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楊式挺大作《嶺南文物考古文集》於2017年11月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
《嶺南文物考古文集》
作者：楊式挺
自 序
在決意出版這本文集之際，我想說說以下一些話。
首先說說為什麼編這本《嶺南文物考古文集》。十多年前，筆者曾發表過《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和《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由於這次收錄的文章類別較多，也不全是論文，故名文集。也由於個人年齡的原因，預感此文集或許是最後一集，故有“盤點”個人學術成果，追溯考古足跡，回顧歷史的意味。
編這本文集，一是趁着自己黃昏尚有“微霞”之時，能給富有南國特色的廣東文博殿堂添磚加瓦。回顧 1958 年，我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廣州，迄今已近 60 個春秋。1963 年 4 月，我從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廣東省社科院前身）歷史研究室考古組併入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亦已 50 多年。記得 2009 年在廣東省博物館開館 50 周年館慶之時，我曾寫下四句：“離校入粵五十載，文物考古記心懷，博物殿堂千秋業，前人奠基後人來。”我們是承前啟後的接班人，也是省博物館事業發展壯大的見證人、參與者和受惠者。50 多年來，自感貢獻不大，著作不多，心有不安！理應珍惜時光，爭取多做一點有益於後人的事。
二是要兌現諾言。載於 2014 年出版的《稽古探源——楊式挺研究員從事文博考古事業五十周年暨八十壽辰文集》本人的“學術簡介”裏說，個人發表學術論文、文章160 多篇、200 多萬字，具體體現在哪裡呢？計有《嶺南文物考古論集》（1998 年）29 篇，56 萬多字。《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2006 年）21 篇，50 餘萬字。《簡明廣東史》（1993 年）和《廣東通史（古代上冊）》（1996 年）兩書中本人撰稿的先秦史前兩章，合計約 12 萬字。《佛山河宕遺址——1977 年冬至 1978 年夏考古發掘報告》（2006 年）計 32 萬字。《石峽遺址——1973 年至 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下冊）》（2014 年，文物出版社），本人撰稿約 30 萬字（含圖片說明），到 2015 年初收到此書時，我口拈四句：“《石峽報告》終發刊，上下兩冊成巨篇。卅年心血成正果，望眼欲穿盼十年。”國家文物局主編、廣東省文化廳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一書（文物地圖集是一種充分運用地圖語言、綜合反映新中國建立以來各省區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成果的大型圖冊，這在當時國內外是一種創新，經過 4 年的共同努力終於製作完成，而且在 1989 年在全國各省區中率先出版。）本人分工負責編製全省古遺址、古窯址、古墓葬等四大類文物上千條目，計約 20萬字。《廣東先秦考古》一書是廣東省社科聯“九五規劃”（1996—2000）社會科學研究課題、本人申請立項的考古重點專案，本人是申請人和組織者，合作者共 4 人，2000 年已完成結項，正文 34.6 萬字。經過補充修改，全書包括緒論、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和商周青銅時代共計 8 章 71 節，篇幅達 65.5萬字（2015 年 3 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分工撰寫緒論和第四、五、六章共約42 萬字，可謂十年磨一劍。當筆者收到這本沉甸甸的收入“嶺南文庫”的精裝本著作時，口拈四句：“《先秦考古》終出版，嶺南文庫添新園，先秦書名是代稱，金石篇章一俱全。”此外，1980 年我在暨南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班講授《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專題課，講稿有兩萬多字，1982 年冬在廣東省文物普查訓練班上講《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鉛印本）約 5000 字，以及本書附錄的 7 篇合作的考古調查發掘簡報，還有本人參加撰稿的《西漢南越王墓（上下冊）》（1991 年，文物出版社），均未計入個人撰稿字數。
