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http://history.cun.edu.cn/aboutusv.asp?id=30
張錫彤簡介﹕
張錫彤(1903-1988) 河北青田人,1922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其後又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深造。歷任燕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教授，1956年調至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並擔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66年調至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員。從1958年到1962年，在新疆調查組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並從事相關叢書的編寫工作。主要譯著有《蒙古入侵以前的突厥斯坦》（巴托爾德著）、《原始文化史綱》（柯斯文著），曾參與編寫了《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彙編‧東北卷》。
< 在八寶山跪別的恩師張錫彤教授遺像(1988年8月底)
[南溟網按]﹕張錫彤(1905-1988)教授﹐歷史學﹑翻譯學家﹐原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系
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其譯著包括蘇聯科斯文著《原始文化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年）﹐及俄國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與張廣達合譯)。茲將後者跋語全文轉載﹐並摘引張廣達教授的部分回憶於下。
《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跋語
2007-7-11 10:11:25 來源：易文網 作者：徐文堪 蔣維崧
俄國東方學大家瓦‧弗‧巴托爾德的代表作《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譯本，歷經數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得以與中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見面，作爲本書的責任編輯，我們感到十分高興。
本書譯者張錫彤、張廣達父子是著名的中亞史學者。張錫彤先生生前任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克服重重困難，精心翻譯本書，至80年代初才基本譯成。張廣達先生對中譯本進行了仔細修改和校訂，于1983年竣工，正式交付出版者。但是由于排版、校對工作極其繁複和其他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出書。張錫彤先生于1988年逝世，未能見到這個譯本的問世，頗以爲憾。2005年下半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得知這一情况，毅然將本書列入該社出版計劃，並安排了相應的編輯、校對力量，又重新設計了版式，使本書得以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刊行，實現了中國相關學人瞭解這本在世界學林久享盛譽的名著的願望，這無疑是對我國中亞研究的重要貢獻。
關于本書的版本依據、翻譯經過和譯文體例等，《中文版譯者序言》已經作了詳細叙述，這裏不再重複。譯者原已譯製了附于俄文版《巴托爾德院士全集》第9卷中與本書特別有關的《九至十三世紀的中亞》地圖一幅，置于卷末，但出于技術原因，最後決定採用1968年英文版的地圖，依原圖複製，不再翻譯，供讀者閱讀中譯本時查檢參考，這是需要說明的。
在本書編輯出版過程中，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王興康先生、總編輯趙昌平先生、副總編輯王立翔先生的鼎力支援。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芮傳明先生、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許全勝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總編輯承載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余太山先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先生在借閱圖書資料和有關本書出版的前期工作中提供了種種便利，給予了種種幫助。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朱麗雙女士和留英歸來的原上海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輯陳乳燕女士協助校對，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王媛媛女士通讀最後校樣，皆備極辛勞。另有許多學術界、出版界的先生與同仁對本書的出版表示了關切、期許之情。由于本書作者巴托爾德徵引繁富而譯者張廣達先生遠在異域，許多技術問題均由我們輾轉求師或率爾操觚處理，凡有失當之處，均請讀者方家不吝指正。對此，我們謹代表張廣達先生，並以我們個人名義，向諸君表示深切的謝意。
