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

《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上)
《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
2013年12月3日

耿昇《我的治学之道》(上)

我于1944年12月,生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虽然父亲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我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河北阜平中学求学之后,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1969年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582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9—1980年间,本人被分配到外交部任法文翻译。但读书始终是自己的最大爱好,终生难以改变。由于偶然的机遇,我于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法国汉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我真正的人生,似乎正是从此而开始,有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在此后的30多年间,自己锲而不舍,从一个完全不懂历史学的门外汉,也算登堂入室了,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从1980年到2013年,本人共出版译著60部66册,论著1部,论文和介绍评论文近120篇,译文近200篇。最重要的是,这些译著与译文,都是从法国汉学界最重要、最著名和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学术名著中,择其精华而翻译的。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翻译难度也不可小觑,其“生命力”也较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本人的译著颇受学术界欢迎,出版不算太难,而且被反复重版,多部译著现已出版多达5个版本。

由于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的成绩,法国政府于1995年向本人颁发了文学艺术勋章,并由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亲自颁奖。本人先后担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共任会长3届12年。我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海交史学会理事,本人还先后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也曾无数次应邀出国和特别是赴法国从事学术访问。在国内,本人曾积极组织过数十次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会,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好评。

在学术翻译和研究中,本人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四大学科领域:西域史(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入华传教士为主)、丝绸之路(西北、西南与海上丝路史)、法国汉学史,而且在每个学科领域中都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些领域基本上都属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

丝绸之路是沟通欧亚大陆经济、政治、人员、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条大动脉。陆路丝绸之路东起中国中原,沿途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一直通向希腊—罗马社会,丝绸之路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文明对话的道路。“丝绸之路”一名最早是由外国人发明的,后来才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采纳。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人是普鲁士舆地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1833—1905年)。他曾于1860年陪同德国经济代表团,考察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他死后才陆续全部面世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历旅行记》(1877—1912年)中,他首次称从中国中原到西域两河流域的这条路为“丝绸之路”。他的说法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开了。“丝绸之路”研究,早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国汉学界以及法国的整个东方学界,始终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

笔者本人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领域中,共翻译出版了4部法文著作的汉译本。这是本人30多年来一直酷爱的一个领域,故而成果也称得起丰硕。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原研究员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1931—2010年)夫人是法国研究丝绸之路的代表人物。她于1963年推出一部《丝绸之路》的论著。这是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丝绸之路》。书中使用了丰富的阿拉伯—波斯文、希腊—罗马文、汉文—藏文和古印度文史料,纵横捭阖,左右比对,对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作了通俗而又详尽地论述,首次提出了许多新资料、新观点、新结论。该书出版之后,又分别于1986和1992年两次再版了修订增补本,并分别被译成德、西、英、荷、匈和日文本。笔者本人的中译本《丝绸之路》(20万字),于198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社2001、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布尔努瓦夫人于2001年又推出了一部同类新作《丝绸之路两千年》(40万字),译者于3年前就已经译好,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于2014年春季出版。伊朗裔法国学者阿里•玛札海里(Aly Mazahéri,1914—1991年)于1983年推出了一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44万字)。全书主要分为4部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译注本、契达伊《中国志》的译注本、有关波斯纳迪尔王与大清乾隆在西域的军事较量、希腊—罗马史料集粹、汉文史料选编(译者在翻译时删去了这一部分)、丝绸之路与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等。笔者的中译本于1993年由中华书局初版,1995年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和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分别重版。法国学者于格夫妇(François-Bernard Huyghe,Edith Huyghe)于1993年推出了一部《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32万字)。笔者的中译本于200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再版。这批译著的出版,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科研工作。它们都受到了欢迎与好评。

西域文明史也是法国汉学界和东方学界的一大强项。法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汉学家,如儒莲、伯希和、沙畹、长者巴赞、马伯乐、雷慕沙、韩百诗、考狄、哈密屯、路易•巴赞、苏远鸣、雷米•多尔和玛雅尔夫妇等都驰名于世界西域史学坛,名震遐迩。这也是译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大领域。译者在此领域中共出版过8部译著。

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oedès,1886—1969年)是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以中亚和东南亚史的研究而著名。他于1910年便从公元前4世纪—公元14世纪期间的希腊拉丁作家们的94部著作中,辑录了有关远东(特别是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中国)的文献。这是一部从事科研的基础著作。虽然寻章摘句,但仍不失其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的中译本《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12万字)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再版。此书的一部姊妹篇,即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abriel-Ferrand)于1913—1914年间,从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于8—18世纪的近百部著作中,辑录了两卷本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59万字)。此书的部分内容实际上也部分地涉及到了南海。笔者与穆根来合译的中译本,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和卢孚学院教授鲁保罗(Jean-Paul Roux)于1997年出版了一部《西域文明史》(49万字)。它是一部综合论述西域文明的史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名声甚佳。笔者的中译本于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人民出版社联盟于2012年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再版。阿拉伯人马苏第(Ma’sudi)于公元9世纪左右,出版过一部《黄金草原》,它是中世纪的一部中亚通史,其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了整个中亚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西域地区。全书总共6卷。笔者翻译了其中1—2卷,于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72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此外,译者30年来翻译的有关西域历史文化的近50篇论文,已经结集《法国西域史学精萃》(89万字),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分3卷出版。

