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廣東歷史學會﹑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於廣東省博物館新館一樓報告廳﹐聯合舉辦“楊式挺研究員從事考古文博五十周年暨八十壽辰學術座談會”。式挺兄是網主名副其實的學長﹐他與我先後於1953﹑1954年畢業於晉江第一中學(今泉州五中)高中﹐後於1958年分別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五年制)﹑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四年制)。本應專誠赴粵面賀﹐然是日上午恰本公司(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也同時舉行中國歷史科會議﹐未克分身﹐深為抱歉。茲錄廣東省博物館網訊﹐及其他相關二文於此﹐以示慶賀。
與晉一中學長楊式挺 (原廣東省博物館館長) 於海口五月花酒店
參加緬懷韓振華先生暨南海學術研討會合影(2008年12月15日)
2008年12月16日參觀瓊海潭門港攝於博鰲﹐
左起為﹕張素玢教授﹑楊式挺教授與網主
*楊式挺學長生平圖文檔案
*運用網絡推崇學者﹑學術及學識 ― 學長楊式挺朝杖大壽感言
廣東省博物館網站訊息[http://www.gdmuseum.com/activity_text.php?blogid=1076&title=馆内资讯&classid=7]
楊式挺研究員從事考古文博五十周年暨八十壽辰學術座談會將在我館舉行
楊式挺﹐1932年5月8日出生，今年已屆八十壽辰，福建泉州鯉城區人。1958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本科。同年分配于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省社科院前身）歷史研究室。1959年任歷史室考古研究組組長，廣東歷史學會考古研究組秘書。1963年4月至2001年5月就職於廣東省博物館，歷任文物工作隊副隊長、文物博物研究室主任、副館長、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爲了傳承前輩艱苦創業、勇於探索、刻苦勤奮、不斷進取的可貴精神，激勵後輩，繼往開來，將於2012年5月10日，由廣東歷史學會、廣東省博物館主辦，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承辦的“楊式挺研究員從事考古文博五十周年暨八十壽辰學術座談會”於廣東省博物館舉行。
楊式挺先生從1961年開始，參加過衆多廣東重要考古發掘。如1961年參加增城金蘭寺遺址的發掘，發現了廣東貝丘遺址的“三疊層”，首次發現彩陶； 1973年開始發掘曲江石峽遺址，發現了廣東乃至嶺南地區揭露面積最大，跨越年代最長，發現內涵最豐富的一處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文化遺存，其中最重要的第二文化層被命名爲“石峽文化”； 1977年冬，主持佛山河宕遺址的發掘，發現了77座古墓葬、19個男女頭骨施行人工拔牙個體； 1983年，參加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的發掘，任發掘隊副隊長，發現了舉世矚目的西漢時期南越國第二代王趙昧墓，被譽爲嶺南考古史上名副其實的重大發現。等等。
五十多年來，他爲廣東的文物普查、文物保護、考古發掘與發現、培訓專業人員隊伍和主持博物館陳列展覽，以及參與編纂廣東史志（簡史廣東史、廣東通史、海交史、農史、文物志、文物地圖集等），同樣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個人發表專著及論文近二百萬字，是嶺南著名的考古專家。 [2012年5月8日]
鍥而不捨，如椽大筆撰寫嶺南春秋
——評介楊式挺先生《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
張榮芳
2011年6月，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楊式挺先生的《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蕭洽龍主編“廣東省博物館離退休專家著作叢書”之一），內收入作者21篇論著，近50萬言，圖文並茂，裝潢精美，圖版遴選楊先生數十年來從事學術活動的70多幅彩照。前有廣東省博物館館長蕭洽龍研究館員寫的“叢書”總序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張磊研究員和蕭洽龍分別為該書寫的序和作者自序；扉頁還有“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老先生題寫的書名。
