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24日紅場
2020年6月24日紅場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第二次世界大戰75周年的實際教訓〉
2020年6月18日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
2020年6月24日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轉譯刊
偉大衛國戰爭已經結束了七十五年。這些年來，幾代人成長起來。這個星球的政治版圖也已經發生了變化。那個宣稱對納粹主義取得了史詩般的、粉碎性的勝利，拯救了整個世界的蘇聯已經消失了。那場戰爭也早已成為遙遠的記憶，甚至對其參與者來說也是如此。那麼，為什麼俄羅斯要把5月9日作為最大的節日來慶祝？為什麼在6月22日，生活似乎停了下來？又為什麼會讓人覺得如鯁在喉？
人們通常說，戰爭給每個家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這句話的背後，是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是他們的苦難和有關失去的痛苦。在這些話背後，也有驕傲、真相和記憶。
對我的父母來說，戰爭意味着列寧格勒圍城的可怕磨難，我兩歲的哥哥維塔亞就死在那裏。在那裏，我的母親奇跡般地活了下來。我的父親，儘管被免於服役，但還是自願保衛他的家鄉。他作出了和數百萬蘇聯公民一樣的決定。他在涅夫斯基─皮亞塔琴作戰，身負重傷。而這些事過去得越久，我越覺得有必要和父母談談，多瞭解他們生命中的戰爭時期。然而，我已經沒有機會這樣做了。所以，我才會把我和父親、母親在這個問題上的那些對話，以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情感珍藏在心裏。
我和我這個年齡的人都認為，我們的後代必須瞭解他們的祖先所承受的折磨和艱辛。他們需要瞭解他們的前輩是如何堅持下來並取得勝利的。他們那讓全世界都感到驚訝和着迷的純粹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力是從哪裏來的？當然，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的家園、孩子、親人和家庭。然而，他們所共同擁有的是對家鄉、對祖國的愛。這種根深蒂固的親密感情充分體現在我們民族的本質中，並成為我們與納粹進行英勇的、犧牲性的鬥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我常常在想。當今的一代會怎麼做？他們在面對危機時會如何行動？我看到年輕的醫生、護士，有時是剛畢業的學生，他們到“紅區”去救治患者。我看到我們的軍人在北高加索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在敘利亞戰鬥到最後一刻。他們是如此年輕。傳奇的、不朽的第6傘兵連的軍人，不少都只有19-20歲。但他們證明，他們繼承了偉大衛國戰爭中保衛祖國的戰士們的壯舉。
這就是為什麼我相信，俄羅斯各族人民的特點之一，就是在情況需要時，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不自怨自艾。無私奉獻、愛國主義、愛家鄉、愛家庭、愛祖國等價值觀念，至今仍是俄羅斯社會的根本和組成部分。這些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主權的支柱。
如今，我們有了一些民眾創造出的新傳統，比如不朽軍團。這是象徵着我們對先人感恩的紀念性遊行，也象徵着幾代人之間的活的聯繫和血緣關係。數百萬人拿起他們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親人的照片走上街頭。這意味着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磨難和犧牲，以及他們留給我們的勝利將永遠不會被遺忘。
我們對我們的過去和未來都負有責任，要盡最大努力防止這些可怕的悲劇再次發生。因此，我不得不寫作這樣一篇關於二戰和偉大衛國戰爭的文章。我曾多次與世界各國領導人討論過這個想法，他們都表示支持。在去年年底舉行的獨聯體領導人首腦會議上，我們都一致認為：必須讓後代記住這樣一個事實：納粹首先是被蘇聯人民打敗的，蘇聯所有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在這場英勇的戰鬥中，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在後方，都並肩作戰。在那次峰會上，我還與同事們談到了戰前的挑戰。
這次談話在歐洲和世界引起了轟動。這意味着，現在確實是我們重新審視過去的教訓的時候了。與此同時，隨之而來的是許多情緒化的宣洩、拙劣偽裝出的不安全感和大聲的指責。某些政客習慣性的急於宣稱俄羅斯試圖重寫歷史。然而，他們沒有反駁其中的任何一個事實，也沒有反駁其中的哪怕一個論點。要想用原始的檔案來進行論證，確實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順便說一句，這些原始檔案不僅在俄羅斯可以找到，而且在外國也可以找到。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引起世界大戰的原因，反思當中複雜的事件、悲劇和勝利，以及對俄羅斯和整個世界的教訓。就像我說的那樣，關鍵是要完全依靠檔案和當代證據，同時避免任何意識形態或政治化的猜測。
