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遺世獨立,它必需而且也必然遲早會和其他國家發生關係,中外關係史的任務就是研究中國與外國關係的發生和發展。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包括和平關係和戰爭關係。和平關係表現在兩國政府建交,講信修睦,雙方人民進行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戰爭關係表現在兵戎相見等暴力行爲。在人類歷史上國與國之間的和平時期比戰爭時期要長得多。因此,研究中外關係史應該以和平關係爲主,也不諱言戰爭關係,全面反映客觀的歷史事實,提供經驗教訓。兩國之間,無論和平還是戰爭,都關係到人民利益和國家命運,我們不能不認真對待。古語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又說:不有國,何有家?不有人,何以立國?國家和人民是一體的。作爲一個愛國公民,最好學習一些中外關係的歷史,以便總結和運用歷史的經驗教訓,有效地執行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加速改革,促進四化,把祖國建成富強康樂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團結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爭取持久的和平。
中外關係史作爲一門有科學體系的專門學科,進行全面和系統的研究,雖然始於19世紀,但古代中國史學家中已有很多非常重視外國歷史和現狀,而且有不少涉及中外關係史的著作流傳後世。例如漢代偉大史學家司馬遷,是一個留心外事的人。他的史學思想和方法就是主張“網羅天下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他所謂“天下”,並不限於華夏或中國,而認爲中國以外的國家亦應研究,不僅應該博通古今,還必需溝通中外, 目的在吸取經驗教訓,見於行事。他的《史記·大宛傳》,就是敍述漢代由中國到西亞各國的事情;有關中外關係的還有《匈奴傳》和《張騫傳》等。《史記》一書可稱爲以中國爲主體的世界史,同時也是具體而微的中外關係史的雛形。班固的《漢書·西域傳》又爲中外關係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如《西域傳》內的安息(今伊朗)條中,不僅標出它距離長安若千里,而且記載中國和安息交換使節的情況,不厭求詳,有聲有色。以後歷代王朝編撰的“正史”,史官多仿馬班舊例,特闢外國傳來記載中國和外國的關係。至於歷代有關中外關係的私家著述之多,更難悉數。我們只能擇優著錄:例如關於中印關係的有晉代法顯撰《佛國記》;唐代玄奘、 辯機著《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有季羨林等的校注本)。關於中朝關係,有宋代徐兢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關於中日關係,有明代李言恭、郝傑撰的《日本考》(中華書局有汪向榮、嚴大中校注本);及清代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關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有宋代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适的《諸番志》(中華書局有馮承鈞校注本);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中華書局有夏鼐校注本)、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中華書局有蘇繼廎校釋本)、佚名的《元朝征緬錄》;明代黃衷的《海語》、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上二書中華書局有馮承鈞校注本)、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有向達校注本)、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中華書局有謝方校注本)、張燮的《東西洋考》(有謝方校點本)、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清代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有李長傅校注本)、謝清高、楊炳南的《海錄》(有馮承鈞校注本)。關於中國和中亞、西亞關係的,有元代丘處機、李守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耶律楚材的《西遊錄》、清代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注》。關於中國和歐美關係,有清代《平定羅刹方略》、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繆祜孫的《俄遊彙編》、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張蔭桓的《三洲日記》、梁廷柟的《粵海關志》、容閎的《西學東漸記》。
