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宦官禍亂政治之較著者，有東漢、唐、明諸朝，而尤推明代為烈。蓋在家天下的時代，作為萬乘之尊的皇帝要管理偌大國家，自須依靠一些親信者以行事，尤其是處理一些涉及權位的機要大事，例如依靠宗室來拱衛中央皇室、利用女人來鋤掉功臣元勳、藉助宦官來偵緝臣民隱私。然凡事矯枉必易過正，如果皇帝御下不力、用非其人或用不得法，則易造成政治之極度混亂，譬如推行封建導致宗室內戰，寵信后妃引致女人干政，重用臣屬造成權臣作亂，兵權下放產生武人割據，信任宦官致使閹豎橫行，等等。隨著歷史之推移，歷代王朝所遇到的各種禍亂愈演愈烈。從表面看，宦禍、黨爭等在許多朝代都發生過，似乎是不斷的循環，實際上後面的每一環其嚴重程度都大大超過前朝，明代的宦官竊權亂政也是如此。
明代多稱宦官為太監，當時宮廷中設有十二監(司禮、內官、御用、司設、御馬、神宮、尚膳、尚寶、印綬、直殿、尚衣、都知)、四司(惜薪、鐘鼓、寶鈔、混堂)、八局(兵仗、銀作、浣衣、巾帽、針工、內織染、酒醋麵、司苑)，是為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機構，稱「二十四衙門」。每個部門都各專設掌印太監提領，其中以司禮監的職權為最大。本來太監是內廷官，而明太祖又嚴禁宦官干政，在宮內立碑云「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自成祖以後宦官逐漸得勢專政，且其禍國殃民竟逾於前代。
明代宦官為禍之因，約有下列數端﹕(1)君主極權，國無宰輔:宦官專權是君主集權專制惡性發展的必然產物。明太祖廢除了宰相制度，將大權集於皇帝一身，朝廷無宰相輔佐，於是皇帝必然要將政務委諸身旁最親近者，遂為後來的宦官擅政提供了溫床。(2)成祖信賴，宦官邀寵﹕靖難之變中，明成祖因買通建文帝身旁之宦官，獲取了重要情報，且有一些宦官隨軍出征立下戰功，故即位後便重用起宦官，改變了太祖嚴禁內臣干政之祖訓。(3)皇帝昏庸，太監擅權:成祖以後，皇帝大都或則昏庸無能，或則沖齡即位，對政事不聞不問，太監遂乘機攬權，勢力大為膨脹。宣宗時又設「內書堂」，使宦官由不准讀書識字變成可以舞文弄墨，增強其干政作惡之手段。(4)掌握廠衛，廷臣趨奉:明代君主所設的特務機構，如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多由宦官掌管，使他們手握生殺予奪之權。許多朝臣為一己之權益，往往結納宦官，尤其在激烈的黨爭之中，欲藉宦官來排除異己，對之爭相趨奉，遂使宦官之氣焰日益囂張。
自成祖永樂間以降，明代太監之擅政為禍，幾無朝無之，並一直延續到明亡之時，甚至災及於南明。茲略述明代之宦禍如下:
(一)永樂間宦官干政:明初，太祖嚴禁宦官干政，曾於宮門內立碑云「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建文帝嗣位後，御內臣益嚴，下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後來靖難之變發生，燕師逼江北，宦官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成祖(1402一1424)「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間，不僅令宦官鄭和、侯顯、王景弘等多次出使外國及率船隊下西洋，而且派王安、馬靖、馬騏等內臣監督地方軍事。成祖設立的東廠也「專倚宦官，……令嬖暱者提督之」。總之，從明成祖開始，太監即成皇帝「心腹之寄」，是為明代宦官干預軍政之肇端，「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二)宣德間太監批紅:成祖死了以後，其子仁宗(1424一1425)即位，不到一年又死，由宣宗(1425一1435)繼之。本來據太祖之訓「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但宣宗宣德年間「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此外，在宣宗時司禮監又取得用珠筆代皇帝批奏章之權(稱「批紅」)，「每日奏御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珠筆批行，遂與外庭交結往來矣。……既奏御文書必經秉筆之手，則無政不與矣。宣宗英明，尚有親批數本，後來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與政，惟有秉筆太監與政矣」。
(三)正統間土木之變:在明朝英宗(1435一1449，1457一1464)正統初年，內閣大學士楊榮(1371一1440)、楊士奇(1365一1444)、楊溥(1372一1446)執政，稱「三楊」。時內閣權尚在宦官之上。不久，司禮監太監王振(?一1449)排斥廷臣，擅權專政，肆虐朝野，首開明代宦官亂政之局，成為明代第一個弄權的宦官。他曾在正統七年(1442年)毀去宮門所鑄太祖禁內臣預政之鐵碑。「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湊集」。