我想再次回顧一個明顯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主要來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出的決定，《凡爾賽條約》成為德國遭受嚴重不公的象徵。它基本上意味着這個國家要被洗劫，被迫向協約國支付巨額賠款，從而耗盡了它的經濟資源。擔任協約國最高指揮官的法國元帥福煦對那個條約作了一個預言性的描述: “這不是和平。這是為期二十年的休戰。”正是這一國恥，成為德國激進復仇情緒的沃土。納粹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情緒，並開展了他們的宣傳，承諾將德國從“凡爾賽的遺產”中拯救出來，重新恢復德國的大國地位，儘管這點曾經將德國人民推入戰爭當中。矛盾的是，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這一點。他們的金融和工業企業積極投資於德國製造軍品企業。此外，不少貴族和政界人士支持德國和歐洲當時正在興起的激進、極右翼和民族主義運動。
凡爾賽體系引發了無數或明或暗的爭議和衝突，這些衝突圍繞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勝利者隨機設定的新歐洲國家的邊界展開。劃定邊界之後，幾乎立即就發生了領土爭端和相互對領土的主張，而這些爭端和主張變成了“定時炸彈”。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建立了國際聯盟。人們對這個國際組織寄予厚望，希望它能確保持久和平和集體安全。這是一個進步的想法，如果始終如一地貫徹下去，本可以防止全球戰爭再次發生。
然而，由英法這兩個戰勝國主導的國際聯盟被證明是無效的。它被毫無意義的討論所淹沒。國際聯盟和整個歐洲大陸對蘇聯一再提出的建立公平的集體安全體系、簽署有關東歐和太平洋的條約以防止侵略的要求充耳不聞。這些建議被置之不理。
國際聯盟也未能阻止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衝突，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內戰、日本侵華和德奧合併等。此外，英法領導人也參與到了慕尼黑的背叛事件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國際聯盟完全同意的情況下被肢解的。在這方面，我想指出，與當時的許多其他歐洲領導人不同，斯大林並沒有因為會見希特勒而使自己名譽掃地，當時希特勒被不少西方國家視作相當有聲望的政治家，是歐洲各國首都歡迎的客人。
波蘭也與德國一起參與到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進程中。他們事先共同商定了誰將得到哪些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1938年9月20日，波蘭駐德國大使約瑟夫‧利普斯基向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報告了希特勒所作的如下保證：“……如果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因為我們在特申（Teschen）的利益發生衝突，帝國將支持波蘭。”這位納粹領袖甚至提示並建議，波蘭“只有在德國人佔領蘇台德之後”才應該開始行動。
波蘭意識到，如果沒有希特勒的支持，其吞併計畫註定要失敗。在這個問題上，我想引用德國駐波蘭大使漢斯‧阿道夫‧馮‧莫特克與約瑟夫‧貝克1938年10月1日的談話記錄。談話的重點是波蘭和捷克的關係以及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記錄中寫道：“貝克先生對慕尼黑會議上給予波蘭利益的忠誠待遇以及德國在波捷衝突期間同波蘭關係的誠意表示真正的感謝。元首、總理的態度得到了[波蘭]政府和公眾的充分讚賞。
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是殘酷和見利忘義的。慕尼黑會議甚至摧毀了歐洲大陸上僅存的正式的、脆弱的保障。它表明，共同的協議毫無價值。正是慕尼黑的背叛成為歐洲大戰不可避免的“導火索”。
今天，歐洲的政治家，特別是波蘭領導人，希望把慕尼黑背叛事件掩蓋起來。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國家曾經違背承諾，支持了在慕尼黑的背叛，其中一些人甚至參與了分贓。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想起在1938年那段戲劇性的日子裏，蘇聯是唯一一個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這讓他們感到尷尬。