徐文堪 蔣維崧
2006年10月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36521&cid=408117) 張廣達﹕溝通世界的文化傳譯者──張廣達教授訪談記事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zqNIkl4hq3AJ: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3Fs%3D8410fa7070a756bb79762cf4f871a7b9%26threadid%3D25425+%E5%BC%B5%E9%8C%AB%E5%BD%A4%E6%95%99%E6%8E%88&cd=9&hl=zh-TW&ct=clnk&gl=hk
……假如讓我談一下我的學習門徑，首先，我比較早便開始擔任我父親（張錫彤先生）的助手。或許家父也有心引導我做些練習，所以在查找資料方面，我可以較早熟悉、進入狀况。
……假如讓我談一下我的學習門徑，首先，我比較早便開始擔任我父親（張錫彤先生）的助手。或許家父也有心引導我做些練習，所以在查找資料方面，我可以較早熟悉、進入狀况。 張廣達：我將盡力表彰中華文明
時代周報記者 李懷宇2010-02-24 21:54:08 第67期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zqNIkl4hq3AJ: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3Fs%3D8410fa7070a756bb79762cf4f871a7b9%26threadid%3D25425+%E5%BC%B5%E9%8C%AB%E5%BD%A4%E6%95%99%E6%8E%88&cd=9&hl=zh-TW&ct=clnk&gl=hk
父親教會他與世無爭
張廣達家學淵源。張廣達介紹，父親張錫彤是燕京大學唯一沒有出國留學資歷而升教授者。“他對我的培育，使我較早知道怎麽寫論文、做研究。在日本佔領北平時期，我還很小，他經常帶我進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學圖書館（即今位于社科院考古所院內的社科院圖書館的前身）；我高中期間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識地帶著我進燕京大學圖書館找材料，給我打下了檢索文獻的基礎。我要感謝我的父親，他有一種爲人要懂得謙遜的家教。再有，父親要我刻苦，但從來不主張我爭什麽，所以我漸次學會了與世無爭。”
張廣達《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內容簡介﹕
2008年7月，著名中國歷史學者張廣達(1931- )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向為台灣地位最崇高之學術研究機構，考選之嚴，門檻之高，可謂一時無兩。以國內學者而得此項殊榮，張先生可算是第一人。
張先生為河北人，1931 年生於河北青縣。父親張錫彤 (1905-1988) 先生為積學之士，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長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張先生既受家學的薰陶，後來又在燕京大學歷史系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為日後堅實的研究打好穩健的基礎。……(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7563375219)
[附一]
懷念張錫彤先生[1]
王治來2004-09-18 09:19:56
南開北大復燕京[2]，學殖弘深並力行。
哲嗣紹裘承令範[3]，士林月旦有公評。
西疆共事同傳舍[4]，民院過從感盛情[5]。
正望巴書將問世， 驚聞捐館一吞聲[6]。
[1] 張錫彤先生河北青田人，生于1903年，歷任燕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民族所研究員。于1988午8月22日10時22分去世，享年85歲。
[2] 張錫彤先生1922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其後又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深造。
