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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獨健(1906—1986)
人物生平
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原名翁賢華。福建省福清縣人。1928年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35年赴美留學，1938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入巴黎大學深造。于1939年回國，先後擔任雲南大學、北平中國大學、燕京大學等校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當選爲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六届委員，歷任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族研究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族研究團體聯合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1956-1966）、研究部主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理事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亞文化研究國際協會副主席等職務。
個人成就
早年專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與已故的韓儒林、邵循正兩位先生各以開創性成就，把我國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階段。他在40年代發表的《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斡脫雜考》、《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元典章譯語集釋》等論著，史料翔實，論述精闢，文字凝煉，均爲蒙古史開創性研究，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他曾先後受聘爲《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委會副文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編委、民族史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史分卷主編，國家大地圖集《中國歷史地圖集》編委會副主任委員，《辭海》民族分册編委，“六五”計劃重點科研專案《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主編等職。
他主持校點了近270萬字的《元史》，校勘出訛誤千餘條，使之成爲迄今最好的版本。他還組織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以及《馬可‧波羅行記注釋》等書的譯校工作，並主持修訂、撰寫《蒙古族簡史》，編輯了《全元詩》等。
翁獨健重視人才培養，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期間，致力發展中小學教育。曾培養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和科研、教學人員。 1979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6年5月28日因病去世，享年80歲。
[南溟網編者注] 翁獨健夫人鄺平章教授(1908-1991)﹐曾長期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任職﹐主講世界中古史﹐特載于此。
[附一] 中國民族報電子版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06-11/24/content_6695.htm
自有芳菲留人間 ——紀念翁獨健先生百年誕辰
□ 丁磐石 翁如璧 翁如琳 翁如蘭 翁如璉 羅賢佑
[他是一位史學家，學貫中西，成就斐然；他還是一位教育家，但問
耕耘，桃李天下。11月28日是他的百年誕辰，我們特地選編一組文
章，以緬懷他的卓越貢獻與高風亮節。學術會被後代刷新，著述會
被歷史淹沒，只有風範會長存人間，垂示後人。]
翁獨健師的不朽業績
專注元史研究，成就名家篇章
獨健師早年在燕大肄業時，常聽陳垣、洪業兩大名師說，元史是中國史研究很薄弱的部分。在這樣的影響下，他立志要專治元史。他刻苦鑽研，多向名師求教，寫出了《元田制考》、《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的官司和法律考》等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先後取得了燕京大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