蘇聯根據其國際義務，包括與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協議，試圖阻止悲劇的發生。與此同時，波蘭為追求自身利益，竭力阻撓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在1938年9月19日與希特勒會晤前給約瑟夫‧利普斯基大使的信中直接寫道：“……在過去的一年中，波蘭政府四次拒絕了加入國際干涉以保衛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議。”
英國以及當時作為捷克斯洛伐克人主要盟友的法國，都選擇了撤回他們的安全保證，放棄了這個東歐國家。他們這樣做，是想把納粹的注意力引向東邊，使德國和蘇聯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削弱彼此的實力。
這就是西方綏靖政策的實質，不僅對第三帝國，而且對所謂的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其他參與者——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也實行了這種政策。在遠東，這一政策最終在1939年夏天帶來了英日協議，使日本在中國獲得了自由。歐洲主要大國不願承認德國及其盟友對整個世界構成的致命危險。他們希望自己能夠置身於戰爭的事外。
慕尼黑的背叛向蘇聯表明，西方國家在處理安全問題時，不會考慮到蘇聯的利益。事實上，如果需要的話，他們甚至可以建立一個反蘇陣線。
儘管如此，蘇聯還是竭盡全力，利用一切機會建立反希特勒聯盟。儘管——我再說一遍——西方國家還在兩面下注。例如，情報部門向蘇聯領導層報告了1939年夏天英國和德國之間秘密接觸的詳細情況。重要的是，這些接觸相當活躍，實際上與法國、英國和蘇聯之間的三方談判相同步，而西方夥伴卻故意拖延談判時間。在這方面，我將引用英國檔案中的一份。它載有對1939年8月來莫斯科的英國軍事代表團的指示。它直接指出，代表團要非常緩慢地進行談判，英國政府不準備在任何情況下承擔任何受到詳細規定的義務，進而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我還要指出，與英法代表團不同的是，蘇聯代表團的團長是紅軍的最高指揮官，他們擁有必要的授權，可以“簽署關於組織英、法、蘇三國軍事防禦，抵禦歐洲侵略的軍事公約”。
波蘭在這些談判的失敗中發揮了它的作用，因為它不想對蘇聯方面承擔任何義務。即使在西方盟友的壓力下，波蘭領導層也拒絕了與紅軍聯合行動對抗德國國防軍的想法。只是當他們得知里賓特洛甫抵達莫斯科的消息後，貝克才勉強地並且是間接地通過法國外交官通知蘇聯方面：“……在採取聯合行動對付德國侵略的情況下，波蘭和蘇聯之間的合作並非沒有可能，但技術細節有待商定。”同時，他向他的同事們解釋道：“……….我只是在戰術上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我們對蘇聯的核心立場是一貫的，仍然沒有改變。”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與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實際上是歐洲國家中最後一個這樣做的。此外，蘇聯是在面臨兩條戰線——西邊的德國和東邊的日本——的戰爭威脅的情況下簽訂條約的，而在東邊的諾門罕已經發生了激烈的戰鬥。
斯大林及其手下確實應該受到許多合理的指責。我們記得該政權對本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和大規模鎮壓的恐怖。換句話說，蘇聯領導人有許多事情可以被指責，但對外部威脅的性質認識不足不是其中之一。他們看到了有人企圖讓蘇聯獨自對付德國及其盟友的情況。考慮到這一實際威脅，他們試圖爭取加強國家防禦所需的寶貴時間。
如今，我們聽到很多針對當代俄羅斯的猜測和指責，都與當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有關。是的，俄羅斯是蘇聯的合法繼承國，蘇聯時期——包括其所有的勝利和悲劇——都是我們千年歷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讓我們回顧一下蘇聯對所謂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給予的法律和道德上的評價：最高蘇維埃在1989年12月24日的決議中正式譴責秘密議定書是“個人權力下的行為”，它絲毫不反映“蘇聯人民的意志，他們對這種勾結不負任何責任”。
然而，其他國家卻寧願忘記那些帶着納粹和西方政客簽名的協議，更不用說對這種合作給予法律或政治評價，包括一些歐洲政客對納粹野蠻計畫的默許——甚至直接教唆。只要記住波蘭駐德國大使利普斯基在1938年9月20日與希特勒談話時說的一句冷嘲熱諷的話就夠了。“為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我們[波蘭人]將在華沙為他建造一座輝煌的紀念碑。”
此外，我們不知道一些國家與納粹之間是否有任何秘密的“議定書”或協定附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們的話。特別是，有關英德秘密會談的材料仍未解密。因此，我們敦促所有國家加快公開檔案的進程，公佈以前不為人知的戰爭和戰前時期的文件-——就像俄羅斯近年來所作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準備進行廣泛的合作，並開展有歷史學家參與的聯合研究項目。
