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
3.中外学者对高华屿对应今地的歪解和误解
3.1日本人把高华屿 对应到今澎湖列岛的花屿是说不通的。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他在日本大正四年即1915年出版的《岛夷志略〉校注》一书中，不但论定“隋代流求为台湾”，而且把高华屿落实为现代地名澎湖列岛花屿。此后发生争论时，便有在日统期间的台北帝国大学总长日本人币原坦著文，下了偏护藤田的结论称：“在《陈棱传》里固然有了‘月余而至’—句，但他在潮州出发之后，曾在高华屿、（句）鼊屿两岛寄泊，其航海又在二月，就是在北风正紧的时候，陈棱必定是曾在这两岛躲避逆风，并须补充几分战斗力量。”我研究后认为不能成立。
第一、若把高华屿定在澎湖列岛，不合航路实际。按隋代派往琉球的陈棱船队是从义安即今潮州出发的，要往琉球群岛去，其航路向北穿航于台湾海峡，在当时船小求安全，必然靠大陆沿岸北航，当驶过台湾岛西北隅海域时向东拐航行，经过台湾岛北海域，就见高华屿。不应该在宽度大的台湾海峡南峡口横渡并穿行于人情陌生而又岛屿众多的彭湖列岛中北航。航海者那会作这种不必要的冒险航行。
第二、如果高华屿就是澎湖列岛中花屿,则不合明代《万里海防图》记载逻辑。明嘉靖时任东南海防总督胡宗憲参谋的郑若曾于嘉靖四十年即1561年，编著了《万里海防图》，其中图注称：“彭湖岛，东离琉球五日；高华屿东离琉球三日程”。 又，上述《郑开阳杂著》中《琉球国考》称:“琉球国在福建泉州东，福州东北大海中，与日本为邻。自福建梅花所开洋，顺飚利舶，七日可至。”在讲山川时又重复“鼋鼍屿（施按：句鼊屿变名），东离流球水程一日。高华屿，东离琉球水程三日。”这是说他那时从泉州港至琉球中山国那霸港，为七天，而高华屿至琉球中山为三天。这航程数据表明它决不是在澎湖列岛中，而在台湾岛东北钓鱼岛位置。如果高华屿就是彭湖列岛中花屿，难道两地相距30公里竟需要走二天吗？既然花屿是与澎湖列岛在—起，岂不是离琉球也应是五天，而不应是三天了！根本说不通。
第三、花屿的自然条件不允许隋船停泊，也无停泊必要。梁嘉彬先生为弄清“高华屿有无可能是今澎湖列岛中的花屿”，于1957年夏天专程往澎湖调查,实地考察和走访知情人县长。得知花屿地势很低，海拔仅12米，北风时，屿的东西北三面均不可泊船；南风时，风浪特高，四面均不可泊船。到日本投降退出台湾，由国民党政府接管澎湖列岛时，见有日本统治时所建防波堤，也还仅能泊少量小船。试想1400年前隋代，该岛尚处于原始状态，岂能停泊运载万余官兵及有关供应物资的大量较大木帆船？岛屿上淡水很少，据县长说，近来挖了3口井，若万余人喝，一次就喝尽，怎能停泊二三十天？梁于1958年7月台湾航海节著文，并随后发表，批驳了币原坦所谓陈棱是在二月出航以致要在花屿等岛寄泊的假想。[25]笔者虽无条件去澎湖列岛考察，查得该屿地理资料：“花屿位居澎湖列岛最西部，距澎湖本岛西南为30公里。主要由粉岩和花岗斑岩构成。平均海拔40米。”该屿水上交通只与澎湖岛马公镇—地往来,以前“全赖渔船。”上世纪70年代初，“才由乡公所（施按：相当大陆上的乡政府）交通船往来。六月至八月台风。入秋，东北风强，经常停船，少则数日，长则整月，岛上交通经常中断。雨量极为稀少。当潮汐更迭之际，即使在风平浪静天气，在花屿东南海域至东北海域附近，也有如洪水奔腾的海流。因此，季风期间，强风加上潮汐作用，海路的险恶，可见—班。” ［26］以梁调查的情况为基础，结合航海知识和花屿的自然条件，大规模船队在这种无遮掩地形的港湾和极缺淡水的小島中停泊个把月，是不可能的，那种所谓陈棱船队寄泊花屿的推论是不懂海运实际知识的外行之谈，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臆想。况且，停泊两屿之说并无史料证据。
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包括台湾在内，不少学者未加深究，几十年来一直以这些日本人的注释来解释地望，以讹传讹。竟影响到我国不少著作甚至工具书中，很有必要澄清。如当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代《淮南江表诸郡》图上[27]，和《台湾省地图册》的《隋巡视流求路线》图上[28]，由于作者都认为陈棱去的流求，只限重点在台湾岛西南隅，不认为去过琉球群岛。他们从这一前提出发，因此，也就都把“高华屿”认定在台湾岛西侧澎湖列岛内西部。《台湾地方史》则进一步注解成“东行至(今澎湖群岛中的花屿)”。[29]也就是说，高华屿等于今澎湖列岛中的花屿。未交待根据和说明理由。上述苏继庼《〈岛夷志略〉注释》中注释“彭湖”条则暴露并承认来自日本人的直接影响：“藤田氏云：高华屿即今花屿，（句）鼊屿即今奎壁屿。……［30］日本人这样歪解，很难说是不是打着学术研究牌子有意制造混乱，达到民族利己主义。
