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日本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要之時期。當時日本朝野上下如饑似渴地學習唐朝的優秀文明，使日本社會得以擺脫落後的狀態，迅速躍居先進的行列。

貞觀四年(630年)，日本第一次向唐朝派遣使者(史稱「遣唐使」)。過了十五年，在公元645年(貞觀十九年，日本皇極天皇四年)，孝德天皇(645一654)通過政變而登位，以是年為大化元年，此乃日本天皇效法中國採用年號之始。同時，著名的「大化革新」也就開始了。所謂大化革新，乃「唐化」是也，即效法唐朝中央集權、地方行政、均田賦稅等制度，在日本確立天皇統治，中央設二官、八省、一臺，地方設國、郡、里，推行班田收授法，並實施租庸調制。至於其他衣冠文物，亦全盤以唐朝為典範。正是在大化革新後不久，日本乃將首都由飛鳥(在奈良縣橿原市Kashihara之和高市郡Takaichi)遷至平城京(即奈良城)，開始了「奈良時代」(710一794年)。後來784年遷都於京都府南部之長岡京(Nagaokakyo)，794年又遷至平安京即今京都(Kyoto)，是為「平安時代」(794一1192年)。

也正是在大化革新後不久，日本才正式由倭國改稱今國名。中國之正史，從 《漢書》至 《隋書》均稱日本為倭、倭人﹑倭國，《舊唐書》倭國﹑日本兩傳並列，《新唐書》及其後則只稱日本。按中國最早給日本起的國名為倭，含有委順、逶迤之意，日本自己在唐以前也稱倭國，或加上「大」字，由「大倭」而演成「大和」。據 《舊唐書．日本傳》載，「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新唐書。日本傳》則曰:  「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看來改國名之原由以在日邊、近日所出為是，因隋代其國書已自稱 「日出處天子……」云云。至於改國名之時間應在八世紀初，《舊唐書》的兩傳並列反映了自倭國更名日本之事實，該書以長安三年(703年)後之史事繫於日本傳內。而日本最早的史籍、712年上獻朝廷的《古事記》猶自稱為 「倭」，及至720年的 《日本書紀》方始用 「日本」之名。

隨著舉國上下狂熱推行的「唐化」運動之開展，日本朝廷不斷地、大規模地向中國派出「遣唐使」。由於中、日兩國載籍所記頗不一律，故有唐一代日本究竟派出多少次遣唐使，諸說每有出入。不過現在兩國學者比較公認的，從貞觀四年(630年)至乾寧元年(894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間，日本向中國正式派出使節共十九次，其中 「遣唐使」十四次(有兩次未成行)，「送唐客使」四次(一次未成行，一次僅至百濟)，「迎入唐使」一次 。茲將各次遣唐使之大略情況簡介於下:

