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熙寧變法以迄徽、欽之世，新舊黨爭擾攘不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黨爭雖因對新政之態度不同而大啟，然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即已見端倪。
茲將北宋黨爭之起因與由來略述如下:(1)文人論政風行:北宋重文輕武，認為文臣比武將為害百不及一，對文人優禮有加，據云宋太祖曾以三大言訓示勒布鎖殿中，其一即「不殺士大夫」。故士大夫常以天下為己任，論政之風至為盛行。朝臣常以政見不同而爭執不休，並漸演成派系紛爭。其論爭始初或出自愛國之熱誠，然積嫌一久終難免流為黨同伐異、傾軋報復。(2)臺諫推波助瀾:宋初為防大臣擅權，設御史臺和諫院考課朝官得失。諫院設知院官，對朝政得失、大臣過錯，都可隨時彈劾、放言無忌，即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官員一遭攻詰，往往就要貶調。故「臺諫」之設，加劇了朝廷內部之政治鬥爭，並被大臣利用來作為排斥異己之工具。(3)仁宗慶曆黨議:宋初，朝廷大臣結怨相攻之事頻多，如真宗時參知政事王欽若之排擠宰相寇準，仁宗時宰相呂夷簡(978一1043)與諫官范仲淹的鬥爭。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欲廢郭皇后，呂夷簡贊同，御史中丞孔道輔和右司諫范仲淹等反對，結果孔、范等均被貶逐。後來范仲淹回朝，與韓琦、富弼於慶曆間推行新政，大肆罷黜呂夷簡及其手下。而反對派又攻擊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兩派互相傾軋達十數年，史稱「慶曆黨議」。(4)英宗濮議之爭:嘉祐八年(1063)，仁宗死而無子，英宗趙曙以濮安懿王允讓(仁宗堂兄)之子入繼大統。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詔議崇奉生父濮王之典禮，時朝廷意見分成兩派:韓琦、歐陽修、曾公亮(999一1078)等大臣主尊濮王為皇考;另一派司馬光、呂誨、范純仁、呂大防(1027一1097)等則主尊濮王為皇伯。後來以稱考定議，呂誨、范純仁等都因此被黜。史稱「濮議」。(5)變法大啟黨爭:宋初朝廷雖有政見之爭，唯猶未明顯地形成黨派。至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推行，遂因對新政的態度，形成為新黨(革新派)和舊黨(保守派)，黨同伐異之爭自此大啟。新舊兩黨初因政見不同而爭執，後來逐漸夾雜地域觀念、私人恩怨之因素，發展為爭權奪利、結黨營私。原來宋初宰輔多為北方人，王安石則為南方人，後北方士子多支持舊黨，南方士人多支持新黨。
茲將北宋的黨爭經過略述如下:
(一)神宗時期(1067一1085年)﹕
神宗登位伊始，即於熙寧元年(1068年)詔王安石越次入對，不久授為參知政事，令其負變法之全責。時朝中大臣韓琦、呂誨等均反對安石為相，認為其議論迂闊，不足以勝任宰輔。後王安石全力推行新政，朝中名流多不願合作，且肆意加以攻訐。於是安石乃不得不擢用新進之人，如呂惠卿(1032一1111)、章惇(1035一1105)、曾布等皆新黨之人物。同時，反對新政之舊黨分子，如富弼、韓琦、文彥博、歐陽修、范鎮、呂公著、宋敏求、蘇頌、程顥、劉摯、范純仁、蘇軾等，皆相繼被黜，司馬光、呂誨等則自行引去。但舊黨勢力雖被壓抑，仍每每俟機反撲，致王安石在熙寧七年、九年兩次罷相。
(二)哲宗時期(1085一1100年)﹕
1．元祐更化: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死，子哲宗嗣位，時年尚不滿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后、神宗母)臨朝聽政。高氏一貫反對新政，故一上臺即請回舊黨首領司馬光為相，由光與呂公著、文彥博、范純仁、呂大防、劉摯等共掌朝政。司馬光於元豐八年、元祐元年(1086年)先後取消全部新法，斥逐呂惠卿、章惇、蔡確等新黨。司馬光死後，舊黨呂公著、呂大防等繼續執政。因這期間的年號叫元祐(1086一1093年)，故史稱其時舊黨之得勢為「元祐更化」。
其實在舊黨內部，政見亦不盡相同，如范純仁、蘇軾等主張對新法「去其太甚者可也」，對免役法等之存廢應慎重行事，但司馬光等則持全盤否定之態度。後來舊黨內部又分裂成朔、蜀、洛等三黨。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頗眾，多為北方人，亦多係司馬光之弟子。主張一切維持現狀、全盤反對新政。洛黨以洛陽人程顥為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此派不贊成完全排斥新政和新黨，主張恢復唐、虞三代之王道。蜀黨之領袖即蜀人蘇軾，呂陶等為羽翼，其主張比較靈活多變，但因洛黨多用古禮，蜀黨認為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故洛、蜀兩黨相互攻訐最烈。
