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通古地圖集》導讀

一

中國是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有不少遠古時期人們製作地圖的傳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關於《九鼎圖》和《山海經地理圖》的傳説。

據説夏代大禹在治水成功後，用九州進貢的金屬鑄造了九鼎，分别銘刻九州的山川、草木、禽獸的圖像，這就是《九鼎圖》。戰國時九鼎已失傳，而由《九鼎圖》派生出來的《山海經》圖則繼續流傳。晉代陶淵明的詩中提到的“山海圖”，就是《山海經》圖。而明代楊慎《山海經補注序》云“經存而圖亡”，那時《山海經》圖已亡佚了。現在見到的《九鼎圖》和《山海經》圖都是後人復原重繪的。重繪的《山海經》圖有兩大類：異獸、怪物之圖和地理圖。前者屬畫，後者屬傳説中的古地圖。

我國早期的古籍中有不少關於先秦時期繪製地圖的記載，但並未有地圖流傳下來。現存最早的中國古地圖是1973年12月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三幅帛地圖，它們分别是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繪製的年代爲公元前168年。以其中的地形圖而言，其符號的設計、表示的内容等方面都顯示了我國當時地圖的高水平，在世界早期地圖中居於前列。

晉代的裴秀是一位偉大的地圖學家，他創立了“製圖六體”，即編製地圖時應遵循的六條原則。它們分别是分率、準望、道里、方邪、高下、迂直。“分率”即比例，“準望”即方位，“道里”就是道路里程，“高下”就是地勢高低，“方邪”是指山川走向，“迂直”是講地形的迂迴曲直。地圖上距離與實際距離的换算，必須考慮“高下”、“方邪”和“迂直”。“製圖六體”奠定了中國古代製圖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地圖的代表作品是裴秀的《禹貢地域圖》18篇，但未流傳下來。

唐代地圖的代表作是賈耽的《海内華夷圖》，没有流傳下來。現存南宋石刻《華夷圖》是《海内華夷圖》的縮繪，從中可以領略《海内華夷圖》的概貌。

宋代輿圖的代表作品有《華夷圖》、《禹跡圖》、《墬理圖》等。《華夷圖》上没有方格，圖名位於最上方的中央，地圖内容豐富，包括居民點、河流、海岸綫、沙漠、長城等要素，而且位置準確；地圖的四周記載了周邊國家的名稱。《禹跡圖》上畫有很多網格，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采用“計里畫方”的地圖，每一方格折合一百里；該圖着重表示水系，各條河流的位置和形狀、湖泊的位置和海岸綫的輪廓都很詳細。蘇州文廟保存的石刻《墬理圖》詳細表示了全國路、府、州等行政建置，並用象形符號標識山嶺、森林、長城，海岸綫和大河的輪廓比較正確。

元代朱思本（1272—1333）是著名的地圖學家，他總結前人的經驗，廣泛收集資料，進行地理考察，訂正山川名稱，費時十載，採用“計里畫方”的方法，編成長寬各七尺的《輿地圖》。惜《輿地圖》原圖未能流傳下來，但明代羅洪先的《廣輿圖》就是根據《輿地圖》重新分幅、增訂繪製的。現存元代的重要輿圖有清濬的《廣輪疆里圖》。該圖是現存最詳盡、準確的元代疆里總圖，也是明初《大明混一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重要底圖。

明代《大明混一圖》是中國現存最早、幅面最大的世界地圖。該圖爲絹質彩繪，縱347厘米、横453厘米，方位上北下南，圖上方有漢字書寫的“大明混一圖”五個大字。其製圖區域以大明王朝版圖爲中心，東起日本，西達歐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

明代羅洪先的《廣輿圖》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地圖集。圖集不僅包括全國總圖（《輿地總圖》） 及各省的分圖，還增加了《九邊圖》、《黄河圖》、《海運圖》、《漕運圖》、《朝鮮圖》、《安南圖》、《朔漠圖》、《西域圖》、《東南海夷圖》、《西南海夷圖》等。《廣輿圖》被多次翻刻、增訂，流傳很廣，影響深遠。

