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榮
今年逢鄭和下西洋首航出發600週年﹐中華民族舉國上下﹑海內海外﹐無不歡欣鼓舞﹑大事慶祝。從鄭和故里雲南晉陽﹐到鄭和出航或行香的南京-劉家港﹑福州-長樂﹑泉州﹐到全國大城市廣州﹑上海﹑北京﹐以至台灣﹑香港﹑澳門﹐到處都舉行學術研討會或紀念活動﹐一些外國人也到來表達賀意。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常常聽到各種頌讚的旋律﹕“世界歷史大探險的第一環”﹐“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澳洲”﹐“非殖民主義的和平之旅”﹐“弘揚海洋文明﹐再塑海洋大國”﹐“重振中華民族的歷史雄風”等等﹐令人不禁熱淚盈眶﹑無比感動。
當慶賀的焰火逐漸消散﹐喧天的鼓樂聲歸於沉寂﹐人們不由得冷靜起來﹐反覆沉思一些老大難的歷史課題﹕“下西洋真是完全和平之旅嗎﹖”“如此輝煌的大航行為何未能推動中國步向近代化﹖”“中華民族如何由下西洋的局限展開集體反思﹖”筆者願借此機會略陳愚見﹐肯定鄭和下西洋的功業和成就﹐分析其經驗和反面教訓﹐就教於海內外大家。
鄭和下西洋的功業與成就
首先必須指出﹕鄭和七下西洋在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譜寫了輝煌的篇章。它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頂峰﹐同時也成為世界近代地理大探險的先導。
十五﹑十六世紀之交﹐是世界歷史上的“地理大探險”時代﹐又稱“地理大發現”﹑“發現新航路”﹑“發現新大陸”等。西方地理大探險的成果無疑是史無前例的﹐尤其是環航地球之壯舉。不過﹐提到此等重大歷史事件﹐向來只注重歐洲航海家的業績。一般歷史著作中所列舉的相關史事﹐通常包括下列數項﹕
(一) 航海者亨利航至西非﹕
葡萄牙王子亨利(Henry of Portugal﹐1394-1460)於十五世紀中期﹐率艦隊由歐洲南下至非洲西岸的塞拉利昂。
(二) 哥倫布西航至新大陸﹕
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約1451-1506)於1492年率西班牙艦隊橫渡大西洋﹐經兩個多月航程﹐到達今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和古巴﹑海地諸島﹐以為到了印度領土。後來他又數次西航﹐在今南美洲大陸登岸。
(三) 狄亞士南下至好望角﹕
葡萄牙航海家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約1450-1500)於1497年率艦隊沿西非海岸南下﹐駛抵非洲大陸的最南端 ─ 好望角。
(四) 達伽馬直航至東印度﹕
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約1469-1524)於1497年由本國出發﹐經好望角沿東非北上﹐於1498年在印度西南岸登陸。
(五) 亞美利哥確認新大陸﹕
意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約1451-1512)於1497-1504年間﹐多次前往哥倫布發現的地方﹐指出它並非所謂的“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陸(後來被稱為亞美利加洲﹐簡稱美洲)。
(六) 其他航海家探索北美﹕
繼哥倫布等之後﹐意大利人加波(John Cabot﹐1450-1498)﹑維拉查諾(Giovanni da Verrazano﹐約1480-約1528) 及法國人卡地亞(Jacques Cartier﹐1492-1557)﹑英國人哈得森(Henry Hudson﹐約1550-1611) 也先後沿西北航向﹐探索了北美洲(今加拿大及美國東﹑北部)。
(七) 麥哲倫艦隊環航地球﹕
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約1480-1521)於1519年率五艘船組成的西班牙艦隊向西橫渡大西洋﹐繞過南美洲南端進入太平洋。其船隊中的維多利亞號後來駛抵印度洋﹐繞過好望角於1522年返回西班牙。
(八) 德雷克再次環航地球﹕
英國人德雷克(Francis Drake﹐約1540-1596)繼麥哲倫船隊之後﹐於1577-1580年間﹐完成第二次環航地球。
由上面的簡述可知﹐環航地球的其中一段線路是由太平洋進入印度洋。而這段東亞至東非航路的探索﹐最早是由亞洲人完成的﹐其中最卓越的代表就是明朝鄭和艦隊之七下西洋。