2．紹聖紹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親政，因不滿舊黨之專橫，遂於次年改元紹聖，以示「紹述」(繼承)先帝之新政。哲宗起用了新黨章惇、曾布，「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卲、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奸擅國」。紹聖元年(1094年)五月，恢復了免役、保甲法。司馬光、呂公著之贈謚被追奪，舊黨大臣呂大防、蘇轍、范純仁、劉摯等被貶逐。凡反對新政者，不論朔、洛、蜀黨，「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紹聖紹述」期間，新黨之報復手段較元祐間尤甚，同時新黨章惇、曾布及蔡卞、蔡京(1047一1126)又相互傾軋，故是時雖恢復部分新法，實際已逐漸變質，所謂新政早已名存實亡。
(三)徽宗時期(1100一1126年)﹕
1．建中靖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死，弟徽宗繼之，由向太后(神宗后)攝政，舊黨一度重新得勢，韓忠彥被起用，而章惇、蔡卞等新黨被貶。但時過七個月，即由徽宗親政，時論以元祐、紹聖並皆有失，宜以大公至正而消釋朋黨，故次年改元為「建中靖國」(1101年)，即取「執兩用中」之意，乃使舊黨韓忠彥、新黨曾布同為相，使兩者保持平衡。
2．崇寧黨議:徽宗本人傾向新黨，故不久又改元崇寧(1102一1106年)，表示「尊崇熙寧」之意。他先後罷掉韓忠彥、曾布，而對新黨蔡京大加寵幸。蔡京本係一朝秦暮楚之無恥小人，他在二十多年內，屢起屢落，當政凡十七年。蔡京打著推行新政的旗號，對舊黨恣意報復，「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奸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偏頒郡國」，被列入「奸黨人碑」者竟有一百二十人。其時徽宗、蔡京等名為實行新政，實則想方設法加緊對人民進行壓榨，北宋之政局已腐敗至極。
總計由神宗熙寧二年實行變法起，一直到北宋覆亡，新舊兩黨之爭擾攘不息，前後凡五十餘年，對北宋末年之政治產生頗大的影響。熙寧變法本屬富國強兵之大計，然因舊黨堅決反對，新黨亦用人不當、盡黜元老重臣，最後終歸失敗。嗣後，新舊兩黨更迭執政，新政時行時廢，使國策搖擺不定，臣民無所適從。而黨爭初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變成黨同伐異、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一派掌權，即對另一派極盡傾軋之能事。朝廷大臣結黨營私、朋比為奸，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黨爭到了後期，由權奸蔡京當政，與宦官童貫(1054一1126)、李彥(?一1126)、梁師成 (?一1126)以及朱勔 (1075一1126)、王黼(1079一1126)等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打著新政之名，作惡多端，時人呼之為「六賊」。於是朝廷忠良盡去，國事乃不堪聞問，最後終於導致金兵入侵、北宋覆亡。故時人胡宗愚曾撰《君子無黨論》，痛斥黨爭誤盡天下蒼生。
綜觀唐、宋兩代，均有激烈之黨爭，且對政局之危亡造成惡劣之影響。然若論起因、爭執內容及所依靠之勢力，則兩代之黨爭實有其不同之處﹕(1)背景起因:唐代牛李黨爭之根源，在於朝官中有出身世族的官僚和循科舉進士的庶族官員之別，二者相互排斥;宋代黨爭則起因於朝官中對變法新政的態度不同，遂分新舊兩黨。(2)爭論內容:唐代黨爭多以科舉考試舞弊或對待藩鎮割據、邊族侵擾等問題，作為彼此爭論攻訐之藉口;宋代黨爭則圍繞新法可富國強兵抑或擾民滋事之分歧，而展開論爭。(3)倚靠勢力:唐代黨爭中，兩黨多各自援結宦官，作為靠山，使黨爭、宦禍彼此推波助瀾;宋代之黨爭，新黨多由皇帝支持，舊黨則以太后及其家族作為倚靠勢力，不過總的說來宋之兩黨比唐代兩黨更具獨立性。
漢、唐、宋、明黨爭比較表
朝 代 東漢 唐朝 北宋 明朝
歷史名稱 黨錮之禍 牛李黨爭 新舊黨爭 東林黨爭
對立雙方 李膺、陳蕃、 牛黨(牛僧儒、 新黨(王安石 東林黨
王暢、郭泰、 李宗閔)對抗 及呂惠卿等) (顧憲成、
賈彪等反對 李黨(李德裕) 對抗舊黨(司 葉向高等)
宦官 馬光、文彥 對抗非東林黨
博等)
起因根源 朝廷正直之士 朝官中出身世 朝官對王安石 剛直之士抨擊
及太學生起而 族的官僚和循 變法態度不同 弊政﹐反對
反對戚宦相爭 科舉進士的庶 宦官專政
及宦禍 族官員有別
爭論內容 朝臣揭露宦官 科舉考試舞弊﹐ 熙寧新政是 國本之爭﹐
為惡，宦官攻 對待藩鎮和邊 利民或擾民 李三才入閣事件﹐
士人結黨誹訕 族的態度問題 梃擊﹑紅丸﹑移宮
朝廷 三案﹐遼東邊事
倚靠勢力 朝臣、太學生 兩黨均援結宦 皇帝支持新黨﹐ 東林黨勢力孤單﹐
孤立無援 官以為後台 后族支持舊黨 東林黨倚靠宦官
造成後果 歷時十餘年﹐ 持續四十多年﹐ 持續五十餘年﹐ 延續四十多年﹐
賢良慘遭迫害﹐ 使政局動盪﹐ 使忠良被斥、 直至明朝傾覆乃
清談之風開啟 朝政日非﹐然 奸佞當朝﹐加 止﹐為禍至烈
中途即止﹐未 速北宋之滅亡
成大害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十九章_北宋之積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