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遷南溟續編歷史四十餘載差可慶幸

“誕於鯉城負笈鷺島奠立事業根本銘謝師父”之溫陵子
“長居京華親歷浩劫猶能握管著書堪稱有福”之刺桐生
“播遷香江年逾不惑依舊揮墨論史差可慶幸”之南溟子
“躬逢回歸歲暮古稀堅持建網撰述終身學習”之一陽生

2024年4月18日

1982年4月18日，出生刺桐、負笈鷺島、長居北國的燕京南溟齋齋主，以年逾不惑的壯歲跨過羅湖橋南下，由東海生成了真正的南溟子，迄今居於香港不覺已滿整整四十二載。在步入八八高齡的今日，回顧此四十餘年的人生=治史之漫漫日夜，未嘗不是一番既枯燥又有趣的樂事。

自己在1954-1958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學系。1958-1982年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任教，主要講授世界近代史，也兼及中國近代史、畲族史和文史工具書諸課。為主編「經典作家論世界歷史」，曾通讀馬恩列斯全集及毛選一百多卷，並做詳細索引；為編撰《古代南海地名匯釋》，更通讀「廿六史」、「十通」等二百五十多種古籍，抄成約百萬字的「七海地名資料輯錄」（現正逐步上網）。乍一抵港，這些經驗、成績乃至學歷都已成爲過去，一切均須從零開始。想到要告別歷史專業而另謀生路，膽寒心情可以推知。爲求新生，也受人所託開辦兩個貿易公司，賣過童裝、内褲、咖啡什麽的；又自費花了近千元買來各種有關算命八字的書籍，學會基本技能。不過，又想到有朝一日要在北角老鄉堆裏擺攤，爲人用電腦算命，膽怯心情更油然而生：一個熟讀馬列及正史者，如何竟「墮落」成替人算命的「陳半仙」？將來又有何臉面見江東父老，更遑論無顔羞見馬列諸君及司馬太史公了！

也許命運眷顧、路不該絕，就在本人蒞港的當年（1982），香港迎來「中國歷史」教科書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又一次改版送審。我在是年底看到報載徵求歷史編輯的啓事，當即去函應徵，並順利入職於長河出版社，在兩年内獨力編寫了一至三年級的教科書、三本考試參考書和一本中大預科教材。從此至今走上了一條編輯歷史課本的不歸路。四十多年來，我曾經為下列教育出版機構撰寫、編輯、審定、校訂過歷史教科書，另或充當顧問，或只從事校對的工作：長河出版社，波文出版社，學津書店，齡記出版有限公司，麥米倫〔香港〕出版有限公司，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現代教育研究社。其中比較重要的如：長河出版社《中國歷史》1-3冊（1983-1984）；齡記出版有限公司《新編中國史》1-5冊（1987-1993），《新編世界史》1-3冊（1988-1989），《簡明中國史》1-5冊（1994-1996），《中外歷史與文化》（2005-2006）；現代教育研究社的《現代初中中國歷史》(2009)，《歷史與文化》1-3冊（2012），《現代中國歷史》(參與編審初中及高中各冊，2014)，《現代中國歷史》第二版（新綱要）1-3冊、《現代智趣中國歷史》1-3冊（2020-2022）。至於預科教材方面，有中大預科的《國史綱要》（長河出版社），港大預科的《中外交通史》、《中國宗教史》、《中國歷史名著》等等（學津書店），也不能盡列，可參見：陳佳榮本人撰著、編寫及執行編輯的圖書或網頁等(1958-2022)[附錄：編撰圖書、網站首度出版機構名錄及年份://www.world10k.com/blog/?p=2948。

憑良心説，自己從事此種職業首先是為了賺錢謀生，而且專業出身、興趣和職業相同較爲得心應手。而從事歷史教學出版自然要求尊重歷史事實，為廣大人群服務。只是在長期的教育出版過程中，才慢慢體會到，應在長期英治殖民環境中，逐漸培養香港青年一代對祖國歷史的正確認識、尊重與愛護。而無論何時何地，尊重事實都應該是編撰歷史、教授歷史、學習歷史首要的應有之義。儘管如此，正確傳授祖國歷史的關鍵，並不完全繫於教科書本身的内容質量，而要靠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維護，一本教科書寫得再好，也可任由歪曲者信口雌黃地講得面目全非。