獨健師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時得知，哈佛大學蒙元史專業注重對中亞各民族史和蒙元時期東西文化關係的研究，注重對蒙元史有關各民族語言的譯名還原和名物制度的淵源的考證。前者多採用專題研究的方式，後者則是以清理出歷史真實爲目的的科學研究。他很讚賞這種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認爲中國元史研究也應採納，並結合中國考據學的傳統經驗，以開拓中國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他的博士論文《愛薛傳研究》就是運用這種觀點、方法寫成的。愛薛是一個西方基督教徒，對蒙古統治集團接受西方宗教文化影響起過很大的媒介作用。《元史》有他的傳，但其他材料不多。獨健師經過縝密的考證和有關人名部名的勘同，發隱鉤沉，清理出許多被埋沒的重要史實，從而說明了此人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同時使人更清楚地看到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關係的歷史面貌。這篇學術價值很高的論著，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1986年獨健師逝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羅依果發來唁電說：“我想作為對翁博士的紀念，最好是出版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愛薛傳研究》。儘管此文寫成于二次大戰前，至今仍是這一課題的最精深的學人著作。”
從1939年到1949年這10年中，他雖在日偽和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下，過著困苦艱險的生活，但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學和科研上，做出了重大成績。其重要論著有《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斡脫雜考》、《元典章譯集釋》、《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等。確如有的學者所說，這些論文研究的都是蒙元史的重要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搜集大量的漢文資料，還須運用域外史料並參考國外研究成果，要做到這樣，非學貫中西不可。這裏還應該說的是，那時期研究蒙元史卓有成就的，除獨健師外，還有韓儒林和邵循正兩位教授，他們是把我國元史研究推進到嶄新階段的三大奠基人。
投身教育事業，科研薪火相承
新中國成立後，由于獨健師在抗日、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支援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中作用突出，卓有貢獻，因而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信任，身兼數職。
獨健師尤其重視蒙元史的研究、編纂與人才培育。1956年，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參加蒙、中、蘇三國合寫《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增設蒙元史組，就請他兼任組長，主持這項工作。同年，他又負責內蒙古東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工作，指導這些少數民族簡史簡志的編寫。他主編《蒙古族簡史》既自己親自動手，撰寫了部分重要章節，還通審全部書稿，使該書在資料、體例、內容、觀點、文字等各方面都達到很高的水平。他去內蒙古時，還應內蒙古大學之請，幫助該校蒙古史教研組商討如何加强蒙古史的教學與研究，使該校成爲蒙古史的研究中心。
1957年後，少數民族歷史研究十二年規劃多受阻擾而難以執行。獨健師為此十分憂慮，總是儘量設法讓規劃被擱淺的專案能够落實。如《世界征服者史》、《蒙古社會制度史》等外國名著的漢譯專案，都是他自己找人完成的。1971年遵照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他參加以顧頡剛爲首的點校二十四史的工作。他專門負責點校《元史》，以一批中青年學者爲骨幹，進行大量的考訂和校勘工作，到1974年完成了近270萬字的《元史》的標點，校勘出書中錯訛千餘處，使這個標點校勘本成爲現有各種版本中較完善的一種。
1980年5月，獨健師主持中國民族關係史學術座談會，他在會上作了題為《民族關係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提出了以下重要觀點：（1）理解歷史上的中國，必須充分注意中國歷史上長期發展和變化的特點，不能把王朝和歷史上的中國等同起來，不能說這個王朝統轄的範圍是中國，那個王朝統轄的不是中國。（2）歷史上民族關係的主流是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愈來愈密切的接觸，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促進中國的發展。（3）對民族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都應當用一個標準來衡量。這是獨健師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研究民族關係問題之所得。1985年，他在《我為甚麼研究元史》一文中又說，評價元史的歷史地位，不能從漢族為正統的觀點出發，要從整個歷史去看。關于元朝的統治對中國有甚麼影響，要做深入的研究，說成漆黑一團肯定不恰當。元代對農業相當重視，社會經濟的破壞南北有別，要做具體分析。從文化交流與發展看，元代文化還是有發展，不是倒退；元朝的文化政策比較開放，未興文字獄；從宏觀來看，元朝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的功績不可否認。
獨健師晚年健康狀況漸差，但仍在發揮餘熱，不但積極參加國內學術活動，而且多次出國作學術交流。他還常常接待外國學者的來訪，直到臨終前數小時還約定與一外國學者會晤。
《左傳》有語：“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愚以為，獨健師一直反對專制獨裁，愛國愛民，大力支持學運，敢于仗義執言，他有這些高尚的思想情操，這難道不是在立德？他盡力搞好中小學教育，搞好科研工作的領導，培養出一批批人才，這難道不是在立功？他後半生雖少出學術論著，但前半生學術研究碩果累累，把元史研究推進到嶄新的階段，這難道不是在立言？應該承認，他有這樣的“三不朽”的業績在，就爲我國學術界立下了一座豐碑，使人永言志不忘。他逝世後，許多中外學人都寫文悼念他，這就是有力的證明。