我國是數千年文明之邦,史籍最爲豐富,有關中外關係史的專門著作有數百種之多。對這項研究有巨大的參考價值。我國中外關係史研究具有這樣的優秀學術傳統是有理由的,略紓管見如下:
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他們以仁爲本,以和爲貴,“善與人交”,以信義著稱,出洋的華人亦能入國問禁, 入鄉隨俗,尊重當地民族的感情和風俗習慣, 與他們和平共處, 協助他們開發資源,建設社會,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和尊重。由於時代的局限,中國歷代王朝的一些統治者難免有大國主義思想,但他們還是執行綏遠方,柔遠人的政策和交往間厚往薄來的外交措施。有時或因藩邦背盟挑釁,不得已而用兵,但對方表示悔過求和,就很快“化干戈爲玉帛”了。有些外國人見中國古代文獻稱距離中國較近的人爲“夷”,誤以爲鄙視別國之人,其實根據《尚書》、《周禮》等書,夷之一字,有“大安”之意,有平等之義。夷本來是泛指東方的人民,古代的東夷,包括萊夷、淮夷、徐夷。在古代,萊夷是指今山東省的人民,淮夷是指淮河流域的居民,徐夷是指今山東南部、江蘇安徽的北部居民,可見夷之一字不是貶詞。中國人民對於世界各族人民向來一視同仁,相當尊重。對於外來的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佛教等,亦任其傳播。雖然明清之際,王朝由於國防的需要,短期內實行海禁政策,但國際往來基本上還是正常的。有些人認爲中國在漫長的時期,都是實行閉關政策,這不符合我國歷史情況,上面舉出的那些古籍就可以證明。從秦漢以來,我國和東西方各國的接觸和交往是史不輟書,這些歷史事實不斷爲我們研究中外關係史的人提供素材,逐漸打下雄厚的基礎。發展到19世紀,中外關係史就逐步形成爲一種有比較完整體系和綜合性的學科,表現在下列特點。第一,史地結合,突出史裁。人類創造歷史離不開地理環境。所以研究歷史必須具有地理知識,特別是人文地理和沿革地理。研究中外關係史的人也必須具有中外地理知識,才能史地結合,突出史的內容和作用。例如清代李光廷的《漢西域圖考》,是一部用沿革地理來論述漢代與西域關係的史書,此書印行於1870年(同治九年),附有用西法繪製的西域圖,以補文字說明之不足。可見中外關係史研究離不開輔助學科。第二,中外關係史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中國進行研究,外國也進行研究,雙方觀點和目的雖有所不同,但學術交流和爭鳴的結果, 自然有助於這門學科的全面發展。自鴉片戰爭後,外侮叠來,中國愛國知識份子多留意外事,魏源1852年出版的《海國圖志》一百卷,就是利用本國文獻和外國歷史材料(如《四洲志》)編寫的。徐繼畬同時也搜集中西文獻資料寫成《瀛環志略》附圖十卷,於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出版。梁廷柟的《粵海關志》、《粵道貢國說》及《夷氛聞紀》等有關中外關係史的專著也相繼問世。梁氏之書,除參考古籍和檔案外,還參考英文報刊及中西交涉的各種文件和記錄的漢文譯本。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列強最引起清朝當局警惕的是英國和俄國。關於中英關係的著作相當多,前面已有介紹。關於中俄關係的著作,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有何秋濤之《朔方備乘》六十八卷,附地圖多幅。稍後有繆祜孫撰的《俄遊彙編》八卷。繆祜孫于光緒十三年(1887)奉使遊歷俄羅斯國,歸而撰《俄遊彙編》,記述俄羅斯民族的源流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和俄羅斯侵略中亞始末,還附有俄國疆域表,水陸交通及水陸軍建制情況,特別是各大省市地區都附上中俄名稱和經緯度。何繆二氏之書,一詳于古,一詳於今,各有所長,均爲研究中俄關係必備的參考書。晚清學術界對蒙元史和西北史地的研究亦盛極一時。研究的人目光不限於新疆、蒙古,而且遠及中亞、西亞和歐洲。因爲蒙古勢力曾一度遠及中亞、波斯、敍利亞、俄羅斯及歐洲等地。研究蒙元史和西北史地,就可以進一步瞭解13世紀中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國家和地區的關係,對於鞏固邊疆,防止沙俄的侵略,有借鑒之處。洪鈞所著的《元史譯文補證》一書,證者證元史之誤,補者補元史之闕,所謂譯文即利用外國文獻資料,從事考證補遺的工作。洪氏本來不懂外語,他通過譯人的幫助,吸取英、法文有關著作入書,爲以後治蒙元史者開一先例。我們研究中外關係史,必須有科學思想和方法,博覽中外有關史料,加以綜合分析比較,去僞存真,去粗取精,抽出科學的結論,反映歷史真相,進一步探索其發展規律,應用到社會實踐中去。人稱中外關係史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其故在此。