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來臣教授2012論文（上）
孫來臣教授2012論文（中）
孫來臣教授2012論文（下）
【承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说各话，中国东南亚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应该何去何从? 本人认为，应该构建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东南亚地区的历史理论和分期。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时期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是要其进行扬弃，即回顾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尤其是越南、泰国和马拉西亚等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重新审视检验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的本义及其的适用性。例如，越南旅法学者黎成魁（Le Thanh Khoi）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其《越南历史：从起源到1858年》用了十三页的篇幅详细讨论前现代的越南是属于封建社会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后得出结论说，两者都不是。 [13]
其次，应该大力介绍翻译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特别是那些被运用于东南亚研究的理论和模式。总的精神是绝对不能将任何理论、任何流派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如果任何一种理论或流派唯我独尊、一手遮天，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的窒息和凋零，压制扼杀不同的思想。钟敬文精辟地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14] 这其中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季羡林其实也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人类社会为什么发展，马克思讲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我不敢反对。但是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即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15] “不敢反对”并不表示同意。起码在季羡林看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文化交流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更重要。就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赞誉有加的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分析生产方面无人可比，但对再生产（无论是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作为社会化的过程来看）却没有给与足够的关注”。此外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仅仅着眼于‘人民’或‘工人阶级’而明显忽略妇女的治史方法已经不再为历史学家们所接受，因为 “妇女史和性别史被认为是理解过去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托什也承认，在各种史学流派中最负盛名的要算是年鉴学派了。但是，在托什（以及其他批评年鉴学派的学者）看来，布罗代尔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提出一种可以将政治史与环境史和人口研究有机整合起来的完美模式，而起码在这一点上，年鉴学派就要比马克思主义史学稍逊风骚了，因为后者侧重于解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16]
这样，在没有一种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情况下，应该吸取各种理论的长处（包括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等等），从各种角度(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心理分析、世界史、地方史、计量史学、妇女史/性别史、口述历史和环境史等等)来描述、分析研究对象，尽量反映历史的全貌。此外，打破禁忌，去掉紧箍咒，让学者们有充分的自由进行个各种各样的探索。正如梁志明、张锡镇和杨保筠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创造精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17] 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必然受益。鉴于东南亚历史的理论和分歧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国内不妨召开一个讨论会，翻译一些海外这方面的文章，再加上国内学者的反思、探索、最好是争论，最后出一个论文集。
第四，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中外交往“友好”的指导思想。对此，本人已有评述，[18] 庄国土前引文也撕破了所谓“友好”的面纱。 但这样的例子仍然不胜枚举。例如，历史上扶南、真腊同中国的关系都是“友好关系”；而当代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成为题材，被撰写成新闻性、外交部发言式的论文而且得以发表，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东南亚学研究论文的一部分，[19] 不能不说明提高研究质量的空间仍然很大。