明代陳祖綬繪製的《皇明職方地圖》，山川河流與郡縣並重，還標識了軍事要素，符號設計美觀大方，也是明代優秀的地圖作品。

清代康熙年間經過大量的準備工作，清政府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開始測繪各省地圖，首先測繪長城地圖，第二年（1709）開始測量東北地區地理，繪製成《皇輿全覽圖》。當時清朝與統治西北地方的準噶爾部正處於對峙狀態，尚未完成對西北的統一，因而清朝的測繪人員不可能進入西北地方進行地理考察和測繪；對於西藏地區，雖然清朝已經統轄其地，但尚未測繪，故康熙五十六至五十七年（1717—1718）最初編製的銅版和木版《皇輿全覽圖》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及西藏的部分。很快，清朝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就把西藏地區的地圖補入全國地圖之中， 這一年出版的銅版《皇輿全覽圖》中，西藏、蒙古、東北地區都用滿文標注。康熙六十年（1721）， 《皇輿全覽圖》又被刻成木版，注記改用漢字標注。

雍正繼位後開始廣泛搜集中外地圖和中亞、東亞的地圖資料，並繪製以中國爲中心、包括北冰洋沿岸、西伯利亞、中亞及南亞廣大周邊地域的巨幅地圖，全圖共分十排，自北向南排列，每八條緯綫爲一排，俗稱“雍正十排圖”，正名仍稱《皇輿圖》。雍正朝十排《皇輿圖》除了反映我國當時的東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15省的地形和政治、軍事情况，還包括西伯利亞和帕米爾以西、地中海以東的中亞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内容，實爲中外大地圖。

乾隆中期，清政府平定了準噶爾部，統一了天山南北，於是對新疆、西藏進行新的實測工作， 在康熙《皇輿全覽圖》和雍正《皇輿圖》的基礎上，編製成新的《乾隆内府輿圖》。該圖采用了經緯綫直綫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繪製。圖中以緯度每隔5度爲一排，共有十三排，所以又稱“乾隆十三排圖”。地圖範圍不僅對新疆、西藏进行了補充，涵蓋面積也比《皇輿全覽圖》大一倍以上， 北至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地中海、紅海，故該圖不僅是清代關於我國疆域最明確和最完整的國家地圖，同時還是一幅當時最完備的亞洲大陸全圖。

《乾隆内府輿圖》成爲後來編繪地圖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統輿地全圖》，鄒伯奇的《皇輿全圖》，胡林翼、鄒世詒的《皇朝中外壹統輿圖》等，都是以它爲藍本繪製的。

二

中國自古以來與外國都有密切交往，不僅與鄰國往來頻繁，與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各國的交流也很早。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已至波斯，東漢時華人的足迹已到地中海，《漢書· 地理志》記載的海道已達現今的印度、斯里蘭卡。

但就地圖而言，現存專門的域外圖以及表示中國與外國交往的地圖，其成圖時間較早的是南宋釋志磐於公元1265年之前所繪的《漢西域諸國圖》和《西土五印之圖》，其餘則大多是明代以降繪製的。

《漢西域諸國圖》主要反映漢代西域諸國分布以及交通西域的大致路綫。其主要路綫自敦煌分南、北二路通往中亞、西亞，直至西海（今地中海）。圖上標注地名七十多處，對研究漢代以降西域地理沿革及“絲綢之路”的開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西土五印之圖》主要反映唐代交通西域、進入西國“五印”（北、中、東、南、西印度）的概貌，圖上標注了途中中亞和印度本土的170 多個地名。

中國與朝鮮山水相連，中朝之間的交往從中國商周之際的箕子入朝鮮算起，至今已有3 000 年歷史。早在北宋時已有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但文存而圖佚。明初的《大明混一圖》（1389）已繪朝鮮半島，但不够翔實，後來朝鮮人權近等編繪《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將其本國情况加以補充。就中國古地圖而言，以專圖形式來表現朝鮮半島詳情的，有羅洪先《廣輿圖》地圖集内的《朝鮮圖》。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吴越一帶的中國先民就可能有從海上來到日本列島，徐福東渡的傳説即是先秦至秦漢之際中國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個縮影。而漢光武帝賜金印於倭王，則是兩國政權有確切往來的開始。載於明薛俊《日本考略》（1523）的《日本國地理圖》，是現存中國早期繪製的日本專圖。

