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一系列大一統的措施，秦始皇把國家的全部權力均集於中央王室，將君權推到前所未有之高峰，使中國成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秦的政制、法度乃至官職、皇帝稱謂等，均成為後世王朝仿效之藍本。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其版圖基礎亦在秦代奠下。不過，中國人民卻亦從此歷兩千餘載的君主專制統治，萬劫而不復。
在秦代的政治一統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點乃廢除封建、設置郡縣。封建制至遲萌芽於殷商而大行於西周，郡縣制則肇端於東周而確立於秦代。周朝之推行封建與秦朝之採用郡縣，各有不同之背景與特點，茲略加比較如下:
(一)封建制:
1．推行背景:殷商之際，社會由原來的氏族部落脫胎未久，全國部族林立、各自為政，湯、武革命之成功均有賴各部族之支持。西周建立後，王朝之實力不但未能直接控制全國各地，就連殷商之舊勢力也一時難以鏟平。故周室乃藉封建諸侯以監視殷地、拱衛王室、籠絡邊民、擴展疆域。
2．政治體制:天子名義上被尊為天下諸侯之共主，但全國只是形式上的統一，有類鬆散的聯邦。
3．權力重心:天子除接受朝覲、貢獻、勤王等外，只直轄王畿，諸侯享有封國土地、居民及財產的支配權，形同獨立王國。
4．官爵授受:王室和封國之間靠宗法血緣紉帶來維繫，受封諸侯多係宗室，爵位可以世代相襲。
(二)郡縣制:
1．推行背景:西周末年，封建弊端漸呈，遂有春秋戰國之諸侯爭霸、列國競雄。由於封建秩序崩潰、貴族階級沒落，許多諸侯紛紛在國內實行改革，設立由國君直轄的郡縣，以加強自己的權力。其中商鞅變法對秦國確立郡縣制影響尤大，及至始皇一統六國，郡縣制乃推行於全中國。
2．政治體制:皇帝直轄郡縣，實行中央集權。
3．權力重心:郡縣長官僅領取朝廷俸祿，不受封地，地方政務歸中央直接管理、監督，軍隊受中央直接調遣，財政收入歸國庫，一切軍政財文大權均集中於皇帝。
4．官爵授受:春秋戰國時宗法制度對政治影響較小，及秦統一全國，官員均由皇帝直接任免，無權世襲。
關於秦朝之確立中央集權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影響，不少史家多給予積極的肯定的評價，視之為中國歷史之主流和中華民族之驕傲。唯筆者則持不同的看法，並斗膽略陳如下，就教於海內外歷史大家:
第一，中央集權是否符合歷史之潮流?
所謂符合歷史潮流與否，端視其是否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從我們日常接觸的社會現象看，那種數世同堂的大家族往往壓抑個人積極性的發展，遲早要走向分崩離析。家庭關係如此，國家似亦未能外。世界各國的趨向多半是小國、獨立、進步、繁榮，唯中國自秦朝以迄於今，始終存在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模式。誠然，由夏、商而西周而春秋戰國到秦代，從分治到統一似為中國歷史發展之大勢，然這種一定時期內的潮流未必完全是進步的產物，更未必長期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中國的文明屬於河川文明，根源於典型的農業文化，具有保守、孤立之特點。儘管中國在古代也曾締造過光輝的文明，但廣大農村及其居民卻長期處於貧窮、落後、愚昧之狀態。而愚昧、落後必然帶來專制、獨裁，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正是這樣的產物，而且它大力推行 「重本抑末」，進一步加強農業文化之保守性，使中國經濟千百年來幾乎停滯不前、一成不變。
第二，中央集權是否中國歷史之主流?
