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存和傳揚中華國學的要地〉

提起香港及其文化，人們大多只認為是中西融匯之處，很少將其直接與「國學」或「國粹」聯掛，更或者會貶之為所謂「文化沙漠」。然而，如深究其實，上述看法則大謬不然。在回歸前的一百五十多年內，香港是英國治下的自由貿易港，後更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富有高度發達的商業文化和物質、精神文明；加以華人佔全體居民的百分九十八以上，漢語、粵語及華文流行，在內地多番劫難時又有大量文化人分批南來，遂使中國文化在港土根深蒂固地留存和發展。本文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回歸前的將近半個世紀，當「國學」或傳統文化經歷一次次被大革其命而花果飄零之際，正是香港這個南溟涯岸的海島，頑強地保全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成為「國學」精華得以傳揚、繼續發展的要地，同時也變成無數落魄文化人的避難所，使他們可在此寶地喘一口氣、稍事休息而再度勇往直前。

一、中國文化新宣言由香港發至全世界

1、〈中國文化的世界宣言〉由新儒家自香港發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伴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導神州大地，儒道等眾多中華傳統文化經歷了長期受挫的命運，不是一再被批判為封建糟粕，就是跟隨文化人的劫難而乏人問津。

繼1950-1952年的思想改造、文藝批判，1954-1955年批判胡適及唯心主義，1955-1956年批判胡風及肅清暗藏反革命之後，1957年知識分子又遭逢了特大災禍 ― 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是役，55萬多知識精英被一網成擒，從此長期失卻研究國學的起碼資格，淪為被迫獻出體力接受勞動改造的階級敵人。

值此北國士子受辱、斯文掃地之際，遙望南天，在昏黑陰霾中卻突顯一縷曙光。1958年元旦，移居港台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復觀(1903-1982)及張君勱(1887-1969)四人，在香港的《民主評論》九卷一期刊載了共同署名的一篇宣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常簡稱為〈中國文化的世界宣言〉)。

〈中國文化的世界宣言〉檢討過往對中國文化的錯誤詮釋甚或認為「中國文化已死」，表明要了解和重建中國文化並對之具備「溫情與敬意」；又肯定儒家的心性之學不僅注重倫理，而且對人類未來存在着「終極關懷」；但儒家的仁政須融合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方能達致「天下為公」。〈宣言〉的作者們感歎中國文化的厄運，深信儒學等之「花果飄零」終歸會有「靈根自植」之重生。

香港新儒家學者的此一舉措，對於處在「淪亡」邊際的「國學」，無疑起了固本培元的作用，它們雖僅是死水中的微瀾、黑暗中的弱光，但卻是向全球昭告中國傳統文化不滅的世界性宣言。

2、港台新儒家發揚國學及其貢獻

新儒家不但發表宣言，而且在香港堅持繼續研究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並作出各自的貢獻。原來在1919年五四運動及同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新派士子雖適應時勢提出民主和科學等進步主張，但有些人卻偏激地要「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於是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張君勱、賀麟等乃堅持要捍衞及復興儒家文化，被稱為第一代「新儒家」。1949年後，他們大都留在內地，而移居海外的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則成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播遷港台的新儒家學者為了傳揚和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堅持重建儒學、再構體系，並分別進行各自的深入研究。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主張並不完全相同，但在弘揚國學的精神方面，卻是異曲同工。

唐君毅著有《人生之體驗》、《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的發展》、《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等，主張「承繼中國固有之和融貫通而充實圓滿之人文精神，再開出分途發展之社會文化領域」(《人文精神之重建》)。

牟宗三著有《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邏輯典範》、《道德的理想主義》、《中國哲學的特質》、《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生命的學問》等，認為中國文化是以儒學為主的一個生命方向及形態，假如這個文化動源的主位性保持不了，則民主、科學等都是假的，即使現代化了亦只是「殖民地」身分。

徐復觀的著作有《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藝術精神》、《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兩漢思想史》，他強調「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主張「要把中國文化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顯豁疏導出來……使這部分精神來支持民主政治(〈我的若干斷想〉)。

與此同時，另一南來學者錢穆(1895-1990)也堅持提倡儒家思想，認為既要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唯「文化更新，亦需自本自根，從內身活力發榮滋長」。錢穆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朱子新學案》等等。他堅持儒學-理學的教育方向，一到香港就辦起亞洲文商專科夜校，1950年更名為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之一。

錢穆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在海外堅持研究和講學並重，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學生，其中不乏傑出的新國學人才。他們通過不朽努力，在海外保存了一支傳統文化隊伍，為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文化重生和海內外學術界交融，奠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正是港台的新儒家第二代，成為中國內地新儒家第一代和後來海外新儒家第三代的中堅環節，起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作用，亦使香港扮演了存揚國學要地的光輝角色。