[3]張錫彤先生的兒子張廣達，原爲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4]從1958年到1962年，我與張錫彤先生同在新疆調查組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在烏魯木齊時一同長時間住在延安賓館從事叢書的編寫工作。[5]後來我到北京出差，又承張錫彤先生邀請我到他家（在民族學院宿舍）作客，並盛情招待。
[6] 張錫彤先生翻譯有巴爾托里德著的《蒙古入侵以前的突厥斯坦》一書，正待商務印書館出版。杜甫《夢李白》詩句：“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原載《史餘齋詩稿》（上卷） ]
引自歐亞學刊 編輯：李錦繡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2/947.html
[附二] 張錫彤、張廣達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評介
作爲中亞史學界期待已久的三部經典 之一的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中譯本終告付梓，張錫彤、張廣達兩位先生的心血之作，在經歷了諸多波折後，以《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兩卷本）（以下簡稱《突厥斯坦》）之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共分六部分，緒論部分主要介紹了與作者研究的主題相關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察合台文）史料及此前歐洲學者的研究概况，後面五章則分別敘述了河中地區的地理狀况、12世紀以前的中亞諸政權、西遼和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政權﹐以及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統治下的突厥斯坦（主要是窩闊台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早期史），正文之後並附有大事年表、文獻目錄和索引等。
關于這部書翻譯的緣起、經歷，譯者在“中文版譯者序言”、“補記”；兩位責編在“跋語”中都有所提及，此不贅述。實際上，此書聞世後不久，有關學者即予以高度重視，今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內陸歐亞與中國傳統文化討論會”上，南京大學的華濤教授即做了名爲“《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初讀札記”的報告 ，並由責編之一的徐文堪先生進行評議；8月12日出版的《文匯報》上，徐先生和另一位責編蔣維崧先生又撰寫了《終于到來的貢獻—-< 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譯本出版感言》。可以想見，該書的出版﹐無疑將吸引更多對于阿拉伯征服後的中亞社會感興趣的讀者的關注，同時﹐也必將對專注于疏勒、于闐等西域古國衰亡史的學者有所啟示。
《突厥斯坦》最早在中國引起反應，還得追溯到80年前，據說當此書的英譯本出版（1928年）後，陳寅恪即致函陳垣告知消息；1930年伯希和在《通報》上發表《< 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注》，由馮承鈞譯爲中文，收入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上世紀80年代初，張錫彤、張廣達兩先生又撰寫了《試論俄國東方學家瓦•弗•巴托爾德對蒙古史的研究及其< 突厥斯坦>一書》，即以那時算起，到現在也已將近三十年了，無怪乎華濤教授稱之爲“遲到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筆者想强調的是，即以現在看來，《突厥斯坦》中譯本亦不失其在中亞史研究領域的指導意義。這是因爲譯者主要根據的1963年俄文版，由彼得魯舍夫斯基編寫補注並添加了引文的補充資料，此外布列格利也大量增補了書後所附文獻目錄的內容，從而增加了該書的利用價值，但在據此譯出的1968年英文第三版中卻未能很好的反映出來。通過《突厥斯坦》兩位責編在“感言”中的介紹，我們知道由于初樣排版的工作人員不識俄文，以致全部俄文資料都以拉丁字母胡亂排出，編輯只能在校樣邊以印刷體一一重寫，粘紙附出，全部重排。由此可見徐、蔣兩先生在編輯該書過程中的嚴謹，同時亦可見此書所徵引的俄文撰述之重要，譯者及責編正是藉此提示青年學者，治中亞史不能忽視俄文資料的使用，更應當及時掌握俄羅斯以及前蘇聯國家在該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近年來，英文專業論著的閱讀對多數青年學者而言已不構成障礙，但有關以俄、法、德語寫成的學術作品，無論借鑒還是譯介的力度都明顯不足，當然這不僅是在國內才有的現象 。反之，突厥斯坦的譯者則掌握了多種語言並能夠熟練運用，張錫彤先生雖未負笈海外，却通過自學掌握了英、俄、日、法等多種語言 ，張廣達先生更是精通以上諸國文字並以英、法文撰寫了多篇論文 ，作爲責編的徐、蔣兩先生，他們的淹博與通識也素爲學界所景仰。因此筆者認爲，在肯定《突厥斯坦》作爲對中國中亞史學界的一大貢獻（無論是“遲到的”還是“終于到來的”）的前提下，更應將之視為一份贈禮，它激勵青年學者以更為嚴格的標準完善自身的學術研究，從而也引起反思，即我們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作爲這份贈禮的交換。