3.2 彭家屿亦非高华屿
梁先生批驳高华屿为花屿之谬，功不可没，不过他所对应为彭家屿等，惜也不准，据说彭家屿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一户彭姓人家为避开械斗而举家躲避至此。今名彭佳屿。又名草莱屿、大峙山屿，当地渔民也称之为大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一。为台湾省属的最北岛，彭佳屿与花瓶屿、棉花屿合称北方三岛，为三岛中唯一有人员驻在的岛屿，距离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约 56公里。位于北纬 25°37’46、东经 122°04’17″。也是三岛中面积最大，岛的周围约 4,300米，面积约 114公顷(1.14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168米。东、南、北三侧海岸都是断崖，有许多海蚀凹壁与海蚀洞，西侧倾斜稍缓。 地势东高西低，地势较平坦。［31］我们从岛屿地名沿革、岛势特征、位置、能否为导航标作用等，与高华屿即钓鱼屿对比分析，是不相符合的。清嘉庆朝出使琉球国的赵文楷，记他那次“五月初七出洋，初九见彭家山(施按：即彭佳屿原名)，同日见钓鱼台。”[32]明确是一天內先后经过的两个不同的岛屿。如果两者是同地异名，他何必写成—天之内先到彭家屿，后到钓鱼台呢？
4. 证实航途中发现的高华屿就是今钓鱼岛
4 .1高华屿就是今钓鱼岛
隋舰队第3次航行,从义安郡出韩江口北航，到台湾岛西北角转向东航，航过台湾岛东北角，继续东航中，发现的岛屿中，被特别重视，视为第一个重要岛屿并記录在案的就是高华屿。我经多年反复考证，惊喜地发现高华屿就是今钓鱼岛。这并非寄凿附会，而是有以下切实根据：
第—、从岛形与岛名对照看，两者相符。地势陡削，岛中有多个指天尖锋排列，比起虽也有三峰的彭佳屿更突出，地势更符合“高华屿”命名形象。不难想像，当初船员见其岛峰向高空兀立如花蕊，乃取这—好听的美名。
第二、从地名历史沿革看，继隋代之后的唐朝，己经不再像隋代陈棱那样从义安郡即今广东潮州市港口出发，而是从泉州港出发。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仍称高华屿。它记载：在“泉州清源郡”节之后,记载有—条小字原注称：“自州正东东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句鼊屿，又—日至流求国。”[33]这就是说,唐朝己经不再像隋代陈棱那样从义安郡即今广东潮州市港口出发，而是从泉州港出发。考泉州之名,唐代起初是指今福州，因为福州有座泉山。到唐景云二年711年，泉州之名落在今泉州市境内。[341宋代仍承用高华屿之名，如《方舆胜览》讲海道时仍称：泉州“出东海，行二日乃至高华屿。”［36］到明代，尽管，主流地名己按照渔业活动频繁情况，改为新地名“钓鱼屿”。如往来琉球国的册封使所写《使琉球录》，《日本—鉴》，航海家用的《顺风相送》，国防上用的《筹海图编》等等。但同时少数还仍有高华屿并行使用，只是有的用“岛”代“屿”。如在彩色地图《大明地理图》上，就标绘有“高华岛”的图形和岛名。[36]万历二十五年(1607年)的《三才图绘》中，则见用高华屿变形的“高英屿”。 [37] 直到清代，己流行称“台”，但高华屿之名仍有个别场合在沿用。
第三、从有的清代地图把高华屿之名反映在地图上的台湾岛附近位置看，如彩色《大清广舆图》上，高华屿之名标绘于台湾岛的东北方位，该图图形与现代测绘方法绘成的地图上钓鱼岛方位相当符合。图为冲绳县图书馆提供。[38]
第四、从隋代初访和明代经常往来琉球航路上都被视作航标来看。陈棱征流求途中只提到两个岛屿，除了提到跨中琉分界海沟以后的句鼊屿以外，唯—提到的中方岛屿只有高华屿。而明朝往琉球，过了台湾岛以后，提到中国的岛屿有多个，但突出提到的是钓鱼屿。当然成为隋代航海家在过了彭佳屿与台湾岛之间的水道以后，进入琉球深沟之前，最要切记为航标的首选岛屿。如嘉靖时前往日本的郑舜功，他是从广东起航的，陈棱隋舰也从广东起航，往琉球一段的航路两者是类同的，途经钓鱼屿的郑舜功就用诗词记述“鸡笼上开钓鱼目”。[39] “鸡笼”指“鸡笼山”，代指今台湾岛。“钓鱼目”就是指钓鱼屿。这又表明，他心目中，过了台湾的鸡笼山以后的中国主要岛屿就是钓鱼屿了。为什么他不提彭佳屿或花瓶屿或黄尾屿呢，而只突出提钓鱼屿呢？因为从隋代初航以来，航海家继承的，别的都比不上它重要。又如，明清出使琉球的册封使船多有航行具体记录，凡是正常和较正常航次，都记录在离中国领海前，提到一个重要岛屿叫钓鱼屿或钓鱼台(今台湾人仍沿称)，即今中国大陆称作钓鱼岛。如明嘉靖四十年郭汝霖那次，记五月初—过钓鱼屿；万历三十四年夏子阳等那次，记五月二十七日过钓鱼屿；清康熙二十二年汪植那次，记六月二十四日过钓鱼台；乾隆二十—年周煌那次，记六月初十出海，十—日见钓鱼台；嘉庆赵文楷那次，记五月初七出洋，初九见彭家山(施按：即彭佳屿原名)，同日见钓鱼台。这些赴琉球国的中国外交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钓鱼岛地名 [40]，可见,钓鱼岛在航路上的地位突出，与《隋书》中所提的高华屿正相当。
