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
許在全﹑李玉昆
新中國成立後，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績。吳文良先生積30餘年的搜集、研究，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收集泉州發現的伊斯蘭教、基督教、婆羅門教、摩尼教和其他石刻160餘方，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宗教史、華僑史、藝術史的珍貴資料，學術界給予高度的評價。
1954年，吳文良先生將幾十年搜集珍藏的古代宗教石刻154方無私捐獻給國家，得到中央文化部的表彰。1959年，他再次捐獻給國家20多方宗教石刻。1959年在吳文良先生捐獻的宗教石刻的基礎上，成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成立，填補了我國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空白。泉州海交館組織進行泉州海外交通史跡調查，搜集海外交通史跡和史料。泉州海交館、泉州市文管會于1959年至1964年編輯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料彙編》，輯錄有關泉州海外交通的文獻資料和泉州海外交通史跡調查報告，對研究泉州海外交通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考古文獻目錄》中，收錄了大部分篇目，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
(http://www.fjmm.cn/news/news/2005-12/2005128144816.htm)
泉州宗教文化研究的奠基力作 ― 讀《泉州宗教石刻》
李玉昆
[ 來源：《福建宗教》 | 更新日期：2010-01-27 14:55 ]
http://www.qzskl.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96
《泉州宗教石刻》（增訂本），爲吳文良原著、吳幼雄增訂，16開圖版精裝本。正文650頁，圖片975幅，封面書名仍用鄭振鐸先生爲原著的題字。科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泉州宗教石刻》原著收錄石刻200多方，增訂本把吳文良先生去世後所發現的石刻搜集完備，有些是《泉州宗教石刻》原著沒有收錄，也予以增錄。宗教石刻數量大大增多了，宗教門類和研究範圍擴大了，把泉州宗教石刻分爲古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8類，比原來的分類更加科學，把原來的“古婆羅門教石刻”改爲“泉州古印度教”，也更科學，因爲泉州所發現的石刻屬印度教。增訂本除第八部分紀功、貞節牌坊及其他外，每一部分都有附錄。附錄有關資料、碑刻和研究情况，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增訂本對泉州宗教石刻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文字增加4倍多，而且增加了阿拉伯文的譯文。
《泉州宗教石刻》是吳文良、吳幼雄父子搜集整理、研究泉州歷史與海外交通史的結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它的出版不但爲研究古代泉州與阿拉伯、亞洲、非洲、歐洲等國家與地區的交通史、貿易史、宗教史、文化藝術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而且爲阿拉伯文等的辨識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泉州宗教石刻》是第一部比較全面介紹與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宗教史的專著，修訂後的《泉州宗教石刻》是目前所見有關泉州宗教門類最齊備、資料最完整、研究水平非常高的一部學術著作。
《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後，國內外學術界給予高度評價。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室主任陳夢家說：“一是從事地方考古，關于鄉梓的文獻遺物，以一人一手之力，孜孜不息的作此寂寞之學，這種情神是極可貴的”，“我們相信由于此書的出版，可以引起學者的注意，從而進一步的研究它”。英國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約瑟說“我活到這麽老了，能看到泉州這麽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暝目了”。日本學者村山七郎稱《泉州宗教石刻》是極爲重要的文獻”。日本史學家榎一雄教授說“《泉州宗教石刻》是有關外國人遺物最有系統、最全面的集成”。蘇聯科學院對吳文良先生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視，給予很高的評價。1958年，蘇聯科學院要出版《世界通史》，要求中國提供100幅圖片，“特別請求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轉告吳先生，提供泉州宗教石刻照片十五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黃展岳研究員在《泉州宗教石刻》（增訂本）序言中指出：“這批石刻資料，是這些教門在泉州活動最忠實的歷史見證。作者對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碑文，作了精闢的考證，爲泉州史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爲申報世界文化遺産‘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泉州宗教石刻》從1957年原著出版到2005年增訂本出版，前後歷時48年，歷盡艱難曲折。吳文良對泉州古代外國人遺留下來的石刻的調查與搜集是從1928年開始的。他是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以微薄的薪水養家糊口，過著清貧的生活。出于對祖國文化遺産的深厚感情，他節衣縮食，資作購買宗教石刻，又要頂著世俗的偏見，孜孜不倦地進行搜集、整理、研究。1969年先生被迫害致死，從事海外交通史研究達40年，爲我國海外交通史的搜集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泉州宗教石刻》對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它以大量實物資料證明古刺桐港就是今天的泉州港。