以上諸項，個人撰稿總計約為 243 萬字，可見上面所說個人發表文章約 160 多篇，200 多萬字並非誇大之詞，但文章篇數尚嫌不足，故決意出版這本文集，收錄文章 80 篇，有溫故而知新，以利再進取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撰寫的論文以及參與的上述簡史、通史、文物地圖集和考古發掘報告，多數獲得省及國家社科研究成果優秀獎項。如，2016 年 5 月，在鄭州召開的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石峽遺址——1973 年至 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獲研究成果獎（金鼎獎）。
其次，本集文章內容，大致可分為五類。各類文章基本按發表時間先後排序。
第一部分為史前時期的文章，計 16 篇。內容主要為新石器時代的，且集中在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和石峽遺址與“石峽文化”兩大課題。回顧1961 年我在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制定個人科研規劃時，曾定下“立足廣東，面向全國，兼顧東南亞，以新石器時代為主攻方向”的目標。回顧過去，以新石器時代為主攻方向可以說基本做到了，但兼顧東南亞方面做得不夠。在數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上述這兩大學術課題幾乎佔去了我大半生！其中，僅石峽遺址就耗時近八年，值得慰藉的是，本人 1980年提出的“西樵山文化”或稱“金蘭寺文化”[1996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以白陶為主題的學術會上，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式楠所長的贊成），以及 1976 年提出的“石峽文化”這兩個考古學文化名稱。受到蘇秉琦老師 1985 年在山西侯馬所作的《晉文化頌》：“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的啟發，我在 2012 年回顧廣東考古 50 年收穫輯要時曾寫下四句：“馬壩歷史開新篇，石峽文化神州揚，西樵盛產雙肩斧，浮濱銅戈拓蠻荒。”
第二部分是歷史時期的文章，計 21 篇。主要是商周時期和秦漢時代的，如東甌與西甌關係探討和關於南越王墓的文章。《東甌西甌比較論說》一文，主要是論述分佈於浙江甌江溫州的甌越與分佈於粵西及桂東的西甌，他們各自有自身的文化特點和發展曆史，從而證明“西甌是東甌西遷來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另一篇是關於廣州南越王墓的，廣州南越王墓被譽為“嶺南考古名副其實的重大發現”， 感謝國家文物局領導的信任，使我在 1983—1984 年能夠參加廣州南越王墓的發掘、整理出土隨葬品和編寫發掘簡報，並擔任發掘隊副隊長，不啻是本人廣東考古生涯的一件幸事。記得當南越王墓主室發現“文帝行璽”龍鈕金印之時，我驚喜地口拈四句：“南越王陵何處尋，象崗山上埋藏深，‘文帝行璽’式龍鈕，誰說南天金石貧。”
這裏想說說另外四篇的寫作經過。一篇是《略論合浦漢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點》，從出版的《中國·北海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中數十篇文章看，像本文所論的題目和內容的文章罕見（或因此，2016 年 3 月 5 日，廣西北海市電視臺韓建一行到廣州對本人做了專題採訪，並約請本人赴合浦參加研討會）。
合浦漢墓群的特點：一是分佈範圍廣闊。它是我國沿海地帶現存最大的漢墓群。二是地面現存有 1056 座封土墳丘墓，推測地下應埋藏有 5000~6000 座。此外，貴港市羅泊灣和賀州市金鐘等地也有西漢封土堆墓。
本文考查了我國古墓的葬制，“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大概到了春秋戰國，天子、諸侯、貴族興起了封土墳丘葬制。“秦名天子塚曰山，漢曰陵。”憶及 1960 年本人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進修實習時，曾到陝西咸陽秦始皇陵“驪山”、漢高祖長陵和漢武帝茂陵參觀，可見封土墳丘陵墓是墓主身份顯赫、權貴、財富的象徵。