但是，讓我們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事件。人們天真地認為，希特勒一旦處理完捷克斯洛伐克，就不會提出新的領土要求。而這一次的要求涉及到它最近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過程中的同夥——波蘭。在這裏，凡爾賽的遺產，特別是所謂的但澤走廊的命運，再次被用作藉口。波蘭當時遭受的悲劇完全是波蘭領導層的責任，他們阻礙了英國、法國和蘇聯之間的軍事聯盟的形成，並完全仰賴西方夥伴的幫助，將自己的人民置於希特勒的戰爭機器之下。
德國的進攻完全按照閃電戰的原則進行。儘管波蘭軍隊進行了激烈、英勇的抵抗，但在1939年9月8日，也就是戰爭爆發後的一周，德國軍隊已經接近華沙。到9月17日，波蘭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逃到羅馬尼亞，拋棄了繼續與侵略者作戰的本國人民。
波蘭向西方盟友尋求幫助的希望落空了。對德宣戰後，法國軍隊僅向德國領土深處推進了幾十公里。所有這些看起來都只是在做姿態。此外，英法最高戰爭委員會於1939年9月12日在法國城市阿比維爾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鑒於波蘭形勢的迅速發展，決定完全停止進攻。那是聲名狼藉的虛假戰爭開始的時候。英國和法國的行徑是對自己肩負的對波義務的公然背叛。
後來，在紐倫堡審判期間，德國將軍們解釋了他們在東線的快速成功。德國武裝部隊最高司令部原參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承認：“……我們沒有早在1939年就遭受失敗，只是因為在我們與波蘭的戰爭中，駐紮在西部的大約110個法國師和英國師在面對23個德國師時完全沒有發揮出他們的戰鬥力。”
我要求從檔案館中檢索有關1939年8月和9月這段戲劇性的日子裏蘇聯與德國接觸的全部材料。根據這些檔案，1939年8月23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秘密議定書》第2款規定，在構成波蘭國家的地區進行領土-政治重組時，兩國利益範圍的邊界將“大致沿納雷夫河、維斯圖拉河和桑河延伸”。換句話說，蘇聯的勢力範圍不僅包括主要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口的居住地，還包括歷史上波蘭在維斯瓦河和布格河交匯處的土地。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這一事實。
同樣，很少有人知道，在進攻波蘭之後，柏林在1939年9月的最初幾天，強烈地、反覆地呼籲莫斯科加入軍事行動。然而，蘇聯領導層對這些呼籲置若罔聞，並計畫盡可能地避免參與這戲劇性一幕。
只有當蘇聯絕對清楚地知道，英國和法國不會幫助他們的盟友，德國國防軍可以迅速佔領整個波蘭，從而出現在通往明斯克的道路上時，蘇聯才決定在9月17日上午向所謂的東部邊境線，即今天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立陶宛領土的一部分派遣紅軍部隊。
顯然，蘇聯別無選擇。不然的話，蘇聯將面臨嚴重的風險，因為——我再說一遍——舊的蘇波邊界距離明斯克僅有幾十公里。蘇聯將不得不從非常不利的戰略位置上與納粹進行這場無法避免的戰爭，而數百萬不同民族的公民，包括生活在布列斯特和格羅德諾、普熱梅斯爾、利沃夫和維爾諾附近的猶太人，將死在納粹及其當地的幫兇——反猶分子和激進民族主義者手中。
蘇聯力圖儘量避免捲入日益嚴重的衝突，不願與德國並肩作戰，這也是蘇德兩軍真正的接觸發生在比秘密議定書約定的邊界更遠的東部的原因。它不是在維斯圖拉河上，而是更接近所謂的寇松線，早在1919年，三個協約國就建議將寇松線作為波蘭的東部邊界。
眾所周知，當我們談論過去的事情時，使用虛擬語氣幾乎沒有任何意義。我只想說，1939年9月，蘇聯領導層曾有機會把蘇聯的西部邊界向西移得更遠，一直到華沙。但蘇聯當局決定不這樣做。
德國人建議正式確定新的邊界現狀。1939年9月28日，里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了《德蘇邊界和友好條約》，以及關於變更國界的秘密議定書，根據該議定書，在兩國軍隊事實上的分界線處確認邊界。
1939年秋，蘇聯為追求其軍事和防禦戰略目標，開始了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併入進程。它們加入蘇聯是在民選當局同意的情況下，以協定為基礎實施的。這符合當時的國際法和國家法。此外，1939年10月，原屬波蘭的維爾納市及周邊地區被歸還給立陶宛。蘇聯境內的波羅的海各共和國保留了自己的政府機構和語言，並在蘇聯的國家機構中擁有代表。
