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江
在海外研究中國古代史和航海史的少數學者中，最近在悄悄地流傳著一個驚人的喜訊：世界著名的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近來突然發現了一幅被人們忽略了長達350餘年之久的、繪製於中國明朝中葉的彩色航海地圖。今年年初，筆者輾轉獲得了這幅明代航海圖的電子版本，仔細觀察、研讀之後，喜出望外，因爲這是中國歷史上現存的第一幅手工繪製的彩色航海圖，而且或許是一幅出自明朝福建海商之手的地圖，彌足珍貴。茲將該航海圖的有關情況簡介如下，以饗國內學術界同仁。
航海圖的由來
這幅明代中期的航海圖來自於16世紀末、17世紀中葉英國一位著名的律師約翰•雪爾登（John Selden，1584-1654）的私人收藏，正因爲如此，西方學術界和圖書館學界現在一般將之稱爲《雪爾登地圖》（The Selden Map）。1654年，雪爾登去世後，他的大部分私人收藏品於1659年捐獻給了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在鮑德林圖書館接收的雪爾登私人收藏品中，除了這幅中國明朝中葉的航海地圖外，還包括一大批用東方語言書寫的手稿、古希臘的大理石雕刻、一隻中國羅盤﹐以及一部描述墨西哥印第安部族阿茲特克人（Aztec）歷史的名著《孟多薩法典》（Codex Mendoza）。英國的學者們認爲，這幅地圖很有可能是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萬丹（Banten）商館人員從前來市易的福建商人手中購
取的。
萬丹，我國明代中後期載籍稱之爲“下港”，位於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西端，16世紀初從爪哇島Demak逃出的一批穆斯林教徒在此聚居成村。在Hasanuddin 及其子Molana Yusof統治時期，萬丹逐漸地崛起，並在1570年左右成爲東南亞群島地區的重要商埠。時值明隆慶年間（1566-1572），明穆宗於隆慶元年（1567）同意福建巡撫涂澤民之請，解除海禁，准許福建漳、泉之民商販東、西二洋。於是，每年有大批福建閩南海商向官府申請船引前往包括萬丹在內的東南亞各商埠貿易。降至1600年，萬丹已成爲東南亞最重要的胡椒生産及銷售的商品集散地，當地常年聚居著大批來自歐洲、西亞、華南、馬來半島和香料群島的商賈，其中以福建海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最爲活躍，雙方經常攜手合作經營胡椒收購和出口生意。[1] 1998年夏天，筆者曾從香港前往早已廢棄的萬丹古港實地考察，並雇用了一名能說印尼巽他語的爪哇人當嚮導。在當地村民的引導下，筆者在荒蕪的一人多高的茅草叢中見到了一大片17世紀初至18世紀初的墓地，其中有不少是福建漳泉商人、土著穆斯林和葡萄牙人的墳塋，附近散佈著葡萄牙人與荷蘭人留下的古堡殘垣。考慮到這些史實，拙以爲，英國學者對此航海圖來源的推測和解讀是有一定歷史根據的，可以接受。
航海圖簡介
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收藏的這幅明代中葉航海地圖與以往所見的古航海圖不太一樣，頗有特色。首先，這是一幅完整的航海地圖，而且相當大，大約長1.5米，寬1米。該圖繪製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亞，南至今印尼爪哇島和馬魯古群島（香料群島），東達北部的日本列島和南部的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和南印度。
其次，這幅航海地圖是手工彩繪的，而且繪製得相當精細，就繪圖技巧和地理方位的準確性而言，遠在明代繪製的其他航海圖之上。這幅地圖的繪製者不僅細心地大致勾勒出了明王朝的疆界，還以綠色的粗線條在米黃色的底色上畫出明朝各行政區之間的邊界。依照明代地圖繪製時的慣例，繪圖者在明朝各省、府、州、縣的名稱上畫圈標識，惟各省或重要的城鎮名稱以紅線粗筆畫大圈，下屬州、縣名稱則冠以褐色小圈。此規則不僅應用於繪製明朝版圖，在繪製東亞和東南亞的各商埠、古國時亦同樣採用。略有不同者，明《武備志》卷240所附之《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鄭和航海圖》）、《籌海圖編》所附多幅中國沿海地圖等明代手繪地圖均以方框來標識相關地名，而此圖則代之以圓圈。
再者，地圖的繪製者在地圖的上方正中畫上了一道比例尺，以及一幅中國民間傳統的航海羅盤方點陣圖，準確無誤地標識出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之八個方位。在中國古代地圖繪製史上，地圖繪製者本身具有如此鮮明、強烈的方向感和距離感，並將尺規和航海羅盤繪製在圖上，殆爲首例。