地處嶺南偏遠的合浦為何有那麼多封土堆墓，而同為南海絲綢之路始發港的徐聞等地則不見？如果以中原陝西河南兩漢帝皇、王侯才有封土墳丘陵墓，那麼，存在於二、三百年間的合浦漢墓中，能有那麼多的郡守、縣令、高官、富豪嗎？合浦漢墓隨葬器物的特點，文中列舉了四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已發掘的墓葬中，往往隨葬有玻璃、瑪瑙、琥珀、奇石等“舶來品”，數量以千顆計。會議結束之後，我們幾個與會代表再到南寧的自治區博物館參觀合浦風門嶺 26 號東漢早期墓的庫房藏品，就有海外珠飾約一、二千顆。
一篇是《從考古發現略論海南省歷史的兩個問題》一文，分述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從考古發現窺見海南島的古代歷史。海南寶島 1988 年建省之前隸屬於廣東省。1963—1983 年間，本人曾先後 6 次到過海南島，考古足跡主要是在儋縣（州）、崖縣（三亞）和陵水縣，以及海口、瓊山、萬甯、文昌和定安等地。撰寫了有歸納評論性的《從考古發現探討海南島早期居民問題》一文。1983 年 3—4 月，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到儋縣中和鎮、三亞南濱農場分別舉辦文物普查訓練班。4 月的一天，三亞縣文化館黃懷興館長帶領我們手持火把進入荔枝溝落筆洞探秘。本人在洞內發現有灰色膠結堆積層及人類生活的遺跡和動物遺骨，推斷當屬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是海南島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洞穴遺址。
1992 年，經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發掘，發現了七顆晚期智人牙化石和礫石石器，測定距今約一萬年，證實 1983 年本人的發現和推斷年代是正確的。
第二個問題，是論證海南諸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聖領土。筆者從漢代至明、清、民國歷代文獻的有關記載、我國歷朝政府對南海諸島的巡視和管轄、海南島等地漁民對西沙、南沙島嶼的發現、居住和經營，尤其是 1974—2000 年，我國考古人員先後四次對西沙群島進行了水下考古及其沉船和文物的發現，無可爭辯地證明，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神聖的領土海疆。值得強調指出的是，無論是 2008 年海口召開的“緬懷韓振華先生暨南海學術研討會”，還是 2013 年泉州召開的“歷史上中國的海疆與航海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均分別論及南海諸島和釣魚島的爭議現實問題，申明社會科學必須為政治服務，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再一篇是《“朱廬執刲”銀印考釋——兼論朱盧縣治問題》一文，1985 年 4 月 28日，《人民日報》報導海南樂東縣誌仲區潭培鄉發現一顆“朱廬執刲”蛇鈕銀印，同年6 月又讀到陳高衛局長的文章，並說該印經中國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博館史樹青先生鑒定過，引起了筆者的關注，還因為 1983 年 10 月廣州象崗南越王墓也發現十多顆南越國鑄造的印章。史樹青先生在 1987 年 11 月 16 日給本人的覆函中指出，“印為真品無疑，執刲印僅此一見，可貴處在此，大可補史之闕。”而且認為是“國寶性珍品”，是“海南第一古印，歷史、藝術價值極高。”於是筆者開始查閱官私古印的有關書籍，查閱辭書何為“執刲”，“執刲”與楚爵“執圭”、“執珪”是否一樣，“執圭”爵位有多大，持“執刲印”印綬者當為何人，它為何發現在海南樂東這個偏遠的地方？再者“執刲”與“朱廬”兩者之間有何關係？這些問題都要弄清楚。到 1987 年，筆者草成一篇近萬字文章，一方面發函給樂東縣文化館符和三館長，請他惠寄“朱印”的照片和印文拓本，另方面發函給吳榮增、俞偉超、王人聰等師友，請他們對拙文提寶貴意見，還寫信給蔣廷瑜館長，請他提供合浦縣堂排一座西漢墓出土的“勞新執刲”照片和印文拓片。蔣廷瑜校友寄來了合浦漢墓尚未發表的該印的照片和印文拓片，指出《廣西出土文物》一書中，對該印文釋為“勞新執刲”有誤，應為“勞邑執刲”，如此看來，又較史樹青先生所說多了一方“執刲印”。
到了 1989 年底，筆者又讀到曾昭璿教授的文章，認為“佩印者雖然被賜封為朱盧縣酋長為‘執刲’，但他仍要征討叛亂的黎族。”同時，他認為朱盧縣應在海北。後來又讀到譚其驤教授文章，認為樂東出土的“執刲”印當為楚懷王時所賜無疑，並認為，自漢元帝初罷珠崖郡到梁大同年間置崖州的五百八十多年間，朱廬、朱盧、朱崖均不在海南而在海北的雷州半島。再讀到楊武泉副教授的文章，他認為西漢晚期至蕭齊期間，海南島並不在大陸王朝版圖之外，兩人爭論的焦點是朱廬、朱盧在不在海南島的問題，從而更意識到“朱印”發現的重要性。