4.2发现高华屿年份的认定
若按现在常见写古代台湾史或流求史、琉球史文章和专著是据前述两传中有“大业六年”“ 大业三年，……后三岁”字样，断定这次陈棱这—航次年份是大业六年即610年。但细查同书《炀帝纪》：“大业六年，正月……已丑倭国遣使贡方物。二月乙已（十三日），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口，颁赐百官。乙卯，诏曰……三月癸亥，幸江都宫。”［41］则还存在问题。从《炀帝纪》记载体制来看，大业六年条下记载的是隋炀帝在该年内发生的要事，其它年份的事只是为了说明来龙去脉的历史倒叙。其中涉及陈棱的事，是指发生在该年二月十三日向炀帝献俘，炀帝随即将这些流求俘虏分配给各方面官员的事。三月初—，炀帝便往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去了。说明陈棱献俘的地点是在隋朝东都洛阳皇宫。既然陈棱已回到中国向炀帝献俘日期在大业六年二月十三日，那末，大业六年就不可能是陈棱从义安港出访流求的日子。虽然上述三篇纪传均出自《隋书》，但记载皇帝的起居政务活动是最不敢马虎因而是最可信的，他们必是在大业五年的西南风季节就己从义安向北出航，再等到括起东北季风返航中国，才得以由次年二月押觪俘虏抵达洛阳。（两传互补，可知从义安港至流求国中心岛总航程是月余，而其中从出发港至高华屿航程则缺载。疑原文在“自义安泛海击之”句下，“至高华屿”句上，中间应有文字脱漏或省略，起码应有从义安到高华屿的航程天数。否则，文章不通。)所以，合理的发现年份，应定在大业五年即609年。
以上证明隋代由中国航海家何蛮等人提议并领航探索，于隋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到达终点港为今琉球的政治中心岛，航路上发现并记录在案的高华屿是今钓鱼岛，因此，可以论定距今1400年前，是中国航海家及其驾引的官方舰队最早发现了钓鱼岛。何待某些日本政客大言不惭声称他们1884年或1885年发现钓鱼岛呢？
（关于日本侵占该岛情况；钓鱼岛属于台湾岛，不属于琉球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等，笔者均另有专文。）
参考文献：
[1]刘江永：《中国与日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3页，对所引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5-28页）提法的言论。
[2］刘江永：《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法理依据》,http://news.163.com/12/0723/10/873FT4OF00014JB6_all.html。來源：人民网。
[3］台湾联合报报道，南方网讯http://www.textandideology.net/wordpress/?tag
[4］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709/c157278-18477429.html
[5］《中日钓鱼岛之争的背后：美国捅了中国数刀》百度网页。
[6］武圣涛：《中国对钓鱼岛享有主权之历史依据》，《内蒙古电大学刋》［J］，2008年第10期。
[7]
[8] 张锦文：《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中日网http://www.sjhistory.net/site/newxh/yjzt2-3mb_a2008042822607.htm。
[9](明)无名氏，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 顺风相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页。
[10］陈佳荣：《〈順風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发表于作者所办南溟网。
[11](明)谈迁：《国榷》卷十三。