二、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在香港不斷弘揚

1、儒道佛諸學得以在香港繼往開來

中國自唐代以降，就出現儒、道、佛「三教」合流之趨勢。此三者正是國學之精粹，並在香港長期、無間斷地茁壯成長，而免遭內地十年(1966-1976)文革般被打砸搶的厄運。在港九各地，相關的研究組織或機構甚多，如孔教學院(1930)、佛教聯合會(1945)、圓玄學院(1950)、壽山佛學院(1964)、能仁書院(1969)，以及後來的法住文化學院(1987)、道教學院(1991)、佛教學院(1999)等。三教寺廟之繁多自不待言，就是它們所開設的中小學校或幼稚、幼兒園也各在數十之眾。正是第二、三代「新儒家」，及許多道學、佛學專家屹立於港台諸地及海外，持之以恆地鑽研本門的學術，方使相關的中華國粹不致完全折墮。

「國學」在香港的發展，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許多國家級的大師或文人學者曾南下本港，或播遷，或經停，對香港地區的學術文化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洎自近代，可羅列出一大串不同時期的南來者大名，諸如王韜(1862來港)、容閎(與陳蘭彬等經辦首批留美生，於1871-1872由港出發)、黃遵憲(1870經港)、康有為(1887經停)、梁啟超(1900南下)、丘逢甲(1896及1900經港)、賴際熙(1923建學海書樓)、魯迅(1927三過)、許地山(1935來港)、鄒韜奮及胡愈之(1936等創《生活日報》)、蔡元培(1937來港)、茅盾(1939來港)、胡繩(1939來港)、張友漁(1939來港)、戈寶權(1939來港)、胡風(1939來港)、蕭紅(1939來港)、陳寅恪(1940經停)、梁漱溟(1941創《光明報》)、茅盾(1941創《筆談》)、鄭德坤(1948、1979經停)、錢穆(1949遷港)、羅香林(1949遷港)。其中，碩果猶存的還有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

上述學者在香港或經或停，時間長短不一，於此從事研究、撰述的程度有別，但每個人的香港經歷都值得分別作專門之探索，如集中整理起來不啻是「國學與香港」系列，可成一部國學史的燦爛篇章。

2、漢文學優雅文風和書法正體賴港台以存

如以廣義而言，國學即等於中國傳統文化，而不限於儒學等諸子百家。中國傳統文化之首應道及的，當推經歷數千載而從不間斷的中國語言文學，更準確地說即中國境內通行的「漢語文」。那數以五六萬計的方塊漢字，脫胎於象形的藝術書法字體，自是中華民族祖先智慧的結晶。至若漢文本身，更具簡煉、明確、優美的特點，一提及古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小說，舉世莫不稱道。

然而曾幾何時，中華母語中的「陽春白雪」竟至蕩然無存的邊緣。猶記1949年後的神州大陸，廣泛流行起傳自老解放區的「搞」﹑「同志」﹑「愛人」等等。「搞」原在湖南盛行﹐後來轉至延安﹐有人開玩笑說﹕1949年後﹐一個「搞」字攪動了全中國。甚麼都可「搞一搞」﹕「搞革命」﹐「搞工作」﹐「搞飯吃」，「搞錢用」﹐「搞戀愛」﹐乃至「亂搞男女關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乎，「先生」、「女士」、「夫人」、「小姐」、「內子」、「伉儷」一類的雅稱，許許多多優美精緻的詞語，都從工具書中消失了。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八億人口共用一部《新華小字典》亦已足矣。當其時，反觀羅湖及台海對岸，港台等地卻擔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大任，漢語的雅文繁體賴之以存，優雅的散文、小說和免致殘缺的書法藝術，依然承前啟後地發展着。

傳揚中華文化，自離不開傳媒載體。在這一方面，香港也因出版自由而享有優勢。以近代漢文報刊來說，在回歸祖國之前，其縈縈大者竟不下五六十種，諸如《中國叢報》(1844遷港)、《遐邇貫珍》(1853)、《華字日報》(1872由《德臣西報》中文版改稱)、《華僑日報》(1925)、《星島日報》(1938)、《大公報》(1938)、《文匯報》(1948)、《新晚報》(1950)、《明報》(1959)、《新報》(1959)、《天天日報》(1960)、《明報月刊》(1966)、《東方日報》(1969)、《香港文學》(1985)，等等。在一彈丸之大的港區，竟有如此眾多的漢文報刊相繼面世，允稱中國文化傳播史乃至世界新聞出版史上的奇葩。

3、華夏子嗣民生精華和通俗文化在這裏存根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衣食住行」可謂中華民生的根本。然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傳統極為豐富的衣食文化，也呈現無處不蕭條的慘況。在那「中華兒女……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歲月，全國山河一片藍(布褂)、綠(軍衣)。其實就連中山裝、列寧服等樣式也是舶來品，漢裝、唐服、旗袍則早成封資修黑貨而遭剪除。至若中華美食，本有四大名菜(粵、川、揚、魯)或十大名菜(京、魯、揚、滬、浙、閩、粵、湘、川、滇)之分，但彼時全國民眾僅能糊口，熬白菜、番薯飯是為常態，野菜樹根成了憶苦的好材料，老百姓哪敢也莫能提倡甚麼新菜式。慶幸有港台等處，方能令華夏子嗣的民生精華得以完好地保存，並能和西方的衣食競一短長。在香港這一衣食天堂，西裝旗袍堪稱絕配，粵川京滬名菜與西餐印菜並存，中華數千年的餐飲傳統進一步傳揚到全世界。