当然,“西域史”只是一个统称的学科,它囊括了许多分支。译者于其各个分支中,均有不少译著问世,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法国的超级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一生中,具有神话般的经历,著述等身,涉及领域甚广。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便是1906—1908年在西域和敦煌从事的科考探险活动,将中国的大批文物汉文和多种西域民族古文字的卷子携归巴黎。这批文物和文书,培养了数代法国的中国学家,也形成了法国中国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对于伯希和西域探险的过程及成果,特别是伯希和本人及其他后人对它们的研究,始终为国际中国学界的关注热点,也是本人的高度兴趣点。对于伯希和有关西域科考成果及其研究成果,译者经过多年的奋斗,已有多部译著问世。伯希和1907—1908年间在敦煌石窟的考察成果—《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分6卷出版。由于法文版出版的时间拖得很久,所以笔者与唐健宾老师的中译本(1—5卷)于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6万字),其全本于200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56.8万字)。伯希和西域探险期间的私人笔记,法国一直未刊布。笔者搜集了法国当时已公布的某些伯希和探险团的笔记、书信和日记片断,翻译后结集为《伯希和西域探险记》(38万字)于200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联盟于2012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70万字),直到伯希和探险百周年时,法国才于2008年出版。全书逐日地记述了伯希和从奥希到北京之间旅行的日记,重点在新疆与敦煌。笔者于2011年访法时购得此书,翻译后将于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伯希和的遗作,也是他这次探险科考的成果《唐代吐鲁番的道路》(20万字),法国于2002年才作为其遗作之一而出版,笔者的译本将于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伯希和的遗著之一,记述额鲁特民族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卡尔梅克史评注》(20万字),法国于1960年出版,笔者的译本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此外,伯希和西域探险时发掘过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图木舒克等遗址的考古报告,洋洋200余万字,笔者也正在翻译过程中。伯希和的这批著作,翻译的难度相当大,许多人都不敢问津。笔者也是壮着胆子,冒险翻译,实在是不容易。但它们的学术价值之高,也是无人能否认的。伯希和这批著作的出版,对我国学术界的西域史研究,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们也必定要成为西域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吐鲁番学研究,是西域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笔者在这方面也有译著问世。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希和的遗作《唐代吐鲁番的道路》的中译本之外,笔者还翻译了原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1939—2010年)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23万字)。此书的法文版于1973年作为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刊《亚洲艺术》专刊号发表。其中主要是利用中国与外国人在吐鲁番的考古发掘成果,再结合汉文典籍,详细地对吐鲁番地区的历史与宗教、建筑与服饰以及日常生活诸方面都作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考证。笔者的中译本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于2003年再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2012年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分别再版。吐鲁番史研究,有时与西域相联系,有时又与敦煌学具有许多共同特征,有时甚至又形成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法国学者们更多地却是把它放在西域史领域中进行综合研究,而且是把考古遗址、出土文书与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典籍相结合,显得格外札实。

突厥学是世界中国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境内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研究,均属于“突厥学的范围”。在法国东方学界,曾出现过多位世界级的突厥学名家和名著,如儒莲、德尼、伯希和等人及其著作。当代法国的最著名突厥学家是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0—2005年)、哈密屯(James Hamilton,1921—2004年)和吉罗(René Giraua,1906—1968年)。为了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笔者也翻译了他们3人每人一部突厥学代表作。路易•巴赞是法国著名突厥学家让•德尼(Jean Denys)的出蓝弟子,长期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任教,兼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而且还长期兼任巴黎第3大学与国立科研中心联合组建的突厥学研究所所长。他于晚年被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还曾长期担任法中友协主席。他终生共发表突厥学论文80余篇,论著一部,论文集一部。巴赞先生最重要的突厥学著作,是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古代突厥社会中的纪年体系》,这是他于1972年12月2日在巴黎第3大学通过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研究》。经过近20年的修订,它才于1991年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与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联袂出版。它是当代国际突厥学界的一部重头著作和代表作。笔者的汉译本《突厥历法研究》(57万字)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该书利用古代与中世纪的历史典籍、文献、碑铭和写本文献,分别对早期叶尼塞河流域的突厥人、隋唐时代的回鹘人(回纥人)、蒙古时代的畏兀儿人、伊斯兰时代的维吾尔人、景教徒突厥人以及库蛮和不里阿耳突厥人的历法,作了详尽而又札实的考证。当代法国另一位突厥学(主要是对我国维吾尔民族的研究)代表人物,是原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哈密屯教授。他的突厥学代表作是1955年由巴黎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8年再版的其大学博士论文《五代回鹘史》、1971年出版的《敦煌回鹘文写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1986年出版的《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1990年与辛姆斯—威廉姆斯联袂编译出版的《9—10世纪的突厥—粟特文献汇编》。笔者翻译哈密屯教授的《五代回鹘史》(20万字)于198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五代回鹘史》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派力作。哈密屯选择了《旧五代史》、《五代史记》与《五代会要》中有关回鹘民族的汉文文献,对其中的名人要员、物产、事件、地名、历史、文明、宗教、民族、睦邻关系等方方面面,都作了深入探讨。它对于研究五代时期的回鹘民族史,参考价值很大。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未论述高昌回鹘人。它被收入到在法国汉学界颇具权威的《法国汉学研究所文库》中了。对于生活在今漠北蒙古地区、叶尼塞河流域或鄂尔浑河流域的古突厥人的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便是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突厥—鲁尼文碑铭文献。在这些碑铭中,最重要的就是《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勒碑》。这批古突厥碑铭一经发现之后,便在国际突厥学界哄动一时。法国早期的突厥学家吉罗(René Giraud,1906—1962年),曾长期在土耳其工作,归国后又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突厥学研究所的所长。吉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尚未被发现的时代,便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出版了《天突厥汗国史—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时期》(笔者曾把它译为《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和《巴颜楚克图碑校勘本》两部书,它们成了研究鄂尔浑碑铭和漠北突厥史的基础著作。笔者翻译的其《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20万字)一书,于1984年由新疆社科院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