在古代﹐漢﹑唐﹑宋﹑元均有航行至印度及東非的記錄。中世紀﹐阿拉伯有不少遠航至中國的游記﹐例如《公元851年刊定之中國印度見聞錄》(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redigee en 851﹐舊作《蘇萊曼游記》)等等。不過在明代以前﹐無論是中國人或阿拉伯人﹐其航行成就均頗有局限。當時﹐在中西之間的海路交通﹐或非全屬直航﹐或多沿岸而行﹐只有到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自明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的龐大艦隊七次向西遠涉重洋﹐從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規模航海活動。其所經航路係由東海轉入南海﹐出馬六甲海峽﹐橫越印度洋而抵紅海乃至非洲東南岸。反映當時航海情況的《鄭和航海圖》收有大小地名500餘個﹐其中外國地名300餘。若論下西洋所至主要地區﹐《明史‧鄭和傳》列出37國﹐扣除重出(如西洋瑣里與瑣里)的約為35國。唯若綜合諸書所載而言﹐則鄭和艦隊大小分隊所到國家或地區應不下50個。
鄭和下西洋最遠到達何方﹖根據學者對《明史‧鄭和傳》所列的比剌﹑孫剌二名之考訂﹐可以推定在非洲東南岸。沈福偉〈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頁)認為此二地是莫桑比克港及索法拉(Sufãla)。金國平﹑吳志良〈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剌及孫剌考〉一文以比剌為莫桑比克島﹐孫剌為Sulan淺灘對音﹐代指索法拉。若依上見﹐則鄭和艦隊已經達到南緯20∘12’之處的莫桑比克海峽﹐距離今好望角應該亦不遠矣。
鄭和下西洋之艦隊規模是相當鉅大的﹐通常擁有大型寶船60餘艘﹐連同糧船﹑戰船﹑馬船﹑坐船等中小船隻則達200餘艘。第一次出航時﹐大型寶船62艘﹐隨行水手﹑士兵﹑書記﹑醫生﹑通譯等計27800多人。第七次下西洋有巨舶61艘﹐隨從27550人。其大型寶船長44.4丈﹑闊18丈﹐裝有羅盤與航海圖﹐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遠洋航船﹐堪稱木船航海史上之奇跡。鄭和船隊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技術﹐會利用測深﹑對景和觀測天象(如“過洋牽星”)而定位﹐會利用陸標﹑深淺及天文導航法﹐善於運用駛風技術及利用季候風。
總括而言﹐鄭和下西洋的時間之早﹑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次數之多﹑船舶之大﹑船員之眾﹐在古代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均為空前之壯舉。以十五﹑六世紀的全球環航總事業而論﹐由太平洋西部到印度洋西部的直接﹑穩定遠航﹐應是鄭和艦隊所實現。僅就時間而論﹐具有世界性規模的鄭和航海事業已遠在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之先。且不說1405年的第一次下西洋﹐即以1433年第七次亦即最後一次下西洋返航言﹐比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要早59年﹐比1498年達伽馬到達印度早65年﹐比麥哲倫開始環球航行早86年。不同的是﹐鄭和下西洋是古代世界封建王朝臻於頂峰的夕陽﹐其結果只帶來天朝尊嚴﹑朝貢貿易及供皇室揮霍的寶貨﹔而歐洲地理大探險卻是近代全球資本主義肇始勃興的曙光﹐它成為劃時代路標並帶來歐洲的殖民擴張及西方文明。倘若不計此種差異而專論航海成就﹐則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頻繁﹑穩定的直航﹐大大方便了達伽馬﹑麥哲倫艦隊的航程﹐完全可作為十五至十六世紀全球地理大探索的前奏﹐而永遠載於世界歷史的光輝篇章。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夕陽
在充分肯定鄭和下西洋成就及功業同時﹐亟須對其不足之處乃至反面教訓﹐展開認真的反思﹐方能對中國正在進行的工業化﹑近代化﹐起到積極的警示作用。下面分幾點略加闡述﹕
(一) 農業文明或海洋文明 科技領先而未敷實用
古代中國是否海洋大國﹖某個地區人民從事的行業常非專一﹐但其主流或經濟基礎﹑收入主要來源決定其民族性。中國古代文化的性質應屬農業文明﹐並將其發展至世界頂峰。蒙元時雖有三次西征﹐但並非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應有的表現。同樣﹐明代雖有鄭和七下西洋﹐但並不能改變漢族文化的主流及民族性﹐更不能說中國屬於海洋文明或航海大國。當然﹐也不排除有沿海文化的亞文明。試想﹐一個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長期推行海禁﹐不以航海及海外貿易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度﹐如何稱得上海洋民族或海洋大國﹖