楊先生福建泉州鯉城區人，1958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五年制本科畢業，分配來廣東工作，在廣東從事考古文博工作凡50年。2008年著者編結此集時說：“離校入粵五十載，文物考古繫心懷，博物殿堂千秋業，前人奠基後人來”。“前人奠基後人來”，我理解有兩層意思：楊先生的工作，是在前人奠基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而楊先生的成就，也為後來人奠定了基礎。此書稱為《續集》，是因為1998年廣東省地圖出版社出版了楊先生的《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簡稱《首集》，收錄文章29篇、56萬字，歸結到一點，就是揭示廣東先秦南蠻不“蠻”、荒服不“荒”的歷史真面目），《續集》是《首集》的繼續和拓展。蕭館長以“五十載考古春秋，半世紀心血結晶”來總結楊先生的著作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續集》首篇的《廣東考古五十年》，對廣東五十年來的文物考古工作做了分期和評述，總結經驗是爲了繼續前進，這也可以說是作者親身經歷的回顧。
《續集》的內容大致分三部分：一是史前和先秦考古；二是秦漢考古和水下考古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三是編纂“文物志”的經驗體會。我說《續集》是首集的深化、繼續和拓展，是以書的內容為根據的。楊先生的研究重點是嶺南史前和先秦考古，《首集》收入若干篇這方面的論著。《續集》收入的《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探討》、《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從考古材料看澳門歷史文化與中國內地的關係》、《佛山河宕史前遺址的重要發現》、《略論我國古代的拔牙風俗》、《概說粵港古陶符及其相關問題》、《試析石峽第一期文化的白陶及其源流問題》、《略論廣東青銅時代文化的幾個問題》等文，都是對《首集》史前和先秦考古論文的繼續和發展。《廣東農業考古概述》、《從考古發現略說海南省歷史的兩個問題》、《試論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加強水下考古是重現“海上絲路”昔日輝煌的必由之路》、《從考古發現試論梧州與封開的歷史關係》、《略論合浦漢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點》、《略論南越王墓是嶺南考古名副其實的重大發現》、《從考古發現試論梧州與封開的歷史關係——兼說漢代蒼梧郡治廣信縣治》等文，則是探討秦漢以後的廣東考古與歷史，是《首集》內容的拓展。
《續集》收入的專題研究論文，凸顯楊先生的治學風格和深厚功力。
考古學理論與田野實踐的結合，是楊先生治學的特色之一。楊先生的考古學論著，是在考古學理論的指導下，從事考古實踐；在實踐的基礎上，再上升到理論去認識。《首集》的《自序》是一篇理解楊先生考古學成就的導讀範文。《首集》的《試論西樵山文化》和《“大灣文化”初議——珠江三角洲考古學文化命名探討》兩文，都是具體探討廣東考古學文化的長文。楊先生在廣東從事考古實踐50多年，走遍了廣東的山山水水，主持或參與了許多廣東的重大考古發掘。研究考古學文化和文化類型，是史前和先秦考古學的一項基本任務。廣東能列入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的，只有“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近年來又增加了“河宕文化”（或稱“河宕類型文化”）。這幾種文化的命名及對其地層、類型、內涵、特徵、年代、分期、發展序列加以研究和闡釋，都有楊先生不可磨滅的功勞，《首集》的文章，多為學界所徵引，就是明證。《續集》收入的《佛山河宕史前遺址的重要發現》一文，介紹了由楊式挺主編的《佛山河宕遺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發掘報告》（200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河宕遺址的發現，在珠江三角洲諸貝丘、沙丘遺址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而把它稱為“河宕類型文化”，而北京大學考古系李伯謙教授認為，可以把河宕遺址命名為“河宕文化”。《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探討》，第一次把廣東新石器文化遺存，分為十一個類型，對此學者可以見仁見智，但楊先生有總結之功，並附有“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分期表，為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列出了譜系,極具參考價值。