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白
一木
卅年辛苦不尋常
略談《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海通以來，我國與外國交通史的研究者，與日俱增。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在我國流傳的這方面的主要文獻，都是外國人的著作。《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對人類影響之巨大、深遠，自不待言。哥倫布之決心獻身航海事業，《行紀》之啓迪，是重要原因之一。《行紀》暢銷之久、讀者之眾與版本之多，人所共知，但書中疑竇之處，乖舛之說，亦目所共睹。這部世界名著，直到今天，還是一部有爭議的書，甚至連書的真假，海內外學術界，迄今猶無定論。
上世紀末，亨利•裕爾等，致力於《行紀》的研究，搜羅廣泛，考訂詳明，踵事增華，厥功甚偉。與此同時，裕爾等又輯有《契丹及往該國之路》(即《東域記程錄叢》)，所收均不易一覯之珍本秘笈，存殘補闕，頗見匠心。此類西方古籍，雖不乏史料價值，然謬悠之說，耳食之談，也比比皆是。用作立論的依據、考訂的佐證，這類文獻，似不僅是去蕪存菁而是要披沙揀金。事實上，與裕爾所輯相類似，以傳說爲主、間或夾雜有紀實的海客談瀛之類的書，我國載籍中，爲數也很可觀。出現的年代也比西方早得多。
我國史乘中，記敍本人親身閱歷的遊記，數量相當多，即使不是本人記本身見聞，也是當時人記當時事，這類第一手材料的學術價值自非道聽途說之類所能比擬。令人遺憾的是，近百年來，首先利用、整理、翻譯這些中文典籍的是外國人。(《大唐西域記》的法文譯本，最初出現於一八五三，英文本問世於一八八一)數十年前，我國學者，注意及此的不少。限於當時條件，只能做些摘譯、轉述的工作。已故馮承鈞、張星烺、向達、方豪等前輩，篳路藍縷，頗多建樹。通過他們的努力，許多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才爲我國學術界所瞭解和加以利用，使我國與外國交通史的研究從單純的校本、疏證等文獻整理的範圍內解放出來，逐漸形成了一專門的學科，大輅椎輪，上述諸先生爲這門學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但真正深入研究、系統整理我們自己這方面的典籍，開始于大陸解放以後。一九六○年，中華書局決定出版《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由北京大學向達先生主其事，以先生之駕輕就熟，加之中華書局特別是當時還是青年的責任編輯謝方先生的孜孜以求，《叢刊》在很短的時間裏便陸續問世。《叢刊》開始出版，去今已快三十年，有幾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鞏珍的《西洋番國志》，聞名已久，究竟是部怎樣的書，始終未能一親真面目。通過前人的介紹，它的內容，價值，雖多少已有所瞭解，但全書到底是怎麽樣的，不親自目睹一下，總不放心。寒齋薄藏中不同板本的兩種《勝覽》已有數種，只有鞏珍這書一本都沒有，不能說不是一件憾事。有了《叢刊》中的向達先生校注本，這一缺憾便可彌補了。而且向先生所據是吾鄉彭元瑞的知聖道齋鈔本，雖非稀世之珍，亦是海內孤本，底本如此名貴，校注本的學術價值就非區區書價所能表徵于萬一的了。
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科學史集刊》第九期，有一篇十分重要、內容至爲豐富、翔實，闡述我國明代航海術和天文知識的論文，即嚴敦先生的《牽星術——我國明代航海天文知識一瞥》，從它的內容可以看出沒有《叢刊》提供的《兩種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嚴先生的這一成果不大可能這麽快出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叢刊》一停十數年，許多致力於此學科多年、成績卓著的前輩專家(其中包括向達、蘇繼廎)相繼去世，我國與外國交通史的研究，本來就起步較晚，這一來又推遲了若干年。
撥亂反正、日月重光。賡續出版《中外交通史叢刊》是中華書局工作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責任編輯謝方先生把它作爲個人事業的組成部分豁出大力氣來抓。首先，謝先生抓了《大唐西域記校注》，關於這書他本人已寫過一篇《二十六年間》，歷數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的艱難、困苦，讀後實令人掩卷而歎，更感到《校注》得來之不易。我本人也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報》上寫過一短文介紹《校注》的特色。值得補充的是這個整理《西域記》的班子還出了一本《西域記》的《今譯》(陝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這也是整理出版交通史籍的填補空白之舉。
