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戚、宦官的反覆爭鬥中，還夾雜看另一種政治勢力，即朝臣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他們不滿外戚、宦官的亂政，力圖通過「清議」來挽救東漢的衰頹，尤其是反對當權的宦官，結果遭到殘酷的迫害，造成所謂 「黨錮之禍」。
原來東漢自光武帝大力提倡之後，士人均注重名節，富正義感，嫉惡如仇，敢於指斥權奸、批評朝政。後在士大夫中遂形成一種品評人物之風氣，稱為 「清議」。善於清議的人，被目為天下名士。如郭泰(128-169)就是 「清談閭閻」之名士，「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由於戚、宦紛爭使朝綱不振、政治日壞，許多朝臣士大夫看到外戚、宦官走馬燈式的更迭，不利於東漢的統治，乃提出一些打擊宦官、抑制外戚、權歸皇帝的主張。早在順帝時，大司農李固(94-147)就建議「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重權」。同時，東漢之太學頗為發展，順帝時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他們同朝臣士大夫均有密切之聯繫，故太學乃成為清議之中心。當時朝政的黑暗，「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引起太學生之不滿，乃起而反對權貴，尤其是抨擊諷刺當政之宦官。不過朝野士子雖對外戚、宦官之交替專權均示不滿，但在二者的鬥爭中，他們一般較多地支持外戚而反對宦官。朝臣士大夫同外戚往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認為宦官是自己所不齒的暴發戶，出身污賤、不學無術，不屑於在其卵翼下為官。特別是桓帝翦滅梁冀後，宦官權勢甚囂塵上，更激起了朝臣和士人的普遍憤怒。而宦官為士人所攻擊，每每懷恨在心，一旦大權在握，遂伺機報復，終於造成桓、靈時代的黨錮之禍。
中國古代以五百家為黨，故稱鄉黨。但也常將朋比為奸叫做結黨營私，即所謂 「朋黨」，指同類人為自私之目的而相互勾結、排除異己、黨同伐異。故《論語》有云，君子 「群而不黨」。東漢的 「黨錮之禍」，就是當政宦官藉皇帝之權，將反對他們的士大夫和太學生指為 「黨人」而加以禁錮。黨錮之禍大規模的共有兩次，茲將其經過略述如下:
1．桓帝時的第一次黨錮之禍:「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 於斯行矣」。桓帝時，朝臣李膺(110-169)、陳蕃等經常批評朝政，攻擊宦官，獲得了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之支持，當時廣泛流行 「天下楷模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 (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之美言。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曾從大宦官張讓家裡搜捕其弟張朔，並按罪判處死刑。延熹九年(166年)，又捕殺與宦官勾結的卜者張成。宦官乃指使張成之弟子誣告李膺 「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遂下令 「逮捕黨人」，把李膺等二百餘人下獄。次年，因竇皇后之父竇武等出面援救，桓帝乃把李膺等 「赦歸田里，禁錮終身」，不准為官，「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史稱其事為「黨錮」。
2．靈帝時的第二次黨錮之禍:桓帝死後，靈帝年幼即位，由竇太后臨朝，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竇、陳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錮之名士，密謀誅滅宦官。結果一開始就遭到失敗，宦官曹節、王甫於建寧元年(168年)矯詔討竇，竇武自殺，陳蕃被害，其門生、屬員均受株連。次年，太監侯覽因地方官張儉曾檢舉過自己，遂令人告儉 「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凡與宦官不睦者均被目為黨人而加陷害。是次受牽連者達數百人，李膺等百餘人死於獄中，「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至熹平五年(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錮黨人之門徒、故吏及父子兄弟。直到後來黃巾事起，黨人方獲赦免。
「黨錮之禍」前後延續了十多年，在東漢後期的朝野間造成了很大的震動，產生深刻之影響。由於朝野賢良忠義之士多受株連，慘遭迫害，東漢初年培養起來的士風與氣節被摧殘無餘。士子目睹黨禍之慘烈，為之寒心，遂不問政治，明哲保身，崇尚老、莊之無為，竟日唯高談闊論，造成後世 「清談」之風氣。自經黨錮之禍，官吏人人自危，朝廷奸臣充斥，宦官橫行無忌，政治腐敗達於極點。結果社會動盪，民不聊生，黃巾暴動乘時而起，東漢王朝遂瀕臨覆亡之邊緣。
在中國歷史上，東漢的 「黨錮之禍」實是後世 「黨爭」之濫觴。不過唐、宋及近現代之黨爭，往往是雙方森嚴對壘。甚至一度勢均力敵。而東漢的 「黨禍」較接近於明代，名為黨爭實則主要是宦官(以及附依他們的奸臣)一派對正直朝官(以及支持他們的士子)的迫害。漢朝雖由平民起義而建，劉邦確也輕視儒生，然西漢初期只有殺害功臣之劣績，尚無迫害士子的紀錄，漢武帝甚至大力推崇儒學，建立起所謂 「士人政府」。渠料號稱中興漢室的東漢王朝，到了後期竟出現了皇帝在宦官的唆使、控制下，對知識分子大肆迫害的事實，給漢朝歷史增添了極不光彩的一頁。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九章_東漢之中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