(丁磐石)
懷念父親
時間過得真快，父親離開我們已經20年了。流逝的歲月雖然沖淡了我們的一些記憶，但不斷增長的閱歷代卻使我們對人生有更多的感悟。父親是我們的慈父，他的教誨令我們終生難忘，他的爲人是我們的楷模。
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中成長
我們少兒時代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我們家裏看不到傳統的家長制影子。父母尊重我們的志趣愛好，從不强迫我們做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家裏的任何事情，我們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不管說錯說對，他們總是耐心聽完再予評論。
對我們兒時的學業，父親並未過多操心。大學時代，如璧、如琳學建築，如蘭學美術，都是出于自己的選擇。如璉上高中時遇到了“文革”，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直到1979年才被美國衛士禮大學錄取。離京前一周，父親帶如璉去勞動人民文化宮散步時說：“你這一走，不知我們能不能再見。古人講‘五年六月七日八時’，我已經70多歲了，每日都有離開人世的可能。”父親相信如璉抵美後會努力學習，沒有多講勸勉勤學的話，反而叫如璉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如果覺得念不下去，就回來。父親的體貼入微，讓如璉銘記在心，立志不辜負父親的期望。如璉從衛士禮大學畢業後，還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了電腦專業的學習，成爲一名電腦軟體公司的高級軟體工程師和部門主管。
如璉赴美留學後，學國畫的如蘭也動了出國的念頭。當她把這個想法告訴父親時，父親大惑不解。如蘭表示，就是想闖闖“外面的世界”。父親生氣地說：“我不希望我的子女都到國外去生活。”多年後，如蘭還記得父親說話時跺著地板生氣的表情。如今，出國學習油畫的如蘭憑藉自己的努力，已成爲一名職業畫家。
如璧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第一志願清華大學建築系，而考上第二志願天津大學。當時有點傲氣的她大哭一場，央求身爲北京市教育局局長的父親幫助自己進入清華。但是父親說：“正因爲我是教育局長，更不能那樣做。”他勸如璧上天津大學，並勉勵說：“只要自己努力，上哪所大學都能出人才。”
父親經常教導我們，“勿道人之短，勿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他一生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如蘭的小學圖畫老師來家探望，如蘭不在家，爸爸叮囑如蘭應回拜老師。如蘭自以爲上了美院附中，成績不錯，竟忘記了父親的話。事後，爸爸生氣地說：“你怎麽可以這樣對待你的啓蒙老師呢？”爸爸對自己的老師洪業先生一直敬重如一，每每提及洪先生，總是帶著深深的感情。直到“文革”後，爸爸還爲出版洪先生的傳記而盡力。
父母相濡以沫的感情世界
我們的父母都曾求學于燕京大學歷史系，在美國留學期間相識相戀，1939年于瑞士結婚。父親和母親鄺平章共同生活了47年，他們之間的愛情深藏內心。新中國成立後，母親曾在北師大工作，後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當教授，“文革”時期曾參加尼克松自傳《六次危機》的翻譯工作。母親在上世紀70年代中風後變化很大，以前她精力十足，從來閒不住，得病之後判若兩人。一天，父親對我們說：“你們看看媽媽這樣子，多可憐！你們要好好待媽媽，如果你們待媽媽不好，我永遠不會饒恕你們。”如果不是爲母親，父親從來不會講這樣的重話。
父親晚年得了類風濕病，手關節都變形了，加上原來的腿疾，行動更加不便。1984年，爲了讓母親看看特區深圳，父親陪母親一同前往。從廣州到深圳要坐5個小時的汽車，道路條件差。經過這次顛簸的行程，父親得了輕度中風，不久就去世了。在和父親的遺體告別時，母親沒有號啕大哭，只是站在父親身邊深情地低聲對他說：“獨健，你先走一步，我不久就來。”5年後，母親因腦溢血去世，我們把父母的骨灰合在一起，讓他們永不分離。
父親熾熱真誠的平常心
父親出身清貧，一生唯一的“財富”是他那佔了3間正房2/3空間的書架上的書。“文革”初期，我家住的四合院正房被某學院紅衛兵整屋查封了。也正因爲如此，父親心愛的書籍得以保存。“文革”中期，我家住的四合院搬進了四五戶人家，我家的居住空間只有原先的1/3。吃飯、睡覺、會客、看書全擠在一起，加上父親的書，所有的空間都被塞滿了。每當看到那擁擠的居住環境，我們的心裏都很不是滋味。可是﹐父親却安詳地叼著他那烟斗，坐在他總坐的破沙發上，笑眯眯地和圍坐在旁的外孫、外孫女們﹐一起看那19寸的黑白電視裏的節目，盡享天倫之樂。
父親待人一向真誠，無論對家人還是朋友。前文史館館長、作家兼翻譯家蕭乾是父親大學時代的朋友，1956年被錯劃爲“右派”後遭受冷遇，但父親對他一如既往。蕭伯伯來我家，如遇其他客人在座，父親總是鄭重地向客人介紹，毫不迴避。蕭伯伯多次搬家，但無論是搬到哪裏，父親都會拄著拐杖去看他。有一次，蕭伯伯又搬遷，居住條件小有改善，父親讓如蘭在蕭伯伯新住處的牆上畫一幅畫以表祝賀。蕭伯伯去世後，每逢除夕之夜，我們姐妹都用汽車專程把蕭伯母文潔若女士接來共進年夜飯，因爲她的子女都在國外，我們的邀請多少能解除她老人家一點寂寞。這也算我們秉承了父教吧！
如今，我們四姐妹雖然分居中美兩地，但每次在國內相聚時都會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祭奠父親。我們總是有說不完的話想對他講。父親那微笑的表情，像是在耐心地傾聽。