[12]［14]《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传.流求国》，载《二十五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二—八页。
[13]《中国历史地图集》隋，淮南江表诸郡，地图出版社1982年。
[15] 同上《隋书》卷六四，列传二十九.《陈棱传》。
[16]《昌黎先生集》［C］，卷二十—，《送郑尚书序》。
[17]（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卷三，封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G］。
[18]《明史》：《鸡笼山传》［M］。
[25] 梁嘉彬：《论隋书“流求”与台湾琉球日本海行纪录》，载梁嘉彬：《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M］，台北市：东海大学1965年版第309-310页。
[26] [31]主要采取百度网《认识花屿》、《彭佳屿》。
[27]《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代《淮南江表诸郡》图［K］，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及1987年版，第21-22页图。“高华屿”三字标在台湾岛西侧澎湖列岛内西南部。
[28]《台湾省地图册》［K］北京：地图出版社，《隋巡视流求路线》图上，亦把“高华屿”三字标在台湾岛西侧澎湖列岛内西南部。
[29］陈碧笙：《台湾地方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30］苏继庼：《〈岛夷志略〉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
[32][40]台湾文献丛刊：明代《使琉球三种》［G］、《清代琉球纪录集辑》。
[33]《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一，载《二十五史.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一—九页。
[34]朱维干：《福建史稿》［M］上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引(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福建路。
[35］（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M］卷十二，福建路山川.海道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09页。
[36] [38]转引中国民间保钓联会：《钓鱼岛列屿一中国固有主权领土大展》网页，第四章第4节，地图。
[37]（ 明）王圻：《三才图绘》［M］，万历二十五年，地理卷十三，《琉球国图》。
[39]（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M］，嘉靖三十五年版，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旧抄本，卷二《万里长歌》。
[41] 《隋书》卷三《煬帝纪》。
(稿件中有个岛名原为“句”在上和“黾”在下组成，但我电脑中无此字，不得己暂以“句”字代用，劳请代入原字为感。)
作者简介 施存龙，原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离休后除受聘《中国海洋科技政策兰皮书》海运、海港部分，交通部《中国港谱》等执笔，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办专家顾问外，改攻中国海外交通史、历代港口史等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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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早在距今1400多年前由中国航海家原始发现》有 1 条评论
马光 说：
2013 年 03 月 23 日上午 5:19
施先生的论文有理有据，且具有颠覆性的创见。晚辈学力甚浅，只能拜读学习不能加以评判。拜读之后将之做了推介，期待学界进一步的争鸣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