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懷倫

 

陳佳榮-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老師

題記﹕良師能把道義和知識同時傳授給學生

 

      陳佳榮老師不僅與陳梧桐老師來自於同一所學校-廈門大學﹐而且兩人是該校歷史系的同班同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同門之中有三位姓陳的同學﹐被合稱“三陳”﹐後來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我們直接交往起於學軍。一走進三十八軍的軍營裡﹐他和其他老師與我們一道,同吃、同住、同訓練,立正稍息,摸爬滾打,無一例外。開始,我站在隊列前,心理頗不自在,總覺得有點師生顛倒,但他和所有的老師一樣,遵守紀律,服從管理,漸漸地,我也就釋然了。一次,我請他代為編寫一個訓練大綱,他竟然一絲不苟地提前完成,讓我十分感動。後來聽人介紹,他的認真是出名的。他當時人在中年,訓練並不輕鬆,由於視力近視,練習射擊瞄準時,要戴兩副眼鏡。在軍訓之餘,針對戰士文化偏低的情況,義務給軍隊的戰士補習文化,而且從漢語拼音開始,可謂綱舉目張。他的那份社會道義責任感讓我至今銘記。

      他是一位心地坦然的人,對許多政治和社會問題都能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觀點。20世紀70年代初,中央要求認真學習馬列主義,他在幾年之內,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原著,並對他們的歷史觀點和對歷史事件的評論做出詳細的目錄和頁碼索引,到我們入學時,足有几個大本。一天,他和我講,《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話就是錯誤的,後來恩格斯自己給修改了,以此表明對馬列主義不能搞教條主義。這不僅是個知識,更是一個思想方法。

      另有一次,他在福建老家的母親有事,他回去探視,回來後,與我在教室裡從農村的現狀談到土改。他說土改初期,農民拿到土地,感動得流著眼淚親吻著土地,但很快就被收歸集體,農民十分失望,以致現在仍然為吃飯發愁。他的年齡和經歷使他對土地改革能夠留下具體的記憶。但他當時談吐所透露出來的思想信息,並不是對具體事件的印象描述,而是表明他已經從感性出發,對共和國歷史上這個重大事件正在做一個當代史家的理性思考。

      在平時的閒聊中,他不止一次地講到自己的政治體驗,明言自己參加過大串聯,走過許多地方,開始時對毛主席也是狂熱地崇拜,對文革也是積極擁護,也振臂高呼,口喊萬歲,後來漸漸發現不是那麼回事。當年的政治氣候還比較嚴峻,他能如此暢言,首先是基於對我的信任,同時也反射出他那嚴於自我解剖的人格力量。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這是一種非常優秀的品質,直到今天,我們許多人仍然難以具備,甚至有一種集體的無意識和不習慣。

       由於職業的原因,歷史學家容易向後看,就是通常說的  “厚古薄今”。在我們的老師中也有這種流風遺韻。但他有一個觀點就與一些老師的看法有著很大不同,就是積極主張我們認真看報,關注現實,他認為,今天報上的內容,若干年後就是歷史資料,也就變成了歷史。時間和實踐都證明,他的看法的確更高一籌。

      在臨近畢業的兩個月裡,我們各門功課都已上完,老師和同學都可以自由活動了,但他卻十分珍惜這段時間,不僅主動向系裡要求為我們加開 “史學工具書簡介”一課,而且向院裡領導要求鉛印他為我們編著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文史工具書簡目》。從《七略》到《四庫全書》的圖書分類,再到各類文史工具書的多種檢索手段,又到中國史書的不同體例,乃至各類年表、曆法的使用方法等等,均一一介紹。他在親自主講的同時,還專請院內賈敬顏﹑吳豐培等專家開設講座。為提高我們的實際本領,強化我們的具體印象,他還專門從圖書館借來《四庫全書》,並有意識地出題讓我們四個小組在競賽中加以解決。其中一題到今天我還留有印象,就是舞蹈在經史子集中的哪一部?我以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授徒為依據,直接判斷是在經部,而且檢索成功,從而使我們小組獲得優勝。

      就在這次加課活動的最後階段,他領著我們去圖書館參觀藏書。我們從一樓看到四樓,給我的心靈以極大的震撼。過去我因為看不到許多藏書,對去圖書館熱情不高,自習時通常看看教材和自己的藏書。但經此一看,眼界大開,真正理解 “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確切意義,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對我而言,那是一次真正的精神飛躍,終生受益,受益終生。

      中國的史學傳統認為,治史者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史識、 史法、史才。清朝王鳴盛有語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徑,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他就是我們的良師:以其特有的辛勤和智慧,使我們以更便捷的方式掌握 “史法”,進得學問之門。

      距離畢業不久的一個傍晚,我從食堂走回寢室,我們途中相遇,簡單聊過几句閒話後,我問他手裡拿的是甚麼資料,他說剛從院刊編輯部回來,拿了幾本有他文章的期刊,並隨即送我一本。那篇文章的主題是關於世界近代歷史應以尼德蘭革命為開端。這是一個比較大膽的看法。他向我特別說明,別人看了這篇文章可能會以為他要繼續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的,其實,這是他對世界歷史研究的告別,下面,將做根本轉向,轉到中國歷史的研究上來。

      他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加上他的知識儲備很厚實,所以他的研究方向不僅轉得快,而且十分成功。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移民香港,經過短暫的波折,回到學術領域後,先後出過一批高質量的成果,有的是與人合作的著述,有的是自己獨立完成的宏篇巨著。那本《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既是通史著作,又有《通鑒》遺風,還有野史之趣,我非常喜歡,也時時翻閱,常有醍醐灌頂的感覺。

      在離校前夕,他與我們几個同學聊天,特別告誡我們,出去後,不要怕人瞧不起。他們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老先生們曾經也瞧不起他們,但做出成績了,別人的看法就會改變的。這個看法,凝結了他的人生體驗。我當時並未覺得多麼深刻,隨著自己人生的前移,閱歷的增加,越發體會到,”做出成績了,別人的看法就會改變的”這句話,其實就是名副其實的金玉良言。

       弟子曰:三春從學﹐百年受惠。師表嚴正,後學景隨。教訓猶在,豈敢妄菲?!
                                                             

                                                                          (2006年1月15日)

載於管懷倫《滄桑留念(散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老師和1975級同窗)》
(2006年8月18日版)﹐後以“憶歷史系老師陳佳榮”為題﹐刊2007年
9月11日《金陵晚報-雨花石》﹐另載凱迪原創文學“難忘的六位老師”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5&ID=1810284(25/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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