《使倭針經圖》是與針經文字配置在一起的，全稱爲《使倭針經圖説》，選自《鄭開陽雜著· 日本圖纂》（《籌海圖編》卷二亦載此圖）。《使倭針經圖説》内容包括“太倉使往日本針路” 和“福建使往日本針路”，分上、下兩欄，下欄是由江浙、福建往琉球、日本的針經文字，上欄則繪製重要山峰、島嶼、礁石的圖形。其中較早用圖形標明了釣魚嶼等島礁，對中國古代航海史及中外交通史，意義頗爲重要。

《滄海津鏡》選自《日本一鑒· 桴海圖經》。該書作者鄭舜功曾兩次赴日本：第一次在嘉靖八年（1529），隨日僧至京都助辦藥物；第二次爲嘉靖三十五年（1556），往日本招撫。回國後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輯成《日本一鑒》，該書約成書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或隆慶元年（1567）。《桴海圖經》用文字和海圖詳細記述了從珠江口到廣東、福建、臺灣沿海，經釣魚嶼、琉球群島直至日本大阪灣的航路。其所附海圖十一幅（即《滄海津鏡》），大致反映了作者從廣東出使日本的親歷行程，日本近海部分繪製得也比較詳細。

明代自洪武間起就與琉球國密切交往，往來使節不斷。封使留下記録的，首推嘉靖十四年（1535）陳侃的《使琉球録》，次爲約嘉靖四十二年（1563）郭汝霖、李際春的《（重編）使琉球録》。但上述“使録”中並無地圖，鄭若曾《琉球圖説》中的《琉球國圖》是最早詳細描繪琉球的地圖。該圖以北爲上，以琉球國都那霸爲中心，標注其宫殿、寺觀、使館、港口，旁及周圍的海島及往來部分行程。該圖也是較早標示“釣魚嶼”的地圖。

明代蕭崇業、謝傑的《使琉球録》（1579）和夏子陽、王士禎《使琉球録》（1607）都附有《琉球過海圖》，標注了福建梅花所至琉球的地名及針路。兩圖都是多幅圖拼接的長幅。

（徐葆光）《針路圖》選自徐葆光《中山傳信録》（1720），由兩頁拼合，以南爲上、北爲下，西在右、東在左，由右至左展現從閩安鎮梅花所、定海所五虎門，至琉球（中山、山南、山北）針路航程，南、北兩面標記途經的島嶼（包括釣魚臺等），同時注明往返的針路指引記録。選自清乾隆二十一至二十二年赴琉球册封副使周煌的《琉球國志略》（1759）的《針路圖》，基本上承襲徐葆光《中山傳信録》的《針路圖》，僅針路及更數略有改變。

安南，亦稱交阯（或交趾），位於今越南北部。自秦至唐，中國曾於其地設治，但地圖至明代才有繪製，羅洪先《廣輿圖》中的《安南圖》是現存較早的相關地圖。該圖表現了16世紀前期安南地區的疆域全境，還表示了中國進入交阯所經的相關地點。鄧鍾《安南圖志》中的《往交趾圖》，並非安南全圖，而是圖解進入交阯的途程，主要反映其中廣東海道的一段，即自廉州烏雷山發舟，經永安州、萬寧州至塗山海口，再循江以入都城，或不沿海岸而徑至海東府雲屯州的途程。

《西域土地人物圖》和《蒙古山水地圖》是兩種以特殊形式表示中國古代與中亞、西亞交往的地圖。

嘉靖二十一年（1542）馬理等纂《陝西通志》，卷十的“河套 西域”載有《西域土地人物圖》（地圖）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文字）。《西域土地人物略》係從嘉峪關至魯迷城［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Istanbul）］的行程録，而《西域土地人物圖》則用地圖兼圖畫形式，生動形象地表示了同一地理和路程。據《西域土地人物略》，由嘉峪關到天方（今麥加）以至魯迷，涉及歐、亞、非三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蒙古山水地圖》所繪範圍，東起中國西北的嘉峪關，經新疆及中亞、西亞諸國，直抵伊斯蘭教聖地天方，是一部中國古代穆斯林朝覲行程的彩色圖録，也成爲明代皇帝披覽中國經營西域外交、軍事的御用地圖。

