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禹貢》創刊詞中就慨歎沒有一種可用的地理沿革圖，沒有一部可以夠用的歷史地名大辭典。因此，當時提出的工作計劃中，一件工作是要把研究的結果“用最新式的繪製法，繪成詳備精確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另一件工作，就是要“廣事搜羅所有中國歷史上的地名，一一加以考證，用以編成一部可用，夠用，又精確而又詳備的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到70年代中期，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陸續分冊出版，而一部“可用，夠用，又精確而又詳備的”《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仍在空缺。當時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各單位陸續恢復工作，我們歷史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室辦公桌上擺著的還是那本又舊又破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以下簡稱《古今地名大辭典》)。這是一部20世紀20年代末編纂出版的工具書，書的質量本來就不高，再加上出版已歷半個多世紀，有些地名早已改變，有的甚至變過不止一次。書中解釋歷史地名時所說的今地，對照今日的地圖已面目全非，對於那些遇到問題想通過翻檢辭典求得解答的讀者，有時真是如墮五里霧中。就當時講，有些海外華僑、港澳臺同胞已陸續回大陸探親，有的前來尋根，但有些地名改變了，他們要查問自己的祖籍在今何地，就頗費周折；當時旅遊熱也悄然興起，有的遊客要查考某些文物古跡的歷史和它們的確切地址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再說，當時有的人想對照今天的地圖，看看我國歷史上的邊界變遷，瞭解一下帝國主義列強當年是怎樣一步一步侵佔我國領土的。但不少地名已非舊稱，要想追根問底也很難很難。更不用說大、中學校的教師、學生，他們都在為沒有一部合用的歷史地名辭典而苦惱。因此，不斷有人發出呼籲，希望新編一部古今地名大辭典或歷史地名辭典，來取代這部內容陳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以適應時代的需要，方便廣大讀者。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提出了新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動議，1975年10月和1978年1月，我們曾兩次寫報告給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歷史研究所的領導。領導同志看了我們的報告非常重視，當時在國務院主持政治研究室工作主管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胡繩同志和後來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胡喬木同志都先後批示同意。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立即著手這項工作，直到1982年下半年，我們才開始動手編撰此書。譚其驤先生答應做我們的顧問。
編這部書開始時只想在《古今地名大辭典》的基礎上作一些修改補充，儘快拿出來以應社會的急需，但動起手來又覺得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問題太多，實在沒有修訂的必要。一則釋文中需要修改的並不僅僅是一個“今地”，有的定位本來就不準確；而且所引資料也欠確切，有些該引的資料又沒有引，補的多了自然會面目全非；再者，收詞本身問題也很多，大量該收的詞沒有收，有些從不見經傳、又無多少實際意義的小地名倒是收了不少。我們考慮再三，乾脆另起爐灶，新編一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以取代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後來，作為顧問的譚其驤先生向我們提出了兩點建議：1 《讀史方輿紀要》中的地名可以全收；2 一定要查對第一手資料，要儘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處。這是希望我們進一步提高對質量的要求。到1990年下半年，本辭典被確定為歷史研究所“八五”重點專案。為此，我們決心狠抓書稿的質量，凡是質量不合要求的，寧可廢去重寫，決不遷就。書中雖然保留了《古今地名大辭典》的大部分詞目，但釋文全部重寫，對所引資料一律認真核實；遵照譚其驤先生的意見，對《方輿紀要》中的地名，凡有歷史事實者，儘量收錄，並力求查對第一手資料，儘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處，努力做到準確無誤。經過二十年的艱苦工作，特別是自1990年以來的十餘年時間，鍥而不捨，頑強奮戰，終於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審定稿工作。
在編纂過程中，為了保證辭典的質量，也為了給讀者提供最大的方便，在以下幾個方面我們特別注意：
1 注意收詞的合理性，儘量增強該書的實用性。本書共收詞目七萬餘條，內容包括古國、都邑、各級政區、山川、澤藪、津梁、關隘、城鎮、堡寨、交通道路、水利工程及與歷史上重大歷史事件、著名歷史人物、重要戰役有關的地名。除了從先秦古籍、歷代正史及《水經注》、唐宋以來重要地方志加以搜集外，還特別收錄了被譽為“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的《讀史方輿紀要》中與歷史事實有關的全部地名，以及近代史上的重要地名，更顯示了本辭典的特色。對於那些為讀古史或研究近、現代史而翻檢此書的讀者，或許能夠多提供一些方便。
2 堅持可靠的資料依據，敘述簡要的隸屬關係並標明具體的方位、里距。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徵引資料皆曰某書如何如何，即使引用地方志也不講版本、不具卷數，引文亦多割裂節取，參以己意。另外也有的辭書直敘史實，不言根據，使讀者或查對困難，或者根本無法查對。本辭典引文凡遇有版本歧異的典籍，特別是方志，一般都注明版本、卷數，以便讀者查考。就內容而論，為了使用第一手資料，乾脆重新改寫，而不避麻煩和困難。