第五，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存在的闭门造车局面。 这不仅仅反映在对海外东南亚研究的长期忽视，缺乏互动，而且也反映在对国内其他学科和专业研究动向的不闻不问。对国外的研究状况的了解寥寥无几，翻译介绍过来的国外重要著作也是为数有限（而且翻译质量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政治化的研究余波未尽，而最近几年的学术商业化浪潮又造成巨大不良影响，厚今薄古、热中政经造成了对历史文化的忽视和基本功底的训练。翻一翻新近出版的论文集和专著，泛泛而论者占绝大多数，稍有新意者凤毛麟角。学术专著缺乏分量，一般论文更是空洞无物。在中国经济起飞、国力日隆的情况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则仍然是显得异常薄弱。这与中国作为东南亚的最大邻国和世界上大国的实际情况非常不相称。试举一例，日本有“东南亚陶瓷研究会”，专门从事东南亚考古的学者（还有西方其他各国的考古学者）更是人才济济。试问：中国大陆有几位研究东南亚陶瓷、考古的学者？有几位从事东南亚人类学研究、并且真正经常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进步发展）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发展起来的，到现在已经是实力雄厚、影响较大。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每年提供财政资助，供全世界各地的东南亚学者到京都进行半年或半年以上的研究；再加上该研究所出版的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包括以日文和英文发表的文章），使京都大学在世界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发展，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其中一个因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翻译介绍国外尤其是西方的重要论著。此外，日本相当多学者的外语水平（包括英语）都比较高，也成为他们吸收国外理论、阅读外国著作的优势。笔者几次赴日本，发现西方一有新的重要著作出版，日本同仁就马上开始讨论。
需要据一些中国东南亚研究落后的例子才真正有说服力。但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只能简单举几个。
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指出，“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办法”。[20] 东南亚历史的分期问题，也同世界历史及其他历史的分期一样，都是极其重要而且不能回避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殖民时期即19世纪初以前的东南亚历史如何分期。国内的分期仍然是，从最早时期一直到19世纪初一概列为“东南亚古代史”。[21] 但在西方的东南亚历史研究中，如此划分古代史的做法早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将近二十年来，瑞德和李伯曼已经确立了“近世”（early modern）这一概念，并得到广泛接受。[22] 详细介绍论述这一重要概念需要较长的篇幅，这里只能匆匆带过。简而言之，根据瑞德、尤其是李伯曼的研究，从1450年到1820年左右，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呈现了一系列现代的初步特征，包括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发展、文化宗教的整合、军事技术特传播等等。这些特征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历史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略显现代历史端倪的态势，这样就不能再用“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或“古代历史”这样的标签来套用，必须赋予其新的标签，这就是“近世”这一概念。需要指出的是，early modern 这一概念源自欧洲历史（其具体分期是1450年至1750年），而将它引入东南亚历史的分期则是瑞德和李伯曼的功劳。本人将early modern翻译为“近世”，是借鉴了日本历史分期的做法（在日本史学界，从大约1600年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历史被统称为“近世，”此前为“古代”、“中世”，自明治维新以后为“近代”和“现代”）。除了欧洲史、东南亚史、日本史，early modern 这一概念也早已被引入印度历史，并得到广泛承认。[23] 总而言之，世界历史上、尤其是欧亚大陆历史的近世分期越来越广泛地得到承认和应用，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也应该考虑引入这一概念。
与瑞德、李伯曼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他们对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瑞德受法国年鉴的影响，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系将重要史学方法引进东南亚研究的典型代表。李伯曼的巨著《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则是将东南亚历史同“世界史”(World History， 这不同于前苏联、中国以前讲授的、本人在大学曾学过的由国别史拼凑起来的世界史，而是从宏观角度、运用比较方法探讨世界各部分之间有机联系、旨在揭示世界历史重大发展规律和态势的新世界史，而麦柯尼尔则是这方面的奠基人和著名代表)联系起来、有效采用比较方法、探讨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规律的范例。同时，瑞德和李伯曼的著作都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从其他学科（考古学、人类学、气象学等等）汲取方法和材料。这样，通过两位学者的研究，东南亚近世史不再孤立，不仅仅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世界史”历史编纂学中不可忽略的一环。第二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瑞德和李伯曼对东南亚近世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意见和论争,其中包括瑞德将欧洲历史研究中“十七世纪危机”的概念引入东南亚和李伯曼对此进行的反驳,以及与此有关的李伯曼对瑞德东南亚“贸易时代”概念的评价和质疑,都是学习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最好材料。[24] 值得一提的是稍早一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迈克尔·昂吞(Michael Aung-Thwin)和李伯曼之间一场就缅甸历史发展进程的论争(是循环发展还是直线发展)也同样非常精彩，促使学者们对缅甸历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深思。[25] 但是，国内东南亚历史学者对这些论争（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此外还有其他论争）并没有介绍，恐怕也不了解。争论的风气也非常不浓厚。国外热火朝天、国内却闻所未闻的现象说明国内学术的闭塞，而现在应该是改变这种现象的时候了！
