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來臣教授2012論文（上）
孫來臣教授2012論文（中）
孫來臣教授2012論文（下）
孫來臣教授提出〈關於設立中國東南亞翻譯基金會的構想〉, 著手主編“海外東南亞論著譯叢”发表于 2012 年 05 月 25 日
关于设立中国东南亚翻译基金会的构想
—译校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心得之一
孙来臣[1]
威廉·麦柯尼尔：“历史上推动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就是与掌握崭新和陌生技术的异族进行接触”。[2]
季羡林：“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主要动力之一，而翻译又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梁志明：“在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应有一种开放性的心态……运用新的理论架构、范式和比较方法，努力探索东南亚历史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而不要囿于过去研究的思维定势、传统的方法与模式”。[4]
第一部分：中国东南亚研究亟待改进
安东尼· 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终于出版了！[5] 本人在2003年建议翻译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从国内同仁处得到的消息是:本书北大图书馆没有，国家图书馆也没有！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名著，上册1988年出版，下册1992出版，十几年后堂堂中国居然连一本都没有（如果北京没有，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拥有该书的可能性则更小），更不用说有几个人读过了！2005年我曾送给北大东南亚研究中心另外一本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力作，即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 的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即《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约800-1830年》（卷一“东南亚大陆的整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卷二“东南亚大陆的折射：欧洲、日本、中国、南亚和海岛东南亚”2009年底刚刚出版）。但真正认真读过的学者应该很少，而知道该书的学者恐怕也不多。这两部西方有关东南亚近世（early modern）历史的力作对西方东南亚的研究、甚至世界历史的研究的影响已经是波澜壮阔、方兴未艾，但中国国内还仍然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如果没有外界的推动，国内对这两部名著的了解和翻译出版恐怕还要再等上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国内学者直到目前仍热按经常引用的还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霍尔的《东南亚史》。岂不知道，在国外， 霍尔曾经有重大影响的巨著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外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名著并不是对当代历史和政治经济的研究，而是对东南亚近世历史的研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长期以来着眼于殖民地时期和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但在他最近的又一力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即《不受统治的艺术：高地东南亚的无政府历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主题却是从历史着眼，连斯科特本人都说他自己又有点吃惊：他居然也变成了古代历史学家了（本书前言，xi）！这和国内热衷政经、忽视历史的景象恰成鲜明对照。这也更启示我们，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政治经济的研究可能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缘之木。
此外，国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历史方面的名著，这里只胪列其中几种：
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ern Asian Studies, 1988).
O. W. Wolters, 1）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2）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1982; Ithaca, New York: Southeast Asian Programs,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Thongchai Wnin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当然，重要的著作也不完全是用英文写作，也不都是在西方出版的。例如，法国历史学家丹尼·隆巴尔的巨著《爪哇的十字路口：向全球史的努力》（Le carrefour javanais. Essai d’histoire globale [The Javanese Crossroads: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Paris: EHESS, 1990）为年鉴学派的又一力作；而泰国历史学家尼提·姚西翁（Nithi Aeusrivongsa；也有拼写为Nidhi Eoseewong）对以丹隆亲王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派的修正在泰国以及西方都格外引人注目。 [6] 这些著作都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的已经远远超出东南亚研究的领域， 但至今国内对这些著作都鲜有介绍，甚至完全不了解，不能不说明国内东南亚研究与海外的脱节。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著作仅仅是本人列举出来的历史方面的著作。有关海外东南亚中的重要著作，请参考附录“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of Southeast Asia）”。从中可以看出，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寥寥无几。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除了取得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从研究资料的购置和掌握、理论方法的引用和创新、研究体例的规范、专著和教材的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以及外语的掌握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了。不仅仅和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如此，就是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不少方面比较起来，也是如此。原因有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等等），积弊也很深。梁志明号召东南亚同仁“不要囿于过去研究的思维定势、传统的方法与模式”（见本文开头引文），那么就让我们反省并警觉国内东南亚研究中多年存在的几种思维定势。
第一，中国中心主义。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片面看待外国、夸大中国影响的心理和观点历史最为悠久，源于中国几千年天朝大国心态，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庄国土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针对那种虚拟出来的“朝贡体制和宗藩关系”，尖锐有力地批判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在那些连篇累牍高唱“友谊”、赞颂“和平”的声浪之中鹤立鸡群、不同凡响；本人也以中国对早期缅甸的所谓影响为例撰文分析批评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7] 但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容日后详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逐渐崛起、日益强大的今天，学者们尤其需要更加注意警惕这种中国中心主义。
