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三代手稿：百年得見世人
作者 邢宇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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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2004年7月初，68歲的吳錫祺先生接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女兒顧潮先生打來的電話，頗感意外。“我們已經多年沒有見面了，上次見到她還是在我父親的追悼會上。”因為吳家的地址和電話都變了，顧潮是經過多方打聽才從吳錫祺的一位中學同學那裏得到了她現在的電話。如此費盡周折，顧潮只為帶到一個口信：中華書局正在尋覓吳氏家藏一百多年的史學手稿《清代蒙藏回部典匯》。雖然不過是個口信，但顧潮知道，促成此事，不僅將完成顧頡剛先生的一個遺願，對於吳氏家族乃至中國史學界更是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清代蒙藏回部典匯》是顧頡剛先生生前始終惦念著的一部書稿，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及。1979年4月3日，顧頡剛先生甚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予之心事有三部書當表彰：一、吳燕紹《清代蒙藏回部典匯》；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紀》；三、錢海岳《南明史稿》。”在近一年來，日記中提及的兩部書稿陸續被中華書局覓得，即將出版，而《清代蒙藏回部典匯》，這部輯錄了從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至清宣統三年（1911年），滿清王朝有關邊疆地區的聖訓、起居注、上諭、奏章、軍機密檔、圖書等各類原始資料的大型史料長編，卻依然靜靜地躺在吳家的書箱裏。
“這是一件心裏想了多少年卻無從著落的事情。”自從1996年吳錫祺的父親、著名邊疆史學家吳豐培先生去世以後，祖父、父親未能完成的出版這部家藏手稿的願望就落在了吳家兒女的心上。但出版這部多達1500萬字的古籍巨篇，對絕大多數出版單位來說，不僅僅是能力的問題，從眼光到勇氣都是一次考驗。在幾度嘗試均無功而返後，吳錫祺對這部手稿的出版前景感到十分茫然。恰在此時，顧潮先生帶來消息，著實讓吳家喜出望外。
談起祖父吳燕紹、父親吳豐培編寫、保存這部手稿的故事，吳錫祺感慨良多。
“父親去世前幾天，還在惦記這部手稿的出版。他認為這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一個工程。”吳錫祺回憶道,“他很清楚，在當時，出版這部手稿大約需要五六十萬元的啟動經費，其難度不言而喻。”為手稿的出版，老人已經省吃儉用了幾十年，從一直就不寬餘的生活費中積攢了6萬餘元。“當時已經88歲高齡的他說，只要上天再給他兩年的時間，用這6萬塊錢，就是剪刀加漿糊，也要把它拼出來”。然而，天不假年，老人最終沒能實施自己的計劃。
吳錫祺的祖父吳燕紹，江蘇吳江人，生於同治七年（1868年）。吳燕紹最初涉足邊疆史地領域，竟緣於自己的一次人生挫折。光緒十四年（1888年），吳燕紹赴南京應試秋闈。在三場策問中有關於西北地理的題目，吳燕紹“竟瞠目不能句讀”。於是，好強的吳燕紹在落第後開始大量閱讀有關邊疆的典籍。當時，清王朝的國勢一落千丈，帝國主義勢力分裂中國的圖謀逐漸顯露出來，而很多滿清官員對邊疆的歷史源流、地理沿革卻知之甚少。已經對西北史地粗知梗概的吳燕紹對此深感憂慮，於是萌生了深入研究的念頭。光緒二十年（1894年），吳燕紹中進士，任內閣中書，這為他對邊疆史料的蒐集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按當時的規定，凡發抄之件，均需經過內閣，吳燕紹便在值夜班的時候，將遇到的邊務章奏抄錄下來。宣統時，吳燕紹調任理藩院為主事，在北檔房行走，見到涉及蒙古、西藏、新疆的舊檔，也都擇要抄錄下來。
《左傳‧隱公十一年》有“亦聊以固吾圉也”之語。圉，指邊疆。吳燕紹特意將“固圉叟”作為自己的名號，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以《清代蒙藏回部典匯》這部清代邊疆史料的整理彙編，通過對邊疆歷史地理的考證，促進中華民族的團結、粉碎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野心。經過數十年對史料的蒐集、爬梳整理和研究，吳燕紹不但完成了《清代蒙藏回部典匯》一稿，並已卓然成家。吳豐培曾回憶：“憶我幼年時，民族地區，親王貝勒、活佛喇嘛、平民百姓及關心邊事人士，慕名來訪絡繹不絕。每到假日，賓朋滿座，足見先父對於民族工作，頗有聲譽，威名在外。”而在中國反駁英國挑釁、據理捍衛對西藏的主權問題上，吳燕紹曾作出重要貢獻。