蒙古人在13、14世紀雖西征、南下，足跡遍於亞、歐，然元代留下的地圖並不多。明代《廣輿圖》中的《朔漠圖》是現存反映蒙元崛起地區較詳盡的一幅專門地圖。《朔漠圖》東至黑水靺鞨、五國城、渤海國及鴨水江和平壤，西至玉門關、陽關和敦煌的鳴沙。

《廣輿圖》的《西域圖》北起翰海，南達安南至印度，東自河州、瓜州，西抵波斯、大食。其範圍包括中亞、西亞、南亞乃至東南亞。主要特點是涵蓋地區比較全，而且一目了然。

鄭和是明代偉大的航海家，他在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間，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遍訪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鄭和航海以今江蘇南京爲起點，從太倉出長江口，經福建長樂沿海岸向南，繞過中南半島、馬來半島，通過今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的溜山國（今馬爾代夫），從溜山國横跨大洋到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或穿過阿拉伯海至忽魯謨斯（位於今霍爾木兹海峽北部）。《鄭和航海圖》原載明代茅元儀所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包含40 幅航行圖和4幅過洋牽星圖。其製圖範圍包括了鄭和下西洋的整個區域，圖上表示的域外地名達240多個，是古代展現海上絲綢之路最爲詳細的地圖。

三

中國的地理位置是在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中國大陸東南瀕海，中國與外國的交往既有陸路，又有海道。海道及相關的海圖更得到當代中外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視。

前述《使倭針經圖》、《琉球過海圖》、使琉球《針經圖》、《鄭和航海圖》等，都是描繪海上通道的古地圖，這些地圖都屬於航海圖的範疇。中國的古航海圖除上述地圖外，主要還有明代《東西洋航海圖》、乾隆《暹羅航海圖》、《查詢廣東至暹羅城海道程圖》、《清初古航海圖册》、《清末古航海圖册》、《東洋南洋海道圖》及《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等。

明代《東西洋航海圖》現藏英國牛津大學，其包含的具體地理範圍相當於當時的東洋和西洋，但西洋並不完整；按現在的地理區域而言，基本上包括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該圖表示了中國古代經常使用的6條東洋航路和12條西洋航路，基本上反映了明末海外交通的主要行程。同時，該圖配置了一個24方位的羅盤圖，在南海範圍不僅標注萬里長沙、萬里石塘，還注記南澳氣， 是至明代爲止表示南海諸島内容最詳細、位置最明確的地圖。

《暹羅航海圖》、《查詢廣東至暹羅城海道程圖》均是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乾隆年間繪製的紙質彩色地圖。前者以暹羅國爲中心，標有海陸交通路綫；後者簡要地表示了廣東至暹羅所經的主要地名及航程。

《清初古航海圖》是一個圖册，計圖69幅，北起遼東，南抵粤海，包含了古代中國沿岸的近海航綫。主體内容是表示山、峰、島嶼、礁石的圖形，並簡要注記羅盤針位、行船路綫及航程更數等。

《清末古航海圖册》指現藏於耶魯大學的中國航海圖册。全部篇幅共123頁，除首頁爲後加的英文説明外，其餘122頁爲古航海圖。其涵蓋地區除中國東、南海岸外，還包括了東洋的日本、朝鮮（間及菲律賓），及原屬西洋而在清代已稱南洋的越南、柬埔寨和暹羅。

《東洋南洋海道圖》、《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係分别由施世驃、覺羅滿保於清康熙年間向朝廷進呈的地圖，均爲彩繪紙本。《東洋南洋海道圖》的製圖範圍爲中國東南部及東南亞地區， 圖上繪有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通往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文萊、東帝汶等國的航綫，並注記針位（航向）。圖上配置兩個羅盤圖，均是32方位。《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的製圖範圍與《東洋南洋海道圖》大體相同，但圖上僅繪製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及東南亞各國的相對位置，没有繪製航綫，該圖配置了一個32方位的羅盤圖。