再举几个小例子，一个是法显所经过的耶婆提的方位。国内学者一般都袭用耶婆提即爪哇岛的说法，例如，苏继庼即认为，“学者视其为苏门答腊、爪哇二岛梵名之对音，已成定论”。[26]但是根据格莱姆斯（A. Grimes）早在1941年根据气象学的研究，耶婆提只能是位于加利曼丹岛的西部，而绝不可能是爪哇岛、苏门答腊或其他地方。[27] 这一结论在国外早就被接受，似无异议。像这样利用其他学科对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佳作早就应该被介绍到国内，而旧的、错误的说法早就应该被纠正过来。另外是国内还有只重国内、中文而忽视国外、外文的严重倾向。例如，关于19世纪初期清朝史料中戛于腊问题，有这样的记载：“至于戛于腊一种……本系缅甸所属摆夷头目，住扎整迈地方，后来判投暹罗， 屡与缅甸构衅”。如果只是看中文史料，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到底是哪一个民族？目前还不清楚。最后暹罗要它东迁，迁徙到什么地方去？在史书中也未看到有关记载”等等。[28] 但是，只要稍微将头从中国史料中探出来，随便翻阅一下泰国北部清迈地区的历史，马上就知道，戛于腊原来就是指清迈王国，自16世纪一直隶属于缅甸，一直到1774年。从1781年起，来自南邦（Lampang）的Kavila （即戛于腊）成为清迈国王，开始摆脱缅甸独立，附属泰国的曼谷王朝。[29] 这样，我们就知道，戛于腊不是什么民族名，而是清迈王国的国王，清朝官员用清迈国王的名字来之其手下的军队和势力。这样的例子虽小，但所反映的重中轻外倾向却很严重；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学者中，也存在于台湾学者中。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能只读某一语种的材料，不能只以一种材料为中心，而是应该阅读利用各种有关语种的材料，这样才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此外，《琉璃宫史》的中译本的翻译是在完全没有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的“真空”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导致了许多误译的出现。这又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典型例子。[30]
再举一例反映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的闭塞。 台湾国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自2004年开始出版的台湾东南亚学刊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除了发表中文的论文外，还直接用英文发表论文，作者既包括台湾本土的作者，也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者。这反映出台湾的学术与国际的接轨，而国内的杂志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当然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事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国际人才市场挂钩，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学术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了解世界研究动态，同世界接轨。中国大陆目前出国专攻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尚少，而学成归国的则更少，还不足以形成气候，对国内研究进行巨大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引进国外学者，正式纳入编制，无疑会大大促进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这牵涉人事制度，恐怕短期内难以实行，但有关东南亚研究的杂志可以先发表一些海外学者的文章，包括用外文尤其是英文发表的文章，为以后的更密切的接触打些基础。此外，据我所知，海外的不少国家都采用匿名评审的制度，但在大陆这一制度似乎还没有确立。当然这一制度的根本还在于要确实有懂行的专家，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评选：三人中有两人反对就否决，二人以上同意就发表。
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 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二战后世界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时承认: “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 但他又指出，“根据记载, 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 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 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 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 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 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所以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31] 这段尖锐但精辟的论述被李伯重在本世纪初用于描述中国国内的中国史研究，现在我们再用它来描述中国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应该是恰如其分。总结起来就是，亟需克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积习，重新审视、告别或扬弃旧的传统，洞悉海内外研究动态，引进和采用新的理论体系、概念、方法和视野（这不光指从海外，也包括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和营养），发现利用新的材料、研究对象和课题，争取尽快与国际上的研究缩小距离、进而平等对话，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为国际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达到这些目的，翻译至关重要。
第二部分：翻译的重要性与中国东南亚研究翻译基金会的设想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正如季羡林所强调的那样，翻译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东汉至宋朝的佛经翻译热潮，促使佛教在中国得以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明末清初的翻译运动翻译介绍了欧洲的科学知识，是中国系统认识西方的滥觞；鸦片战争后以严复为首的中国翻译界对西方思想著作的介绍，使得中国人睁开了眼睛（发现中国大大落后了！）从公元750到850年的一百年中，蒸蒸日上的阿拉伯人刚强自信、谦虚好学，他们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建立“智慧宫(House of Wisdom)”，将卷帙浩繁的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和希腊文文献翻译成阿拉伯文，内容包括医学、应用数学、天文学、星相学、炼金术、和逻辑学等等。结果，几乎所有有关希腊自然科学、数学和医学的典籍文献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来自国外的影响造就了”伊斯兰历史上知识界最重要的觉醒以及世界思想和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阿拉伯世界的伟大科学文明，也使阿拉伯世界成为世界科学文明的中心，阿拉伯语成为文明和科学的国际性语言，并且使希腊的科学文明得以薪火相传，为以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翻译时代”。[32] 就连缅甸历史上也有一个“翻译时代”（1770-1824）。在这些年间，缅甸人翻译了暹罗的爱情故事，巴利文本的《本生经》，中国、暹罗、柬埔寨、和葡萄牙历史，还有用梵文写成的《爱经》。[33]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历史上每一次文化交流都离不开翻译，所以说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翻译的过程,重大的文化交流更是如此。