由此可見，從編寫到講授中國歷史是個一以貫之的完全過程，需要全體教育工作者分階段來共同把關負責。只是編輯出版課本者面臨首當其衝的要責，須使出渾身解數全力悉心以赴。正因爲如此，編輯出版一本教科書談何容易，且不説從請人編寫製作到出版推銷樣本約需投資百萬，而自寫作開始到送上候審就得遷延不少時日。依照本人參加中西歷史、中文經公諸科課本送審的經驗，從最初頒佈課程綱要、召見相關出版社，到送審稿送上候審，政府教育機構一般都給標準的十八個月時間（個別因綱要策劃時間過緊或官員玩忽職守例外）。如果算上審批後正式出版到送達學校，需要兩年或兩年半的時間。其間大致經過如下階段：瞭解課程綱要—搜集老師意見—找齊作者編輯—作者分工編寫—編輯校訂書稿—主編顧問定稿—製作書稿送審—審查意見初發—修訂再次送審—印製待定樣本—開會研討推廣—審定意見頒佈—加緊修改印書—趕編教學參考—作業教具跟上—派發書本到校。

在具體編撰過程中，本人的角色多變：從最初的一脚踢（寫稿、編輯、校對乃至植字改稿、地圖繪製全包），到專事寫稿和編輯，一度出任總編輯或出版總監，又轉編審或顧問，再回到兼職寫作或編輯網文。具體到正文寫作，多係自己獨立成文，較少與人分工合作。唯就整體而言，常見多名作者合作，但分工方式不盡相同：或每人各寫一冊正文，或一冊中正文、參考資料各寫一部分；另或作者只管正文，其他資料多由出版社編輯協助完成。當然不論合作方式如何，出版社作爲一個主事整體，對於教科書出版事業至關重要。早前，書商只賣課本、作業兼送教師手冊就行了；可隨着世紀之交科技發展，環境已大大不同，學生數即買書人少了，可對教材教具搭送的要求卻無窮無盡：除印刷本教材外，還要備送電子課本和不同教具，更要搭上一個網站，令成本增加至少一倍以上。我曾就某一學科的教材教具略加統計，發現出版社只賣課本、作業和工作紙，配搭的其他教材教具竟達近六十款之多。儘管銷售渠道和競爭環境愈見惡劣，但大家還是在努力工作着。因此，政府教育機構很重視教育出版社的付出和貢獻，原來課本送審後一般有兩次修改的機會，就算不合格也允許再送來改過。須知送審一旦不過關，原來可能已付出的百萬投資就打水漂了。這是對教育事業投資者的尊重和保護。如果你高高在上、玩弄權術，人家只限送審一次就給「槍斃」了，那誰人還願意繼續投資祖國的教育事業呢？！

談到香港的教科書送審制度，我個人認爲很有必要。因爲此地的教科書不是由一家官方出版社壟斷，而是允許各家私人出版社各顯神通予以競爭的。為了將正確的課本内容傳授給全港採用不同版本的學子，達致比較統一的要求和水準，自然須有統一的課程綱要及通過送審檢查各家課本是否符合其規定。以中國歷史課本而言，有時同獲審批的有六七家出版社，目前在市面運作的至少有四間。教育局審批的要求，大致分爲兩種，一是「必須更正」部分，二是「有待改善」部分，但要求修訂的内容可謂事無鉅細：從觀點、事實正誤到方法改良、圖影準確、字句錯漏不等。雖然待審、改錯須費時日，但對保證及改善課本質量卻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使學校師生可自由選擇並放心使用。

算起來，在香港居住了四十二年，從事教育出版工作卻也將近四十一年半，所以前面提及「四十餘年的人生=治史之漫漫日夜」。在二十世紀80-90年代，那時的教科書市場運作方式，教育部門-出版社-學校的互相關係，表面上也與現在大致相同，可是教科書市場的規模卻有較大的變化。由於人口生育乃至移民等問題的影響，學生的數量及來源縮小了。而當年的教科書與現今之變化更加不可同日而語：過去的課本主要用單色或部分雙色印刷，且圖片不多，而在二十世紀90年代後期，非用四色不可，且圖片要求增多，真正做到圖文並茂；課本内容除正文外，要求啓發思維的參考資料及練習也大大增擴；除課本外，作業、工作紙、教師手冊等教材教具種類大增，不僅紙面印本，還要求有電子課本及各種電子教材教具，外加需具備教學網站一類。

惟其如此，新世紀的教育出版工作遇到較大的挑戰。一方面，相關市場有所縮小、影響了原有的銷售收入；另方面，運作的資本大增、利潤巨減。這不但是學生人數的減少所致，更重要的在於科學技術發展的時代要求。這種新的挑戰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可能還會不斷增多。

至於中國歷史教科書一類的編輯審查工作，當然應當適應新世紀的時代變化和科技要求。好在自古迄今歷史科學本身有其規律和標準，一言以蔽之就是：實事求是。根據自己的體會，回歸以來本科課本的編審準則和方式並無太大的改變。若論自己對課本編寫的看法，覺得仍應本着「立場-觀點-方法」三原則來予以審訂，堅持以祖國和人民爲根本，按時-地-人-事-物-因-果為經緯，編出一部優秀的新課本，一如既往地向時代交出好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