在海洋中，既可開闢航路與外國交往，外敵也可能由此入侵。中國在明代遭受倭寇之患，爲了加强海防，開始重視繪製海防圖和沿海圖。

明代繪製的海防圖，首推鄭若曾《萬里海防圖》（1561年刊）。其圖共72幅，其中廣東沿海山沙圖11幅、福建界圖9幅、浙江界圖21幅、南直隸界圖8幅、山東界圖18幅、遼陽界圖5幅。全圖所涵蓋的地理範圍起自欽州安南界，止於遼東義州鴨緑江。圖中所展現的重點是沿海的山川、島嶼、府州縣及衛所分布形勢，對關隘、港口多所涉及，並間或點評部分地段的軍事設置。

《乾坤一統海防全圖》（1605年刊）是明代董可威以鄭若曾《萬里海防圖》作底本的彩色摹繪本，南起欽州灣、北抵鴨緑江口，詳細描繪了海洋島嶼（包括東海釣魚嶼等島礁）、海灣及沿海地區的自然特徵，各地政區建置、軍事設防狀况。全圖有外括方框的説明注記27處，涉及各省的沿海地勢、兵餉配置、軍事布局、作戰方略等。

明代郭棐《粤大記 · 廣東沿海圖》（1608年刊）是廣東的海防圖，係由34頁（幅）小圖拼接而成。該圖起於鄰近廣西的防城，末幅終於南澳及閩廣陸路交界，詳載廣東全省、縣、司、所。其最珍貴之處，是首載“香港”（在今香港仔）一名。

《福建海防圖》係紙本彩繪，共16幅，南起閩粤之間的南澳島，北至閩浙省界的南麂島。圖上詳細描繪了沿海府、縣、鎮的營汛、巡司、衛所、兵寨、城堡、墩台、島礁、灣澳、島嶼及河口暗礁等， 對重要的軍事要地還注記説明文字。

清代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録》詳論全國沿海形勢，上卷爲文字，下卷爲地圖。地圖共6幅： 《四海總圖》顯示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沿海全圖》表示全國大陸的沿海形勢；另以《臺灣圖》、《臺灣後山圖》、《澎湖圖》、《瓊州圖》表示臺灣、澎湖、海南島的沿海形勢。這些沿海形勢圖除了用於海防外，還對國計民生（包括航運、鹽業、水産、海岸工程等）有參考意義。其内容着重表示基本的地理要素，對沿海陸地的水系、山峰、居民地以及海岸、島嶼等的描繪都很完備。

四

西方地圖的發展有其自己的歷程。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巴比倫人在陶片上繪製的美索不達米亞時期的尼普爾城市圖是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地圖之一。

公元前8—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人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地圖學也很發達。達格拉斯學派的學者，在公元前5世紀首先建立了大地爲球形的概念。埃拉托色奈斯（前276—前196年）確定了地圖的曲率，計算了地球的周長，並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在公元前2世紀，古希臘人已經能利用天文方法測定經緯度，並先後創立了地圖投影方法，爲地圖製圖的發展奠定了數學基礎。公元2世紀，古埃及—希臘地圖學家托勒密（90—168年）的名著《地理學指南》發表，該書共八卷，其中六卷爲地名資料，包括了八千多個地方的經度和緯度，書中還附有二十七幅地圖。但是埃拉托色奈斯和托勒密的地圖原圖都未能流傳下來，現在所見的相關地圖都是後人重新繪製的。

西方在古希臘文明衰落以後，約從公元3世紀起直至14世紀，因受宗教的影響，科學的製圖學被宗教寰宇觀的製圖傳統取代。這種宗教地圖最常見的圖種叫做“輪形地圖”或“T–O地圖”，即把世界繪成一個圓盤，T字形綫把圓盤分成三部分：上半部分爲南，表示亞洲；T字的竪域代表地中海，其左爲北，表示歐洲；其右爲南，表示非洲。西方在13世紀前後流行的圓形地圖、橢圓地圖，如英格蘭聖詩世界地圖（1225—1250）、希格登世界地圖（1350）等，也屬於“T–O地圖” 系列。

14世紀開始，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商品經濟及造船業得到迅速發展。爲適應航海的需要，出現了波托蘭海圖。這種海圖的最大特點是在圖内繪有若干個羅盤，並以羅盤爲中心引劃布滿水域或全圖的方位綫；沿海岸標有較詳細的港口和城市名稱，而内陸往往空白。早期的波托蘭海圖大多是意大利人繪製的，《比薩航海圖》（1290）是現存最早的波托蘭海圖。