以世界歷史的範圍言，中央集權肯定不是主流。古代羅馬帝國確曾維持了很長的時間，以西羅馬帝國論幾近五百年，僅次於周代而比中國的漢、唐、明、清任何一個盛朝為久;但若加上東羅馬帝國則達一千多年，那就大大超過西周和東周了。儘管如此，歐洲終於難免走向小國分治並各自達致今日之富裕和繁榮。美國表面上是一個龐大的國家。然各州(應譯為邦)有高度的自治權，實是相當鬆散的聯邦。蘇聯依靠強力維持著各加盟共和國的 「聯盟」，然離心傾向一直在不斷地加劇。
至於中國，和西方不同的主要在中央集權王朝不斷滅亡而又重建，而不在於長期保持中央集權。或謂中國歷史之主流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分裂割據則是短暫的現象。其實不然，如從約公元前1122年西周建立以來算，在大約三千年的歷史中，分裂割據時期就佔去了一千來年，還不計那些名為一統、實則分裂割據的時間。因此我們也可倒過來說:西周建立一段時間，便出現春秋戰國的長期混戰競爭;秦、漢統一中國不久，又出現三國兩晉南北朝之分裂割據;隋、唐統一中國不久，再度出現五代十國的對立紛爭;北宋實現短暫的統一，接著又是宋遼夏金元之長期混戰局勢;……。看來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模式，「合久必分」才是一種歷史規律，「分久必合」不過是大一統的皇權主義強行使然。結果，人為的 「合」必然瓦解，自然的 「分」方為永衡。目前，中國雖出現歷史上從來未有的中央集權之局面，然人民要求自由、地方要求分權、民族要求自治的趨勢正方興未艾。如果中央不削減自己的權力，統得過多過死，則經濟建設斷難有長足之進步。我們應從歷史上一些大王朝之中衰與腐朽取得教訓，不可只看到其前期有限時間內之盛世。相反，春秋戰國時期諸國經濟之進步和學術思想之自由，後世分裂時期中原以外地區的經濟開發和對外貿易之繁榮，頗值人們深切思之。
第三，中央集權是否中華民族之榮耀?
持肯定見解者多半將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輝煌文化和中央集權加以聯繫甚至等同起來，其實吾人若對歷史細加分析，即可發現此種結論大謬不然。試觀中國的重要典章、制度和藝文，在周代時業已大備。春秋戰國時已廣泛使用鐵製農具，商業貿易亦頗繁榮，後來秦漢以降各朝大行 「崇本抑末」，農具數千年末變，商業發展一直受到阻撓。春秋戰國時學術思想何等活躍，堪稱百家爭鳴之黃金時代，但自漢武把儒術定於一尊後，中國學術文化之自由發展即一直受到阻礙。作為中華民族文明象徵的長城，在秦以前已經興修。都江堰等重要農田水利工程有許多均修建於春秋戰國時期。作為 「文房四寶」的筆、墨、硯、紙，前三者在戰國均已發現。至於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南針最遲在戰國已經出現，火藥的發明應歸功於煉丹術士，造紙法、印刷術雖然發明稍晚，但未必一定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
誠然，自秦代奠立中央集權制以後的兩千多年來，中國不是沒有發展，但這種發展實在太過緩慢了，而且主要不能歸功於中央集權制。如果說中央集權制有所貢獻，更多地表現在統治術的改善方面，包括厲行保甲制和嚴刑峻法、篡改歷史文獻和消滅前代痕跡、發展避諱之學和鼓勵歌功頌德、加強君主集權和大興文字之獄，等等。不錯，人們通過考古發掘，確曾出土了大量的中國歷史文物，但其中主要乃皇帝宮殿或貴族陵墓中的奢侈品。它們和隋煬帝為個人享受而下令開鑿的大運河，以至現代之木乃伊，哪一項不浸透著萬千奴隸、農夫、工人們的血、淚、汗?!總之。中國獨一無二的 「大一統」和 「中央集權」，造成了上層的極端奢靡和下層的極端貧苦，對於這種長期壓得中華民族喘不過氣來的沉重歷史包袱，難道可以不加分析地予以歌頌並引以為榮嗎?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六章_秦朝之一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