(翁如璧 翁如琳 翁如蘭 翁如璉)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我與翁先生的接觸始于1978年。那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始在全國招收研究生，幾經思量，我决定報考翁先生的研究生。
考試時，專業課的題目都是翁先生親自擬定的。翁先生認爲，如果想成爲一名研究歷史的學者，知識面必須要廣，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研究的領域。他的這一思想在試卷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除了“哈喇和林”、“馬可 · 波羅”、“淝水之戰”這些與蒙元史相關的名詞以外，還有許多關于世界史、文化史、北方民族史的名詞解釋，比如“十字軍東征”、“拜占庭”、“百年戰爭”“神曲”等。後來我得知，當時報考翁先生研究生的60多名考生中，很多人是由于不瞭解蒙元史以外的知識而落榜。
第一次見到翁先生，是夏天到北京參加複試的時候。翁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威嚴、睿智，具有一派學者風度。他讓我講講北方民族的演變過程。這是一個貫通幾千年的龐大話題，怎樣才能用最短的時間做最完滿的表述呢？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我從鬼方、獫狁講起，一直說到蒙古。一個小時下來，我已是汗流浹背！看到翁先生露出滿意的笑容，我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1978年金秋，我開始了師從翁先生學習蒙元史的研究生生活。在這寶貴的3年時間裏，翁先生不僅帶領我走上了治學之路，還以其言傳身教對我的為人處事産生了重大影響。
翁先生很注意夯實我們的史學基礎。那年翁先生招收了4名研究生，任崇岳畢業于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薄音湖畢業于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他們雖是“科班”出身，但是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學習受到很多阻礙；張承志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的是考古；而我的專業則是外語。總之，我們4個人的史學基本功都不夠紮實。爲此，翁先生煞費苦心。他首先讓我們學習目錄學知識。翁先生曾說，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查閱資料。有哪些相關書籍？去哪裏找這些書？如果沒有目錄學的知識，那就會不得其門而入。指導我們學習目錄學知識的時候，翁先生遵循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原則。起初，翁先生讓我們讀《中國書的故事》。看到這本小册子，我們都發笑，覺得太簡單了。可是翁先生嚴肅地說：“就是要從簡單的內容學起。看了這本書，你們會知道中國的書有哪幾種，中國的綫裝書、蝴蝶裝書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不懂得基礎的術語，怎麼看得懂高深的內容？”在開始學習目錄學知識以後，我們才深切感受到翁先生真是用心良苦！
翁先生的教學方式很靈活，也很自由。他總是鼓勵我們多讀書，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後在每個周三下午一起交流。有一次，我讀《史記》時，認爲《史記》中所說的“罽賓”就是今天的克什米爾，並提出了自己的依據。翁先生認爲我的論據不够充分，讓我們圍繞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正是通過對這些小問題的探討，我們逐步獲得了分析問題、解决問題的方法。翁先生還讓我們經常去圖書館看書，有一次，翁先生讓我們查查有關“司馬遷”的書籍，我們就騎著自行車穿梭于北京各大圖書館之間。通過這樣的訓練，我們逐漸繼承了老一輩學者利用圖書館與藏書的傳統。
翁先生的社會工作很繁忙，在講課的時候經常會說起工作的花絮、學界的動態、學術典故，開拓我們的眼界。在翁先生家裏的牆壁上掛著一張珍貴的古書書頁，我們非常好奇。翁先生告訴我們：那是一張宋版書。宋版書價值不菲。嚴復去世後，他的家人把嚴復收藏的宋版書分頁拍賣……由此，翁先生還講到了嚴復的生平、學術。在這樣自由的氛圍中，我們的視野也不斷開闊。
翁先生的家裏總是賓朋不斷。在上課的時候，遇有學者拜訪，翁先生就請他們就自己的學術專長，爲我們即興演講。翁先生總是說：“我所知道的，遠沒有這些學者廣泛。”有一次，蒙古學專家林幹到翁先生家中做客。翁先生借此機會，請林幹爲我們講匈奴史的一些問題。南北朝史專家黃烈來訪時，翁先生就請黃烈給我們說說南北朝的歷史問題。
翁先生不僅指導我們治學，還教我們做人。在學品與人品之中，翁先生更看重人品。曾經有人剽竊了他人的學術成果公開發表，翁先生知道此事後非常氣憤。他說：“一個人可以沒有學問，但是不能沒有道德。剽竊他人成果，不僅是學品問題，更是人品問題！”翁先生還以其言行爲我們樹立了人生的榜樣。對待朋友，翁先生總是在他們最困難、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溫暖的援助之手，與翁先生接觸過的人，無不對他的人品表示欽佩和敬重。有一次，我與任崇岳合寫了一篇關于唐代和親政策的論文，涉及到已故史學家王桐齡先生。當時我們寫論文還很幼稚，稱王桐齡爲“冬烘先生”。翁先生十分生氣，用手拍著沙發的扶手說：“王桐齡是我的老師，觀點不同，可以商討，怎麽能用這樣刻薄的口吻說話!”
翁先生治學嚴謹，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甚至到了苛責的地步。在1971年，翁先生開始主持二十四史中《元史》的點校工作。《元史》卷165《張立傳》中有“會酋帥畔換謀不軌”一句，負責點校這部分的同志誤將“畔換”一詞點校成人名。作為主持者，翁先生為此深深自責。他並不認爲在學生面前檢討自己的錯誤會有失師長尊嚴，反而要求學生務以此事爲鑒，銘記教訓，不要在學術研究上有一絲一毫的馬虎與草率。
