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爲人當如斯
                                                      —紀念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成立50周年
                                                                             文 / 德  岸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建系50年了，半個世紀的滄桑，使它依然傳承著過去的輝煌和未來的夢想，知天命的年華已使它積澱了厚重的史學底蘊。

三十多年前，文人落難、斯文掃地的歲月尚未結束，在那個特殊得近似畸型的年代，我等被冠以“工農兵學員”而被推薦到了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學習。作爲來自祁連山下的一名小學教師，猛不丁從偏荒之地置身於當時所謂的“全世界人民嚮往的地方—北京”，那種亢奮與激動難以言狀。在歷史系學習時，最使人難忘的還是那些陸陸續續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回到久違的“筆耕”和“舌耕”崗位，教過我等課程的先生們。他們當中，有費孝通先生、林耀華先生等。當時，還是政治的“凍土”，難有今天這般自由的學術氛圍和環境，他們講課時的那種謹言慎語、心有餘悸而投鼠忌器的神態，至今想來猶定格在眼前。中國有句老話：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些飽學多才、歷盡磨難的可敬可親的先生們，不加思索，就能叫出一大串良師來：王鍾翰、陳永齡、宋蜀華、馬學良、王輔仁、賈敬顔、蘇晉仁、施聯朱、吳恒、李松茂、王芝、王榮、郭毅生、王恒傑、李文瑾、楊策、陳梧桐、徐庭雲、陳連開、邱久榮、趙秉昆、張天璐、陳佳榮……。他們學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誨人之不倦、待人之寬厚，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震撼之大、敬慕之重，不啻仰望群賢，躬拜北斗。

他們就像是一部裝幀精美散發著故紙墨香的厚重的線裝書，從中我們讀到了三皇五帝的傳說與真實；曉得了二十五史的經絡和官修史書的利弊；知道了孔子微言大義著《春秋》的“春秋筆法”，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名著爲何被魯迅先生譽爲“千古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知道了班固編撰了第一部斷代史《漢書》，第一部系統性史論專著《史通》的作者劉知幾提出了史家修養的才、學、識三標準；知道了敍述我國典章制度的史書名著“三通”，尤其是鄭樵《通志》的不朽史學價值；我們還知道了歷史巨著《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留給後世的唯一的一部編年通史。

正是這些才思敏捷、學富五車的先生引領我等穿越時空隧道，觸摸到了西方歷史的脈搏，看到了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軌跡、中世紀的黑暗、文藝復興的曙光，明白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等推動和影響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從而在吾等閉塞僵化的思維定式中，打開了透過蔚藍色的海洋而窺視西方文明的一扇小小的窗口。由此，我們知道了希羅多德寫下了世界上第一部“通史”巨著《歷史》，被西方譽爲“史學之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奠定了西方政治敍事史的基本模式；也是從他們的侃侃而談中第一次聽到了普魯塔克寫有《希臘羅馬名人傳》，斯賓格勒著有《西方的沒落》等歷史巨著，這些中外歷史長河中的華麗篇章，足以使人對歷史這門學科産生無盡的嚮往。

還是這些深諳“文史不分家”的先生們以通俗淺顯的語言給我們講《詩經》、《左傳》、《戰國策》、《昭明文選》和唐詩、宋詞、元曲中的名段佳句，使人如飲甘露、似品瓊漿、回味無窮、遐想綿綿。這些在今天大學的年輕學子們看來純屬“小兒科”的文史常識，對當時在文化荒漠上尋覓精神綠洲之吾等是何等之重要、何等之珍貴啊！

教過我們的先生中有的已經謝世，健在的大半也已是古稀和耄耋之年的老者。現居香港而年近七旬的陳佳榮先生，是我走出校門後一直交往的先生中的一位。當年，他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集有許多資料小卡片，大多是馬恩列斯毛著作中之名詞解釋和歷史事件，大凡疑難不明之事，只要求教於他，他就會很快翻出小卡片給你，當下就可解決。馬克思那段問答式的“自白”，是我第一次從他集輯的卡片上讀到，也使我愕然不已。因爲，當時在我心靈的祭壇虔誠地供奉著的這尊神聖得不能再神聖的偶像，竟然也有普通人般的想法，倘若沒記錯的話，其中有一句是“人所具有的我無不具有”﹐真不敢相信這些話竟出自共産主義精神教父之口！在另一張卡片上還摘錄有馬克思的另一段話，大意是：每一滴露水在陽光下閃爍著無窮的色彩，而爲什麽人類最豐富的東西——思想，卻只能有一種官方的色彩呢？——多麽精闢、精彩的話啊！可以說，我認識和關注陳佳榮先生，就是從他借給我的抄錄著馬克思的“自白”和那段至今發人深省的“語錄”的兩張資料卡片開始的。