古代中國是否海洋大國﹖某個地區人民從事的行業常非專一﹐但其主流或經濟基礎﹑收入主要來源決定其民族性。中國古代文化的性質應屬農業文明﹐並將其發展至世界頂峰。蒙元時雖有三次西征﹐但並非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應有的表現。同樣﹐明代雖有鄭和七下西洋﹐但並不能改變漢族文化的主流及民族性﹐更不能說中國屬於海洋文明或航海大國。當然﹐也不排除有沿海文化的亞文明。試想﹐一個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長期推行海禁﹐不以航海及海外貿易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度﹐如何稱得上海洋民族或海洋大國﹖在充分肯定鄭和下西洋成就及功業同時﹐亟須對其不足之處乃至反面教訓﹐展開認真的反思﹐方能對中國正在進行的工業化﹑近代化﹐起到積極的警示作用。下面分幾點略加闡述﹕古代中國是否海洋大國﹖某個地區人民從事的行業常非專一﹐但其主流或經濟基礎﹑收入主要來源決定其民族性。中國古代文化的性質應屬農業文明﹐並將其發展至世界頂峰。蒙元時雖有三次西征﹐但並非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應有的表現。同樣﹐明代雖有鄭和七下西洋﹐但並不能改變漢族文化的主流及民族性﹐更不能說中國屬於海洋文明或航海大國。當然﹐也不排除有沿海文化的亞文明。試想﹐一個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長期推行海禁﹐不以航海及海外貿易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度﹐如何稱得上海洋民族或海洋大國﹖誠然﹐中國古代出現過幾大發明﹐尤其是羅盤用於航海﹐裝置於下西洋的艦隊上﹐其科技確實一度領先於世界。但這種發明主要用於官方壟斷的事業﹐罕為民間所普遍應用﹐後來羅盤多使用在看風水的堪輿之途。這種現象猶如現代﹐電腦等高精尖的技術﹐主要用來發展軍事武器﹐在民間很遲才得以推廣。
(二) 艦隊龐大如船隻連環 航海圖技賴船工舟子
可能有些人會提出反駁﹕以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規模﹐尚不能稱為航海大國豈非謬論﹖當然﹐對鄭和艦隊的輝煌成就﹐絲毫也不能貶低。但建造如此龐大的艦隊及組織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尚不足說明漢族已是海洋民族。這讓我們想起三國前夕的赤壁之戰﹐曹操艦隊不可不說是龐大﹐但正因其軍隊大多不習水性﹐為求安穩而將戰船連環鎖起﹐反不如長江邊的東吳水手技術高超。明初不惜工本﹐花費鉅大人力﹑物力﹐建造龐大艦隻﹐應亦與求取安穩有關﹐並不能完全說明航海技術的高超。
僅以航海地圖而言﹐鄭和艦隊七下西洋﹐幾乎重複同一航線﹐但卻未留下當時的航海圖錄﹐更遑論稍稍明確的航海日志﹐以致鄭和是否到過美洲﹑澳洲乃至菲律賓﹑台灣﹐都讓後人聚訟不休﹑迄無定讞。現在流傳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原載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四十)﹐雖被考證為《鄭和航海圖》﹐但其繪製隱隱約約﹑比例失調﹐完全奠基於民間舟子船工的經驗而集大成。其與西方航海圖之比﹐猶如國畫之於油畫。直至明﹑清之際﹐《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針經依然如故﹐而利瑪竇等傳教士已可繪製較合實際的萬國輿圖了。
(三) 航路穩定而缺乏創新 先地理發現卻如曇花
就航程所經而言﹐鄭和七下西洋的路線幾乎一成不變﹐大抵均從東海入南海﹐轉赴印度洋﹐止於非洲東南岸。雖然其航程頻繁而穩定﹐但並非開拓性的創新﹐因為在其之前﹐由漢﹑唐至宋﹑元間﹐中國載籍已不乏遠航至印度﹑西亞乃至東非的記錄﹕如《漢書‧地理志》載﹐西漢已遠航至印度﹔據《新唐書‧地理志》載賈耽所記“廣州通海夷道”﹐唐代已遠航至東非﹔元代汪大淵《島夷誌略》已記及東非的桑給巴爾。
照說鄭和下西洋的艦隊多次往返印度洋達數十年﹐除主艦隊外又有分艦隊﹐應該更為靈活機動﹐但其開拓的地名並未增加多少。這說明其航行主要為帶有官方目的的國事活動﹐所以後來因朝廷的屢屢海禁﹐而使中華帝國的航海活動寂然無聞﹔非如西方的航海探險事業﹐開拓了近代的新時期。
(四) 大陸帝國或航海殖民 宣揚國威非全屬和平