蘇東坡有句詩說：“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其實未必盡然。翁先生雖然已經離開我們整整二十年了，但他對我們耳提面命、諄諄教誨的一幕幕情景不但沒有泯滅無痕，而是歷歷在目，愈久而弭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在翁先生誕辰百年之際，我願借范仲淹這幾句話作爲對翁先生的緬懷和悼念！
（羅賢佑 /口述 本報記者 牛銳/采寫）
翁獨健年表
1906年11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縣坑邊村；
1928年～1932年，就讀于燕京大學歷史系，學士論文題爲《元田制考》；
1932年～1935年，就讀于燕京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參與“道藏子目引檢”編輯工作，
碩士論文題爲《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的官司和法律考》；
1935年～1938年，就讀于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愛薛傳研究》；
1938年～1939年，就讀于法國巴黎大學，師從伯希和；
1939年～1945年，先後在雲南大學、北平中國大學執教，1940年發表《新元史、蒙兀兒
史記愛薛傳訂誤》，1941年發表《斡脫雜考》等文；
1945年～1949年，在燕京大學執教，1946年發表《元典章譯集釋》，1948年發表《蒙元
時代的法律編纂》等文；
1949年～1959年，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其間先後兼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中央民族
學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長、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等職，1956年發表《關于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研究的情况和問題》一文，組織蒙古人民
共和國通史編纂工作，撰寫《蒙古族簡史》部分章節幷審定全書，參與制定“少數民族歷
史研究十二年發展規劃”；
1960年～1986年，任全國政協第三届至第六届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
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名譽
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
1961年參與整理《清實錄》、成立“民族歷史工作指導委員會”的工作；
1971年～1974年負責點校《元史》；
1978年主持民族歷史科學規劃座談，初擬《1978～1985民族歷史研究規劃》；
1979年在全國民族研究工作規劃會議上提出十方面建議，提出編寫一部中國民族關係史的
設想；在中國蒙古學會成立時，作題爲《加强我國蒙古史研究工作》的報告；
1980年發表《要重視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一文；在元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發言，建議把
元史的史實訂誤工作提上日程；主持召開中國民族關係史學術座談會，作題爲《民族關係
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1985年發表《我爲什麽研究元史》一文；在中國民族史學會首届學術討論會的委託書面發
言中，强調文字文獻的整理，提出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南方農耕民族，中原農
業先進的漢族三條發展帶”的觀點；
1986年主持召開《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編輯組會議。
1986年5月28日，于北京逝世。
（翁如蘭整理）
[附二]
萬世師表翁獨健
― 兼議“加分”的弊端
文潔若
[《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郝時遠、羅賢佑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我曾寫過《才貌是可以雙全的——林徽因側影》一文，發表在《隨筆》(1992年第1期)上，其中有這麽一段： 我還記起了那時的一個傳聞：清華、北大、南開是聯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願當然是清華，卻被分數綫略低于清華的北大錄取了。林徽因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愛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華的錄取標準!後來校方把卷子調出來給她看，她這才服了。記得每個報考生都給了個號，我拿到的號是‘35003’——‘35’指的是民國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卷子上只寫號，不許寫名字。這樣，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連梁思成、林徽因這樣一對名教授的女兒，在投考本校時也絲毫得不到特殊照顧。回想起來，當時的考試制度還是公正的。
