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劉蜀永：以史結緣香港情
從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在香港工作生活15年，這份獨特的經歷使劉蜀永感到香港早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既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起到的歷史作用感到自豪，又為如今香港遭遇的問題而痛心。於他而言，對香港的感情似乎難以用語言描述，只是感到「不是故鄉，勝似故鄉」。
文/張小靜
劉蜀永教授，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務顧問。他從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2005年應邀移居香港推動香港編修地方志。在「一國兩制」下修志困難重重，劉蜀永和衆多香港學者幾經努力，終有進展。他參與了香港第一本志書《香港志·總述·大事記》的編修。
劉蜀永認為，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就要鍥而不捨地堅持下去。對他而言，編修香港地方志，就是那件不容放棄的「正確的事」。
與歷史結緣
劉蜀永1941年生於四川省永川縣（今重慶市永川區），先後輾轉於重慶市和河北保定市生活學習，1960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大學畢業後，劉蜀永分配到河北省秦皇島市的中學任教。當時中學不開俄語課，劉蜀永成為歷史老師，結下了與歷史的緣分。「由於工作地點是秦皇島，有山海關、萬里長城這些古跡，我有興趣做點研究，算是和歷史搭上了關係。」
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國家恢復中斷許久的研究生招生考試。在整個社會躍躍欲試的向上氣氛中，劉蜀永抱著「多為社會做點事情」的心態，於次年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關係史專業研究生。
1979年，蔣南翔重新出山主持國家教育工作，提出「寧缺毋濫」的要求，研究生招生標準較1978年嚴格得多。即便如此，劉蜀永在當年報名社科院的1600名考生中仍取得了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劉蜀永笑言：「因為我是當老師的，懂得怎麼應付考試，所以考得比較好。」
「那一年有79人報考近代史研究所，最後就招了我一個。」劉蜀永感歎自己的幸運，「我趕上了最後一班車。現在的人很難想像，我報考研究生時已經38歲，小孩都上小學了。」
1982年，劉蜀永研究生畢業進入近代史所工作。此時正逢中英談判開始，國內國際對香港的歷史都很感興趣。「我的老師余繩武教授、劉存寬教授認為應該把香港歷史梳理清楚，於是決定成立香港史課題組。」跟隨老師的腳步，劉蜀永的研究方向也由中俄關係轉為香港史。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相關研究資料匱乏。在國家的支持下，社科院向英國國家檔案館支付3萬英鎊，購買了編號為CO129的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縮微膠卷作為研究資料。這批檔案主要內容為1840年代至1950年代初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來往文書。
「3萬英鎊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字。」劉蜀永提到，「我們做十九世紀香港的課題研究時，很多原始檔案都是英文手寫。有些字母很難分辨，看懂一頁資料要花很長時間。”
通過多年扎實細緻地研究，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和余繩武、劉蜀永主編的《二十世紀的香港》兩本著作先後在1994年、1995年於香港和內地出版，獲得學術界與媒體的好評。「當時有香港媒體說《十九世紀的香港》是「無一字無來歷」。」《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印刷四萬多冊，「一本學術著作，能夠印幾萬冊，是很難得的。當然，這與當時的氣氛有關，香港回歸前，大家都希望能對香港多些瞭解。」
赴港推動地方志編修
編修地方志是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在古代「國有史，地方有志」，地方志相當地方的百科全書，系統地記錄地方上有關自然環境與社會狀況的方方面面，側重於資料的保存。
改革開放後，國家成立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由國務院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負責統籌規劃、組織協調、督促指導全國地方志工作。劉蜀永說：「有段時間，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在近代史所借用一層樓辦公。那時跟他們有很多接觸，瞭解到香港還沒有編修地方志。”
香港在明清時期隸屬廣州府新安縣。新安縣在明清時期曾數次編修縣志，但目前僅存清康熙與嘉慶年間的兩個版本。此後，英國佔領香港，新安縣大部分領土被佔領。在英國佔領香港的156年間，沒有進行任何修志工作。
地方志具有「存史、資政、育人」的功能。劉蜀永認爲香港應該修志。香港回歸前後，當時還在北京的劉蜀永認為，香港修志應該主要靠香港本地學者推動。他與很多香港學者一起討論，大家都很熱心，但由於彼時香港社會對編修地方志缺乏認知，並沒有實質進展。
2001年，劉蜀永從近代史所退休，有更多精力推動編修香港地方志。2002年，他與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討論此事。「陳坤耀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很熱心，把劉智鵬教授介紹給我。」劉智鵬教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原來研究方向是清代學術。2005年，在陳坤耀校長和劉智鵬教授邀請下，劉蜀永通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到嶺南大學駐校研究香港史，協助推動地方志編修。。