在這幾個月裏，無形的外交和政治軍事鬥爭以及情報工作一直在進行着。莫斯科明白，它面對的是一個兇猛而殘酷的敵人，一場反納粹主義的秘密戰爭已經開始了。沒有理由把當時的官方聲明和正式的禮賓照會作為蘇聯和德國之間“友誼”的證明。蘇聯不僅與德國，而且與其他國家都有積極的貿易和技術聯繫。而希特勒則一次次試圖將蘇聯拉入德國與英國的對抗中。但蘇聯政府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時，希特勒最後一次試圖勸說蘇聯一起行動。但莫洛托夫準確地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只對德國關於蘇聯加入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簽訂的針對英美的三方條約的想法進行了一般性討論。難怪11月17日莫洛托夫向蘇聯駐倫敦全權代表邁斯基作了如下指示：“供你參考……在柏林沒有簽訂或打算簽訂任何協議。我們只是在柏林交換了意見……僅此而已……顯然，德國人和日本人似乎急於把我們推向海灣和印度。我們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德國方面的這種建議是不合適的。”
11月25日，蘇聯領導層正式向柏林提出了他們無法接受的條件，包括德國從芬蘭撤軍、保加利亞和蘇聯之間的互助條約以及其他一些條件，從而徹底結束了這一議程。因此，蘇聯故意排除了加入該公約的任何可能性。這樣的立場無疑形成了希特勒對蘇聯發動戰爭的意圖。同年12月，希特勒不顧戰略家們關於兩線戰爭的災難性危險的警告，批准了巴巴羅薩計畫。他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蘇聯是歐洲反對他的主要力量，而即將到來的東線戰爭將決定世界大戰的結果。他毫不懷疑莫斯科戰役能迅速取得成功。
在此我想強調以下幾點。事實上，西方國家當時同意蘇聯的行動，並承認蘇聯打算確保其國家安全。事實上，早在1939年10月1日，邱吉爾在電臺的講話中就指出：“俄國奉行的是一種冷酷的利己政策……但俄國軍隊應該站在這條線上[指新的西部邊界]，這顯然是俄國的安全和抵禦納粹威脅所必需的。” 1939年10月4日，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上議院發言時說：“……應該記得，蘇聯政府的行動是把邊界基本上移到寇松勳爵在凡爾賽會議上建議的那條線上……。我只引用歷史事實，並認為這些事實是無可爭議的。”英國著名政治家勞合‧喬治強調：“俄國軍隊佔領了本就不屬於波蘭的領土，這些領土是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行奪取的……如果把俄國人的推進與德國人的推進相提並論，那是一種犯罪的瘋狂行為。”
在與蘇聯全權代表邁斯基的非正式交流中，英國外交官和高級政客則把話說得更明白。1939年10月17日，負責外交事務的副國務秘書R.A.巴特勒向他透露，英國政界認為，不可能存在將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歸還波蘭的問題。據他說，如果能夠建立一個規模不大的民族意義上的波蘭國家，並且受到來自蘇德和英法的保證，英國政府就感到非常滿意。1939年10月27日，張伯倫的高級顧問威爾遜（H.Wilson）說，波蘭必須在其民族基礎上恢復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不包括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談話過程中，雙方也探討了改善英蘇關係的可能性。這些接觸在很大程度上為今後的結盟和反希特勒聯盟奠定了基礎。邱吉爾在其他富有責任感和遠見的政治家中脫穎而出，儘管他對蘇聯的厭惡是世人皆知的，但他一直贊成與蘇聯合作。早在1939年5月，他就在下議院說：“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一個反對侵略的大聯盟，我們將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最愚蠢的做法就是驅離同蘇聯的任何自然的合作。” 而在歐洲戰端開啟之後，在1939年10月6日與邁斯基的會談中，他坦言，英國和蘇聯之間沒有嚴重的矛盾，因此，沒有理由造成兩國關係處於緊張或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他還提到，英國政府渴望發展同蘇聯的貿易關係，願意討論任何其他可能改善關係的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也不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突然開始的。德國對波蘭的侵略並非憑空而來。它是當時世界政策的一些趨勢和因素的結果。所有戰前的事件都一一落地，形成了一個致命的鏈條。但毫無疑問,導致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悲劇的主要因素是國家的利己主義、懦弱、對日益強大的侵略者的姑息以及政治精英們不願尋求妥協。