幾年後，我偶然向馮鍾璞(宗璞)提及此樁往事。她說，當年沒考上清華大學外語系的豈止梁再冰，就連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沒够上清華的分數綫。她只好在第二志願南開大學外語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清華大學外語系二年級。但她認爲清華的課程與南開有所不同，所以又從一年級念起，于1951年畢業。梅祖芬則在清華的先修班讀了一年，次年考入清華外語系一年級，與馮鍾璞同班。要知道，梅祖芬係時清華大學德高望重的校長梅貽琦的千金，馮鍾璞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文學院院長馮友蘭。馮鍾璞告訴我，清華同人一向拒絕以權謀私，並引此爲榮。
2006年11月28日，我應邀參加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座談會。翁先生四個女兒(如璧、如琳、如蘭、如璉)的聯合發言，其中的一段引起了我的注意。發給與會者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收入了這篇發言稿。這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是關于大女兒如璧的： 如璧高中畢業後沒有考取第一志願清華大學建築系，而考上第二志願天津大學。平時有點傲氣的她大哭一場，非要爸爸幫她想辦法上清華。她認爲憑爸爸教育局局長的關係，能走走門路。但爸爸說：“正因爲我是教育局局長，更不能那樣做。”他勸大姐上天津大學，並勉勵說：“只要自己努力，上哪個大學都能出人才。”大姐看託爸爸轉學沒門兒，才乖乖地離開北京去了天津。(第69頁) 翁如璧生于1940年，五歲上小學，1957年考大學時僅僅17歲。她是在紅旗下長大的，花季少女怎麽會有了“走門路”的概念呢？答案很簡單。新中國建立後，清華大學一概拒絕給考生加分的辦法已悄然起了變化。另一方面，考得再好，政審不合格，也進不了大學。胡風的女兒曉風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門門考第一名，高考成績遠遠超過分數綫，卻沒有一家大學敢錄取她。
近兩三年讀了不少回憶恢復高考的文章，從未聽說1977年恢復高考之際有作弊的。也就是說，新中國之後的八年(1957年)，某些考生(如翁如璧)曉得了有“走門路”的可能性。經過一場“文革”，中斷十一年的高考恢復了。閱卷評分，公平合理，考上的當然高興；未被錄取的，也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下决心追回蹉跎歲月。但是仍有過不了政審這一關的。我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審，只因爲他的所謂歷史問題尚未下結論，兩個兒子的高考成績儘管很突出，均未被大學錄取。
再也想不到，剛過上幾年好日子，“加分”的毒瘤又開始腐蝕一部分人的靈魂了。當然，個別案例、基于考生自身努力的可以區別對待。據報載，有個考生爲父親捐獻了一個腎。某校給她加了二十分，將她錄取。爲了鼓勵、嘉獎孝道，校方完全可以破例將考生錄取。又如清華大學將蔣方舟加了六十分，破格錄取，也是基于她出衆的文學才華。還有給老師的孩子“加分”的問題。教師這一行很辛苦，全心全意去教別人的孩子，卻顧不上給自己的孩子補習功課，不合理。然而，與其“加分”，不如給老師減負，以便留點精力去關心自己的子女。這些事是報紙上披露的，下面這個案例是我私下裏聽說的。一位中考生的家長爲某校辦了一件事，校方就給考生“加了分”，予以錄取。“捐腎”和照顧本校老師﹐還屬情有可原，僅僅因爲給學校辦了一件事就“加分”，未免太便宜了這個考生及其家長，且對考生的成長也不利 —— 那些“加了分”入學的考生還未進入社會，就嘗到了走門路的甜頭。將來一旦有機會，沒準他們也會幹出損人利己之事。
近幾年來，反對加分的聲勢越來越大，教育部終于表態了。上海《文匯報》(2008年4月24日)刊出一條消息，標題是“對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加分有違教育公平，教育部責成深圳調查糾正”。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爲吸引金融高管人才，提出了“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優惠。這一加分政策引發了廣泛質疑，也引起了網民的熱議。不少網民和媒體認爲，教育是公共資源，把父母從事的優勢行業作爲子女加分的條件，對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不公平。發展地方經濟不能以犧牲教育公平爲代價。
據瞭解，近年來，各地各部門出臺的“加分政策”五花八門。地方政府希望能吸引人才、發展經濟，職能部門是爲了獎勵典型，推動工作。大家從自己的局部利益出發，把各種政策與教育“捆綁”，將褒獎、鼓勵、安撫等功能都强加在教育身上，導致教育承擔了不可承受之重。深圳市2003年出臺政策，對金融高管人才的子女就學給予照顧，由此衍生出媒體報道的“加分優惠”。教育部負責人强調，當前各地中考及招生工作即將展開，教育部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和規範中考招生中隨意加分的違規做法，以確保廣大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記得有篇這樣的文章《父親對子女的正面影響不可小覰》，瑞典烏普薩拉教授安娜 · 薩卡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調查，結果表明，整體上說，受到持續正面父親形象影響的孩子其行爲舉止更爲積極；受正面父親影響的孩子吸烟和給警察惹麻煩的幾率都低，同時其受教育程度也更好，與男性女性朋友間的關係也更友善。如果孩子直到16歲都能與父親關係親密，那麽到33歲時他與女性或者伴侶的關係也更好，自身的身心狀况也更健康。