論者常謂﹐鄭和下西洋並非如西方探險家﹐在地理發現的同時進行殖民掠奪和佔領﹐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完全是“和平外交”﹑“友誼之旅。”其實這種差異取決於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同進程。當時﹐西方正處於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通過地理大發現而邁入近代﹐並由商業資本主義過渡到工業資本主義。而中國卻處於專制集權大帝國的頂峰﹐其外交的目的仍為宣揚天朝上國的國威﹐即所謂“宣德化而柔遠人”。
雖然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並非建立殖民帝國﹐然亦非完完全全的“和平”之旅。《明史‧鄭和傳》明載其動機“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在第一次下西洋時﹐鄭和艦隊曾於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剌的舊港(Palembang)捕捉海盜﹑任命官員﹔第三次下西洋時﹐更將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國王亞烈苦奈兒生擒回京﹐交明朝皇帝處置。這就像現代美國到巴拿馬捉拿販毒的總統一樣。我們在批評霸權主義的同時﹐亦不應歌頌其他的大國主義表現。
(五) 為尋寶貨而勞民傷財 厚往薄來致入不敷出
鄭和下西洋除宣揚國威外﹐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尋找異邦寶物﹐供皇室享用。當時下西洋的船逕稱“寶船”﹑“西洋寶船”﹑“西洋大寶船”或“西洋取寶船”。《明史‧鄭和傳》云“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當時皇室標榜“厚往而薄來”﹐勞師動眾﹑不惜代價地尋覓奇珍異寶﹐以滿足宮廷奢靡的需求﹐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原則﹐結果造成國家嚴重的入不敷出。
據統計﹐每次下西洋均須準備大舶數十艘﹐連同中小船隻約為二百多艘﹐統領二萬餘人馬。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兩銀兩。據《廣志繹》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賚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萬餘歸”。因此在成祖死後﹐仁宗一度罷下西洋之舉。
(六) 國家壟斷或私人資本 朝貢貿易非原始積累
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地理大發現的又一重要區別﹐是前者完全是國家壟斷的事業﹐後者雖有王室贊助但更多表現為私人探險行為。歐洲自十四世紀開展文藝復興以後﹐就提倡個人奮鬥﹐逐漸步入以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為特徵的近代。發展資本主義需要積累資本﹐而原始的積累則充滿暴力與殺戮﹐包括伴隨地理大探險的殖民掠奪。當時的冒險家懷著掠取黃金﹑珍寶的目的﹐不斷積累財富並轉成私人資本主義的源泉。
反觀明朝﹐皇室發動大航海活動乃為宣揚國威﹑尋找寶物﹐一切都由國家所控制。鄭和下西洋並非沒有商業動機與活動﹐但當時的“朝貢貿易”重在吸引外國前來朝拜及貢獻奇珍異寶﹐明帝的回賜往往高於朝貢國的貢品。這同現代蘇聯之援助中國﹑中國之援助越南如出一轍﹐賠錢的關鍵是要對方尊自己為“老大哥”。在專制的國度﹐依靠國家壟斷是可以補充私人資本的不足﹐於經濟﹑文化方面作出一番大事業的。鄭和下西洋即為一例﹐而皇室一面享受著外來的寶物﹐一面進一步限制本國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免動搖立國的根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後來清朝之修《四庫全書》﹐也是一面集印圖冊﹐一面禁書焚書。
(七) 四出航游未搖撼專制 海外貿易固自然經濟
正因為鄭和下西洋是專制國家的壟斷事業﹐所以它雖以其輝煌而煥發出異彩﹐但充其量不過是古代中華文明的夕陽。古代中國的科技因下西洋而臻於頂峰﹐但跟著就向下滑坡了。正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七下西洋不僅未能為中國提供經濟方面轉變的契機﹐也沒有因艦隊屢屢遠航而給國人帶來新思維。有時科學技術或海外貿易的發展﹐未必立時產生應有的效果。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凡科技都具有雙刃﹐可令民眾耳目一新﹐亦可用於禁錮言論。有些商人(如徽商)靠外貿賺了錢﹐卻用來修祠堂﹑族譜及書塾﹐加強專制制度﹑文化及自然經濟。鄭和下西洋停止以後﹐明代後期及清朝前期基本上執行海禁﹑閉關﹑鎖國的政策﹐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才被外國用武力洞開國門。