第三,作爲一門有科學體系的專門學科,中外關係史的要求高,難度大。早期對之研究的人不多,發展比較緩慢。可是到20世紀,由於國際形勢的急劇發展,我國人民對於中外關係的變化多表示關切,中外關係史的重要性也逐漸顯示。形勢迫人,有遠見的愛國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的投入中外關係史研究。老一輩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和陳垣都是博通中外,世界馳名的大師。他們除在文史上有獨出冠時的創造外,對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也都有過倡導和示範的作用。例如王國維先生對於匈奴史、蒙古史和西北史地均有重要論文發表;對於有關中外關係的古籍,如《蒙韃備錄》、《黑韃事略》、《聖武親征錄》、《長春真人西遊記》、《王延德使高昌記》、劉祁《北使記》、劉郁《西使記》等書,王先生都有箋證或校注,並且加以序跋,考證精闢,議論篤實,有很大學術價值。陳寅恪先生治唐史,稱絕詣,通梵語及英、法、德多種語言, 對於中印文化交流尤所究心。憶陳先生在中山大學任教時,向達先生因注《大唐西域記》,專程來粵向陳先生請正。陳先生對於中外關係史的著作雖然不多,但極力提倡西北史地的研究。他說:“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序朱延豐《突厥通考》)我們認爲經營西北,自然包括西北史地問題,即研究西北與西域的交通和關係問題。我國中外關係史專家往往以研究西北問題爲開端,以研究中外關係史爲歸宿。陳先生寥寥數語對研究中外關係史的人是有鼓勵作用的。陳垣先生治史,方法謹嚴,其史學論著以中外關係史和宗教史爲多,如《元也里可溫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基督教入華史略》、《回回教入中國史略》、《釋氏疑年錄》、《元西域人華化考》、《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吳漁山生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書,議論平實,考證精翔,使人開卷
有益。
20世紀20、30年代間,中外關係史學界中湧現出一批承先啓後的專家學者,有馮承鈞、張星烺、向達、岑仲勉、方豪等。馮承鈞將法國漢學大家的著作系統地譯爲漢文,約有百種,以多桑《蒙古史》譯得最好,還譯有沙海昂的《馬可波羅遊記》, 加以注釋,甚爲詳備。至於篇幅較短的譯文,都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1—9集。他還有自撰的考證論文多篇,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張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造詣獨深,他曾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廈門大學等校教授,主講中西交通史。1913年,他曾將玉爾校注的《馬可波羅遊記》兩卷本的導言及第一卷的一部分譯爲漢文,張氏還在導言中增補一些關於馬可波羅及其書的材料。此書於1929年出版。惜未見其續譯全書。他的代表作是《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原出版於1930年。其後繼續搜集有關史料準備補充。1977年中華書局將原書和他後來搜集的資料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訂出版。向達先生直諒多聞,令名卓著,對於中外關係史精研有素。行世的專著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這部論文集收入有關中西交通史的論文23篇,約50萬言,可稱爲向先生治史的結晶品。還有《蠻書校注》一書,也是其精心結構之作。他在30年代曾寫了一部《中西交通史》,這部書雖然篇幅不多,而且僅限於古代,但敍事比較全面,條理井然,每章附有參考書和問題,可以作爲中外關係史的初級教材和自學的參考書,對後學有啓蒙作用。岑仲勉先生是隋唐史專家,著述宏富,他對於中外關係史的貢獻,具體表現在下列已出版的著作,如《佛遊天竺記考釋》、《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漢書西域傳地理考釋》、《敦煌於闐古文件考釋》等書。岑氏晚年潛心學習馬列主義,力圖運用它來指導研究工作,這種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方豪先生長期從事宗教活動和宗教史研究,精通英法語,熟悉拉丁文。他對基督教傳入中國史有湛深的研究,特別是對耶穌會士來華的經過及其活動知道很多。他的《方豪文錄》正補篇三卷中絕大多數文章都與此相關,可供參考。他著有《中西交通史》二巨冊,內容充實,頗有影響。
以上介紹的幾位元中外關係史的老專家,都是我國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們腳踏實地爲我們帶路,讓我們踏著他們的足跡前進吧!