陳佳榮先生是福建泉州人，1958年廈門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1982年遷居香港。先後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樹仁學院任教，歷任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歷史主筆、香港齡記出版集團總編輯、鄭和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外關係史學會名譽會長、深圳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中華萬年網總編輯等職。他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24年，到香港做文化人到今年也剛好24年。在大陸的24年是與“大躍進”、“四清運動”、 “十年浩劫”及“天安門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等一系列極具“中國特色”的頗富戲劇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相聯繫的，而他的“海外關係”更使他命途多舛，進而引起有關方面對這位普通教書匠的格外“關注”。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裏，他所承受的身心壓力、恐怕是那些祖孫三代赤貧的所謂政治上可靠的人難以理解的。陳佳榮先生是個樂天派，常以自嘲而解鬱，自樂而釋懷。他曾經說過，這一生扮演過不少角色。雖然，這些“角色”都是分配的，而非自選的，但他認爲勞筋骨、苦心志，並非成大事者之專利，也是普通文人背時之必經也。在大陸的24年裏，他當過資料員、教員、業餘田徑教練，下鄉工作隊員、幹校種田、拖拉機手、軍營習武、工廠學工、食堂採購員等等。作爲一名生就“爬格子”和“舌耕”謀稻粱的文人，卻要在人爲製造的冷漠的政治環境下，違心地從事己所不願的活計，那不是他一個人的經歷，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不幸，是一代人的經歷和不幸，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如果說，陳佳榮先生在大陸的24年中的大半時間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學人一樣，在單調乏味的灰色氛圍中無奈地變換著不同的角色糊口以苟全性命的話，那麽，隨著大陸政治解凍，國門開放，經濟搞活的形勢，他遷居香港後的24年，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己主宰自己地活了一回。

在香港他先後從事過經銷商人、學術編輯、自由撰稿人、教授、文化影碟編導、出版人、特約記者、學術團體負責人、IT人等諸多職業，可謂多姿多彩。但無論從事什麽職業，他始終是個文化人、是個史學工作者。據我的粗略統計，陳佳榮先生在大陸的24年裏，書稿付梓的似乎只有《何塞·馬蒂》（商務印書館1962年）和與施聯朱等先生合作的《畬族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及1977年的《文史工具書目錄》。而且第一部書稿的出版到第二部與他人合作的書稿問世，中間竟然相隔了近20年！當時大陸的文化荒漠造成的學術空白由此可見一斑。陳佳榮先生蟄居香港的24年，用著述頗豐來形容似不爲過。從1986年他與謝方先生合著的《古代南海地名彙釋》出版後，又獨自撰寫或與人合作先後出版了《中外交通史》、《中國歷史名著》、《中國宗教史》、《世界民主運動》、《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七海揚帆》（與姚楠、丘進合作）、《中國歷代制度沿革》、《中國歷史參考資料》、《中華史詩畫卷》（與陳燕、宋琦合作）、《香港會話手冊》（與陳惠瓊合作）、《中國語文表解大全》（與莊澤義合作）、《香港6000年》（與湯開建、蕭國健合作）、《南溟集》等洋洋數百萬言。他編輯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歷史問答》、《中國歷史》、《新編中國史》、《新編世界史》、《歷史（東西方對話）》、《中國歷史選擇題大全》、《中國文學》、《中國語文》、《海島逸志校注》、《香港中學會考叢書》（共9種）、《簡明中國史》、《十九世紀的香港》等香港史系列共6冊、《中國歷史教學》、《香港會話手冊》、《中國經濟史叢論》、《新世紀百科全書》、《大陸運動知多少》等中國通系列3冊、《韓振華選集》（1－5卷）等等。若將其著作及編輯的作品相加，說他著作等身，是言之有據，符合事實的。90年代末，他與同道共建“中華萬年網”，並任總編輯，利用網路弘揚中華文化，得到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階平先生的題詞肯定。對於陳佳榮先生的學術著作，港島的媒體和專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香港《大公報》1987年3月31日載文評價《古代南海地名彙釋》時說，該書“搜羅宏富……引用古籍不乏卷帙浩繁之巨著……書中亦不乏獨創之見”。1988年《書品》第一期說該書“資料翔實，學術性強。不似辭書，勝似辭書”。1987年7月30日出版的《華僑日報》評價他寫的《中外交通史》是“深入研討、取材廣泛、立論嚴謹、不無創見”。1988年11月24日《星島日報》評論他寫的《中國宗教史》一書“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容量宏大”等。大凡著述，見智見仁，但僅摘數行報評，足可以證明陳佳榮先生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我之敬佩陳佳榮先生更緣于他之甘於寂寞、甘於淡泊、甘於吃苦、甘於鑽研和豁達處世、寬以待人的精神。當年，他挈婦將雛遷居香港，年逾不惑卻要一切從頭開始：學粵語、學英文、學電腦，而且身負自食其力、養家糊口之重任。從一無所有而用自己的能力和血汗白手起家，在資本主義治下的香港，這又談何容易！個中酸甜苦辣恐怕非有此種經歷者不能道其衷、言其狀也。然而，學生以爲陳先生是成功者。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精力在高度競爭的商業之都港島立住了腳跟，不僅以著述千萬言而可藏可傳，而且自置房産，使子女們都以研究生畢業的學歷進入了社會。

在歷史系五十周年之時，我把回憶片斷綴合成紀念文字，用這片言隻語感恩傳道授業解惑的先生們。
(原載《中國民族》2006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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