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一般都沒寫隸屬關係，本辭典不僅縣級以上的政區地名都寫了隸屬關係，府、州以上的政區還寫了轄境範圍，也要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說到古地名的方位、里距，一些工具書上的寫法多不能令人滿意。如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所說某地在某縣某方位，有的竟多至三五百里乃至更多，就今地而言，有的竟遠隔三四個縣。而現在有些工具書上最流行的做法是，不注里距，僅說在今某縣某個方向。但縣東南一里是在縣東南，縣東南一百里或二百里也是在縣東南，這樣雖然看了地名辭典，對其具體方位仍無一個明確的概念。我們的做法是，凡是有明確方位和里距記載的，一律注明，儘量給讀者提供一個明確可靠的資訊。
3 儘量找出地名得名的由來，闡明名稱的含義。我們認為地名辭典中對釋名應給予一定的重視。一個地名，它的名稱是怎樣來的，含義是甚麼，讀者自然很想知道。何況地名中還包含著豐富的文化積澱，有些很可以給人以啟迪。而且，在我國歷史典籍中，也有注重釋名的傳統，我們應當在這方面多下些功夫，加以發掘、整理。如聞喜縣，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僅說明“本古桐鄉。漢置聞喜縣。故城在今山西聞喜西南。後漢徙治左邑，即今治也”。並未說及名稱的來歷及含義。是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嗎?不是。《漢書·武帝紀》就明確記載：“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將幸緱氏(今河南偃師市東南)，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原來聞喜之名與漢武帝出兵南越國、平定呂嘉之亂有關。這是當時人記當時的事，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可信程度最高，理應在詞條釋文中有所反映。
有些文獻對釋名的記載未必對，有些屬於誤傳，有的誤將古民族語地名當成漢語地名，牽強附會加以解釋，鬧出很多笑話。所以，我們又不得不認真加以鑒別。如餘姚縣，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作“秦置。舜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這是根據《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顧野王的說法，其實完全是出於附會。據《越絕書》卷8載：“越人謂鹽曰餘”。本辭典不僅引述了顧野王的解釋，同時也指出謬誤，並說明“餘姚”乃古越語地名。還有廣西北流市東北的風景勝地勾漏山，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引用了《方輿勝覽》的記載：“其岩穴多，勾曲而穿漏，故名”。這種說法也是望文生義，實際上“勾漏”乃古僮語地名。據近人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說：“僮人呼酒為漏，呼杯為勾，勾漏即是酒杯。”以山形似酒杯倒置，故名。我們在本辭典中，不僅指出《方輿勝覽》中這條記載的謬誤，同時，也說明了“勾漏”一名的真正語源及其含義。
對於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語地名，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中只對少數地名有釋名，而多數則未加解釋。本辭典根據近年來的地名普查資料，儘量指出每個地名的語源及其含義；但對地名的語源及含義弄不清楚者，甯付缺如，也不作牽強附會的解釋。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中本來有釋名的，是否正確，也需要認真辨別。如“烏魯木齊”一名，舊辭典說是“回語爭鬥之義。準、回二部嘗鬥於此，故名”。這是沿襲了《西域同文志》的說法，但這種說法未必可靠。當地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烏魯木齊係蒙古語地名，意為“優美的牧場”，有些學者也認為根據不足。現在有的學者在西元925年的塞文手稿中找到了對“烏魯木齊”一名的記載，認為這是個古塞語地名，意為“柳樹林”。看來對地名語源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也要注意掌握最新研究資料。
4 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要反映最新水平。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和研究的不斷深入，有些原來不清楚的地方，現在清楚了；有些原來搞錯了的，現在改正過來了。所以，編寫地名辭典要勤於搜集資料，包括考古發掘資料和各類研究資料，辭典裏要能反映最新成果。如古樓蘭國，又名鄯善國，本來並不知其具體方位，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僅說在“新疆鄯善縣東南”，但這種說法是欠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實地考察，終於把這個歷史的疑案搞清楚了，知道它的確切位置應在若羌縣東北羅布泊西岸。又如西漢元始四年(西元4年)所置西海郡，見於《漢書·平帝紀》。本來對郡治舊址也弄不清楚，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乾脆不講郡治所在。對此也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考古資料搞清楚的，知其故址就在今青海省海晏縣駐地三角城。這樣的例子很多，本辭典都吸收了這類成果。
還有不少歷史地名，以前的講法並不準確，有些純粹是以訛傳訛，並無確鑿的根據。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即是集全國著名專家學者、通過數十年艱苦卓絕的工作，對大量歷史地名進行了縝密的考證，予以定位的。這無疑是代表了當今對歷史地名研究的最新水平，我們這部辭典中注意吸收了這些成果。此外，從70年代開始，在全國開展地名普查的基礎上，編輯出版的各縣市地名錄或地名志，80年代以後全國陸續編纂出版的地方誌，對一些歷史地名也下了不少考證功夫，有些長期不能定點的地名有了著落；有些疑竇叢生的地名排除了疑點，找到了確切的地址。這些都在我們新編的辭典中得到了反映。