麦柯尼尔关于世界文明兴起和交流的重要结论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翻译的重要性。他在本文开始的引文说明与异族交流是世界历史变革和前进的巨大动力。此外，他还强调说，“世界历史最明显的规律之一就是……只有当一个民族掌握了世界上已有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技术后才能超越领先、独占鳌头……世界范围内任何领导地位的更替必须建立在对已经确立的最高技术中心的成功借鉴”。 [34] 季羡林也经常强调说：“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研究清楚交流还有一个实际的作用，就是告诉世界人民，任何民族如果不交流，它就不会发展，单独打天下是打不起来的。人类要前进，必须要互相交流。人类将会越来越聪明，其原因就是文化交流”。[35]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位中美大师的精髓：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兴起都是建立在向现存文明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之上，因为学习借鉴现有东西比从零开始、另起炉灶快多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没有“自学成材”的民族；每一个文明和世界中心的崛起都是站在巨人的肩上。麦柯尼尔和季羡林的观点运用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上面也非常适用：任何人都很难否认，除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外，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先进国家的学习是中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同中国的对外开放、学习西方一样，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也必须走同样的道路才能向前发展。
这使我回忆起1986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上，一群中青年学者就研究方法的热烈讨论和辩论。一位同仁坚持说，完全没有必要向其他人学习，历史研究可以无师自通。他还举例说，他自己的一部著作就是这样无师自通而写成的，不需要去学习什么方法。本人当时并没有麦柯尼尔和季羡林那样高深的理论，但只是觉得这位同仁说得不对，当即反驳说：历史研究的方法需要学习，就像学习写毛笔字那样，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以前是需要认真临帖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不知道现在仍然认为可以无师自通的学者占多少，但认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不比国外差的人还有一些。例如，“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成果并不比海外差，研究队伍则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36] 品味这句话，似乎是滇王和夜郎王“汉孰与我大？”的回响，也颇有乾隆当年“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的味道。这种想法尽管不是主流，但却非常值得警惕。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才是进步的第一步，而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只能导致更加落后、停滞不前。
本人在译校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中国东南亚研究要想起飞，扭转国际上东南亚研究必不提中国的现象，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界就必须克服闭门造车的局面，以开放性的心态，尽快睁眼看世界，密切关注学习国外研究动态。本文开头引用梁志明的话，呼吁运用“新的理论架构、范式和比较方法”，非常重要。但是，那些“新的理论架构、范式和比较方法”目前并不在中国国内，也都不是以中文写成，而目前介绍到国内的非常少。为此，必须发动一场翻译革命，掀起一股“拿来主义”热潮，用来自外界的冲击来推动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就目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状况来讲，“拿来主义”应该比“送出主义”更重要。贺圣达多次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和许多方面，可以说翻译国外研究者的重要成果比一般的或泛泛而论的所谓‘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深感无论是深化对东南亚的认识还是加强对东南亚史的研究这样，都需要了解借鉴国外研究成果”。[37] 本人对这种观点举双手赞同。，本人也认为，“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和特定条件下比著述重要”，[38] 而现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就处于这种特定条件下。
例如，就国内的缅甸历史研究来讲，本人认为，《琉璃宫史》的翻译出版以及国外学者有关缅甸历史编纂学的文章的翻译都给学术界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新鲜气息，是国内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的可喜（但尚不多见的）现象，对国内缅甸历史的促进将会带来较大的推动作用。[39] 这样，翻译的作用对国内目前的东南亚研究来说，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但国内的情况却是（起码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是如此；中国史方面的国内同仁翻译介绍国外著作不遗余力、蔚然成风、成果显著；据说彭慕兰《大分流》手稿刚刚写成，还未出版，就被眼睛紧盯国外中国研究的国内学者“抢”去翻译），翻译不受重视；翻译过来的一些著作，受译者水平（历史知识和中外文水平）的局限，翻译质量多不如人意。此外，国内目前在组织翻译、选择著作、翻译速度（即国外著作出版后为翻译为中文的间隔时间）和规模、翻译批评等方面都需要做很大的改进。比如，物色、选择翻译人员要有一定的筛选、竞争程序，挑选真正合格的译者进行翻译，不能谁愿意翻译就翻译，这是保证翻译质量得非常重要的一关。