此外，就繪圖技巧和特色而言，繪圖者以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白描技法在地圖上勾勒出了重疊的山巒、樹林、寶塔和樓閣，然後施以淡彩，或以紅、黃等色加以點綴，用以表示不同地區的地貌。最爲有趣者，繪圖者在中國明朝版圖內畫的樹木和在東南亞熱帶地區畫的樹木是不同的。用放大鏡仔細地觀察之後，人們可以看到繪圖者在馬來半島上繪製了一顆巨大的棕櫚樹和一些熱帶雨林，這說明當時這幅地圖的繪製者已相當瞭解東南亞的風物和特産情況。
為了重點說明該圖的某些部分，同時為在大洋中操縱帆船的舵手提供具體的航海針路指引，繪圖者在圖上做了一些文字說明，並加以方框予以強調。例如：“崑崙山，一名雪山”。又如：“古里往阿丹國，去西北，計用一百八十五更；古里往法兒國，去西北，計用一百□□（此處脫落二字，難以辨識）更；古里往忽魯謨斯，用乾針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三十，用單子五更”。換言之，這幅明代中期的航海圖相當準確地標識出了中國帆船從南印度西海岸古里（Calicut，今印度Kerala邦）啓碇前往位於波斯灣口之忽魯謨斯（Hormuz）的航行針路。筆者用向達先生早年從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抄錄回來並刊佈的《順風相送》海道針經中的有關航路記載加以核對，發現二者如出一轍，惟此航海圖的文字說明更為簡略而已。考慮到這是一幅航海圖，不是一本民間流傳的航海針路簿，繪圖者不可能在地圖上有限的空間內以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寫上詳細的航海針路說明，如此簡要的說明情有可原。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中期的這幅彩繪航海圖顯然是一幅龐大的掛在牆上或鋪陳在大桌子上使用的航海地圖，而不是像明初《鄭和航海圖》、或已故復旦大學歷史系章巽先生從舊書攤上收購、然後注釋出版的《古航海圖考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那樣，由多幅簡單勾勒出的山形水勢圖連接起來的一幅呈長條形狀的海圖。這幅地圖的繪製者沒有沿襲歷史上繪製航海圖的傳統方法，根據中國帆船行駛的針路來繪製航路，在簡陋的草圖上標識出航路附近的島嶼、城寨、港埠、王國等，而是在一幅繪製精細的彩色地圖上，以黑線準確地畫出從福建沿海延伸而出的東、西洋航路。這樣，使用者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國在亞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進而瞭解明朝中葉中國帆船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經營海外貿易的活動範圍及主要航線。與此同時，或許是為了強調福建海商活動的區域，也可能因為繪圖者對於中國北方地理情況的不熟悉，這幅地圖的繪製者有意識地將中國明朝疆域的華北、華中部分變形、壓縮，而將整幅地圖描繪的重點放在了華南，以及海外的日本列島、琉球群島、臺灣、菲律賓群島、印支半島、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南亞次大陸等福建商船貿易活動的海域。也就是說，正因爲這是一幅反映明朝中葉福建海上貿易活動的航海圖，而非一幅普通的明朝地圖，繪圖者希望讓圖中的中國帆船泛舟之東西洋航路成爲焦點，所以，這幅地圖的中心及描繪細節被置於華南沿海、東亞及東南亞諸貿易港埠和島嶼。
航海圖上繪製的東西洋航路
這幅明朝中葉的航海圖上共繪製了中國帆船經常使用的6條東洋航路和12條西洋航路，詳情如下：
東洋航路
1） 漳泉往琉球航路
2） 漳泉往長崎航路
3） 漳泉往呂宋航路
4） 潮州往呂宋航路
5） 呂宋往蘇祿航路
6） 呂宋往汶萊航路
西洋航路
1） 漳泉經占城、柬埔寨往咬留吧航路
2） 漳泉經占城、柬埔寨往滿喇咖航路
3） 漳泉經占城、柬埔寨往暹羅航路
4） 漳泉經占城、柬埔寨往大泥、吉蘭丹航路
5） 漳泉經占城、柬埔寨往舊港及萬丹航路
6） 滿喇咖往池汶航路
7） 滿喇咖往馬神航路
8） 滿喇咖沿馬來半島西岸北上緬甸南部航路
9） 萬丹繞行蘇門答臘島南岸航路
10） 咬留吧經馬六甲海峽往阿齊航路
11） 咬留吧往萬丹航路
12） 阿齊出印度洋往印度傍伽喇、古里航路