1．第一次遣唐使: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日舒明天皇二年)A月，以犬上三田耜、藥師惠日由北道遣於唐朝，次年十二月抵長安。貞觀六年(632年，舒明四年)八月回國，同時太宗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諭之。
2．第二次遣唐使: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以大使吉士長丹、副使吉士駒等一百二十一人為一船由北道，另一組大使高田根麻呂、副使掃守小麻呂等一百二十人為別船由南道，同時赴唐。後者因遇險除五人外均罹難。前者於次年七月回國，隨行之學問僧道昭(629一700)留唐師事玄奘，後為日本法相宗之祖。
3．第三次遣唐使:永徽五年(654年，白雉五年)二月，遣押節使高向玄理、大使河邊麻呂、副使藥師惠日等分乘二船順北道入唐，同年十二月抵長安。次年八月回國。
4．第四次遣唐使:高宗顯慶四年(659年，齊明天皇五年)七月，遣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等分乘二船順北道赴唐，後大使因船漂至南邊海島而為島人所殺，僅副使之船於是年九月在越州登岸，閏十一月到洛陽。龍朔元年(661年)五月，順南道回國。
5．第一次送唐客使: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遣守大石、坂合部石積等順北道送唐使劉德高返華。乾封二年(667年)十一月回國。
6．第二次送唐客使: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遣伊吉博德、竺諸石等送唐使司馬法聰回國，僅至百濟即於次年正月返歸。
7．第五次遣唐使:《日本書紀》載，高宗總章二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遣河內鯨等順北道使於大唐 。據《唐會要》，倭國於「咸亨元年(670年，天智九年)三月，遣使賀平高麗」，或謂河內鯨等乃為賀平高麗而遣，於咸亨元年三月抵長安，然 《冊府元龜》則記為兩次:「總章二年十一月，倭國遣使獻方物」，「咸亨元年三月，倭國王遣使賀平高麗」。
8．第六次遣唐使:則天長安二年(702年，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六月，以執節使粟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副使巨勢邑治遣於唐，此番出使係沿南島路而行，於同年十月抵長安。粟田真人於長安四年(704年)七月回國，而巨勢邑治、坂合部大分則分別於中宗景龍元年(707年，慶雲四年)、玄宗開元六年(718年，養老二年)歸返。
9．第七次遣唐使:玄宗開元五年(717年，元正天皇養老元年)三月，遣押節使多治比縣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宇合，以及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及學問僧玄昉等共五百五十七人，分乘四船順南島路來唐，結果於是年十月安抵中國長安。次年十月，縣守等回國，阿倍仲麻呂則留唐不歸。
10．第八次遣唐使: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聖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遣大使多治比廣成、副使中臣名代率五百九十四人，分乘四船順南島路來華，於同年八月至蘇州，次年四月到長安。廣成等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後陸續回國。
11．第九次遣唐使:玄宗天寶十一載(752年，孝謙女帝天平勝寶四年)閏三月，遣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和吉備真備等約五百人，分乘四船順南島路(一說為大洋路)入唐，大約於次年六月抵長安。後阿倍仲麻呂隨清河回國，船遇風漂至安南，二人遂留唐始終未返日本。唐僧鑑真則乘副使大伴古麻呂之船沿南島路於天寶十二載(753年)十一月赴日，天寶十三載正月方達，其餘兩船亦於同年返抵日本。
12．一次迎入唐使:肅宗乾元二年(759年，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三年)二月，派高元度為迎入唐使，沿北道前赴中國以迎接久未歸國的前遣唐使藤原清河返回。此行出發共九十九人，但僅十一人抵長安。迎接遣唐使歸國之任務並未完成，後高元度由唐使沈惟岳護送順南道回國。
13．第十次遣唐使(末行):肅宗上元二年(761年，天平寶字五年)，任命仲石伴為大使、石上宅嗣(後改藤原田麻呂)為副使，後未能成行。
14．第三次送唐客使(末行):代宗寶應元年(762年，天平寶字六年)四月，為送唐使沈惟岳歸國，又任命中臣鷹主、高麗廣山為正、副送唐客使，但因風阻而未出發。
15．第十一次遣唐使: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年，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六月，以小野石根為代大使(原大使佐伯今毛人稱病不行)、大神末足為副使遣於唐，是次航行係分四船沿大洋道而往，約次年正月抵達長安，同年十月回國。代宗曾遣中使趙寶英及孫興進等護送之，在返日途中，小野石根、趙寶英等遇颱風而溺死，僅判官小野滋野及孫興進之船無事抵達。
16．第四次送唐客使:大曆十四年(779年，寶龜十年)五月，以布勢清直為送唐客使，乘二船沿大洋路送唐使孫興進歸唐，於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抵長安。後於建中二年(781年，桓武天皇天應元年)六月回日。
17．第十二次遣唐使: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年，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三年)七月，遣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副使石川道益、判官高階遠成等使於唐，隨行者有學問僧最澄、空海等，共乘四船由大洋路而往，途遇暴風雨，一船漂失，餘在福州登陸，是年十二月抵長安。次年六月回國。
18．第十三次遣唐使:文宗開成三年(838午，仁明天皇承和五年)七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等五百餘人乘三舶沿大洋路赴唐，日僧圓仁隨行，同年十二月抵達長安。是次遣唐使早於文宗太和八年(834年，承和元年)任命，原尚有副使小野篁，共四舶六百五十一人，無論就人數或儀式而言均為歷次遣唐使中最隆重的一次。但開成元年(836年)第一次出發時遭風折一舶乃還，次年再發又折還。藤原常嗣等抵華後自開成四年(839年)八月陸續回國。
19．第十四次遣唐使(末行):昭宗乾寧元年(894年，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月，任命菅原道真為遣唐大使、紀長谷雄為副使，後因唐朝衰亂，日本官員亦不願再冒航海之風險，故末出發。於是遣唐使遂至此告終。