《大唐西域記校注》和《今譯》的得失，自有待海內外方家評說以及時間的檢驗。不過，在我們原有的基礎上，這兩書、尤其是《校注》的成就是空前的。當然，學無止境，它們不可能是不可超越的頂峰，與外國人同時期的此類著作相比，會有某些不足之處存在，不過從我國目前實際情況看來，在已出版的經過整理的古籍中，《大唐西域記校注》之走在前列，自屬無疑。
這裏還想談一下《叢刊》中的另一種，即《島夷志略校釋》，因曾與此書校釋者蘇繼廎先生朝夕相處了很長時間，相知甚深，從而瞭解到蘇先生爲此書所付出的勞動與代價。蘇先生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多年，學貫中西。畢生以書爲伴，精鑒別、富收藏。他的搜羅秘笈，並非出自嗜奇好古，而是爲他的研究服務。也正因爲如此，古籍中一些不易找到解答的難題，特別是一些地名、物產品名，別人無法解決的，一到蘇先生手中，往往可以得到滿意的答案。先生且以古稀之年開始學習阿拉伯文，以爲有裨于研究交通史。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去世前數日，我前去看望，他還囑咐我第二天將卡特的《太平洋沿岸的動物》(英文本)一書帶去，先生當時已經不能完整說出一個語句，只能斷斷繼續地對我說：“Elephant，你的，明天帶來”，以我們之間的深契，我懂得(大概也只有我懂得)，他所說的“Elephant”是指卡特那書。他念念不忘於此當然是爲了交通史中物產的考釋。
爲了整理《島夷志略》，蘇先生不惜工本。時間、精力不用說，即以購置中外文參考書籍而論，他這方面的支出恐大大超出了他的所得。如今，肯爲了整理一本書如此下功夫、不惜化代價的，實不多見。《島夷志略》的整理工作，可以看到的是他五十年代退休來上海後開始，“文革”前完成，歷時十餘年之久。事實上他早已開始這方面的工作，四十年代，他在藤田豐八的校注本上所作的批校，蠅頭小楷，探頤索隱，說明了他那時對這書所下的功夫。抗戰期間，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國內還較少人注意，蘇先生便已開始這方面的工作，他先後發表於《南洋學報》的文章(如《漢書•地理志》中“已程不”的考釋等等)，有不少是發人之所未發，且證據確鑿，奧衍閎深，使前此諸多外國人的說法黯然失色，海內交通史專家對蘇先生的成就，無不由衷地敬佩。
正是他具有這樣的基礎，才可奉獻出象《島夷志略校釋》這樣值得珍視的成果。汪大淵這書，東起澎湖、文老古，西至阿拉伯、東非海岸，大大超過了鄭和下西洋的航程，美國柔克義說：“汪氏所譯群島地名還原殊非易事”，馮承鈞也說這書“錯訛難讀”，全書共九十九條，馮承鈞認爲可考的地名共五十三個，蘇先生對全書中兩百多個地名，基本上都進行了查勘、考釋﹐所載物產、商品名目也逐一作了考證， 有的還訂定了拉丁學名。只要讀過這書或考查過書中資料的，對其整理工作難度之大、整理者所下功夫之深，無不讚歎不已，《島夷志略校釋》代表了已出版的《叢刊》所達到的水平。
《叢刊》中還有夏鼐先生校注的《真臘風土記》，夏先生與蘇先生不同，他要從事許多的社會活動，無法專心致力於古籍整理工作，但當我收到他的贈書，拜讀一過後，卻發現他的校注工作不僅不比任何一名專業的古籍整理者遜色，而且這本《風土記》的整理、考訂工作和蘇先生所完成的一樣，也足可以代表我國當前學術水平的第一流成就。
夏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對學術界的貢獻，不可能在這裏縷述。《真臘風土記校注》是夏先生的貢獻之一，又是《中外交通史叢刊》之一，這是值得《叢刊》的編者、出版者和廣大讀者慶幸的。
說起編者，應該在這裏談一下謝方先生的工作，他是解放初的中山大學畢業生，本來是學歷史的，那時我們的學校沒有交通史課程，他是從服從分配的角度來擔當這一專業史的編輯任務的。在中華書局領導的培養和教育下，他心安理得地埋頭苦幹已有二三十年之久。經過他本人二三十年的努力，三折肱爲良醫，通過大量具體工作的磨煉，二三十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現在，謝方先生早已是編輯這類書籍的行家裏手，並且也成爲精通中外交通史的專門家。《叢刊》所收他本人點校的《東西洋考》，並非他工作中的副産品，而是在業餘時間裏全力以赴的結果。
他數十年來，銖積寸累、步步留心，現已與幾位同志合編成《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一書，洋洋七十萬言，在有關南海地名的工具書中，是空前的力作，它對交通史籍，不，應該說是整個古籍研究工作的重要，遠遠超過了西方學者奉爲圭臬的《Hobson－Jobson》。《匯釋》雖不屬於《叢刊》的範圍，但它與《叢刊》血肉相連，是研究交通史和閱讀《叢刊》者必不可少的。
儘管《叢刊》所收書種數不多，印數更少，可是它的質量(從書稿到成品)是應引起廣大同行和讀者注意的。
(載http://todaynet.nyist.net/letter/show.php?id=728
按﹕此文作者應為吳德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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