因此，說納粹外長里賓特洛甫對莫斯科的兩天訪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是不公平的。各主要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對戰爭的爆發負有責任。他們每個人都犯了致命的錯誤，傲慢地認為可以勝過其他國家，為自己爭取單方面的優勢，或者遠離即將到來的世界災難。而這種短視、拒絕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做法，讓數百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說到這裏，我絕不是想充當法官的角色，指責或為任何人開釋，更不想在歷史領域發起新一輪的國際資訊對抗，讓各國和他們人民相互之間對立起來。我認為，應該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令人尊敬的學者來尋求對事件的平衡評價。我們都需要真相和客觀性。就我而言，我一直鼓勵我的同事們建立一種冷靜、開放和基於信任的對話，以自我批評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審視共同的過去。這種做法將使我們有可能不重蹈當年的覆轍，並確保今後的和平和成功發展。
然而，我們的許多夥伴還沒有作好聯合工作的準備。相反，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數量和範圍兩方面加大了對俄羅斯的資訊攻擊，試圖讓我們提供口實和感到內疚，並採取了徹底虛偽的、具有政治動機的聲明。例如歐洲議會2019年9月19日通過的“歐洲記憶對歐洲未來的重要性”決議案，就直接指責蘇聯與納粹德國一起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用說，其中完全沒有提到慕尼黑。
我認為，這樣顯然是為了挑起醜聞的紙上工作（paperwork）——恕我不能把這份決議稱為檔案（document），充滿了真實而危險的威脅。事實上，它是由一個備受尊敬的機構通過的。這說明了什麼？令人遺憾的是，這揭示了一項旨在破壞戰後世界秩序的政策，而戰後世界秩序的建立是各國的榮譽和責任，其中一些國家的代表現在對這項欺騙性的決議投了贊成票。因此，他們對紐倫堡法庭的結論和國際社會在1945年勝利後建立普遍國際機構的努力提出了挑戰。在這方面，請允許我提醒大家，歐洲一體化進程本身，以及作為其結果的包括歐洲議會在內的相關結構的建立，正是由於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並進行了準確的法律和政治評估，才成為可能。那些故意質疑這一共識的人破壞了整個戰後歐洲的基礎。
這除了對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構成威脅外，還引起了某些道德和倫理問題。褻瀆和侮辱記憶是卑鄙的。卑鄙可以是蓄意的、虛偽的，而且相當有目的性，就像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5周年的宣言中提到除蘇聯以外的所有反希特勒聯盟的參與者時一樣。卑鄙可以是懦弱的，例如，拆除那些為紀念反納粹主義鬥爭者而樹立的紀念碑，而這些可恥的行為卻被那些打着反對不受歡迎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的佔領旗號的錯誤口號賦予了正當性。卑鄙也可以是血腥的，如那些站出來反對新納粹分子和班德拉當代傳人的人遭到了殺害和焚燒。卑鄙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這些形式都讓人感到噁心。
忽視歷史的教訓，必然導致嚴厲的報復。我們將在有據可查的歷史事實基礎上，堅決維護真理。我們將繼續誠實、公正地對待二戰中的事件。這包括一個大規模的專案，這一專案致力於建立俄羅斯最大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前歷史的檔案記錄、電影和圖片資料的收藏。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在進行中。在寫作本文時，還使用了許多新的、最近發現的或解密的材料。在這方面，我可以負責任地指出，沒有任何檔案可以證實蘇聯打算對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蘇聯軍事領導層確實遵循這樣一種理論：一旦發生侵略，紅軍將迅速接敵，發動進攻，並在敵方領土上展開戰爭。但是，這種戰略計畫並不意味着要首先進攻德國。
當然，現在歷史學家已經得到了蘇德雙方最高司令部的軍事規劃檔案、指示信。最終，我們知道了事件的真實過程。從這些知識的角度來看，許多人對該國軍政領導人的行動、錯誤和誤判進行了爭論。在這方面，我要說的是：在海量的假消息當中，蘇聯領導人也得到了關於納粹即將發動侵略的真實資訊。而且在戰前的幾個月裏，他們採取了提高國家戰備狀態的措施，包括秘密招募一部分有義務服兵役的人進行軍事訓練，並將部隊和預備役從國內軍區調往西部邊境。
這場戰爭並不出人意料，人們都在期待着它，準備着它。但納粹進攻的破壞力確實是空前的。1941年6月22日，蘇聯面對的是世界上實力最雄厚、動員能力最強、技術最先進的軍隊，幾乎整個歐洲的工業、經濟和軍事潛力都在為它工作。不僅是德國國防軍，還有德國的僕從國、歐洲大陸其他許多國家的軍事部隊，都參加了這次致命的入侵。
1941年最嚴重的軍事失利，使國家陷入了災難的邊緣。戰鬥力和控制力必須通過極端的手段、全國範圍的動員和國家與人民的一切努力來恢復。1941年夏天，數百萬市民、數百家工廠和企業開始在敵人的炮火下向祖國東部疏散。軍工系統在最短的時間內啟動，在第一個軍事冬天（military winter）就已經開始向前線供應武器彈藥。到1943年，已經超過了德國及其盟國的軍事生產速度。半年之內，蘇聯人民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在內地。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很難認識、理解和想像這些最偉大的成就當中蘊含着多麼不可思議的努力、勇氣和奉獻。