上述遣唐使之概況展現了唐代中日交往的一個重要斷面。由於日本當時的造船技術及季風等航海知識都較拙劣，每次遣唐使之往返航行都要冒極大的風險，如第十一次遣唐代大使小野石根在返國途中即遭到滅頂之禍，同船之倖存者有載:「比及海中，八日初更風急波高，打破左右棚根，潮水滿船，蓋板舉流，人物隨漂，無遺勺撮米水。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趙寶英等廿五人，同時沒入，不得相救」，「四十餘人累居方丈之舳，舉舳欲沒，載纜拋柁，得少浮上，脫卻衣裳，裸身懸坐，米水不入口，已能六日，……」。在是次生還者中有第九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同中國女子所生的女兒喜娘，她經歷九死一生終於抵達素未到過的亡父之祖國。儘管海上之風波艱險如此之嚴重，然日本朝廷為了學習中國之先進文明，仍一次一次地派出遣唐使，此種精神實值欽佩。

自九世紀末起，鑑於唐朝末期之動亂，而日本也自覺唐代文明已經學就，故乃終止遣唐使之派。不過中、日商人仍繼續冒險往來，自公元839年至唐亡的六七十年間，往來唐、日間之商舶有記載的不下四十次，其中以唐舶為最多。至於上面提到的十九次遣唐使，主要根據日本史書並參照中國載籍而言，中國史書還記有下列多次日本遣使來朝或奉表，卻為日本史書所失載，它們也頗值進一步探研: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龍朔三年(663年)，咸亨元年(670年)，神龍二年(706年)，景雲二年(711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天寶十四載(755年)，大中二年(848年)，大中七年(853年)。

必須指出，所謂遣唐使並不僅只兩三個使者，而是從一二百人到五六百人不等的龐大的國家政治、貿易、文化代表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翻譯、領航者、水手、醫師、貿易人員和人數眾多的留學生、學問僧等等。通過長期、大批地派遣使節赴華，日本得以全盤地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八世紀的日本屬於奈良時代，當時的平城京完全是仿照唐都長安的格調佈局而建，它只有長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卻被稱為「富有國際性的小長安」。奈良時代，日本從官制、田制、稅制、學制、刑律、禮制、曆學、文學、史學、建築、音樂、工藝、宗教乃至衣冠文物等等，幾乎全盤「唐化」。如 「大化革新」所頒律令與唐律相同或近似的就有四百多條，《大寶律令》、《養老律令》就是模仿《唐律》而編成的。日本天皇曾屢次下令，「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續日本紀》在養老三年(719年)春正月之下有載:己亥，入唐使等拜見，皆著唐國所授朝服。」足見當時日本朝野上下對唐代衣冠文明景仰到何等程度。

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日本留學生等從唐朝帶回本國的漢文書共有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六千卷，此數目多得委實驚人。日本原來並無自己的文字，在唐以前許多日本人都會使用漢語文，稱之為「真名」，唐代日本所修的正史《日本書紀》等「六國史」均用漢字、漢文寫成。後來日本人利用漢字楷書體偏旁創造了「片假名」(相傳為吉備真備所作)，又利用漢字草書體創造了「平假名」(相傳為空海所作)，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並一直沿用迄今。同時，漢字詞匯在現代日語中仍佔一定比重(日本常用漢字近二千個)。日本奈良正倉院現存的文具、衣飾、屏風、古鏡、樂器等唐代文物，均為當時中日文化交流之最好見證。總之，唐代的文明幾乎滲入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舉凡詩書琴棋畫乃至醫藥、造紙等等，無不可見中國文化對日本之影響。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四編  隋唐時期中外交通之勃興_ 第六章  唐朝與朝鮮、日本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