出版费尔南·布罗岱尔的《菲利浦二世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英文版的出版社在物色译者时曾经七易其人，足见他们对翻译这样经典著作的重视和苦心！此外，那种组织大量人力、分工包干、你译两章、我翻三节的方式也非常不可取；人多手杂、水平不一，原著的统一性、连贯性无疑会受到很大破坏。同时，本人也深感学者易找、译才难求，甚至可以说是译才难，难于上青天。这样，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困境似乎是，翻译既不受重视，而且翻译又非常难，但翻译却又是中国东南亚研究起飞的关键之一。有鉴于此，不仅仅是培养一支出色的翻译队伍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要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培养一种重视翻译的意识和风气，大力推动翻译事业的向前蓬勃发展。高质量翻译重要著作，需要翻译者的语言水平、学术水平和翻译水平，实为异常困难的事情。而通过翻译而对学术界所作出的贡献，远远要超过那些平平庸庸、毫无新意的所谓著作。实际上，学术机构评定职称一味只看著作、不看译著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然也大大打击了学者翻译的积极性（此外，出版难也是一个问题）。试想，如果一部译著大大促进了某一方面的研究，而十部平庸之作出版后无人问津、毫无反响，那么谁的贡献大，不言自明。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考虑进行必要的改革。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希望寄托在年轻学者身上。所以，年轻学者的培养至关重要。要想培养出世界级的学者，这种培养就必须是高质量的，而这就要求有三个条件：精通外语、洞悉国际研究的教授；具有国际水平的图书资料（特别是包括国际上出版的前沿著作）；以及聪明爱学、勇于献身的年轻学者。所有这些条件在短时期内还很难实现，但不妨一步一步来，而翻译介绍国外重要著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经典名言，颠扑不破。但这里的“万卷”必须包括许多高质量的，而且不少当然要是精品，不能是粗制滥造的劣等书籍。多年前曾读到一位美国学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read” 。 其意思是所读书籍对读者的重大影响：读什么书，你才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只读马列，写出来的也只能是马列作品。话当然不能那么绝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你不读经典名著，那就很难写出经典名著。换句话说，整天读的都是平平庸庸、毫无新意的著作，精品何以产生？中国的年轻学者只有在大量接触、阅读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的前提下，才能够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动态，进而创造具有国际水平的著作。反观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现有的教材和著作，我了解不多，但高质量的东西应该不多是可以肯定的。 使用什么样的教材，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法和培养研究生的发式，都是能否培养出带水平学者的关键之一。在现有的情况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是在恰当不过了。在我看来，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培养经验，以及翻译介绍国外的精品著作是关键中的关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谈到治学的三个境界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层次感，依次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第一重要的首先不是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而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的理解是首先必须高屋建瓴、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占领理论上的制高点、选择重要的研究课题，其次才是孜孜不倦、刻苦努力。否则，如果把二者颠倒了，无论是多么孜孜不倦、刻苦努力，研究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是没有学术价值。本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东南亚研究要想“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必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力翻译、借鉴国外东南亚研究的重量级的著作。
为此，本人倡议设立“中国东南亚翻译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具体意见如下。
中国经济的起飞得力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于学习西方的发展、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为此，中外合资的企业应运而生，为中国的经济起飞插上了翅膀。中国改革开放的另外一个启发是：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创造力，只能说明此前的制度不对头，而不是“蜀中无大将”。同样，中国东南亚的研究领域同样是人才济济，但没有正确的制度、不实行对外开放的做法都扼杀了众多的人才。基金会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即吸收国内外的人才和资金。组织一个高效精干、精通翻译而且热爱翻译的班子（组织这个班子要不论资历、不论地区，以翻译水平为唯一重要的标准），向国内和国外争取资金资助，物色培养翻译人才，精选国外东南亚研究精品，组织优秀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国内依靠一所或几所大学财政支持，国外则可以向一些基金会申请翻译经费。此外，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顾问团，邀请国外主要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东南亚研究方面的专家（尤其是那些懂得汉语的学者）参加，每年请他们推荐各国重要著作和文章。同时也请他们推荐一些有望申请到资助的基金会。
