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生

@中國舟船的最早發現地
*前6000年：距今約8000年前﹐浙江蕭山跨湖橋一帶已有新石器時代的獨木舟。
*前5000年：距今約7000年前﹐浙江餘姚河姆渡一帶已製有雕花木槳，稍後在浙江半山水田畈﹑湖州吳興錢山漾都發現有船槳遺物。
*從西漢至三國，中國造船的中心地，在內地有長安、洛陽、巴蜀、長沙、廬江、豫章等處。而沿海一帶更為主要之造船地，如山東半島和渤海沿岸，長江口附近的吳(今蘇州)、會稽(今紹興)，永寧(今浙江溫州)附近的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侯官(今福建福州)附近的溫麻船屯(今福建連江)，南海郡治番禺(今廣州)。
*兩宋時期的重要造船地點有明州、溫州、台州、婺州(今浙江金華)、楚州、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江西吉安)、潭州(今湖南長沙)、鼎州(今湖南常德)、嘉州(今四川樂山)及鳳翔府的斜谷(今陝西眉縣西南)等處。(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詳細記載關於中國海船之製造與結構，“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宋代出使海外之使臣所乘“神舟”，據《宋史．高麗傳》載，元豐元年(1078年)遣安燾、陳睦使高麗，曾令明州造萬斛船(約五百噸)二艘，一曰凌虛致遠安濟，二曰靈飛順濟，均名為神舟。後來宣和間(1119一1125年)路允迪等出使高麗，徽宗又詔令有司更造二舟，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

@世上最早的絲綢生產地
*前5000年：距今約7000年前﹐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有紡輪、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機刀等原始紡織機械。
*前3300年：距今約5300年前﹐浙江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遺址發現先摷後織的絲織品殘片，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絲織實物，堪稱“世界第一片絲綢”。

@早期東海航路的出發地
*漢代浙江一帶已開闢了東海航路，《後漢書》記會稽東冶縣(在閩北以至浙南)人有入海行，漂流至澶洲。
*東吳臨海郡(郡治在浙江省臨海市)郡守沈瑩撰《臨海水土志》，是中國較早的“異物志”之一，最早記錄了“夷洲在臨海東南”。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載，黃龍二年(230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冶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610年：隋煬帝大業六年﹐陳稜、張鎮周“發東陽(在金華)兵萬餘人，自義安(在粵東)汎海，擊流求國”。

@遣唐使來往的重要航道
*唐代中、日交通之南道有兩條分路：一曰“南島路”，在離開筑紫大津浦後，順今九州之西岸南下，經種子島(Tanega Shima)、屋久島(Yaku-jima)、奄美大島(Amami O Shima)，然後越過東海駛抵中國長江口而至揚州，或駛抵明州(今寧波)；另一曰“大洋路”，即駛離筑紫大津浦後，在長崎(Nagasaki)西面的值嘉島(即平戶島Hirado Shima及五島列島)作短期停泊，俟順風即橫越東海而直航至揚州或明州。南道航路行程較短，如會昌二年(842年)商人李處人之唐舶載日本學問僧由值嘉島出航，越東海而以六天時間抵達溫州。大中元年(847年)，商人張支信之唐舶自明州望海鎮啟航，直取日本值嘉島只用了三天時間，是當時航程和時間最短之紀錄。但在當時的航海條件下橫越大海之危險性較大，故時有船毀人亡之事發生。唯因新羅統一全朝鮮後，恃勢阻梗海道，故自八世紀初起日本遣唐使乃“更繇明、越州朝貢”，先後冒險啟用南島路、大洋路等南道航線。
*唐代十九次遣唐使，多次由南島路或大洋路來往，如第二次遣唐使一路由北道、另一路由南道，後者因遇險除五人外均罹難；第四次遣唐使副使之船在越州登岸再至洛陽，後亦順南道回國；第六、第七、第八次遣唐使沿南島路來華；第九次遣唐使順南島路或大洋路入華，後唐僧鑑真也乘副使大伴古麻呂之船沿南島路抵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分四船沿大洋道而行；第四次送唐客使乘二船沿大洋路送唐使孫興進歸唐；第十二次遣唐使乘四船由大洋路來華；第十三次遣唐使乘三舶沿大洋路赴唐，日僧圓仁隨行。圓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紀》，他雖因故未抵明州，但來、往原均以此為目的地。