在十年文革時期的內地，中國各類傳統歌舞劇也均被視作傳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毒草，或當成靡靡之音而遭摒棄。那年月，八億人口只能看八個樣板戲；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寶地，是在香港，故各類地方戲尤其是粵劇才能於此獲得推陳出新。人們常謔稱，1979年開放時，有兩股「鄧旋風」席捲了神州大地；「鄧旋風」者，鄧小平(政治經濟)、鄧麗君(文化藝術)之謂也，可見無論歌、劇、影，香港這一「文化沙漠」均曾一度領先。

更有進者，中華的一些俗文化，於港、台也是此處風光獨佳。例如，以李小龍為龍頭的「中國功夫」，以梁羽生、金庸、古龍為代表的新潮武俠小說，都在海外發揮到淋漓盡致，為中華文化武庫增添了新兵器。

三、港澳諸地是海外漢學起源地和避難所

1、西學東傳及海外漢學肇始於粵、港、澳

若以英文而論，「國學」或「漢學」均同為Sinology﹐或亦稱China Studies(中國學)﹐蓋本國人研究中國稱「國學」，外國人研究中國稱「漢學」。就此關聯而言，談及「國學與香港」自離不開「漢學與香港」這一命題。漢學起自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由來華的外國傳教士領頭。而當時的廣東尤其是其管轄的澳門、香港(1841年前香港天主教曾屬澳門教區)，正正是西方教士進出之口。明清之際，許多天主教中人都通過屯門、澳門或上川島入華；一旦被貶，都驅逐至澳門等處。他們常在廣東一帶，學習漢語官話或粵語，並從事儒道等經典的翻繹。

後來基督新教教士，如英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蒞華也都循此途徑。馬禮遜紀念學校是在1842年於香港建立的，他在馬六甲所創的英華書院也於1843年遷來本港。美國公理會教士波乃耶(Dyer Ball，1796-1866)，一度於1843年舉家遷住香港，並在此出版《華英和合通書》。

另一漢學家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則出生廣州，但歷任香港政務廳的通譯、保安官員等職務，先後在遠東為英國政府服務達三十五年之久。他著有多部漢學著作，包括《中國風土人情事物記》、《簡易廣東語》、《潮州語》、《如何書寫中文》、《唐朝的中國人》、《聖城澳門 ― 東方的明珠》等書。

1847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成立，也大大便利漢學的研究。1871-1872年，中國首批留美學生(容閎、陳蘭彬等經辦)，即由香港出發。

2、香港是世界宗教展覽館和漢學重要基地

如果說，東方的泉州曾被稱為「世界宗教博物館」；那麼，南方的香港則可稱為「世界宗教展覽館」。在港九各地，儒、道、佛、回、猶太、錫克、天主、新教和平共存，生生不息。諸教的寺觀廟堂四處林立，其所建的學會、書院、中小學校及醫院比比皆是，這既利於國學、漢學的蓬勃發展，也方便從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必須指出，諸教的辦學傳統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使香港的文教事業具有較佳的前景。自1841年開埠以來，一些馳名的中上院校紛紛成立，如馬禮遜紀念學校(1842)、英華書院(1843遷港)、中央書院(1862)、中央女子書院(1890)、香港大學(1911創辦)、華仁書院(1919)、學海書樓(1923)、漢文中學(1926)、達德學院(1946)、珠海書院(1947遷來)、南方學院(1948)、新亞書院(1949)、崇基學院(1951)、浸會學院(1956)、中文大學(1963)、嶺南書院(1967)、香港能仁書院(1969)、樹仁書院(1971)、香港理工學院(1972)、香港城市理工學院(1984)、香港科技大學(1988)、香港公開進修學院(1989)、香港教育學院(1994)，等。其中許多大學均設有中文系，便利中國文化的傳承，像香港大學中文系設於1927年，其他還有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嶺南大學中文系等。

此外，香港社會人士不唯身體力行地弘揚中華國學，而且在港英當局的殖民統治下，長期致力於爭取漢語文的法律地位。早在1930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已經成立，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正式創建。此後，學界於1968年開始向政府爭取中文合法化，1969成立中文教育促進會，1970公事並用中文研究委員會成立。及至1972年，立法局會議上首次有議員使用中文發言，法庭也擴大使用中文，同年林語堂主編《當代漢英詞典》出版。1974年，政府終於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但社會各界仍於1978年成立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孜孜以求母語教學之完全實現。此情此景，此志此節，令人讚歎不已、感佩良深。

歷史走至今天，香港因國際大環境變化和自身結構調整問題，其對中華文化所發揮的前哨作用或已不如昔日，但這顆璀燦的東方之珠仍未失色，她依然和神州大地各省區齊頭而進、並駕齊驅。而吾人對香港及香港人為中華、為「國學」，所扮演過的輝煌、壯麗角色，尤其不可有時或忘。

[撰於2014年12月22日，于時春秋七十有七；刊於《國學新視野》2015年春季號(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