到了 1992 年，海南省民族研究所來函徵稿，《“朱廬執刲”銀印考釋——兼說朱盧朱崖問題》一文終於在《海南民族研究論集》第一集發表。
回顧對一件“朱印”的考釋，前後經過了五年之久，經過不斷向書本學習，又向師友不恥下問，鍥而不捨，終於有所收穫。
第四篇是《略說考古學與饒學》一文，2014 年發表在《饒學研究》新版第一輯。2013 年，筆者參加在潮州韓山師院召開的“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撰寫了此文。
筆者為什麼擬定這個題目？一是考慮到以“饒學”為名的學術研討會，這是頭一次。二是在饒老惠贈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二十冊中，沒有一冊是目為考古學的。當時我寫了四句話：“饒公贈我新宏篇，洋洋灑灑千萬言，甲骨簡帛二十冊，緣何不見考古卷。”
經初步學習，包括參看鄭煒明博士編的《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錄》，我覺得“學術文集”二十冊中屬於考古學的論文，多見於卷一“史溯”、卷二甲骨學、卷三簡帛學和卷六史學（下）之中。據粗略統計，在饒先生的著述中，在專著單行本的目錄分類 17 項中，屬於考古學的計有 11 本，如《海南島之石器》《明器圖錄·中國明器略說》《漢字樹》等。在論文條目分類中，屬於考古學的計有 70 篇左右。拙文最後還淺說了學習饒先生的 6 篇（本）著作的心得，如《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李鄭屋村漢墓磚文考釋》《南越文王虎節之奇字考釋》《漢字樹》等。本文意在探討試釋饒著學術文集中的考古學分類，而不是重在確定學術文集中究竟有多少篇考古學論文。
第三部分是有關文物考古發現與學術動態的報導，計 33 篇。是 1961—1991 年間，筆者曾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羊城晚報》《南方日報》等報刊，以及《廣東文博》《廣東民族研究通訊》發表的文章。文章雖然短小，卻別具意義。一是能夠及時地反映我省史學界、考古界的學術動態和文物發現的資訊，二是此類短文亦有“團結、育人、資政、存史”的用意。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可為將來總結這段相關歷史提供有用的資料。
1961—1963 年，筆者在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兼任廣東歷史學會考古工作組秘書。20 世紀 60 年代初，國民經濟雖然遇到極大困難，但廣東歷史學會的學術活動還是活躍的，經常組織學術講座，開展學術爭鳴。如《關於中國猿人及其性質的討論》《廣東學術界討論中國古代冶鐵問題》《廣東歷史上是否經過青銅器時代和奴隸社會？》等。
1963 年 4 月，筆者調入廣東省博物館，曾任文物工作隊副隊長、文物博物研究室主任，主要從事田野考古工作，有報導考古發現的責任。
記得當時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局領導很重視文物工作，關心考古新發現。如在陳越平同志任省委宣傳部長時，曾召開過一次小型工作會，筆者亦有參加，他向我們瞭解全省文物考古工作情況。會上要求《南方日報》有關部門，每半年要發佈一次文物考古發現的綜合報導。此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如 1979 年 12 月 14 日，《南方日報》刊登了《博羅縣發現春秋時期青銅器——為探討廣東奴隸社會增添新資料》一文就是一例。
1977年 6月 15日，《人民日報》發表《廣東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石峽文化》的長篇報導，翌日，《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全國主要報刊紛紛轉載了這篇報導，“石峽文化”一名遂見諸報端。這篇報導文章雖然是以新華社駐廣州（沙面）辦事處記者蔣順章署名的，而“石峽文化”一名則是我們提出的。
又如《封開杏花發現一座“石峽文化類型”墓葬》一文，1984年，封開杏花鎮鹿尾村（又稱祿美村）發現一座火燒坑墓葬，出土有石琮、石環和陶三足盤、豆等。對該墓的性質，當時考古界有不同推斷。筆者據該墓有火燎墓坑遺跡及出有類同石峽文化的隨葬品，認為應屬“石峽文化類型”墓葬，短短的 600 字，把鹿尾村對面山那個墓的文化性質“點”了出來，後來也得到了多數專家的贊同。