@多種宗教的著名傳播地
*佛教：唐時中國佛教的宗派林立，有淨土宗、天台宗、華嚴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禪宗、密宗、俱舍宗、成實宗等，其中淨土、天台、華嚴及禪宗影響較大。天台山國清寺、寧波阿育王寺、杭州靈隱寺等久負盛名。
*明教：北宋方臘在浙江等處之起事。
*回教：杭州鳳凰寺，和廣州懷聖寺、泉州清淨寺、揚州仙鶴寺並稱為古代中國伊斯蘭教四大寺。

@宋元市舶司佔有多半數
*宋代設市舶司九處：廣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溫州、江陰、澉浦。浙江即佔有其五：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設杭州市舶司；99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設明州市舶司；秀州治今浙江嘉興；溫州在浙江南部；澉浦屬南宋嘉興府(即原秀州)海鹽縣。
*元代設市舶司八處：泉州、慶元(即明州，今寧波)、上海、澉浦、廣東、杭州、溫州、雷州。浙江仍佔有其半數。

@較早用羅盤導航的港口
*宋代，中國最早用羅盤導航，記及其事的載籍有：(北宋)朱彧《萍洲可談》[廣州]，(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明州]，(南宋)趙汝适《諸蕃志》[泉州]，(南宋)吳自牧《夢粱錄》[杭州]，(南宋)朱繼芳《靜佳乙稿》。其中有兩書均與浙江出航有關。(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還是保留至今最早標明在完整行程(明州-高麗)中使用羅盤導航的確切記載。
*明州在唐代已開闢了固定的赴日航線，入宋又長期成為兩浙市舶司的所在地，後來宋室並撤銷兩浙其他港口的市舶務，規定只有明州可發舶至高麗、日本，及為蕃舶入口之處，故明州乃成對日貿易最重要之港口。 984年：宋太宗雍熙元年﹐日僧奝然西渡抵華﹐先參詣天台山然後晉京，次年由台州歸國。
*《馬可波羅行紀》記有天堂杭州等勝跡。馬可波羅曾游歷吳江州(Vuju)、烏程(Vughin，今浙江吳興)，而抵南宋之京師(Kinsai)亦即杭州城。從杭州，馬可又直下東南沿海一帶，經桐廬 (Tanpjuju，在今浙江) 、婺州 (Vuju，今浙江金華) 、衢州(Ghiuju，今浙江衢縣)、常山(Chan Shau，在今浙江)、信州(Cuju，今江西上饒)，而進入福建地區(Choncha)。
*意大利的方濟各會會士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約1265-1331)大約在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4月開始東遊，到中國後住了兩三年。他約於1330年 (文宗至順元年) 春回到故鄉，旋於病榻口述其東行見聞，並由另一教士索拉納的威廉 (Gulielmus de Solagna) 筆錄下來。該書或稱為《鄂多立克東遊錄》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Described)。書中記載，
鄂多立克離泉州後，經福州(Fuzo)而北上，越一大山，他提到山兩側男女之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有一側“婦女都在頭上戴一個大角筒，表示已婚”，此應指今閩東畬族已婚婦女的螺式或筒式髮髻，所謂生活方式不同蓋指居於山上的畬族與平原的漢人之差異。由此可以推斷鄂多立克似非越過仙霞嶺而由閩入浙﹐而是通過雁蕩山南閩東、浙南之間的分水關。
往北又經白沙(Belsa，今地不詳。各處以白沙、白石為名者頗多，此似應在浙江溫州或麗水一帶求之)，來到“京師”(Cansay)即杭州。鄂多立克認為這個“天堂之城”係“全世界最大和最高貴的城市，並且是最好的通商地點”。

@最早保留針路記錄航程
*針路專指以干支方法記錄用羅盤方位導航的海路，其文字記錄則稱針路簿(後又稱水路簿、更路簿)。明代以前，沒有此種記錄的完整圖文流存下來。
*現存最早保留針路記錄的書籍，是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述及由溫州至今柬埔寨的針路航程：“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方向南偏西，200°左右]。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方向西南，230°左右]，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西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曰﹐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