王振之亂政，造成了英宗被瓦剌軍所俘的「土木之變」。自成祖之後，明朝國勢漸弱，而在同一個時侯，瓦剌首領脫歡統一了蒙古諸部，重文又強盛起來。脫歡死後，其子也先繼續擴充實力，準備南下與明抗衡。時王振操縱明廷軍政大權，不僅不佈置邊防，反而接受瓦剌的賄賂，私運軍火與之交易。正統十四年(1449年)，也先分兵數路南下犯明。大同等地告警頻頻傳至京師，王振好大喜功，挾持英宗御駕親征，「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師至大同，懾於瓦剌軍之聲勢，明軍未及交鋒又慌忙撤回，行至宣府，已被瓦剌軍追上。明軍駐紮於懷來(今北京西北)附近的土木堡，被瓦剌軍包圍襲擊，「敵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蹈藉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英宗與親軍突圍不得出，被瓦剌軍所俘，擁而北行，王振被亂軍所殺，官軍死傷者數十萬。史稱是役為「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使明朝一片恐慌，主降及主張南遷者大有其人。但兵部侍郎于謙謂「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南渡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于謙等擁立英宗之弟監國，後來即位是為代宗(1449一1457)。同年十月，也先驅兵擁英宗趨臨北京城下，于謙率師二十萬，英勇迎敵。時廷臣因英宗被敵所執而欲議和，于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結果也先敗退，復擁英宗北去。並於次年(景泰元年，1450年)遣返。土木之變後，朝官曾請族誅王振，「振族無少長皆斬，藉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
(四)景泰末奪門之變:英宗返京，其弟已即帝位，他以太上皇身分居於深宮，遂與宦官曹吉祥(?一1461)等勾結，日夕圖謀復辟。景泰八年(1457年)初，代宗病重，曹吉祥即與將領石亨(?一1460)、文臣徐有貞等發動政變，奪取東華門，擁英宗升奉天殿而復位，以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殺于謙等，景泰帝被廢不久死。史稱「奪門之變」。
英宗復辟之後，石亨恃功驕橫，部屬親友得官職者四千餘人，內外將領多半出其門下。曹吉祥則遷司禮太監、總督京軍三大營，權勢炙手可熱。天順四年(1460年)，石亨以圖謀不軌罪被下獄死，曹吉祥不自安，漸蓄異志，與其養子曹欽謀廢立。次年，曹欽稱兵攻打宮門，兵敗被殺，曹吉祥伏誅。是為「曹石之禍」。
(五)成化間增設西廠:憲宗(1464一1487)時，寵幸宦官汪直。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錦衣衛、東廠之外，加設特務機關西廠，由汪直提督之。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校尉所至，遍南北邊腹各地」，汪直濫用職權屢興大獄，劾罷公卿大臣數十人，民間瑣事多置重法。汪直本人佔田兩萬餘頃，「威勢傾天下」，故傳言「今人但知汪太監」而不知有天子。
(六)正德間八虎亂政:憲宗死了以後，其子孝宗 (1487一1505)繼位，尚能任用正士，但對宦官仍取寬容之態度。後來其子武宗(1505一1521)登基，宦禍益熾。武宗年幼好逸樂，既登位，即有東宮舊豎劉瑾(?一1510)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或「八虎」，日導帝遊戲淫樂。劉瑾等閹豎專以誅除正士、杜塞言路為務，曾將正直之大臣五十三人列為奸黨、榜示朝堂。或有寫匿名書數其罪，劉瑾乃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由午至暮，盡收下錦衣衛獄，凡三百餘人，其中有三人已中暑死。故當時一批無恥之臣遂爭相趨附於劉瑾，言必稱其為「千歲」，自稱「門下」，這幫人乃被目為「閹黨」。他們的奏章往往寫兩份，一份先送劉瑾，一份另送皇帝。內閣大學士焦芳還在劉瑾府中處理政事。故京師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著，一個立著;一個姓朱，一個姓劉。後來劉瑾因被其他宦官所告發而處死，抄家時發現有黃金二十四萬錠零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劉瑾死後，張永等宦官之權勢依然如故，朝政日益腐敗。