在吳錫祺的記憶裏，祖父的印象已經很模糊了。畢竟，祖父過世時，他只有7歲。“祖父是一個不茍言笑的老人，每天只在自己的書齋裏不停的抄寫。”但有一件事情給幼年時的吳錫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去世前一個月，他給孫輩每人抄錄了一個文折。給我和哥哥抄錄的，是前、後《出師表》，我想，這是他臨終之前對孫輩的要求。”吳燕紹著有《西藏史大綱》一書，當時由北京大學刊刻。而《清代蒙藏回部典匯》卻始終沒有出版。
1914年吳家曾突遭變故。當時北平猩紅熱爆發，吳燕紹的幾個孩子，相繼染病而亡。只有早期發病的吳豐培“不肯吃藥，反而熱退病癒”，奇跡般地倖存下來。經歷了這次打擊後，吳燕紹及夫人再也不肯讓吳豐培到外邊讀書。此舉讓吳豐培失去了接受外語、數理教育的機會，但有更多的機會得到家學的浸染。直到1930年，吳豐培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院，師從孟森先生。由此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研究之路，並在日後獲得了比父親更大的成就。
身為史家，吳豐培一生致力於古籍的研究、整理，對父親留下的《清代蒙藏回部典匯》手稿備加珍惜。這不僅因為它是父親留下的心血，更因為它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吳豐培認為，該手稿“其中不乏秘笈、前人所未經發現的，故內容豐富，舉凡政治、經濟、地理、史事、軍政、外交、風土、人情、宗教、文獻，莫不涉及。篇幅之多，字數之夥，似乎清代記邊之作，無出其右者”。
由於抗日戰爭期間曾滯留已經淪陷的北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次運動中，吳豐培屢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期間，更是被多次抄家。如何保護這些手稿，吳豐培著實動了一番腦筋。他把這些手稿放在四個舊式書箱裏，混雜於許多舊書中，摞放在書房不起眼的地方。與旁邊整齊碼放在書架上的古籍相比，這些已經微微泛黃“爛紙頭”樣的紙稿更加不引人注意。就這樣，這些手稿躲過了一次次劫難。
其中，最驚險的一次發生在1966年9月3日。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吳豐培寫道：“口號是‘破四舊’，什麼是‘舊’誰也分不清，於是，衣服用品無不成為‘四舊’，連白糖、罐頭都成了被抄對象。……書也隨手拿了幾本，因卡車已經裝滿了，當時紅衛兵的頭頭說，第二天專拉這批書。不知是什麼原因，第二天沒有再來，而倖免一劫。”
1969年，吳豐培隨中央民族學院下放湖北潛江幹校，有人把煤球都帶去了，而吳豐培除了簡單衣物外，卻將父子兩代抄寫、收集到的史料，裝了三大箱，向軍代表請求，得以隨身帶到幹校。吳豐培曾回憶道：“這帶在身邊的三大箱，只要搬動一次，便被同事譏笑和謾罵。某教授說：‘老吳，你為人實在愚不可及。’”而吳豐培當時卻想：“我要到農村常住下去了，等我老了，不能勞動了，我還可以整理史料留給後人。”就這樣，在幹校的3年多時間裏，這三大書箱始終伴隨吳豐培左右，直到1972年返京。作為吳家世交的顧頡剛先生一直關心著這部書稿在劫難中的安危。吳豐培說：“顧頡剛先生於‘文革’之後，第一次見面，首問此稿有無損失，告以妥存無恙，便喜形於色，稱幸不已。”
“文革”以後，手稿雖然已經沒有“外憂”，但在吳家，仍然是一個“禁區”。吳家藏書頗豐，原來的住所是一個四合院，每到暑期，吳豐培定要動員全家在院子裏曬書。其他古書，孩子們怎樣翻看，吳豐培從來不加阻止。唯有這部手稿，只許孩子們搬動，絕對不允許翻閱。每次書曬畢，也必由吳豐培親自整理收好。“父親是怕我們放亂了，以後無法整理。”吳錫祺說。得知中華書局有意出版《清代蒙藏回部典匯》，吳錫祺只提出了一個要求：需要10天時間，整理出一個書稿清單。經過清點，這部手稿現存原稿共計16933紙，與吳豐培幾十年前的整理結果相比，沒有散軼。“這部書稿中輯錄的有些資料，我們現在在別處是看不到的，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而且作者爬梳整理的工夫和心血更值得我們充分肯定、高度評價。因為它減省了研究者的翻檢之勞，這是其他編撰形式的書無法比擬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負責人黃愛平這樣說，同時，她表示，清史編纂委員會正在考慮將《清代蒙藏回部典匯》納入該工程，“這是一部很重要的清史文獻”。
預計，中華書局將在明年底前完成《清代蒙藏回部典匯》的影印本出版。這部備受矚目的百年家藏手稿會給學界帶來怎樣的驚喜，我們有理由期待著。
(來源： 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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