@元明漕運的重要轉口處
*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創開海運。羅璧、朱清、張瑄等講究漕運水程，(元)徐泰亨《大元海運記》有詳述。〈海道指南圖〉載，正南“收寧波府”。
*(明)□璚《海道經》記由福建長樂北上靖海衛，中經溫州平陽、台州海門、定海衛等處。

@明代為三大市舶司之一
*洪武初，曾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但洪武七年又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並規定安南﹑琉球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安南貢品限十一種﹐須由廣西憑祥遞送入京﹔琉球貢品限二十四種，須自泉州入口；日本船止二隻、人止二百，貢品二十種，限從寧波入口；其他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等﹐則指定由廣州入港。
*《鄭和航海圖》載有海寧衛、定海衛、普陀山、昌國衛、台州衛、海門衛、溫州衛、平陽衛等等地名。
*明代，朝鮮《漂海錄》作者崔溥也由台州牛頭洋登陸抵華。

@釣魚島回航中途停靠站
*(洪武)《三十六姓所傳針本》記琉球往福州，首載釣魚臺，回航中途經南杞、臺山等處。
*陳侃《使琉球錄》是明使關於琉球之書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後來又有郭汝霖、李際春《使琉球錄》，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夏子陽、王士禎的《使琉球錄》等等。其使琉海程，通常去程由福建長樂經釣魚島臺而往，回程則經浙中之地，如郭汝霖、李際春《使琉球錄》提及“見寧波山，歷溫、歷台”。自明至清，出使琉球的航程均大致如此。

@抗倭戚家軍起源於浙土
*明代，倭寇(日本浪人、武士和走私商人所組成的海盜群)曾長期侵擾中國沿海。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諸侯大內氏與細川氏的貢使為了爭奪對華貿易，在寧波相互仇殺，並乘機大肆焚掠，使“浙中大震”。自嘉靖二年(1523年)罷市舶，至四十三年(1564年)倭患平，此四十年間乃倭寇擾華最劇烈之年代。其所侵掠之地方，北自遼海，南至閩、粵，沿海地區概在其騷擾之列，就中尤以江、浙、閩受害最大。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犯台州，破黃岩，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浙東騷然”。
*鑑於倭患日趨劇烈，明廷乃調兵遣將進剿之。在俞大猷(1504-1580)、戚繼光(1528-1587)等愛國名將的精心指揮下，方蕩平倭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率精兵夜撲普陀山倭寇之老營，縱火焚毀敵寨，重創倭寇，取得“普陀山之捷”。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俞大猷又在王江涇(今浙江嘉興北)率兵奮勇殺敵，殲寇一千九百多名，此即有名的“王江涇之役”。戚繼光與俞大猷均中國歷史上著名之抗倭將領，他在嘉靖三十四年於浙東義烏招募農民、礦工，編練成數千人之“戚家軍”，用兵“飆發電舉，屢摧大寇”。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數千人駕一百餘艘船犯台州，戚家軍神速迎敵，九戰皆捷，使倭寇聞風喪膽。“台州之捷”對平定浙東倭患起了關鍵作用。

@明清針路記及的轉航口
*《順風相送》(約1593)的〈琉球回福建〉提及南杞、臺山等處。
*《四夷廣記》(約1598)有〈寧波至日本路程〉、〈寧波往日本針位〉、〈日本往寧波針位〉、〈浙江溫州至真臘路程〉等。
*《指南正法》(約1685)〈大明唐山並東西二洋山嶼水勢〉有南紀山等處；〈高戈東山形水勢〉有南杞、北杞、鳳尾、舟山、普陀。另有〈寧波往日本針〉、〈回寧波針〉、〈日本回寧波針路〉、〈普陀往長岐針〉、〈寧波往東京針路〉等專條。
*郁永河《海上紀略》(約1698)的《宇內形勢圖》載有台州府、寧波府、錢塘江等。
*(琉球)程順則《指南廣義》(1708) 所引(洪武)《三十六姓所傳針本》及其他“針路條記”載琉球往福州，經釣魚臺，回航中途經南杞、臺山等處。
*清初《古航海圖》(約1711)圖二十四至二十八，均載有浙江由北至南各地的山形水勢，
*《東洋南洋海道圖》、《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均約1721)刊有寧波、台州、溫州、鳳尾、南杞等。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1730)的〈天下沿海形勢〉論及自寧波、台州、黃岩以下至浙閩交界處。
*耶魯大學藏《清代東南洋航海圖》(約1840)有15圖(約佔全部篇幅的13%)，專刊江浙之間至浙閩之間諸處的山形水勢。
*清末民初，福建泉州、漳州、廈門舟子船工所藏針路簿十多種，如《源永興寶號航海針簿》、《山海明鑒針路》、《石湖郭氏針路簿》、《乘舟必覽》、《(漳州)送船科儀》、《外海紀要》、《廈門志》、《廈門港紀事》、《海疆要略必究》等，在記及南北針路航程時，均以浙江的寧波、鎮海、沈家門、普陀、舟山、台州、鳳尾、溫州、南杞、臺山等等為重要轉航點，詳載各地山形水勢、針路航程、打水停舶及氣候物產等。