基金会的目的在于将翻译组织化、制度化，以便迅速、准确、高效、高质、大量翻译国外东南亚研究的精品。在国内目前泥沙俱下、学术腐败丛生的大环境下，基金会希望建立一块学术净土，秉承传播精品的使命，希望最终成为创造精品的机构，促成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走向世界。[40] 钟敬文指出，“比如弗雷泽的《金枝》，有没有这个书的译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方面的水平”。[41] 这一看法非常重要，但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翻译过来是一回事，但要真正领会其精髓、学会其方法是另一回事。对基金会来说，翻译只是手段，真正长远的目的是促使国内学者学习掌握国外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野，促成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起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学者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且是需要全国有关学者，而不是某一学校、某一地区的学者的努力。这样，其宗旨就应该是：“立足某校（这要取决于哪个学校的支持力度大、提供经费多；也可以是多校联合），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如果视野再放宽一些，考虑到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新加坡的中文读者群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需求，也不妨进行跨国、跨地区联合。
如果“基金会”得以成立，可以从事下面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中国东南亚研究暑期语言、翻译训练班暨中国东南亚论坛。训练班借鉴美国东南亚语言暑期训练班的模式，在于提高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的外语水平，尤其是物色、培养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语种除了东南亚各种语言外（克服国内研究者不懂语言、懂语言者却不懂研究的情况）。除了聘请授教师讲授东南亚语言外，也聘请翻译方面的专家讲授翻译技巧（还包括其他语种，比如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在后一方面，可以请求中国翻译协会和一些高校长期从事翻译的教授进行协助。同时，在训练班期间，可以举办中国东南亚论坛，邀请国外东南亚研究的著名学者为参加训练者演讲，介绍国外的研究动态和重大课题。
第二，出版“海外东南亚论著译丛”。基金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国外专家的推荐，审查、确定需要翻译的著作目录，物色优秀翻译者，授予翻译经费。所译著作靠定一家高质出版社出版。设立“冯承钧译著奖”，每年评选出三本最佳译著，分一、二、三等奖，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三，出版“海外东南亚论文译刊”。本杂志翻译出版海外优秀论文，是基金会的重要杂志。除登载国外译文外 （栏目为“海外论文”），可以开辟其它一些栏目，比如“译史回顾”（国内东南亚研究的翻译史、翻译家的生平、译著等等）、“译海经验”、“译著评论”（评论东南亚方面、甚至其他方面的译著）、“国外研究动向”等等。国内翻译界亟需翻译批评。季羡林教授曾经尖锐指出，“但是现在我们的翻译批评太少了。报纸上，杂志上评论翻译的文章都是一些说好话的文章，很少见到实实在在地指出问题的文章”。[42] 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译著本来就不多，但翻译批评则是更少，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译评则更是没有。其实，译评非常重要，是监督译著质量、促进翻译水平的重要保证。没有民主的监督，便没有学术的进步。翻译的进步需要“译抨”（指尖锐辛辣的译评）而不是“译捧”（指一味吹捧的译评）；同样，学术的进步呼唤“书抨”而不是“书捧”。
设立“姚楠译文奖”，每年评选出三篇最佳译文，分一、二、三等奖，颁发证书和奖金。设立“冯承钧译著奖” 和“姚楠译文奖”的目的在于纪念先贤、奖掖后进，鼓励更多的学者投身于翻译，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以前国内出版有关翻译方面的杂志，包括《东南亚历史译丛》(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南亚东南亚资料》（中国社科院南亚和东南亚研究所）都出版过一些文章，起到良好作用，但现在已经停刊。现存的只有厦门大学的《南洋资料译丛》仍然继续出版，发光发热。需要注意的是，要真正选一些确实具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指导意义、重要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文章翻译发表，以期对国内学者产生影响。
第四， 出版东南亚古籍系列。一方面，整理、出版、翻译中国、越南、朝鲜、日本一些有价值的有关东南亚历史的汉籍资料。在中国暂时还无法产生有影响的学术理论前，出版翻译古籍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的古籍史料（例如缅甸的《贡榜王朝史》）也值得翻译。
第五，出版英文“China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十多年前，贺圣达早就有创办一本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英文杂志，但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未能办成。最近，梁志明、张锡镇和杨保筠有倡议，争取出版一本全国性的东南亚研究的核心刊物，然后在创办一份面向国外的英语学刊。[43]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想法。国内东南亚研究中心林立，研究人员济济，研究杂志众多。最需要的是尽快和国际接轨，了解国外研究动态，逐步撰写确有创新、有分量、有价值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对全世界公开发行。不定期出版，宁缺毋滥。
总结起来，可以说是一只老母鸡（基金会）带领五只小鸡。
本人衷心希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早日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最终跻身于世界东南亚研究强国之林。为此，本人衷心希望该基金会能够成立，沟通中外东南亚研究，为中国东南亚研究输送信息、培养人才，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起飞搭桥铺路、增砖添瓦。如果真正得以实现，五年也许可以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二十年大见成效。但构想终究是构想，落实起来肯定有非常多的困难，也可能是最后根本无法实现，沦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天方夜谭。即使这种设想成为空想，但如果本文能对国内东南亚研究起到些微推动，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基于本人对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长期关注和殷切期望，仍然不揣冒昧而草成此文，不当之处，务请指正。尖锐批评，热情鼓励，冷水热汤，一概欢迎。
2010年4月1日初稿
2012年5月23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