由於尚未見到航海圖的原件，僅根據電子版觀察，所以此處歸納的東西洋航路或有遺漏。在上述這幾條東西洋航路中，除了自福建沿海前往日本長崎、馬尼拉﹐以及經由柬埔寨南部往印尼爪哇島北岸咬留吧（巴達維亞）這三條航線是穿越大海直航之外，其餘的航路基本上都是沿岸航行。之所以如此，固然因爲沿岸航行便於中國商人隨時停靠各大小貿易港埠與當地土著交易，同時應該也考慮到海途險惡、需不時就近躲避颱風等安全方面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航海圖上，無論是東洋航路，還是西洋航路，其自中國沿海出發的起點都是福建東南沿海的泉州港或漳州港，這充分說明了明朝中葉時執中國民間海外貿易之牛耳者非閩南商人莫屬。由於地圖上泉州和漳州二地畫得很近，所以很難確認繪圖者究竟想將東西洋航路的起點置於泉州還是放在漳州。但是，從福建沿海港埠的興衰沿革歷史來看，明朝中葉時期的泉州港早已經走向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民間海外貿易興盛之漳州海澄月港。所以，筆者以為，當時中國民間海外貿易商人川走海外的東西洋航路之起點應該是畫在漳州。這一點，張燮《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中所記載的東西洋針路及其他相關史料可爲佐證。不過，這不排除當時仍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商船是從泉州港啓碇下海的，所以筆者在臚列東西洋航路時採用了“漳泉”這一名稱。
航海圖的作者與創作時期
既然這幅航海地圖是以明朝中葉福建海商在海外的活動範圍和主要港埠爲基礎而繪製的，反映的是以閩南漳泉地區爲中心的中國民間海外貿易網路，那麽，所有看到這幅航海地圖的人很自然地便會推斷出該圖的繪製者應該就是閩南人。而且，該繪製者肯定經常接觸經營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熟悉閩南商人在海外市易、寓居的情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等地的風土人情和物産。筆者甚至大膽推測，認爲該海圖的作者本人或許就是一位常年附隨商舶在海外各貿易港埠奔波經商的鄉間秀才或民間畫工，也可能是一位轉而經商的早年落第舉子，因爲一般的民間中小商賈沒有什麽文化，不太可能具有如此精湛的繪畫技巧。無獨有偶，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亦認爲，這幅航海圖應該是在福建泉州創作的。但是，這幅地圖顯示出許多不同於傳統中國地圖的繪圖技巧和方法，而與中東阿拉伯人的地圖繪製法相近。因此，英國學者判斷，該圖的作者或許是一位定居在泉州的早已漢化了的阿拉伯人。筆者頗爲贊同英國學術界同仁的推斷。倘若英國學者的推斷是真實的話，那麽，也就可以理解爲何地圖繪製者要在這幅海圖上將東西洋的起點畫在較爲靠近泉州的海面處。
當然，並不是所有西方的專家學者都接受這種推測。今年4月，筆者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參加一個有關亞洲歷史的閉門學術會議上，遇到正在對該航海圖進行研究的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卜正民教授是北美著名的明史專家，我們兩人在會議休息期間對著手提電腦上的電子版古地圖，不斷地進行討論，交換彼此的看法。卜正民教授不同意我提出的此圖創作於漳泉地區的看法，堅持認爲，這幅航海圖的作者一定是當時定居在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福建商人。卜教授的理由是，這幅航海圖和向達先生早年從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抄錄回國的兩本航海針路簿一樣，屬於同一時期的作品。既然那兩本海道針經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從巴達維亞帶回阿姆斯特丹，後又輾轉流入英國牛津大學，那麽，這幅航海地圖也可能是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而不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手而流入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的。
至於這幅航海圖的創作年代，綜合上述的歷史背景和地圖上所繪製的東西洋航路來分析，筆者認爲，應該是繪製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因爲當時是福建民間海外貿易最爲興盛的時期，閩南商人的足跡遍佈東亞和東南亞的各大小貿易港埠，位於印尼爪哇島西端的萬丹恰好也是在此時一躍而爲東南亞的貿易重鎮。至於後來才開始逐漸興起的巴達維亞港埠，荷蘭人遲至1619年才剛剛將其佔據，而處於草創時期的巴達維亞根本無法與當時東西方商賈輻輳之萬丹
競爭。
結語