@明清間私人海貿之據點
*明清兩代曾長期實行海禁，以至走私貿易屢禁屢興。明代中後期，由暹羅、安南、占城至日本長崎的海上貿易盛行，其間粵東南澳、福建月港、浙江雙嶼一度成為中轉站。雙嶼港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六橫島中間。十六世紀的雙嶼港曾是當時重要的海上走私貿易基地。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撫朱紈遣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魏一恭等，率戰船380艘、兵6000餘進擊雙嶼港，焚艇35艘、艦42艘，擒其海商頭目，毀所建營房，是後雙嶼港乃廢。
*清康熙年間，沿海商民不顧禁令，繼續從事澳門到日本間的貿易活動。據載，康熙九年(1670)五月，浙江、福建、廣東有六十多人“自香山(澳)登船，將向日本長崎”貿易，後“遇風漂到朝鮮”。康熙十三年(1674)，有商民去日本貿易，回澳門時遇到颶風，致船身擱淺，在官府審訊時，有船員自承“小的是浙江紹興府山陰人，家離蕭山五十里，……從香山澳出洋，日本回來被風暴將船打到着淺處”。

@清代前期四大海關之一
*清朝在入關伊始，將對外通商口岸限定在澳門一地。平臺以後，海禁略有放寬，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佈在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這是中國設置海關之始，標誌着唐宋以來市舶制度之結束。
*據夏燮《中西紀事》 載，“國朝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1685年)，疆臣請開海禁，報可。於是設榷關四，在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臺山”。但到了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廷又取消r江、浙、閩三處之對外通商口岸，僅留廣東之粵海關一處，實行單口貿易管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40年鴉片戰爭為止。不過所謂粵海關並非只管廣州一地，而是管轄廣州大關、澳門總口及惠州、潮州、雷州、瓊州、高州等口，其中主要的是廣州大關與澳門總口。

@浙江產絲瓷茶享譽海外
*浙江既是絲綢的最早生產地，又是湖絲、越窯青瓷及珠茶、遂綠、龍井等名品的生產地和集散地，是為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的馳名出發點之一。
*據浙省學人鮑志成〈浙產絲瓷茶享譽海外〉所云：“絲綢之路的貿易物品多達數百種，其中從中國出口的大宗產品，主要是絲綢、瓷器、茶葉三大類。浙江是全國領先的絲、瓷、茶生產、出口地區，扮演著古代陸上絲路尤其是海上絲路大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為絲綢、瓷器、茶葉成為世界文化中的三大中國符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浙西杭嘉湖自古被稱為‘絲綢之府’……，從‘吳越桑曲’到宋元時期的‘江南絲府’，浙江的絲綢生產和技藝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精美的絲織品通過陸、海絲路，遠銷到西域、南洋各地。到明清時期，杭嘉湖地區有‘湖絲遍天下’。”“舊話說：‘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秘色’青瓷遺存遍佈東瀛、南洋乃至北非埃及尼羅河流域。宋元時期，浙江龍泉窯青瓷獨領風騷，產品海量出口。”“在八千年前的蕭山跨湖橋遺址，就出土過原始茶和茶釜遺存……近代浙江珠茶、遂綠、龍井等茶葉出口，三分天下，各佔其一。”
[鮑志成〈浙產絲瓷茶享譽海外〉，載《文化交流》2016年4期：
http://qk.laicar.com/M/Content/2164537]