翁獨健和馮友蘭，他們都是模範父親。身教勝于言教。反過來說，沾了父輩的光者，從長遠來看，未必有好處。改正之後，蕭乾不遺餘力地撰文紀念一位含冤去世的老友，整理其遺著。後來此人的後代當上了副部長，到了21世紀，她竟“跌了個死跤”。其實，我早就發覺升官後她變了。她是“乘直升飛機”上去的，不是一步一個腳印靠自己的實力被提拔的。翁家的四個女兒，分別在建築、美術、科技方面有所建樹，尤其是老大如璧，供職于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作爲主任建築師，退休後繼續回聘。宗璞呢，長期從事業餘創作，她的《東藏記》獲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學獎。前年9月17日，我趕到現代文學館參加“宗璞作品朗誦會”，感受了宗璞的“玉精神，蘭氣息”。
讀了丁磐石的《翁獨健師的學術功績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一文，我才得悉，1979年11月翁獨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夙願。蕭乾是1929年秋天，在未名湖畔結識他的。那年，蕭乾十九歲，翁獨健長他四歲。然而，對有五十年交情的老友，翁老竟隻字未提入黨事。他對女兒們也僅僅淡淡地說了句：“如果不入黨，倒好像我有甚麼歷史問題似的。”說實在的，思想上，翁老幾十年前已經入黨了。這就是翁獨健師：清心寡欲，大公無私。
[引自博覽群書
http://www.gmw.cn/02blqs/2008-08/07/content_856834.htm]
[附三]
瀘州：旅美華人世紀尋親 民革黨員傾力相助
來源：民革四川省委員會直屬22支部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7M72ijcP8_QJ:www.mg22.org/showNews.asp%3FD_ID%3D128+%E9%84%BA%E5%B9%B3%E7%AB%A0&cd=3&hl=zh-TW&ct=clnk&gl=hk
前不久，一封來自美國洛杉磯的信放在了瀘州民革一支部副主委、市民政局社會事務科副科長王强的辦公桌上，來信者旅美華人翁如蘭，她希望民政部門，幫助其尋找一下生母的出生地。其生母鄺平章1908年出生在瀘州一個地主家庭，1935年赴美入讀了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至此就再也沒有回過家鄉，而翁女士唯一能提供的查找線索是她姥姨的線索。她姥姨也就是鄺平章母親朱母音的姐姐朱素荃，據說生活在瀘州，是當時瀘州一個非常有名的婦産科大夫，並且被人譽爲“四川的林巧稚”。面對著這件年代久遠、線索模糊的尋親求助，王强二話沒說，決定想盡一切辦法也要幫助這位旅美華人找到親人，于是一場圍繞尋找“四川的林巧稚”的世紀尋親活動緊鑼密鼓地拉開。
戶籍查找年代久遠難入手
民革黨員王强面對這一非同尋常的尋親求助，曾一度一籌莫展。當事人提供的線索是位行醫者，民革黨員中有很多老中醫，那能不能從那些老中醫那裏瞭解情况，于是走訪了10幾位曾從醫的民革老黨員，結果頗令人失望。剩下只有求助于公安機關，從戶籍檔案入手。當來到江陽區公安分局戶籍檔案室查找時，才發覺事情遠遠沒有想象地那麽簡單。由于不清楚年代及戶籍所在地，面對浩若烟海的戶籍檔案，根本無從下手，尋找工作陷入僵局。
媒體相助柳岸花明見曙光
既然從戶籍無從下手，就只好求助媒體，尋求社會的力量來解决。《資訊周刊》全文刊登了翁女士的來信及朱素荃老人生前的照片，希望發動全社會的力量來幫助翁女士尋找到親人。無獨有偶，家住江陽區華陽鄉長豐村4組的鄺世勇老人無意中看見了這篇報道，心裏咯噔了一下，因爲他從自己長輩口中得知在上世紀30年代，鄺家有個女子出國讀書出去了，此後就再也沒有音訊。鄺世勇據此推斷，鄺平章會不會就是鄺家30年代讀書出去的那個女子呢？鄺家讀書出去的女子，有如下幾點與翁女士的講述非常吻合。其一，翁女士的母親鄺平章的字輩爲“平”，而鄺世勇的父親名字爲鄺平西，也是“平”字輩。鄺平西在1960年即已過世，但鄺平西是1901年出生的，算起來，只比鄺平章大7歲；其二，聽說到這一消息後，鄺世勇隨後又諮詢了年紀比自己大，現年78歲的哥哥鄺世猛，鄺世猛不但和鄺世勇一樣，聽說過這一事情，鄺世猛還向鄺世勇表示，約莫記得自己小時候，曾被父親帶到過這家人中去耍過，而這家人中，恰好就只有母親和女兒兩個人。因此，鄺世勇表示，當初自己哥哥去耍的這家人，恰好可能就是當時尚在瀘州的鄺平章的母親以及姐姐。據此，鄺世勇表示，自己應該稱翁女士的母親鄺平章爲姑姑。
同行援手“四川巧稚”顯端倪
《瀘州晚報》記者張柄堯得知尋親事件後，主動找到王强希望報道﹑並參與這次尋親活動，張記者晚報分三期進行了追蹤報道，後來在查詢資料中獲悉，自貢衛校的前身，是自貢市私立高級仁濟護士職業學校，曾有一位名叫朱素荃的人，兼任過該學校校長。朱素荃兼任校長的時間爲1942年，同時朱素荃還是仁濟醫院的護理部主任，而這朱素荃又不會是翁女士信中所提到的那個“四川林巧稚”朱素荃呢？當得知這個消息，王强立即與自貢的同行取得聯繫，要求幫忙查找。消息反饋，確有朱素荃其人，但無法判定此人就是要找的“四川林巧稚”。
朱氏後人現身報館敘相思
正當大夥還不能正式確認該朱素荃就是鄺女士要尋找的姥姨時，朱素荃的後人朱功慧、朱功嫻、朱功荃三姐妹來到報社。朱功慧向記者表示，自己父親叫朱遠章，而朱遠章正是“四川林巧稚”朱素荃的親侄兒。由于朱素荃把一生都獻給了自己所熱愛的婦産科事業，一生未嫁，“因此，我們都叫朱素荃爲‘么公’。”和記者當日的判斷相吻合，朱素荃是先在自貢工作，隨後才回到瀘州，並進入瀘州醫學院工作的。爲了佐證這一事實，三姐妹還給記者帶來了家中所珍藏的，一枚當日仁濟護士學校的校徽。除了收藏有仁濟護士學校的校徽外，朱功慧一家所珍藏的另一枚校徽也格外有特色，那是成都華西大學的一枚校徽。朱功慧向記者表示，這個校徽應該就是翁如蘭的母親鄺平章當日就讀華西大學後留下來的。而更寶貴的還在于，除了上述兩枚校徽外，三姐妹還帶來了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眉目清秀，留著齊耳短髮，一身西式打扮。三姐妹介紹，這正是姑姑鄺平章在留美之前，所留下珍貴相片資料。這也正是她們一家中所保存的，鄺平章的唯一一張照片。
據朱功慧介紹，事實上，在30多年前，朱家曾和姑姑鄺平章一家取得過聯繫。當時朱功慧的表哥夏衛熙在北京當兵，朱功慧的父親朱遠章即委託夏衛熙打探鄺平章一家的情况。夏衛熙不但找到了當時鄺平章的家中，與此同時，“翁姑爺”翁獨健還特別委託夏衛熙給朱遠章一家轉送禮物，朱功慧印象深刻的是，“翁姑爺”送來的禮物中，有一個洋娃娃，“這在當時非常少見。”後來因爲雙方老人的相繼去世，兩家也就日漸稀疏，並最終沒有了來往。