蒙古史,特别是西蒙古史,也是大西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30年来始终关注这一领域。我的译著成果,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希和遗作《卡尔梅克史评注》之外,还有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利用伯希和生前的资料,而译注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的旅行报告《柏朗嘉宾蒙古行记》,柏朗嘉宾于1245年4月16日的复活节日,奉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教皇通谕,在65岁高龄时从里昂登程,出使蒙古,于1247年11月24日返回里昂。他是西方最早派往中国的使节。因为马可•波罗的东游是在1271—1295年间,鲁布鲁克的出使是在1253—1255年间,鄂多立克是在1318—1328年间。该游记在中西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对本书的中译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20万字)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2013年再版。笔者还根据法文译本,而翻译出版了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elther Hessig,1913—2003年)的《蒙古的宗教》一书(与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的《西藏的宗教》合订为一册,44万字),于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中,一大部分涉及到了蒙古地区和蒙古史。笔者将于下文再论述到的其《鞑靼西藏旅行记》(55万字)于1991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初版(2006年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再版)。此外,笔者已经翻译了多年,却一直未完成的法国著名西域史学家鲁保罗(Jean-Paul)的《蒙古帝国史》,也有望在近年内完成出版。当然,在笔者所从事的翻译与研究领域中,蒙古学尚为弱项,笔者有也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敦煌学更是法国汉学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和成果丰硕的一个学科。这也是笔者多年来最为关注和泼洒心血最多的领域。到现在为止,笔者共翻译出版了法国汉学界的敦煌学著作8部。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调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时,便着手翻译了15篇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在已故的敦煌研究院老院长段文杰先生帮助下,由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译丛》(19万字)第1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在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的帮助下,笔者翻译了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年)教授的《吐蕃僧诤记》(42万字),并于1985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由台湾千华图书公司,2001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由中国书店,2013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分别再版。戴密微是法国当代最具权威的汉学家,也是沙畹大师的最后一位弟子,长期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吐蕃僧诤记》的法文版于1952年出版,被收入到了《汉学研究所文库》。书中主要是利用敦煌文书P.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结合其他敦煌和西域出土的汉文文献、汉文典籍、佛典文献、民族文字的文书,而深入了研究了唐蕃关系史、禅宗入藏史、西域史、佛教史、吐蕃与西域以及印度文化地区关系等方面的历史。《顿悟大乘正理决》是公元8世纪时,在当时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唐朝和尚摩诃衍(大乘和尚)与印度高僧莲华戒,就“禅”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僧诤(结集)。谢和耐教授盛赞此书的“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此书的汉译本出了那么多版次,足见其重要性。法国尚健在汉学大师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是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他的学术领域涉及到了中国上古史、敦煌学、佛教、天主教入华史、中国思想史诸领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的法文版,于1956年在当时尚设在西贡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此书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寺院经济的代表作。由于书中大量使用了敦煌文书(谢和耐教授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曾受戴密微委托,为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编目,并且编好了第1卷,第2001—2500号),所以它也是一部敦煌学代表作。笔者的中译本《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35万字)于198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千华书局于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中国书店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1993年,笔者又选译近30篇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结集为《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由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笔者又精选了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45篇,结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分3卷本出版,即《法国敦煌学精萃》(81万字)。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法国在该学科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中国学术界急需了解法国学者的科研成果。本人的译著,还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

續文見:《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