@現代陸海空絲路匯合點
*近代以來，浙江在中外貿易中仍繼續發揚了傳統的優勢。隨着時代發展和工業、交通、科技的進步，其重要性亦不限於“海絲”，而是陸海空絲路並舉。茲以“兩烏”(義烏、烏鎮)為例，說明浙江已成當代中國對外通交的總匯。
*義烏為中國浙江省金華市下轄縣級市，金華-義烏(浙中)和杭州(浙北)、寧波(浙東)、溫州(浙南)並列浙江四大區域中心城市。2014年11月18日，“義新歐”中-歐班列通車，從中國義烏出發，經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經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法國，歷時21天，最終抵達西班牙馬德里。這條鐵路線全長13000多公里，是目前所有中歐班列中最長的一條。是故，昔日“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已在今天“一帶”(陸上路經濟帶)發揮了始發點的功能，可謂海陸兼通。
*烏鎮位於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地處江浙滬“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蘇州均為80公里，距上海140公里。烏鎮屬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縱橫交織，京杭大運河依鎮而過。2014年11月19日始，烏鎮成為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會址，迄今已辦過三屆全球互聯網會議。就此意義而言，烏鎮已成為世界空中“絲綢之路”的核心。如再加上2016年全球二十強(20G)年會在杭州的召開，說浙江已崛起為現代中國陸海空絲路匯合點，應不為過。

@針路簿等記錄待再蒐集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吾人今日應加倍重視浙江對外交通貿易歷史文物的蒐羅與研究。
*僅就航海針路研究而言，就大有可為。目前據公布或報載所言，不計古籍原載，全國發現舟子船工持有的針路簿-水路簿-更路簿，已近五十種，其中福建約二十種，粵海廿餘種，山東、上海各一。諸書提及浙海之處，篇幅也不少，然浙江本省似未發現類似的針簿，至少未見公佈。因此，留意蒐集民間的此類藏本，實屬一項頗有意義的工作，令人翹首以待。

[2017-03-23初稿,刊於2017年【東方文化論壇】(6月)
“中國（浙江）絲瓷茶與人類文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附錄：《諸蕃志》作者趙汝适墓誌銘
趙汝适原籍開封，生于台州，後遷臨海，曾官于泉州。

《趙汝适墓誌銘》：
「先君諱汝适，字伯可，太宗皇帝八世孫，而濮安懿王六世孫也。曾祖諱士說，保順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妣向氏夫人。祖諱不柔，承議郎、通判潮州，贈銀青光祿大夫；妣郭氏，大寧郡夫人。考諱善待，朝請大夫、知岳州，贈少保；妣季氏，衛國夫人。 先君生於乾道庚寅三月乙亥。紹熙元年，受少保遺澤，補將仕郎。二年銓，中第一，授迪功郎、臨安府餘杭縣主簿。慶元二年，鎖試，賜進士及第，授修職郎。五年，循從政郎。以‘應辦人使’賞，循文林郎。六年，知潭州湘潭縣丞。開禧元年，為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年，以奏舉，改宣教郎。嘉定二年，知婺州武義縣。五年，轉奉議郎。六年，充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八年，任滿，賞轉承議郎。九年，轉朝奉郎。二月，通判臨安府。十一年四月，丁衛國憂。十三年，轉朝散郎。十五年，皇帝受寶恩，轉朝請郎。十六年，知南劍州。十七年，轉朝奉大夫。八月，上登極恩，轉朝散大夫。九月，除提舉福建路市舶。寶慶元年七月，兼權泉州。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三年六月，除知安吉州，未上，改知饒州。紹定元年二月，轉朝請大夫。三年閏二月，被旨兼權江東提刑，以疾，三上祠請，三月，依所乞，主管華州雲臺觀。四年，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慶壽恩，轉朝議大夫。三月，召為主管官告院。七月，屬疾，乞致仕。丙申卒，享年六十有二。是年十月癸酉，葬於臨海縣重暉鄉趙嶴山之原。 娶陳氏，獻肅詹事諱良翰之孫、寶制侍郎諱廣壽之長女，封恭人，先卒一紀矣。子二人：崇縝，從事郎、嚴州司戶參軍；崇絢，從事郎、紹興府餘姚縣主薄。孫必恊，將仕郎。孫女尚幼。 先君端方凝重，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教子以義方，理學有法度，居官所至有聲績，而壽不百年，哀痛罔極！崇縝等忍死襄人事，未及丐銘於立言君子，敢敘世系、官遷歲月，書石以感諸。幽孤哀子崇縝泣升謹記。 忝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陳成之填諱。 王紹祖刊。」