5 增加邊疆部分和中外交通部分地名的分量。本辭典詞目大增，與舊辭典迥然有別，邊疆地區及中外交通部分所增尤多。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有相當一部分毫無意義的小詞條，或曰某村，或曰某山，既不見於歷史典籍，有的甚至在今天的地圖上連方位也找不出來，這類詞條我們一概刪除；對於保留下來的詞條則重新改寫。而需要增補的條目大量增補，使面目完全改觀。變化最為顯著的是邊疆省區。如西藏，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收詞200條，本辭典增至800餘條。僅元明以前，在其他書中尚屬空缺的部分，本辭典即收入150條以上。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內蒙古部分收詞近500條，刪除大量毫無意義的小地名後，又增補了400多條。臺灣省部分，包括澎湖列島，舊版的《古今地名大辭典》收詞極少，50年代臺灣再版時，又增補了一部分今地名；本辭典增至400餘條。在今黑龍江省境外，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及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外，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歷史上屬於中國的地區，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亦收詞甚少。黑龍江以北僅收入海蘭泡、烏地河、庫頁島、雅克薩、六十四屯等少數詞條；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外，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僅收入碎葉水、碎葉城、康居等數條。本辭典在這兩塊歷史上屬於我國的地方，也就是在清朝末年，沙皇俄國通過逼簽《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等不平等條約割占我國的1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根據我國歷史典籍記載和歷代王朝在這裏的行政建置，做了大量增補，無疑將給閱讀我國史書和研究帝國主義列強侵華史及我國疆域變遷史的讀者提供極大的方便。此外，舊的《古今地名大辭典》對中西交通和中國南洋交通方面的辭條基本不收，這對研究中國古史(一般見於正史的《外夷傳》、《外國傳》、《屬國傳》等)或中外交通的人來說，無疑是個很大的遺憾。為了方便讀者，我們對於這方面的重要條目亦儘量收錄。
本辭典是全國有關單位大力協作的產物。參加協作的單位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今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雲南大學歷史系、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測繪總局測繪研究所地名室(今地名研究所)及中國人民大學、安徽大學、蕪湖師範學院(今安徽師範大學)等。感謝這些單位的領導和參加撰稿的諸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為支援我們的工作，同意我們複印了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全部地名考證資料。國家文物局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文物的歷史資料。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常鳳玄研究員都是在工作極端繁忙的情況下為本辭典撰寫釋文的。雲南大學的朱惠榮教授在身體受傷的情況下，抱病完成了本辭典的撰稿。感謝所有參加這項工作的諸位先生的通力合作，才使這一任務得以完成。
在撰稿過程中，我們除查閱了先秦典籍、歷代正史、《水經注》、《資治通鑒》及唐宋以來的地志等重要文獻、近現代史以外，還參考了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陳佳榮等編撰的《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中國名勝詞典》、商務印書館組織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陳橋驛主編《中國都城辭典》、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辭典》、鄭寶恒《民國時期政區沿革》等及數以千計的今人論著，恕不一一羅列，在此一併致謝。
本書以現今行政區劃安排作者，具體分工如下：
北京市：朱玲玲
天津市：(同上)
河北省：(同上)
山西省：孫冬虎
內蒙古自治區：陳得芝、申友良
遼寧省：王斌
吉林省：奇文英、鄧自欣
黑龍江省：奇文英
上海市：杜瑜
江蘇省：杜瑜、史為樂
浙江省：華林甫
安徽省：陳懷荃、崔恒、崔思棣
福建省：鄭寶恒、史為樂
江西省：衛家雄
山東省：史為樂
河南省：蘇治光
湖北省：(同上)
湖南省：史為樂、薛惠引
廣東省：朱玲玲、鄧自欣、史為樂
廣西壯族自治區：鄧自欣
海南省：史為樂
四川省：鄧自欣
貴州省：史為樂
雲南省：朱惠榮
西藏自治區：常鳳玄、楊仁山、吳鬱芬
陝西省：田尚、史為樂
甘肅省：田尚
青海省：(同上)
寧夏回族自治區：(同上)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蘇治光
臺灣省：史為樂
*歷史上屬於我國但今在境外部分，由相應省區撰稿人撰稿
我們特約請常鳳玄先生審閱了一部分有關西藏的稿子。另外，在審稿過程中，根據編纂體例和收詞要求，對各省區的稿子或多或少作了一些增補，如有錯誤，當由我們負責。
在編寫過程中，本書顧問譚其驤先生和作者楊仁山、崔思棣二位先生都相繼去世，他們都沒有能看到本書的出版，這是我們深感痛惜的。
史為樂 2005-7-13
(本書於200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評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