(八) 中國正經歷工業革命 必須吸取下西洋教訓
如果600年前開始的鄭和下西洋﹐並未給中華古國帶來根本性的質變﹔那麼600年後的今天﹐中華民族確已步入新的近代化之歷程。目前中國正在經歷工業革命﹐甚至被稱為新的“世界工廠”。值此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們固然應發揚鄭和下西洋的開創精神﹐尤其要吸收其未能起到應有作用的深刻教訓。在鄭和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及地理學方面的成就﹐並不亞於西方﹐但後來卻漸趨落後。其根本原因在於封建專制經濟基礎根深蒂固﹐遲遲未出現思想文化方面的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
由於專制根基及傳統十分濃厚﹐國家進步往往非靠一兩次經濟改革或政治革命即可奏效。猶記法國在十九世紀末雖已確立共和﹐但專制制度傳統一時仍難破除﹐曾被人稱為“沒有皇帝的帝國”﹔中國在辛亥革命後雖廢除帝制﹐但民初長期出現軍閥專制﹑割據﹑混戰﹐被譏為“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注意文化改革和思想啟蒙。
600年前﹐開展文藝復興的意大利諸城邦﹐以自由﹑富足著稱﹐一些富商捐出鉅資獎勵科技及學術的發展﹐使新思想﹑新文化不斷向歐洲大陸迅速輻射﹐並被部分國家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然新思維終於借後來的啟蒙運動而竟其功。今日﹐資本主義較發達的港﹑澳﹑台諸地﹐似足當年的意大利諸城﹐或可為東方的文藝復興略盡棉薄。
(2005年11月4日晚六時-八時在銅鑼灣
金堡廣場大廈9樓香港工程師學會會議室﹐
應皇家造船師學會暨輪機工程及海事科技
學會香港聯合分會﹑香港海事科技學會之
邀﹐在座談會上所作的講演)
講者介紹
陳佳榮﹕早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後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銜
1958-1982年﹐任教於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北京)
1982年移居香港﹐曾任朗文(遠東) 出版有限公司歷史編輯
深圳大學客座教授
南京鄭和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泉州海交館兼職研究員
中華萬年網副總裁兼總編輯
現任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總監兼總編輯
兼任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名譽會長
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
主要著作﹕
《何塞‧馬蒂》(商務印書館1962)
《畬族簡史》(合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國史綱要》(香港長河出版社1985)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合編﹐中華書局1986)
《中外交通史》(學津書店1987)
《中國歷史名著》(學津書店1987)
《中國宗教史》(學津書店1988)
《世界民主運動》(朗文出版[遠東]有限1公司1989)
《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學津書店1989﹑2000)
《七海揚帆》(合編﹐香港﹑台北中華書局1990 1993)
《中國歷代制度沿革》(學津書店1991)
《中國歷史參考資料》(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3)
《中華史詩畫卷》(合編﹐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
《香港會話手冊》(合編﹐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7)
《中國語文表解大全》(合編﹐通行出版有限公司1998)
《香港6000年》(合編﹐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
《南溟集》(麒麟書業有限公司2002)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海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