五代閩將”兩說並載。
因為上述均是志書，只對諸說客觀入載或並列，這是史家風範。
現姑且以廟壇宅墓類的神格人物論，聯繫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則不論是三國或五代，均存在派出一位將軍入駐惠安青山的可能性。
據《後漢書· 鄭弘傳》：東漢以來“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東冶轄福建，交趾即越南，當年的東冶與交趾，均是我國從海上對外交往的重要通道。西元二三六年，大秦（羅馬帝國）商人即是經交趾到吳的。同年吳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記載海外百數十國的地理歷史知識，與東漢班勇著《西域記》同為古代中外歷史文化交流的三部重要著作。
三國孫吳為對抗魏、蜀，以福建為重要後方基地，展開對閩中和東南海疆的大規模經略。從漢建安元年（西元196年）到建安十二年（西元207年），孫策派賀齊率大軍入閩，經十二年的經略，在福建建立完整的地方郡縣行政建制，以加強征管租賦徭役兵役，特別是驅迫農民和擄掠人口以補充兵源。如吳將諸葛恪擄山越人十萬，孫權分給諸葛恪一萬人，顧承八千人，其餘分給諸將。
吳以水軍立國，福建是其重要造船基地，吳在侯官設典船校尉，在霞浦設溫麻船屯，所造戰船有艨艟、巡船、樓船等，大船有五層，可載三千人。據《三國志·吳書·孫權傳》：黃龍二年（西元230年），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水軍一萬人組成的大船隊，“浮海求夷州、澶州”，夷州即臺灣，澶州即日本群島，“得夷州數千人還”，全部用以補充兵源，這說明孫吳已經以福建為基地實現對臺灣地區的權力延伸。
吳在今南安豐州設置東安縣，泉州惠安地界皆屬焉。因為惠安形勢制險，扼閩浙吳粵交會之戰略要衝，正如明顧祖禹所言，惠安“倚山為險，濱海稱雄，北奠吳、會之藩籬，西連嶺、粵之唇齒，一有不虞，不惟八閩數州同受其患而已。蓋水陸並用，戰守殊趣，一隅之地，而遙制千里，形勢在焉”。如果吳國因此而派出一位將軍到惠安駐守青山、徵集兵民訓練以補充兵源也是可能的，總比捨近求遠到臺灣去“擄夷民”要方便吧！
其三，如果張悃亦可能為“三國吳將”，為何至宋代才大顯“神威”、被敕封為神為侯為王呢？
宋代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別尖銳，宋王朝又是一個積弱積貧、苟且偷安、受盡遼夏金元侵擾欺淩羞辱的王朝。
浪蕩天子宋徽宗，沉溺於奇花異石、聲色犬馬乃至青樓妓院，放任蔡京、童貫等“六賊”亂政。1126年金兵南下，他不派兵抵抗，而是荒謬地把方士的符紙“神宵玉輪”送到各地，聲稱可鎮四方之敵，致金兵勢如破竹到達京城開封城下。但他竟令軍民不必抵抗，讓道士郭京“作法”，請天兵神將退敵，致使京城不戰而陷。1127年，金人俘徽、欽二帝及後妃公主、宗室百官三千余人和大量金銀財寶北去，北宋亡，史稱“靖康之恥”。
是役，徽宗第九子趙構因在外倖免被擄，被擁立為宋高宗，他放棄江北之地，遷都臨安（杭州），史稱南宋。他一面大打“悲情”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1129年宋高宗致書金主：“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即帝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主，亦何必勞師以遠涉而後為快哉！”此千古奇文，喪盡國格人格，太悲摧了吧！另一方面他又大打“神助”牌，製造“泥馬渡康王”的神話，即江邊神廟的泥馬馱他渡過大江，才得以逃過金兵的追擊，從而被擁立為帝。
正是這樣一位“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皇帝，地方守令奏有神將能禦寇退敵保境安民，因而在紹興五年（1135年）賜額誠應，紹興十九年（1149年）晉封惠靈侯，正是合乎“上有所好、下必甚也”！
至於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傳說神將張悃為宋帝護航有功晉封靈安尊王之盛事，也應聯繫當年客觀歷史條件來考證。當是時，元兵南下，宋度宗聽從權相賈似道“議和”投降不准軍民抗元的主張，致使抗元重鎮樊城和襄陽被困六年得不到援兵而淪陷。1276年臨安城破，元軍俘走年僅六歲的宋恭帝和謝、全兩位年青貌美的皇太后。當時益王趙昰僥倖逃脫，由溫州入海至閩，在福州被擁立為端宗，改元景炎，此時奏有神將顯靈護航、才得以安全入閩，更是合乎正在匆忙逃命惶恐不可終日的端宗皇帝的需要。但如以當時的歷史真實而言，如果神將確有保駕護航的神功，在晉封靈安尊王之後，更應盡心盡力、盡顯神威護駕才是，那又何至於1278年宋端宗就在逃亡途中餓死于廣東南海船上、1279年陸秀夫抱著八歲的小皇帝趙昺在崖山投海而死，南宋亡。
至於由此而衍生的幾多近乎纖緯和迷信之說，只能由表及裡、取其精華、科學引導，由其信與不信皆自由。
《論語· 先進篇》：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孔夫子是認為“人事重於鬼事”的，這體現了上古時期十分可貴的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為本，不為神役，不為物驅，即不為鬼神和錢色物權所驅役，而是通過禮樂教化，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身心的和諧，這千古名言，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2017-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