19世紀歐洲史壇即有關Zaitun（刺桐）地名的爭論，有潭州、漳州月港、杭州、揚州等說。1911年西班牙人阿耐士到泉州考察後著文認爲刺桐港即泉州。 1915年日本人桑原騭藏著《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確認刺桐港即泉州。1926年，陳萬里和張星烺到泉州訪古，張星烺著《泉州訪古記》，將泉州古港保存下來的大量文物披露于世，確認“刺桐城即泉州古名”。吳文良先生著《泉州宗教石刻》以大量外來宗教石刻、九日山祈風石刻等，爲刺桐港即泉州港提供了珍貴的物證。
《泉州宗教石刻》收錄九日山祈風石刻，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認爲，吳文良先生對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填補了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空白。
吳文良先生是學術界找到草庵摩尼教寺的第一人，並在《泉州宗教石刻》將這重要發現公諸于世，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何喬遠《閩書》有關草庵摩尼教寺的記載是最早的文獻記載。1923年陳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國考）中首次引用這條資抖，並論證福建摩尼教是唐會昌年間（841-846年）呼祿法師由陸路從中原傳入的。隨後法國學者伯希和撰〈福建摩尼教遺跡〉加以解釋和補充。
1928年，厦門大學張星烺教授、陳萬里教授到泉州訪古時，根據何喬遠《閩書》的記載，擬前往考察，“惟城外遍地土匪”，故未去成。20世紀50年代，吳文良率先考察草庵﹐在《泉州宗教石刻》中從四方面考證它是摩尼教遺址：(1)佛教徒決不至于將“牟尼”誤寫爲“摩尼”；(2)釋迦牟尼像多雕塑成慈眼低垂，鼻梁高暢，雙頰圓潤，頭有螺髮，下巴無鬚。而摩尼造像無螺髮，有兩道長鬚垂到腹部，背後有光圈；(3)佛教石刻刻有“南無阿彌陀佛”，摩尼教刻“清淨光明”等句；(4)釋迦牟尼佛誕是農曆四月十九日，摩尼光佛是四月十六日。
英國劉南强〈華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一文，引用吳文良先生的考古成果，並進一步加以說明。林悟殊〈宋元時代中國東南沿海的寺院式摩尼教〉考證草庵是一座佛化的摩尼教寺院。
《泉州宗教石刻》收錄許多伊斯蘭教石刻。吳文良在〈泉州清淨寺的建築年代〉中，根據元吳鑒《清淨寺碑記》，第一個提出“泉州在元代伊斯蘭教就不止一所”。後來莊爲璣、陳達生在〈泉州清真寺史跡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考證出多座清真寺的方位和創建、毀沒年代。
《泉州宗教石刻》刊發大量居住泉州外僑的墓葬石刻，說明當時定居泉州的外國人有阿拉伯、波斯、西亞、印度、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人，他們集中居住在泉州城南，吳文良提出泉州確實存在“蕃坊”，經學術界研究，證明吳文良認爲泉州存在“蕃坊”的觀點是正確的。
吳幼雄在增訂本中研究範圍擴大了，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高水準的研究。對中外交通史重要人物蒲壽庚家族研究，認爲他們對發展中外貿易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
關於元代泉州的建置，吳幼雄考證元代泉州曾八次設行省，蒲壽庚曾任行省平章政事。
關於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戰亂的性質，有認爲是反元起義、省憲構兵、外族叛亂、波斯人企圖在泉州建立伊斯法罕王國、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的教派戰爭等。吳幼雄認爲，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戰亂是元廷奪權鬥爭在地方的反映，賽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那只不過因自身的利益捲入其間，成了蒙古統治者奪權鬥爭的工具與犧牲品。
元代來泉州傳教的安德肋所建的天主教堂遺址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吳幼雄考證認爲泉州城東隅與北隅交界處的色厝尾是安德肋所建天主教堂的遺址。
《泉州宗教石刻》原著對草庵摩尼光佛兩則題記僅抄錄一部分，增訂本刊布20世紀6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兩組拓本照片，並抄錄全文，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參考。
《泉州宗教石刻》增訂本的出版將推動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吳文良及其家屬多次將他幾十年搜集珍藏的宗教石刻等文物捐獻國家，得到國家文化部的表彰。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親自撰書〈褒獎狀〉云：“吳文良先生愛護祖國文化遺産，以三十多年心力搜集的有關中外交通史料泉州石刻一百五十四方捐獻國家，特予表揚。”這些珍貴的文物，奠定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基礎，成爲該館最珍貴的藏品之一，是研究泉州宗教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
本書的不足之處是囿于條件，有些照片不够清晰。第八部分“紀功、貞節牌坊及其他”，與前七部分體例不協調，如能改爲“泉州古儒教”，這樣全書八部分都是泉州宗教石刻。
（作者工作單位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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