第四部分是書序和書評，計 19 篇。盛世修志，是我國歷朝歷代的優良傳統。
1986—1998 年間，本人曾為全省（含海南行政區）50 多個縣市的《文物志》審稿，篇幅達 600 多萬字。
《談談文物志編寫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是省文化廳領導指派本人在汕頭市金沙區召開的“全省文物志編寫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所作報告修改而成的文章。在那個講話中，本人說明了什麼是文物志，文物志與其他專志（如人物志、民族志、旅遊志、著述志）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怎樣編寫文物志一題中，提出了“抓住重點，突出特點，照顧全面，符合體例。”的編修原則和方法，這對當時除潮汕地區以外的其他縣市文物志的編寫，有著指導的作用和意義。
本人之所以能夠寫出這篇理論聯繫實際的文章，緣因本人 1982 年參加在武昌東湖舉辦的中南西南九省地方誌理論研究班，聆聽到著名方志學家朱士嘉、史念海、傅振倫、來新夏教授的精彩講課，以及貴州、湖南等省編志的經驗介紹，學習了新方志的理論和編纂方法，並得到了一批相關的書籍和資料，從而對地方誌特別是文物志產生了興趣。
1985 年，我被借調至廣東省文化廳文管會辦公室，擔任省文物志編志辦副主任，從而有機會接觸到地方志、文物志。後又轉入《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的編制工作，一干就是 4 年多。
另一方面，還收入《嶺南第一唐刻——羅定龍龕岩道場銘》序、《廣東摩崖石刻》序、《深圳掌故第二集》序、《樂昌掌故第二集》序、《封中史話——嶺南古文化搖籃探索》序、《廣東民族關係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廣東民族關係史〉讀後》《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文集》序、《廣東史前考古的開山之作——〈廣東先秦考古〉一書出版》和《古鎮遺珍》序等。
回顧過往二十年間，不論為某一縣市文物志作序，或為好友新著寫書評，從來都把它視為互相學習，互相切磋，取長補短，增長學識，擴大視野的良好機會，絲毫未敢懈怠和草率，因而，每個書序、每篇書評都有一段“古”（故事）可講，一段“情”（情誼）可敘，令我永遠銘記在心。這裡僅舉幾例。
如《封中史話》一書，作者陳乃良先生，長期在封開工作。1983 年秋，我在封開杏花河兩岸山崗遺址作考古調查，有機會先讀到他的文章《嶺南古代一奇葩》，從此交往甚篤。不久後，他又寫出《“封中”史話——記嶺南古代一片不容忽視的地方》小冊子，請我為之作序。此書乃緣于他對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一幅帛書《漢初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在圖上毗鄰的南越國偌大的範圍內，僅有唯一的“封中”二字，他敏銳地抓住這獨特的“封中”標名進行求索。他不贊同有的學者對“封中”是“封陽中宿”的縮寫，而持“封中”是指封水（今賀江）流域一帶地方的說法，也即湖南瀟水和西江支流賀江是秦漢以來南來北往交通線。後來，他又不斷鑽研與“封中”相關的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終於在 2007 年，結集成《封中史話——嶺南古文化搖籃探索》一書，包括《從世界最早地圖上的“封中”說起》《廣信與廣州、廣東與廣西的得名來由》等 27 篇。該書文筆生動、圖文並茂，深入淺出，可讀性強。本人在序言中說，十多年來，作者鍥而不捨地抓住“封中”這個命題不斷探索，並且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闡述了十一個新論點。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古稀之年，還親自組織有志者，從封開上溯賀江及瀟水有關地點的史跡考察探古，回來後又寫出《賀江和瀟水源頭地區訪古行》一文，令人欽佩！
又如《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文集》序，2008 年，南海博物館張傑龍館長擬組織編輯一本《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論文集》，作為新館落成的獻禮。他希望我提供有關資料和參與編輯工作，並為該書作序。
經過一段時間的搜集資料和思考，本人建議分上下兩篇，統稱為“文集”為宜。