蘇聯社會的巨大力量因保護祖國的願望而團結起來，以反對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冷血的納粹侵略機器。它站起來向打破、踐踏和平的生活、破壞人民計畫和希望的敵人復仇。
當然，在這場可怕而血腥的戰爭中，恐懼、迷茫和絕望佔據了一些人的內心。有背叛和逃兵。革命和內戰造成的嚴重分裂、虛無主義、布爾什維克試圖強加的對民族歷史、傳統和信仰的嘲弄，特別是在政權執政後的頭幾年——所有這些都有其影響。但是，絕對大多數蘇聯公民和他們在國外的同胞的態度是不同的——拯救和保護祖國。這是一種真實的、不可抗拒的衝動。人們在尋找真正的愛國主義價值觀的支持。
納粹的“戰略家”們深信，一個龐大的多民族國家很容易就會被打垮。他們認為，戰爭的突然爆發，戰爭的無情和難以忍受的苦難將不可避免地加劇民族間關係的惡化。而且國家可能會四分五裂。希特勒明確表示：“我們對生活在俄羅斯廣袤土地上的人民的政策應該是促進任何形式的分歧和分裂。”
但從第一天開始，納粹的計畫顯然就已經失敗了。布列斯特要塞被30多個民族的保衛者保護到最後一刻。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聯人民的壯舉不分民族——無論是在大規模的決定性戰役中，還是在保護每一個支撐點、每一平米當地的土地上。
伏爾加地區和烏拉爾地區、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中亞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國成為數百萬疏散人員的家園。當地居民分享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並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各民族人民的友誼和相互幫助成為真正堅不可摧的堡壘。
無論今天有人試圖證明什麼，蘇聯和紅軍都為打敗納粹主義作出了主要和關鍵的貢獻。這些英雄們在比亞里斯托克和莫吉廖夫、烏曼和基輔、維亞茲馬和哈爾科夫在敵人包圍下戰鬥到最後。他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爾和奧德薩、庫爾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附近發動進攻。他們解放了華沙、貝爾格勒、維也納和布拉格。他們拿下了柯尼斯堡和柏林。
我們為真正的、不加修飾或粉飾的戰爭真相而奮鬥。這種民族的、人類的真相，是艱難的、痛苦的、無情的，是由經歷過火與地獄般的前線考驗的作家和詩人傳給我們的。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以及其他的人來說，他們誠實而深刻的故事、小說、引人涕下的戰壕散文和詩歌，在我的靈魂中永遠的留下了印記。向那些為勝利竭盡全力的老兵致敬，緬懷那些死在戰場上的老兵，已經成為我們的道德責任。
而今天，亞歷山大-塔瓦洛夫斯基的詩句 “我在勒熱夫附近遇難……”被獻給蘇德前線中心地區血腥殘酷的偉大衛國戰爭的參與者，其樸素而偉大的精髓讓人驚歎。僅在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的勒熱夫突出部戰鬥中，紅軍就損失了1154698人，包括傷患和失蹤人員。這是我第一次提到這些從檔案資料中收集到的可怕的、悲慘的、遠非完整的數字。我這樣做是為了緬懷已知和無名英雄的壯舉，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在戰後的歲月裡很少被人談論或根本不被提及，這是不公平的。
讓我再給大家列舉一個檔案。這是1954年2月由邁斯基領導的盟國賠償委員會關於德國賠償的報告。委員會的任務是確定一個公式，根據這個公式，戰敗的德國將為戰勝國所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委員會的結論是：“德國在蘇維埃戰線上花費的士兵-天數至少是其他盟軍戰線的10倍。蘇聯前線還必須應對五分之四的德國坦克和大約三分之二的德國飛機。”總的來說，在反希特勒聯盟所承擔的所有軍事努力中，蘇聯約占75%。在戰爭期間，紅軍牽制住了軸心國的626個師，其中508個是德軍師。
1942年4月28日，佛蘭克林‧羅斯福在向美國國民發表講話時指出：“這些俄國軍隊已經摧毀並正在摧毀我們敵人的武裝力量——部隊、飛機、坦克和槍炮——比《聯合國家宣言》簽署國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還要多。”溫斯頓‧邱吉爾在1944年9月27日給約瑟夫‧斯大林的電文中寫道：“正是俄國軍隊撕開了德國軍事機器的內臟……”