在中亞史研究領域，可能再無人達到巴托爾德于百年前所達到的高度，從該書緒論“史料”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阿拉伯、波斯文獻的瞭解和熟悉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他不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考辨和批判，而且自身又發掘了相當一部分的新史料。儘管因爲巴托爾德不熟諳蒙古語和漢語，遭到伯希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批評，但他締造的宏大敘事結構，至今仍爲不少中亞史研究者所遵循。從這個意義上講，巴托爾德論文答辯會上作爲首席辯難人的維謝洛夫斯基所云（在未來）“任何研究突厥斯坦的新手都不會離開巴托爾德的著作另辟蹊徑”實屬的論。這從80年代以來我國的中亞中世紀史研究在史學方法和資料上是如何仰仗巴托爾德的研究成果亦可見一斑。但近年來出現了與既往不同的學術取向，筆者認爲可以將之稱爲從“史料的分析”轉向“史學的分析” ，即不僅僅滿足于利用史料考證人物的生平、生卒年月、族屬淵源等，而是聯繫史料本身的歷史背景、史料創作者本人的知識來源，從構建中亞歷史的時間序列出發，進而解釋中亞歷史演進的內在原因。其中較爲典型的就是華濤教授發表于《歷史研究》2005年第6期的《喀喇汗王朝祖先傳說的歷史解讀》，實際上這也正呼應了費耐生（R.N.Frye）在《康橋伊朗史》第4卷所提出的“歷史很難像蘭克所斷言的那樣，是關于真實發生過的事情的報導，甚至也不是人們所認爲(thought)的那些可能發生的事情，它更應當視爲人們所確信(believed)的本應發生的事情 ”。可以認爲，探討人們所確信的歷史如何構成，分析歷史性傳說產生的原因（正如巴托爾德在《突厥斯坦》中曾經涉及到的那樣 ）是未來一段時間內中亞古代史研究者的努力方向之一。
在《突厥斯坦》著者前言中作者提到，本來他希望選取蒙古統治時期作爲研究的專題，但却發現關于蒙古統治前的中亞史，在當時根本沒有基于研究史料得來的結論可言，因此才促使他撰寫了這部作品。理所當然地，《突厥斯坦》的上限被確定爲阿拉伯征服時期。首先我們應當肯定，中亞史乃至內亞史研究有別于國史研究之處在于，它作爲一個學科自誕生之日起就沒有受到以王朝斷代爲標簽、人工劃定研究範圍的限制，而是以造成中亞地區社會結構、精神風貌發生巨大變化的時間階段進行劃分，這使中亞史研究者的視野相對而言比較開闊，如《突厥斯坦》的敘事就含蓋了自8世紀初直至13世紀中葉長達500多年的歷史時期。但進一步而言，由于史料的限制，《突厥斯坦》中對阿拉伯征服前中亞的社會組織在伊斯蘭時期的影響這方面的論述略顯不夠充分，而現在以穆格山文書和印度河上游碑銘爲代表的原始資料的發現和研究、以及前蘇聯學者在粟特地區的考古發掘，讓我們愈加認識到粟特人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對布哈拉、撒馬爾罕城市生活的一種長久持續的影響。正如蒙古征服並在波斯建立統治後，依然出現志費尼這樣的知識精英，他能熟練的徵引《古蘭經》和阿拉伯、波斯詩人的作品、並爲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一個于闐伊瑪木的殉難而悲傷。在描繪中亞歷史上任何一組圖景時，充分考慮變化前後樣貌的分聚離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突厥斯坦》著重描述的無疑是8世紀以降中亞的政治史，但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宗教文化的情况，國內卻鮮有文章論述，一方面當然是學術界的浮躁傾向使得部分人無法沉潛下去研讀史料，這無疑與作爲本書譯者張錫彤、張廣達先生初譯《突厥斯坦》的那個時代學者的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另一方面，日益國際化的學術交流無疑對中國的中亞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掌握幾種通行的國際學術語言同時，還需要專門進行阿拉伯語、波斯語或土耳其語的學習，通過譯介及對于原始文獻的直接研究，庶幾可以保證中國的中亞研究不至成為世界學術圈中的落伍者。
此外，值得期待的是，《突厥斯坦》只是“西域歷史語言研究譯叢”所出書的第一種，我們衷心希望由吐魯番學研究院、人民大學國學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出版的這套譯叢，能與“北京大學民族史文庫”、“歐亞歷史文化研究叢書”一道，成爲“不中不西之學”在中國的又一里程碑。
出處 http://www.douban.com/
引自蒙古學網﹕內蒙古大學圖書館http://www.surag.net/viewArticle.do?method=viewArticle&id=4a4f878f15d15ca40115f9310ac40025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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