上篇收入 1959—1991 年有關西樵山遺址的調查發掘報告，下篇是關於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的論述文章。
由於本人自 1962 年以來，先後因公陪同商承祚、梁釗韜、汪宇平（內蒙）、賈蘭坡、衛奇、安志敏、香港訪粵考古考察團（有秦維廉、趙子龍等 6 人，1980 年）等考察西樵山，也為個人撰寫試論西樵山文化論文，以及與黃钜明館長等人為編寫《南海縣文物志》之故，十多次上了西樵山遺址調查試掘。而且，對 1960 年賈蘭坡教授考察西樵山細石器遺存，在廣州作學術報告提出“西樵山文化”一名，以及由於西樵山遺址是一處著名的、大型的、延續使用年代很長的採石場和製作石器場所，因而，不僅得到嶺南考古工作者、人類學家，而且還得到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如賈蘭坡、吳汝康、夏鼐、蘇秉琦、安志敏、鄭德坤、張光直等學者的關注和研究，使南海縣西樵山遺址和西樵山文化，出現在全國性重要著作中，作為一個遺址而言，在全國並不多見。正因本人對西樵山遺址的發現及其研究的來龍去脈和特殊重要性頗多瞭解，故願為該書作序。
再如《古鎮遺珍》序，我對該文作者陳志傑副研究館員的相識，始於 1977 年。當時他參加了佛山河宕遺址的發掘和室內出土文物的修復整理工作，尤其是他對河宕遺址發現的 50 多具保存相當好的人骨架，進行了又好又快的繪圖，又對破碎的陶器、象牙筒形器等多件珍貴品，作了很完美的修復，給我留下良好的印象，也為後來《佛山河宕遺址發掘報告》的編寫出版，作出了貢獻。2014 年夏，他和王志勇攜帶《古鎮華章》初稿，要我審閱並作序。書中第五章附有相關論證的文章 30 餘篇，如《“佛山老城”與佛山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佛山街略〉透析》《冶鑄技術、鐵器行業與貿易》《石灣制陶史略》
《石灣一帶唐宋與元明窯址》《石灣“同慶灶”》《石灣窯陶塑人物》《佛山磚雕藝術》《獨樹一幟的手工業文化》《自成體系的中成藥文化》《粵劇的發祥與佛山》《梁園的造園特色》等。《古鎮遺珍》一書，運用大量的歷史文獻、文物普查成果和多年從事考古調查研究成果等多重論證方法，客觀生動地復原了佛山古鎮五百年的輝煌歷史面貌，使我們對佛山古鎮是明清時期名聞天下的中國四大名鎮之一、明初時期國內東西南北的“四聚”之一、嶺南手工業與商貿巨鎮和繁華的“大都會”這些美譽，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就我所知，目前佛山尚無一部較為全面系統反映古鎮歷史發展，特別是總結明清輝煌時期的歷史專著，因而該書的面世，填補了這一空白，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是佛山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收錄《我和博物館的不解之緣》一文，意在反映我在廣東省博物館 50 多年裡，除了主要從事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外，還參與了許多博物館的歷史文物展覽和學術交流活動。
第五部分是附錄，收錄了 7 篇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簡報或報告，均為合作文章。之所以要收錄這 7 篇文章，一是這些文章大多是本人為主要執筆者，二是考慮到這些文章散見於多種刊物，不易檢索，為讀者提供一些方便。
篇末是本人的《文博考古足跡紀要》。
最後，要對與本集編輯出版有關的師友，表達我衷心的感激之情。一是，我用恩師蘇秉琦先生的《嶺南考古開題》和饒宗頤先生的《嶺南考古論題》作為本集的代序，二老對我的《嶺南文物考古論集》都作過點評，並指出“嶺南考古是個大題目，可以越作越大。”對我提出明確的要求和寄予期望。本文集就是在他們兩位的期望下編成的。
二是要感謝我曾就讀的泉州省立晉江第一中學高中語文老師、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著名古詩詞注釋家、九十五歲高齡的陳祥耀老先生欣然為本文集題寫書簽。
三是，本文集有些是合作文章，這裏我要向各位友好的合作者表示謝意！
四是要感謝我館的崔策先生，他自告奮勇為本集充當編輯。本集的許多文章，尤其是第三部分的文物考古發現和學術動態報導文章，散見於數十年間的各類報刊雜誌上，多是他利用節假日休息時間，到有關圖書館，一篇一篇地完成搜集工作。
我期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夠作為向廣東省博物館六十周年館慶（1959—2019）的一份獻禮！
序者敘也，綜上所敘，是為自序。
2016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