本世紀初,中外關係史作爲專門史之一種的學科名稱早已成立,但沿用之人不多,最慣用的還是中西交通史,例如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一書,就把中國與中亞、南亞、西亞和非洲各國關係的史料都搜羅入去,而不局限於歐洲。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所涉及的範圍和張氏之書一樣。他們這樣做法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爲從中國出發到西方,由陸路去就要經過中亞和西亞;由海路去就要經過東南亞和南亞各國,把這些國家納入中西交通史的範圍,也是言之成理。我本人過去也慣用這個名詞,後經師友的啓發和自己的考慮,才贊成採用中外關係史這一名詞。因爲中外或中西交通史一詞容易使人認爲只限於水陸交通方面。並不包括兩國之間的戰爭關係及和平關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重點。而且今天國際關係越來越複雜,不是和平,就是戰爭,交通問題只是國際關係中一個側面而已。中西關係史或中西交通一詞,如果僅以中國和歐洲的關係爲研究物件,未嘗不可採用,但如包括亞洲和非洲等國而相提並論,就會使人發生誤解。我們認爲還是用中外關係史作爲學科的專有名詞,就比較名實相符,有概括性和科學性。
中外關係史研究範圍既廣,問題又多。現代的專家們往往從個人的興趣和專長出發,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獲得偉大的成績,著名當世。例如湯用彤、季羨林、任繼愈、常任俠、李長傅、溫雄飛、陳序經、饒宗頤、章巽、田汝康、許雲樵、方國瑜、江應樑、姚楠、張禮千、陳育崧、韓振華、王芸生、汪向榮、張維華、朱謙之、唐長孺、白壽彜、翁獨健、孫毓棠、納忠等等都在一個或幾個方面獨步在先。另外,還有大批著名專家,卓有建樹;海外華人學者中也有很多人成果累累,均不及一一列舉。新中國成立後,研究中外關係史的隊伍不斷擴大,研究成果的數量與質量,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呈現欣欣向榮氣象,這是非常可喜的事。
由於國際形勢的發展,國家建設的需要,全國研究中外關係史的學術機構和學術團體,也如雨後春筍。中國社會科學院系統和沿邊省份的社會科學院系統以及國內許多大學,都分別成立了專門研究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所、研究室,或成立了專門研究中國與個別國家關係史、中國與個別地區關係史的研究機構。民間組織的研究中外關係史的學術團體,如中外關係史學會、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等以及一些中國與個別國家關係史研究會等,總計也有數十個之多。這些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一方面培養了大批研究中外關係史的人材,同時也推出了大批的科研成果。近年來,尤其對與周邊國家關係史的研究,爲我國的睦鄰政策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貫徹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近年來,我國有關中外關係史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日臻繁榮。中華書局特闢了《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及《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特請專家校注整理或翻譯注釋,正在陸續出版。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不少有關著作或教材。關於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閻文儒、陳玉龍編的《向達先生紀念文集》、沈福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還有《中外交通史》、《絲綢之路》等;關於外來宗教在中國的傳播的有:潘光旦的《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歷史研究會編的《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集》,還有《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摩尼教及其東漸》、《東正教和東正教在中國》等;關於華僑史方面已出版的有《印度尼西亞華僑史》、《印尼華僑史》、《菲律賓華僑史》、《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美洲華僑華人史》、《美國華僑史》等;關於高校教材方面的有《近代中外關係史》、《明清之際中西關係史》、《中越關係史簡編》等。以上各書,都是有所發明、有所創見,能于中外關係史學中,獨樹一幟。
我們研究中外關係史必須盡可能地佔有中外有關資料。所以史料的整理、編輯和出版,對研究者極爲有利。近年來這類書已有多種出版,如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彙編》,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陳顯泗、許肇琳等編《中國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黃國安等編《近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方積根編《非洲華僑史資料選輯》,蕭致治、楊衛東編《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余士雄編《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等。此外,如馮承鈞編,陸峻嶺增訂的《西域地名》﹐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合編的《古代南海地名彙釋》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所編的《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均爲中外關係史必備的參考書。
我國中外關係史研究雖然屬於冷門的學科,但從上面所舉的跡象看來,如研究隊伍的由弱到強,研究範圍的由小到大,研究成果的月異日新,逐步提高,學術機構和學術團體的相繼建立,有關書刊出版盛極一時,可見中外關係史研究的發展頗爲迅速。如果說中外關係史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我們早已達到國際水平了。
我學習中外關係史垂六十年,但因屢經憂患,成果有限,迄今年老體弱,來日苦短,恐怕不能爲中外關係史研究多做工作了。中外關係史研究發揚光大的希望主要寄託在年富力強的研究隊伍身上。據我體會:中外關係史研究最可貴之處和值得重視的原因,就是它能夠實事求是地說明中華民族對世界人類文化的偉大貢獻,並指出中國在世界歷史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使其熱愛祖國和人民,共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一方面從愛國主義出發,儘快地把祖國建設成爲一個富強康樂的社會主義國家, 另一方面,從國際主義出發,進一步爲全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我既與中外關係史結不解之緣,決定以改革的精神,利用晚年有限的歲月,總結數十年學習的經驗,重新撰寫一部中外關係史,還要繼續培養這門學科的接班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最近史學界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議集體編寫一部《中外關係史辭典》,以供參考。我認爲至今尚無此類工具書出版, 表示贊成,並參預其事。隨著今天四化建設的開展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關心外事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要求對中外關係史有所瞭解。我們爲適應上述需要,特編此書,來介紹中外關係史的基本內容和專門辭彙,以省讀者尋書索解之勞。中外關係史的專家們紛紛回應,大力支持,惠然賜稿,盛意可感。我們謹在此對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中外關係史辭典》是一部中型專科詞典,無前例可循。我們學識有限,經驗缺乏,自難免有錯誤和缺點,希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朱傑勤
198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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