《從考古材料看澳門歷史文化與中國內地的關係》一文，分幾個部分：（一）澳門的地理位置與歷史沿革；（二）澳門路環的考古調查與發現；（三）黑沙遺址的地層及其主要遺跡遺物；（四）對澳門黑沙遺址的幾點認識；（五）文化特徵、性質、年代及其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關係。最後作者結論說：足以證明，澳門黑沙遺址的發現和再發掘，不僅將澳門海島上出現人類勞動生息的歷史，追溯到6000年之前，填補了文獻記載的闕如，而且從黑沙灣等遺址發現的區域性特徵鮮明的文物，以及上述澳門周邊今珠海市沿海島嶼的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今澳門海島和史前文化，乃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組成部分。澳門與祖國內地的歷史文化，有著歷史悠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的關係。
《略談編審文物志的幾點認識和體會》一文，是作者1982年參加在武昌東湖舉辦的“中南、西南九省地方誌研究班”學到的理論、原則和方法，運用到1983——1986年全省文物大普查、1986——2007年楊先生編審50多個市縣、600多萬字《文物志》稿（其中還爲曲江、樂昌、南雄、開平、封開、肇慶、順德、陽春、江門等十多個市縣文物志撰寫序言），1987年楊先生在省文化廳于汕頭金砂召開的《廣東省文物志編寫工作交流會》作主題講話，講話中說明：一、什麽是文物志；二、文物志與其他專志的關係：1、文物志“概述篇”應包括哪些內容；2、與人物志的關係；3、與風景名勝志、旅遊志的關係；4、與民族民俗志的關係；5、與文獻圖書、著述志的關係等；三、怎麽編寫文物志。作者在講話中和後來參加廣州召開的“新方志理論探索學術研討會”後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編寫文物志應當把握和貫徹“抓住重點、突出特點、照顧全面、符合體例”的十六字口訣，對於當時除潮汕地區的文物志之外的全省文物志的編寫，都有著切實的指導作用和意義。與此同時，1985——1988年，楊先生參加了國家文物局主編、廣東省文化廳編製的《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工作，該部新著1989年在全國率先出版，並獲得省文化廳頒發的“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由此可見，楊先生不僅是一位知名的考古專家，也是一位長期從事文物調查、考古發掘、身體力行貫徹執行“國家文物法”和做好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工作的實踐者。
運用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記載緊密結合研究，是楊先生治學的又一特色。楊先生是把考古學作為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理解的。因此，他認為，考古學不單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歷史知識；或是考古資料的搜集、保存、審定、考證、編排、整理；而是要對考古資料進行理論性的研究與解釋，用以闡明各種資料的因果關係，論證古代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例如《略論我國古代的拔牙風俗》一文，以粵港兩地發現的5處史前拔牙遺存為基礎，聯繫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上海、福建、臺灣等地的拔牙遺存，結合《山海經》、《淮南子》以及漢晉至明清有關百越後裔僚族（黎、仡佬、高山族等）流行拔牙的文獻記載，探索我國古代拔牙風俗的源流﹐分析拔牙的起源、分佈地域以及拔牙的原因動機等。此文是作者從1961年參加增城金蘭寺遺址發掘，從貝丘遺址墓葬中發現有男性青年生前拔牙遺跡開始，到此文2005年發表，經過40多年的搜集資料與研究。這是一篇運用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探索我國古代拔牙風俗的資料相當豐富、具有真知灼見的論文﹐把此問題的研究提高了一個新的水平。又如《概說粵港古陶符及其相關問題》一文，是參加慶祝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長達5萬多字[已發表在饒宗頤主編的《華學》第九、十輯（一）上]。本文搜集粵港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的陶器、原始瓷器上的刻劃符號900多個，約400-500種，分析其形體結構，列舉專家學者對陶符陶文含義的不同說法，作者提出全新的觀點，認為“粵港陶符應與江南古越族及其先民分佈區發現的陶符作對比，而不與仰紹文化等其他文化的陶符作泛泛的對比，這或許更能看出嶺南古陶符的意義、定位和彼此關係”。學術界探討粵港古陶符的文章寥若晨星，而此文整理出了一份比較全面系統的資料，是學界的第一次。