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即位後，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把治政的主導思想由黃老學說改成儒家學說，實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
自秦代創下中央集權制之大帝國以後，秦、漢君主對統治思想之採擇，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原來春秋戰國曾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之時代，後戰國時各國君主多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而進行改革，其中尤以秦國為著。秦藉法家商鞅之變法而興，採法家李斯之謀而兼併六國，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態而君臨全國。然秦之二世而斬，說明單憑嚴刑峻法等高壓手段，實不足以長期統治中國之民眾，加以國家歷經長期戰禍、滿目瘡痍，故漢初君臣多崇尚道家之 「無為而治」。黃老之說對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確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寧人、經濟放任自流、外交軟弱無力，以致爆發七國之亂、匈奴時時侵擾。這表明「清靜無為」對加強中央集權、鞏固邊防和擴展版圖不利，亟需另覓新徑。於是儒家學說逐漸檯頭﹐進而取代道家學說之地位。
儒家係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創，戰國時由孟子(約前372-前289)等加以發揚。其學說主張仁義，提倡 「德治」、「禮治」。秦時儒說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後其經典重新發現，儒士紛紛而出，他們根據後來之統治經驗對儒說不斷地加以補充與發展，使其影響逐漸擴大。武帝因舅田蚡(?一前131)、師太子少傅王臧均為儒士，故幼時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後曾接連三次下詔，策問古今治亂之道與天人關係等問題，大儒董仲舒(前179-前104)三次上書應對，即所謂「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稱許。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為主，也雜揉了陰陽五行及法家之成分，囊括了長期以來之統治經驗而集其大成。他認為 「天子受命於天」，天下須 「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提出「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 「君權神授」、「忠君」、「大一統」思想，以及後來所概括的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有利於加強中央皇權之統治。因此，漢武帝遂採納其議，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獨尊儒術:董仲舒對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武帝採之，以儒學作為國家之統治思想，而其餘諸說均被排斥。
(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學之博士被罷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幾乎全數由士人充任。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職一般須封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時的蕭何，惠帝、呂后時的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文帝時的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時之陶青、周亞夫、劉舍則以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但漢武帝卻開始打破常規，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孫弘(前200-前121)為宰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治《春秋》而得拜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貴族、豪富及其子嗣壟斷高官厚祿之局面有所轉變，讀書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門徑比過去寬廣了。
(三)傳授儒說:設《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並使其預聞政務。參加重要政府會議。同時在京師設太學，在郡縣辦學較，太學生即博士弟子，學而優則仕，其成績優異者留京任郎官，次等者遣原籍為郡國吏。
(四)察舉孝廉:下令郡國每歲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遣送京師供錄用。為促使察舉制之實行，規定各郡國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
(五)策選賢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由皇帝親自出題策問，以選拔各種人材。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起，漢朝政府漸由宗室、功臣之組合，轉成士人參政之新局面。「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為相者往往皆一時之大儒，非儒者乃絕不能居於相位。本來劉邦認為自己係 「馬上得天下」，要詩書無用，但儒生陸賈卻提出「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因此，由漢初的 「平民政府」轉為武帝時之 「士人政府」，乃朝廷統治行政之需，蓋推翻舊王朝而打天下可以依靠(甚或主要必須依靠)無知的民眾，但建立新王朝而治天下卻須依靠有識之士，是故「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乃得大行其道。
不過應當指出，漢武帝一面雖尊崇儒術。另一面重刑法、用酷吏、講聚斂、尚武功，故汲黯(?一前112)曾批評其為「內多欲而外飾仁義」。後世也稱武帝係 「陽尊儒術，陰事申、韓」，意即儒其表、法其裹。其實武帝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又何嘗不是如此。須知漢代之儒學已不同於春秋時代之儒學，它已兼採有法家，陰陽家諸說之成分，後世又出現儒、佛、道調和等趨勢。總之，凡有利於統治中國人民之任何思想學說，均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並奉為正統，否則將受到摒棄，此為讀史者不可不知之。
漢武帝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頗為深遠。它不僅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和漢代經學之發達．而且使儒家從此成為歷代王朝尊奉的正統思想，「三綱五常」等忠君思想、倫理觀念支配中國社會垂二千餘載。同時，諸子百家之被黜，卻又使學術自由研究之風受阻，令中國文化蒙受重大損失。至於儒家思想為何會長期宰制中國之思想界，應與統治者之提倡及中國民眾的 「中庸之道」有關。蓋打著「仁義道德」之幌子，而又以嚴刑峻法為後盾，最利於統治中國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歡高談闊論「人治」或 「法治」的問題，本來在商鞅變法時已提出並實施過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原則，這實際上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但後來始皇過分推行嚴刑酷法，終於走向反面，使法家從此未能檯頭。因此，中國之所以長期盛行 「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學取勝有關，頗值研究。
儒家在漢代以後雖長期居於尊貴的地位，然它並未成為 「國教」，也沒有對其他宗教、學術思想完全排斥。不過由於歷代統治者對儒學大力倡導，故凡發動民變以推翻舊王朝者，往往採取 「反儒」、「批孔」的態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滅亡之後，儒學在思想界之統治地位亦隨帝制之結束而告終。不過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它仍具有頗大的生命力，故經歷民初新文化運動的 「打倒孔家店」，以及現代 「文化大革命」中之 「批孔」，儒學依然能絕處逢生、再閃光芒。蓋其思想既有適合中國社會輿情的一面，又盛行了兩千餘年，早已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七章_西漢之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