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府所派的遣唐使外，當時日本民間尚有大量的留學生、學問僧隨同遣唐使或載商人船舶往來於兩國之間，他們對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也發揮了頗大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有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以及學問僧最澄、空海、圓仁等。

阿倍仲麻呂(701一770)於開元五年(717年)隨第七次遣唐使來華，在長安「太學」留學，後以優異成績考取進士，遂仕於唐。他在中國初稱朝臣仲滿，後玄宗賜其名為朝(晁)衡。衡工於詩文，與名詩人王維、李白等為莫逆之交，王維稱讚他「結髮就聖，負籍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入唐三十餘載，阿倍仲麻呂時常懷念故國親友，曾寫下 《長安望月》之詩:「遼闊長天玉鏡升，仰首遙望動鄉情。猶是當年春日月，曾在三竺山頂明。」至天寶十二載(753年)，乃隨第九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同舟歸國，臨行前與詩友們互贈別詩，王維詩云「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晁衡詩云「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惜別之情躍然紙上。阿倍仲麻呂滿心切望早日返歸祖國，渠科他所乘之船舶卻在海上遭到大風大浪之襲擊而茫無音訊。噩耗傳來，李白至為悲痛，寫下《哭晁卿行》:「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不過晁衡與藤原清河並未遇難，他們的船被漂至安南，二人於天寶十四載(755年)六月返歸唐都，不再回國。衡後任唐朝之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安南節度使等職．大曆五年(770年)歿於長安。代宗追贈其「從二品潞州大都督」官銜，日本光仁天皇也追贈他「正二品」。
    
與阿倍仲麻呂同時來華的吉備真備(約694一775)亦頗負盛名，他在唐深研經史、法律、曆算、建築乃至圍棋，歷十九年而歸。回國後向日本朝廷獻上唐禮、曆經、樂書以及測影鐵尺、角弓等先進儀器、武器，供職於日本太學，侍講《禮記》、《漢書》等。天寶十一載(752年)，吉備真備作為遣唐副使再度入唐，與阿倍仲麻呂久別重逢。天寶十三載(754年)，吉備真備又返回日本，後來累進官至右大臣。日本史籍《續日本紀》有云:「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指吉備真備)及朝衡二人而已」。

日本入唐之學問僧也有許許多多著名人物，如道昭(629一700)於永徽四年(653年)入唐，師事玄奘，龍朔元年(661年)歸國後成為法相宗之創始者。選美昉與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同時赴華，返日後，向朝廷獻上帶自唐朝的佛像和佛經五千卷(即當時《開元釋教錄》所載大藏經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大部)。至於最澄(767一822)與空海(774一835)，對自中國傳播佛教於日本，貢獻尤大。他們二人均於貞元二十年(804年)隨第十二次遣唐使入唐，最澄在浙江天台山從道邃、行滿二人習天台教規，從翛然受禪法，又於越州龍興寺從順曉受密法。一年後回國，於日本琵琶湖畔比睿山建立延曆寺，成為日本台宗之創始者，諡號為「傳教大師」。空海則在長安學習了兩年，得長安青龍寺惠果之密教衣鉢，回國後在京都東大寺創立了真言宗，世稱「弘法大師」。空海之漢學根柢頗深，他編寫的《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等著作，保存了不少中國語文學和音韻學之資料，成為中日兩國共存之文化遺產。

在入唐的眾多學問僧中，最澄的弟子圓仁(793一864)因在華多年，並用漢文寫下著名的見聞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七萬多字)，故在中外交通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圓仁在少年時就上了比睿山延曆寺，做了最澄的忠實弟子，最澄圓寂之後，他乃繼承其業。承和元年(834年)，仁明天皇任命了一次以藤原常嗣為大使的隆重的遣唐使(第十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圓仁時已年逾不惑，也以學問僧的身分加入這個行列。承和三年、四年，遣唐使的船舶二度揚帆均因風暴而折還。直至承和五年(838年)六月，圓仁才在瀨戶內海西端一處(應即今下關Shimonoseki)，坐上大使的第一船出發，他們沿海岸駛向博多(Hakata)灣，到達五島列島北端的有救島(即今宇久島Uku-jima)，然後橫越東海而西航，在長江口登岸，並沿水路來到揚州。

圓仁本來的目標是登上天台山，故當其地人奔赴長安時，他留在揚州等待南行之許可。但是歸期已至，他仍末獲准前往天台山，只好沿大運河溯流而上，隨遣唐使一行由山東半島乘船東歸，後因船隻被風漂回，圓仁及弟子就私自留在中國。他們改往五臺山朝拜，復於文宗開成五年(840年)八月抵達長安。圓仁在長安從師學習，住了大約五年，彼時適逢武宗禁佛，他們一度遭到驅逐，後於宣宗大中元午(847年)九月乘朝鮮人的船，由山東半島經新羅南岸而返回闊別十年的故國。日本史籍《續日本後記》在承和十五年(848年)三月下關於其事有載 :「乙酉，天台宗入唐請益僧圓仁，將弟子僧性海、惟正等，去年十月駕新羅商船，來著鎮西府，是日歸朝。遣中使慰勞，各施御被。」圓仁等歸國時攜回經典及詩書等五百八十四部，八百零二卷，後被敕封為延曆寺座主，死後追贈為「慈覺大師」。

圓仁在唐前後凡十年，足跡遍及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等七省。他的旅遊日記不僅詳載了海、陸路交通之行程，而且記及當時唐朝的官府制度、地方行政、市場物價、民間習俗，以及武宗禁佛與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多種宗教的情況，對中外交通史及唐代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均有重大參考價值。尤為可貴老，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不僅先於《馬可．波羅行紀》四百餘年，而且比阿拉伯人的中國遊記也略早，是為中古時代最早來華並留有見聞錄的外國遊歷家之一。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四編  隋唐時期中外交通之勃興_ 第六章  唐朝與朝鮮、日本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