熱切期盼望親人來瀘相逢
朱功慧向記者表示，雖然雙方已經失去聯繫多年，但一看到晚報上的情况介紹後，她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並迫切希望能够和鄺平章姑姑的後人在酒城相會。“等如蘭真到瀘州來拜望母親出生地的那一天，我一定會把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共7人全部叫到瀘州來，爲如蘭接風洗塵，並好好慶祝一家人的團聚。”
越洋電話難表心中感激情
當市民政局把尋親的結果通過電子郵件告訴遠在美國的翁如蘭女士後，前不久，民革黨員王强接到了翁女士從洛杉磯打來的越洋電話，翁女士懷著激動的心情，向瀘州市民政局表示感謝，並講述了尋親的緣由。翁女士姐妹4人準備在母親鄺平章百年誕辰之際前往母親出生地瀘州拜訪，一是彌補自身從未到過祖地的遺憾，二是想了却母親生前未了的心願。翁女士說，母親雖然在上世紀30年代離開家鄉前往美國求學，但她對家鄉的深深眷戀從未斷絕。到了晚年，母親的思鄉之情更爲强烈，但因爲種種原因，她回到出生地看一看的願望一直沒能實現，在生命彌留之際，一再叮囑自己的4個女兒，要她們在自己過世後，一定要選個時機親自到瀘州走一走、看一看，“你們就代我去看一看家鄉，看一看當初哺育我的那一片土地吧”。要實現母親的未了心願，四姐妹當時還有難度，因爲天各一方，又各有各的事情。直到四姐妹陸續退休，空閑時間多了，又恰逢母親的百年誕辰，母親未了心願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母親出生在哪裏？故居在何處？家鄉是否還有親人？面對這些問題，四姐妹一片茫然。翁女士說，在萬般無奈之下，完全抱著一種碰碰運氣，“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理，決定向地方民政部門求助，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封飄洋過海的求助信。翁女士最後說，既然母親的出生地找到了，娘家的親人也找到了，她們四姐妹準備在今年10月到瀘州來一次尋根之旅，到時要把瀘州的山山水水逛個遍，再來感謝這片土地上的所有好心人。
尋親花絮牽出瀘州好兒女
在這次尋親過程中，無意間還牽出一對鮮爲家鄉人知曉的瀘州好兒女。翁女士在來信中介紹自己的父親翁獨健時，只簡單提談到曾擔任過北京市第一届教育局局長，而提到自己的母親鄺平章，翁女士也只是簡單介紹，曾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民族學院任過教。不過，兩人的名字還是引起了記者的注意。事實上，畢業于哈佛大學的翁獨健，不但是一名教育家，同時更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元蒙史專家。與此同時，鄺平章也是一生著譯等身，平生主攻世界史。
作爲“瀘州女婿”的鄺平章的丈夫，翁獨健爲福建省福清縣人。在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知名系友排行中，翁獨健被排名爲第一人，其後則吳文澡、潘光旦、費孝通等諸大家。1938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1939年翁獨健回國，先後擔任過雲南大學、北平中國大學、燕京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擔任過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兩度任系主任，曾當選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六届委員，歷任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北京市教育局局長等職。翁獨健早年專攻蒙元史，把我國蒙元史研究推向新的階段，取得了開創性的成果。與此同時，他還曾先後受聘爲《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編委、民族史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史分卷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編委會副主任及委員，《辭海》民族分册編委，“六五”計劃重點科研專案《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主編等職。他主持點校了近270餘萬字的《元史》，校勘出訛誤千餘條，使之成爲迄今最好的版本。
除了在學術上著作等身﹑享有世界性聲譽外，翁獨健及其夫人鄺平章，也以一身剛直不阿的正氣，贏得了同輩學人們的尊重﹐被冰心、吳文藻夫婦引爲好友，更被蕭乾當作平生難得一求的知己。 而和丈夫有所差異的是，瀘州女兒鄺平章除了是一名杰出的翻譯家外，一生主攻的是世界史。其翻譯的一系列世界史相關著作，如《世界史綱》、《六次危機》、《世界史》、《美帝國主義的擴張》等在學界上均引起了巨大反響。除此之外，鄺平章還對隋唐史也有一定的研究，曾做《唐代和親吐藩之公主》、《唐代公主和親考》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論文。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爲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之行，國家緊急調派包括已經被作爲右派下放到沙洋幹校勞動的8名學者回來共同翻譯校訂尼克松《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其中就包括了鄺平章，此外還有吳文藻、冰心以及費孝通等人。但作爲瀘州的杰出兒女，鄺平章却鮮爲家鄉人所知曉。
（瀘州民革一支部王强）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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