第二，过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学术的客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曾侵略国其他国家，而国内学者们也大都承认这一点。例如，就明朝在1407年重新占领安南一事，早在1982年，《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的编者就已经指出，“明成祖对安南的征服是非正义的，遭到了安南各阶层的反对”（297页）。这似乎不成问题的的问题仍然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成为问题。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届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会上国立成功大学郑永常用“侵略”一词来形容明成祖将安南改为中国郡县的政策，遭到一些学者的责难，“认为有违民族大义”。[8] 无独有偶，2008年本人与广西民族大学外语系师生座谈，也提到明成祖“侵略”越南一事，也同样遭到非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不光谈中国侵略，同样也谈越南侵略)。 这样，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大陆，学者们的民族主义神经都绷得很紧，只要谈中国侵略都是不行的，都违背了“民族大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影响了对历史的客观研究（因篇幅所限，具体例子恕不一一）。国内的学者会说(的确有学者这样和我说），那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中国多多了！不错，越南的民族主义也许更严重。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严重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使得这些研究没有价值或价值很小，没有阅读价值，更没有流传价值。中国学者不愿看越南民族主义的著作，反过来，越南学者也不愿看中国学者的民族主义作品。而其他国家的学者不管是对越南的、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品都不会欣赏肯定的。再举一例。我2007年赴广西民族大学，一位专攻越南历史的研究生问我对越南历史上二征问题的看法。 她问题的焦点是 ：二征到底是起义还是叛乱？是当时中国的国内问题还是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中越两国学者各自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永远不会达成共识。所以除非发现新的资料，对这种问题的“是非”纠缠意义不大，没有学术价值。返美后我还诌诗一首，作为对这位学生的进一步答复：“二征历史老问题，民族主义把眼迷，跳出井底登高望，惊喜一片新天地”。意思是说，不要再去纠缠老掉牙的问题，跳出民族主义的框框，便是广阔天地，有许多重大历史价值的课题等待着学者们去研究。中国（或越南）的东南亚研究的起飞不在于二征问题研究的新突破（恐怕也不会有新突破），而在于对国际上公认的重大课题的发现和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花独放是长期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理论定式。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流派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其视为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完全忽视其他历史学派，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就要大打折扣。
国内学者多年来将东南亚地区从公元初期到19世纪的国家和社会称为“封建国家”、“封建社会”或“封建制度”。这一概念基本上是国内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套用于东南亚历史，成为国内东南亚史学界的共识。[9] 值得一提的是何平在20世纪末叶提出的“封建-奴隶制”。上个世纪陈显泗和何平之间有关扶南（柬埔寨）社会性质（有没有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激烈精彩：前者认为扶南存在奴隶制社会，后者则认为扶南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国内学者现在大都同意前一说法。后来，何平撰写专著，详细阐述东南亚地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但同时又存在奴隶制，所以称之为“封建-奴隶制”。[10] 实际上，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派和改良派之间的争论。前者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五个阶段论硬套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而后者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修正和改良。何平在书中古今中外，旁征博引(除了大量注释外，光主要参考文献就有15页之多！)，令人信服地证明东南亚、甚至东方社会都没有经过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是国内东南亚历史研究中极富创造性的罕见佳作。这种改良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中迈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但却仍然沿用“封建社会”的标签，说明还没有冲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藩篱，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法宝。何平（172页）指出，“探讨社会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最好的证明。陈显泗（93页）也指出，“我们应当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对扶南的社会性质进行探索和阐述。所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方面，两位学者并无分歧。我们需要指出是，任何学术研究理论都不能一花独放、仅此一家，而只能是百家争鸣，才会百花争艳。
但“封建国家”、“封建社会”或“封建制度” 这些标签是否适用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实际上，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已经陆续受到挑战， 反映在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学派的介绍、翻译和运用。[11] 尤其是2006年武汉大学出版的冯天谕的《‘封建’考论》，对中国社会从秦朝到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一主流观点提出严正挑战，指出“封建”一词这样的用法是误植滥用，被无限泛化了；无论是从其古义和西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来讲都不适用于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而且同马克思主义的原论相违背。这一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争论迭起，讨论会接二连三，评论文章不断发表，俨然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地震。但这似乎并没有引起东南亚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就证明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不光是对外“闭关”，就是对内也“闭关”了）。学者们虽然对冯天谕的观点虽然褒贬不一，但其挑战的角度却发人深省，对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应该有三方面的启发。第一个法方面，冯天谕对“封建”问题的兴趣起源于他198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参加会议时美国华裔学者就“封建”问题提出的质疑，从此开始，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后促成了这部影响巨大（是否深远，还要时间来检验）的专著。可以说，他这部书是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结果。国内东南亚研究正是需要这样的交流和碰撞。第二个方面，“封建”概念被泛化这一观点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现代以前东南亚社会的定性。本人对此没有研究，但粗略感到“封建”一词从欧洲到中国，再到东南亚（还有世界更多的地方，详见何平《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第九章），确实是被泛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封建论强调世界的共性和历史的普遍规律，但却忽略了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例如，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和东南亚地区的“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东南亚地区不同社会之间(比如，泰国的萨迪纳制度和菲律宾的巴郎盖制度)有什么不同？西方研究前现代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的学者，包括瑞德和李伯曼的著作，都从欧洲历史上“奴隶制” 和“封建制”的狭义概念出发，坚决否认东南亚经历过所谓“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一方面，他们更多强调东南亚历史的特性，例如，东南亚地广人稀，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抢掠人口而不是土地；“东北亚”（从东南亚的角度来定义，包括日本、朝鲜、甚至越南，但特别是中国）的“官僚政体”（bureaucratic form） 和东南亚的“魅力曼陀罗”（charisma mandala，即依靠国王或首领个人魅力、组织松散的整体）之间的区别。[12] 而另一方面，李伯曼（前引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强调近世欧亚大陆发展的相同轨迹和规律，即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发展、文化宗教的整合。第三个方面，冯天谕的观点无论对错，但其挑战主流话语的勇气值得欣赏肯定，其为中国学术界所带来的思考和争鸣是任何平庸、附和之作所办不到的。 这种挑战的精神不仅仅应该鼓励，而且应该更加发扬光大。最可怕的就是全国只有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