《趙汝适墓誌銘》1983年，臨海縣在文物普查中，于大田區嶺外鄉嶺外村農民錢元璋家中發現了宋趙汝适墓誌。墓已毀，墓誌現藏臨海市博物館。墓誌高99、寬67、厚5釐米。志文為汝适長子崇縝所撰，共21行，滿行36字，楷書陰刻，字體嚴謹挺秀，刻工亦佳。志石完好，文字除少數剝蝕外，餘均清晰。

趙汝适(公元1170—1231)，字伯可，宋太宗八世孫，《諸蕃志》的作者。《諸蕃志》是一部記述我國與海外各國貿易、交通方面的重要著作，內容涉及許多國家及少數民族的史事、物產、風土人情等。在《宋史·外國傳》與一些宋人的著作中早見引用。《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敘述詳賅，為史家所據。”但對此書作者的生平，則慨歎“始末無考。”誠如所述，趙汝适不但《宋史》無傳，即方志亦然。目前所能見到，文獻資料中最多記載趙汝适生平的。大概要算民國《台州府志》卷九十九《寓賢 · 趙不柔傳》：“汝适，字伯可，慶元二年中第，提舉福建市舶(萬曆志)，嘉定中。遷臨海(正德志)。”該墓誌的發現，為研究《諸蕃志》的成書及寫作年代提供了較清晰的脈絡。
　　趙汝适本籍開封，至其祖不柔隨宋室南渡，始寓居台州。《台州府志 · 趙不柔傳》載：不柔“每悼其父死靖康之難，不樂仕進。紹興(113l一1162)初，秦檜當國，避地天台，招之不出。”“天台”是台州的通稱，從汝适娶臨海陳氏的推斷，不柔很可能寓居臨海。但趙不柔在台州居住多久? 晚年是否一直寓居台州?尚不得而知。汝适之父善待(1128—1188)“當紹興甲戌之歲(紹興二十四年，西元ll54年)，監四明作院，秩滿。因寓居焉。”爾後雖復仕宦多年，但最後仍“復還曩時所寓”，卒後，即“安厝于鄞縣桃源鄉黃嶴山之原”(均據宋袁夑《絜齋集》卷十七《趙善待墓誌銘》)。可見善待晚年一直寓居於四明，汝适出仕以前無疑亦隨父所寓。汝适之遷臨海，志石未載，《台州府志》謂在“嘉定(1208—1224)中”，從墓誌敘述的履歷來看，汝适自二十一歲(紹熙元年，公元1191年)踏上仕途，至六十二歲(紹定四年，西元1231年)病卒，步步遞升，素無停頓，宦海生涯，絕少閒居。其間唯嘉定十一年四月至嘉定十三年因“丁衛國(其母衛國夫人)憂”未嘗任職。因此，其遷居臨海當在嘉定十一年(1218)左右。這已是其父卒後近三十年的事，是時汝适四十八歲。其寓居臨海大概是因為娶臨海陳氏的緣故。陳氏為臨海大族，其父廣壽，祖良翰均屬顯宦，與汝适祖可能有所交往。
　　根據墓誌的敘述，趙汝适於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九月除提舉福建路市舶，寶慶元年(公元1225)七月兼權泉州，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治所均在泉州)，三年(公元1227)六月除知安吉州，未上，改知饒州。”據此可知，汝适提舉福建路市舶計二年九個月，同時兼權泉州市舶一年餘十一個月。
　　汝适母衛國夫人季氏的卒年問題。袁夑所撰之《趙善待墓誌銘》云：“以嘉定十年(西元1217)四月丁卯終於貳卿(汝适長兄汝述，時官兵部侍郎)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三，諸孤奉喪東歸；十一年(公元1218)某月丙午，袝葬于宣奉公(汝适父，卒贈宣奉大夫)之墓。”墓誌則作“十一年(公元1218)四月，丁衛國憂。”所記相差一年。據墓誌，汝适於嘉定十三年服闋再出，按宋制三年之服為二十七月，以此推算，墓誌的記述是正確的。 墓誌的發現。為我們研究和瞭解趙汝适的生平及《諸蕃志》成書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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