(七)天啟間宦禍至烈:明武宗死了以後，由世宗(1521一1567)繼之，對宦官稍加抑制，於是「閣權始專」，但卻出現嚴嵩(1480一1567)等權臣擅政的情況。以後歷穆宗(1567一1572)而到神宗(1572一1620)時代，又有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出現。及至熹宗(1620一1627)即位，明代之宦禍竟達於頂點，並與黨爭交相亂政，為害至大。
熹宗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1568一1627)任司禮太監，又提督東廠，他與熹宗的乳母客氏(?一1627)相勾結，專斷國政，「內外大權，一歸忠賢」。時非東林黨均依附於魏忠賢，被東林黨稱為「閹黨」。東林黨人楊漣(1572一1625)由於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而被捕，結果與左光斗(1575一1625)等十二人均先後被誣陷致死。魏忠賢「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其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連內閣首輔顧秉謙都「曲奉忠賢，若奴役然」。有些無恥之尤竟稱魏忠賢為「九千歲」或「九千九百歲」，以其配孔子，阿腴道「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乃為之立生祠，供奉其畫像，頂禮膜拜。
(八)崇禎間詔定逆案:天啟七年(1627年)，熹宗死，弟思宗(1627一1644)繼位，即崇禎帝。崇禎即位後，首罷閹黨魁首崔呈秀(?一1627)，復命「忠賢鳳陽安置」，又罷各邊鎮守太監。魏忠賢、崔呈秀乃先後自縊。接著﹐又殺客氏，並詔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毀變價。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又戮忠賢屍，寸磔懸首河間。崇禎二年三月，詔定魏忠賢逆案，分別判閹黨磔、斬、秋後處斬及充軍、坐、徒、革職、閒住罪，共二百餘人。至此，宦官雖不再禍亂政治，然明祚亦行將壽終正寢。後來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時後，為之開啟彰義門者乃太監曹化淳，明代江山終究亡於宦官之手。
如上所述，宦官之禍幾與明代政治相始終，而英宗時之王振、憲宗時之汪直、武宗時之劉瑾、熹宗時之魏忠賢，則其中為禍之最烈者。由於宦官專政橫行，對明代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1．政治黑暗，氣氛恐怖:宦官之擅權亂政，造成明代中期以後政治之極端腐朽與黑暗。太監掌管的廠、衛橫行霸道，恣意緝捕、殺戮臣民，使朝野內外籠罩著一片恐怖氣氛。
2．貪贓枉法，民不聊生:宦官憑藉權勢貪贓受賄，侵奪田財。如正德年間管理皇莊的宦官軍校，每處多至三四十人，他們一到莊地，「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之利靡不刮取」。在他們的殘酷統治之下，明代貪污之風盛行，人民生活每下愈況。
3．導致黨爭，忠良被戮:由於宦官專政使朝綱不振，朝野中剛直不阿之士往往起而攻訐奸邪，而佞倖小人則趨附閹黨、爭權奪利﹐使明代中期以後黨爭十分激烈。宦官通常利用權勢，通過廠衛對異己者隨意羅織罪狀，橫加迫害、殺戮。
4，貽誤戰機，傾覆明祚:宦官既不懂軍事，又要充當監軍、典兵，往往造成戎機被誤、喪師辱國，如土木之變。尤其到明代末期，政治日益腐朽，國勢十分衰頹，人民不得安生，最後終於激起大規模民變．招致滿洲入關、明祚傾覆。
漢、唐、明等朝代，均為中國歷史上之盛世，亦均有宦官為禍政治之問題。然究其產生之背景、擁有之力量、干政之表現及與黨爭之關係，則不盡相同。茲將唐、明二代宦禍之異同略加比較於下:(1)形成之起因﹕唐、明兩個朝代宦官之開始得寵，皆因參與皇帝登基奪位有功而引發。但爾後之擅權，唐代乃由宦官直接掌握中央兵權、屢屢參與皇位之廢立而漸盛，使三省職位形同虛設;明代則因廢除宰相制度，使皇帝勢必倚重宦官以為心腹。(2)擁有之力量:唐代宦官得以覽閱奏章、參與朝廷機密，並充當藩鎮監軍、掌握中央禁軍(左右神策軍);明朝太監可代皇帝「批紅」，同樣預聞朝廷機密，另尚有出使、專征、監軍、鎮守地方等權，唯當時宦官所掌握之勢力主要是廠、衛等特務機構。(3)干政之表現:唐代宦官之張揚跋扈，莫過於擅行廢立，對皇帝生殺予奪;明代太監對皇帝去留之威脅不若唐代之甚，主要是充當皇帝的鷹犬，然對中央及地方政務之介入似較唐代為廣。(4)與黨爭關係:唐、明二代之宦禍對導致、加劇黨爭均有密切之關係，然唐代牛李二黨都程度不同地援結宦官之不同派系，以為後臺;而明代之東林黨則指斥宦官，故宦官遂支持非東林黨以排除異己。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廿二章_明朝之極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