倘若上述推斷無誤，有關這幅航海地圖的故事發展梗概大致是這樣的。在17世紀初的某一年，經由航赴爪哇島萬丹貿易胡椒的福建閩南商人之手，這幅繪製於泉州的彩色航海圖被駐守萬丹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收購，然後被帶回倫敦，之後又輾轉在1654年之前被英國著名律師兼牛津大學第一位東方學家約翰•雪爾登私人收藏，並於1659年成爲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的正式藏品。此後的350餘年間，這幅地圖就一直靜靜地躺在鮑德林圖書館的倉庫裏，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待美國學者Robert Bachelor和加拿大學者卜正民於2008年到訪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而突然發現這不是一幅普通的中國古地圖時，該圖已因爲年代久遠而遭到嚴重損壞。幸好經過英國幾家圖書館工作人員和地圖修復專業人員的共同努力，這幅地圖終於被成功地搶救修復，功德無量。現在，這幅明代中期的彩繪航海圖已成爲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的鎮館之寶。該館準備在今年9月爲此專門在牛津大學召開一個小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此同時，據香港海事博物館館長Richard Wesley博士最近函告，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正在與香港海事博物館商談，準備在2012年將此航海圖的原件運到香港海事博物館來展覽，和公衆見面。筆者以爲，這並不是故事最好的結局，明朝航海圖不應該走到香港就止步了。地處航海圖故鄉的福建泉州海交館及中國政府有關當局應當儘快地和牛津大學進行協商，設法讓這幅珍貴的明朝中葉航海圖榮歸故里與家鄉父老見面，至少也應該請英國方面幫忙製作一幅精美的複製品，陳列在泉州海交館內，以裨益學林，推動中國海外交通貿易史的研究。至於該地圖的名稱，儘管西方學術界現已按照慣例以捐贈者的名字來命名，稱之爲《雪爾登地圖》，筆者卻覺得十分不妥，建議中國學術界還地圖的本來面目，讓其落葉歸根，改稱《明中葉航海圖》。
對於研究中國航海貿易史、明史、福建地方史及中國地理學史的學者來說，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地圖在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的重見天日，不啻是學術界的一大喜事。隨著該地圖修復後的正式面世和刊印，相信會促使更多的相關研究成果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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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mund Scott, An exact discourse of the subtilties, fashishions[sic], pollicies, religion, and ceremonies of the East Indians, as well Chyneses as Javans, there abyding and dweling together with those people, as well by us English as by the Hollanders; as also what hath happened to the English Nation at Bantam in the East Indies since the 2 of February 1602 untill the 6 of October 1605. See Sir William Foster 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 (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43); G. P. Rouffaer and J. W. Yzerman (eds.), 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ë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97: Journalen, documenten en ander bescheiden (The First Voyage of the Dutch to the East Indies u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97: Journals, Documents, and Other Papers, ‘s Gravenhage 1915), Deel 1; William Foster ed., The Journal of John Jourdain 1608-1617 (Cambridge, The Hakluyt Society, 1905).
[本繁體版由作者於2011年8月31日電傳的電子簡體版轉換而成。
如有錯漏由上載者負責。一切以作者刊於《海交史研究》2011年
第一期上的原文為準]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