這樣的評價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鳴。因為這些話是當時毋庸置疑的偉大真理。近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在德國監獄中喪生，他們被餓死、炸死、他們死在納粹集中營的貧民區和火爐裏。蘇聯每七個公民中就有一個死于二戰，英國和美國則分別失去了1/127和1/320的人口。遺憾的是，這個蘇聯最慘烈的損失數字並不詳盡。我們應該繼續進行艱辛的工作，還原所有犧牲者的姓名和命運——紅軍士兵、遊擊隊員、地下工作者、戰俘和被抓去集中營的人，以及被行刑隊殺害的平民。這是我們的責任。在這方面，搜尋隊成員、軍事愛國協會和志願者協會、還有保存檔案文件的“民族記憶”電子資料庫等專案發揮了特殊作用。當然，要完成這樣一項共同的人道主義任務，還需要密切的國際合作。
反法西斯同盟國所有國家和人民的努力都換來了勝利：英國軍隊在地中海和北非與納粹及其衛星國作戰，保護了自己的祖國不受侵略；美英軍隊解放了意大利，開闢了第二戰場；美國在太平洋上對侵略者進行了有力的毀滅性打擊。我們也牢記着中國人民為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者所作出的巨大犧牲和發揮的重要作用。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 “戰鬥的法國 “的戰士們，他們沒有被屈辱的投降打倒，而是選擇繼續與納粹作戰。
我們也將永遠感激盟國提供的巨大援助，他們為紅軍提供的彈藥、原料、糧食和裝備約佔蘇聯當時軍備生產總量的7%。
在蘇聯遭到襲擊後，反希特勒聯盟核心迅速開始形成，美英兩國為蘇聯對抗德國提供了無條件支援。在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上，蘇聯、美國、英國組成了大國聯盟，三國元首同意共同制定詳細的外交和聯合戰略，一致對抗法西斯。他們明確認識到，蘇、美、英三國的工業、資源和軍事能力聯合起來便能對敵人構成絕對優勢。
蘇聯完全履行了對盟友的義務，並始終在伸出援助之手：為配合英美軍隊在諾曼地登陸，蘇聯紅軍在白俄羅斯發動了代號為“巴格拉季昂”的大規模進攻。1945年1月，在強渡奧得河後，蘇軍終結了德國國防軍在西線阿登地區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攻勢。在戰勝德國三個月之後，蘇聯完全按照雅爾達協定，對日本宣戰，打敗了號稱“百萬雄師”的關東軍。
早在1941年7月，蘇聯領導人就指出，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不僅是消除籠罩在我國上空的威脅，更是幫助歐洲所有在德國法西斯桎梏下受苦的民眾。到1944年年中，蘇聯境內的敵人幾乎被全部逐出。但是，必須直搗敵巢，徹底將其消滅。於是蘇聯紅軍開始了它在歐洲的解放任務，將若干國家從被毀滅、被奴役和被屠殺的威脅解救了出來，而這些國家的得救是用數十萬蘇聯士兵的生命換來的。
同樣重要的是，蘇聯在消除饑餓、重建經濟和基礎設施方面向被解放國提供的巨大物質援助也不應被遺忘。當時，戰火還從布列斯特一直蔓延到莫斯科和伏爾加河，綿延數千英里。1945年5月，奧地利政府因“不知該如何在新一輪收穫到來之前的7周養活本國人口”，請求蘇聯為其提供糧食援助。時任奧地利臨時政府總理的卡爾‧倫納將蘇聯同意援糧稱為“奧地利人沒齒難忘的救命之舉”。
為懲罰納粹政治和戰爭罪犯，反法西斯同盟國聯合設立了國際軍事法庭。該法庭諸如種族滅絕、種族和宗教清洗、反猶太主義和仇外主義等危害人類的罪行均作了明確的法律限定。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還直接、明確地譴責了納粹的幫兇與共犯。
這種可恥的現象在歐洲各國均有出現。貝當、基斯林、弗拉索夫、班德拉等人的爪牙和追隨者們雖然偽裝成了爭取民族獨立或擺脫共產主義的戰士，但他們都是叛徒和劊子手。在慘無人道方面，他們時常讓自己的主人都望塵莫及。作為特殊懲罰小組的成員，他們在所謂服務欲望的驅使之下，欣然執行了最不人道的命令。這些人對娘子谷大屠殺、沃利尼亞大屠殺、卡廷焚燒、屠殺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境內猶太人等血腥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今天，我們的立場也並未改變——納粹同夥的犯罪行徑沒有任何藉口，也沒有訴訟時效。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一些國家，那些昔日因與納粹合作而背上駡名的人突然之間被等同了二戰老兵。我認為將解放者與侵佔者等量齊觀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美化納粹同夥是對我們父輩和祖父輩記憶的背叛、是對團結了各國人民對抗納粹主義的信念的背叛。
毫不誇張地說，當時，蘇聯、美國、英國的領導人，面臨着一項歷史性任務。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所代表的三個國家，意識形態、國家訴求、利益、文化各不相同，但它們均展現出超越了矛盾和偏好的強大政治意志，並將和平這一真正利益放在了首位。正是得益於此，三國元首得以達成協議，提出了造福全人類的解決方案。
（翻譯：藍景林、達璉懋，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聘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