14世紀下半葉，西班牙地圖學家取代了意大利人在製圖方面的領導地位，亞伯拉罕· 克萊斯克1375年繪製的加泰羅尼亞世界地圖最爲著名。

15世紀西方地圖學進入了新阶段。一方面是“地理大發現”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另一方面， 托勒密《地理學指南》的重新發現，以及1406年由原來的希臘語譯成拉丁語，使托勒密的科學製圖方法在地圖學中重新占據統治地位，推動了西方地圖的發展。

弗拉· 毛羅的世界地圖（1459）是15世紀著名的地圖。這幅地圖的繪製時間比迪亞士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的航行早30年，而圖上在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的位置附近標注了迪布角，並繪出了印度洋與大西洋之間的通道。此圖繪製的亞洲（包括中國），其資料大多源於《馬可· 波羅遊記》。

1502年《坎提諾世界地圖》是在葡萄牙人航行到印度幾年後繪製的，非洲及印度洋表示得比較完整，但所繪的美洲是作爲亞洲的東部存在的。

1507年馬丁· 瓦爾德澤米勒《世界地圖》第一次把美洲作爲一個獨立的大陸進行繪製。

1540年《蒙斯特亞洲地圖》，是亞洲首次作爲一個獨立的洲出現的西方出版的地圖。

西方出版的第一幅單獨中國地圖是1584年（比利時）奥特柳斯《地球大觀》中收録的《中國地圖》，圖上表示的内容與實際情况相差很遠，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地區。1606年（荷蘭）洪第烏斯《中國地圖》以1584年的地圖爲基礎作了改進，繪出了中國鄰近的朝鮮（但繪成島嶼），圖的右上角還繪有了北美的部分。1635年（荷蘭）布勞《中國地圖》對1606年的地圖作了更新，但仍將朝鮮半島繪成島嶼。1655年馬丁尼/布勞《中國地圖》，由意大利耶穌會士馬丁尼繪製，後由布勞在荷蘭雕版印刷。馬丁尼曾在中國傳教，對中國地理瞭解較多。該圖更新了1635年地圖的内容，被認爲是第一幅準確描繪中國的西方地圖，圖上朝鮮也正確表示爲半島狀。

英國教士普哈所著《普哈的朝覲》（刊於1625年）收録的《皇明一統方輿備覽》，是一幅歐洲人繪製、有漢字標題的中國地圖。這幅地圖以中國的原圖爲基本資料繪製，經緯綫是另加的。

15世紀以前，中外地圖的交流主要表現在中國傳統的製圖對日本、朝鮮等國的影響，如元代《聲教廣被圖》、《混一疆里圖》傳到朝鮮後，朝鮮李薈、權近等以此爲底圖，加繪本國及日本的部分内容，繪成《混一疆里歷代國都之圖》（1402）。

自16世紀末期起，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爲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地理知識和西方地圖投影方法，同時也將中國的地理知識通過地圖或著作的形式介紹到西方，對古代中西地圖交流産生深遠的影響。

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于明萬曆十年（1582）到達中國澳門，1583年到肇慶。他在肇慶以及後來在南昌、南京和北京時，曾利用他從歐洲帶來的西文世界地圖和地圖册，編繪了多種漢文的世界地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602年編製的《坤輿萬國全圖》和1603年繪製的《兩儀玄覽圖》。此外，《方輿勝略》（1610年刊）中《東西兩半球圖》、馮應京《月令廣義》中的《山海輿地全圖》，也都是根據利瑪竇之圖編譯或摹繪的。利瑪竇在中國傳播西方地理學知識，也把中國的地理情况和地圖傳到西方，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是繼利瑪竇之後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抵澳門，在中國傳教期間，出版了三十多種著作，其中包括《萬國全圖》和《職方外紀》。《萬國全圖》是一幅世界全圖，《職方外紀》是一部世界地圖集，也是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艾儒略對中外地圖的交流亦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測繪地圖的新成果是在外國傳教士參與下獲得的。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皇輿圖》和《乾隆内府輿圖》的繪製，吸收了西方地圖製圖理論和方法。而它們的出版，也把中國地圖傳播到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