內地與臺灣修志都採取「官修」，但香港修志則是「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學者主修」的模式。這種模式更符合香港社會的價值取向，使編修者享有更多學術自由，但容易出現經費困難，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香港社會熱心人士成立了非牟利團體香港地方志基金會，陳智思出任主席。基金會下設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劉智鵬任主任，原香港歷史博物館縂館長丁新豹和劉蜀永任副主任。人稱「二劉一丁」
。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意識形態上與內地有所差異。劉蜀永分析說：廣東話有一句俗語「順得哥情失嫂意」。由於內地與香港在某些問題看法不一，導致部分特區官員不知怎樣平衡不同看法，在支持修志的問題上態度猶豫不決。
香港地方志辦公室是自負盈虧的機構，由於政府未能給予實際支持，他們在財政上遇到的困難，外界很難想像。「最困難時，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只剩下三個人，我的助手都發不出工資。老朋友侯勵存醫生瞭解到情況，慷慨解囊，幫我們渡過了難關。」劉蜀永感歎道：這是得道多助，做的事情有意義，就會有很多人鼓勵、支持你。
面對重重困難，二劉一丁率領的地方志團隊沒有停下腳步，不斷向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推介地方志，逐漸使社會瞭解到修志的重要意義。他們的努力也得到中央有關機構，包括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鼓勵。十多年來，二劉一丁率領的地方志團隊為修志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並寫了40多本地方史志書籍，積累了修志經驗。其中，以深港邊境香港一側的一個客家村莊為試點編修的《蓮麻坑村志》，被列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中國名村志系列。
2019年，香港修志取得重大實際進展。在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支持下，特別是在特首林鄭月娥的關心下，董建華先生創辦的團結香港基金接手地方志編修工作，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在團結香港基金負責人陳智思、鄭李錦芬、地方志中心負責人林乃仁、孫文彬的主持下，正式開展《香港志》的編修工作。二劉一丁分別在地方志中心擔任理事、編審委員會召集人和事務顧問等職務，他們還在《香港志·總述》中擔任主編。劉蜀永說：「衆多香港社會熱心人士齊心協力，才使香港修志邁出實質性的一步。董建華先生勇擔重任是事情的關鍵。學界朋友踴躍參與令人難忘。」
歷史學者的擔當
談到香港當前的問題時，劉蜀永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但也要看到回歸後發生的一些問題。作為歷史學者，很多問題不是我們能解決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歷史教育上貢獻力量，凝聚社會共識。他認爲，利用本地資源開展歷史教育更有成效。最近幾年，他和劉智鵬教授聯合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和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等團體，研究歷史文獻，展開田野調查，提出建立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和沙頭角、西貢和大嶼山三條抗戰文物徑的構想，反映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在新界堅持抗戰的歷史面貌。他和工作團隊行走在新界的荒山野嶺，發現了多處重要的抗戰遺址。
在編修《香港志》的過程中，劉蜀永查閱檔案史料，發現英國人管治香港的一個歷史遺產，就是小心謹慎地處理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劉蜀永談到：「諸多資料顯示，英國人深知香港與中國內地在地理、經濟和血緣等方面的緊密聯繫。他們明白，香港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與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之上。如果現在的許多港人有這種智慧，很多問題能處理得好一點。」
「不是故鄉 勝似故鄉」
今年79歲的劉蜀永身體硬朗，仍堅持工作，每天出現在辦公室。「我的生活態度就是隨遇而安，我從沒想過退休後會這樣長時間的工作。」他說：「我還沒想到什麼時候再次退休。編修地方志的工作剛開頭，只要身體條件允許，還會繼續承擔一些工作。”
問到保持健康的秘訣，他開玩笑說：「長壽的妙方就是忙，天天有事做，讓大腦不要停下來是最重要的。」
「我60多歲剛來香港時喜歡爬山，按粵語說是「行山」。青山爬過3次，大帽山也爬過。」工作之餘，劉蜀永常和朋友一起爬山，足跡遍佈香港的山山水水。對他來說，這既是休息又是考察，對香港也多了些感性認識。
從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在香港工作生活15年，這份獨特的經歷使劉蜀永感到香港早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既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起到的歷史作用感到自豪，又為如今香港遭遇的問題而痛心。於他而言，對香港的感情似乎難以用語言描述，只是感到「不是故鄉，勝似故鄉」。
（原載香港《鏡報月刊》2020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