我們知道，文字的出現是社會進入文明時期的一個重要標誌。陶符雖還不是文字，但圖形符號、象形符號與漢字的起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此文對探討嶺南青銅文化和文字的起源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又如《略論合浦漢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點》一文，論證了合浦優越的地理區位，漢墓群分佈範圍廣闊，地面保存封土墳丘，形制結構及其隨葬物有鮮明特色。文章在列舉比較了中國歷代封土墓葬的沿革、尤其是中原陝西、河南等地的秦漢帝王諸侯陵墓封土墳丘的基礎上，提出了為什麽嶺南一隅的合浦，會有上千座有封土墳丘的漢墓，因爲這在徐聞、廣州、番禺、長沙、南昌、崇安等地已不見或罕見，而合浦封土墳丘漢墓的身份、地位、權勢又是什麽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因此，這是一篇運用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論述合浦漢墓的不可多得的論文。
視野開闊，把嶺南地區歷史的研究，放在全國範圍乃至全人類範圍內加以考察,這是楊先生治學的第三個特色。《略論廣東青銅器時代文化的幾個問題》一文（附有大量的青銅器物照片），是作者應邀參加德國慕尼黑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早期廣東的歷史與考古”小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作者因故沒有參加該會）。該文全面論述了廣東有沒有先秦的青銅時代，是否存在過奴隸制問題。作者把廣東青銅文化遺存的發現、分佈、內涵、特徵、年代、分期及其考古學文化類型，作了概括的表述，並說明廣東存在過青銅器時代文化的客觀事實；廣東先秦青銅文化是在本地區的新石器晚期和末期的原始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廣東青銅文化的創造者，主要應是本地區古越族及其先民。至於廣東青銅時代有沒有出現過奴隸制的問題，作者曾在他撰稿的《廣東通史》（古代上冊）第二章“不發達的奴隸制和嶺南古越族”中持贊同觀點，此文則進一步說“可能已出現家內奴隸制，但並未發展到以奴隸製作為全社會生活基礎的階段。也即這裏的奴隸制是剛從軍事民主制脫胎出來的、初期的、極不發達的奴隸制，或者正處於所謂‘酋邦’（chiefdom）的發展階段”。作者認為，要解決廣東古代社會有沒有奴隸制以及何時進入古代文明社會的問題，必須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苦下功夫。目前國內較為流行的觀點是把文字、青銅器、宗教祭祀建築、城市等作為文明的標誌或要素探討文明的起源。但是把它作為世界各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統一標誌，是有局限性的。因為文明起源存在著多樣性和地區性。因此，在廣東，必須結合“石峽文化”、“浮濱文化”、“夔紋陶類型文化”和“米字格紋陶類型文化”（在即將出版的楊式挺等編著的《廣東先秦考古》一書中稱為“馬頭崗文化”和“西瓜嶺文化”）、陶器刻劃符號、青銅器的性質和職能，來探討嶺南文明的起源。還要努力尋找大型聚落建築遺址、大型墓地以及墓主之間的等級關係和宗教祭祀遺址，等等，才能得出符合歷史實際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是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廣闊視野上來探討嶺南的歷史，既看到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又能找到歷史發展的特殊性。這是科學的治史方法。
又如《試論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加強水下考古是重現“海上絲路”昔日輝煌的必由之路》兩文，是從國際視野下探討“海上絲路”和“水下考古”。對“絲綢之路”的研究，既是老課題，又是新課題。說它是老課題，因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文獻中有豐富的記載，近百年來有學者專門探討中西交通史和中國南洋交通史，並發表和出版了不少論著。說它是新課題，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國走向世界和讓世界瞭解中國的視角，運用新的方法和新資料來探討這一問題。楊先生的前一文，運用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論述了南海“絲綢之路”的研究簡況、與南海“絲綢之路”有關的考古發現，並提出南海“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一是要掌握國內發現的外國的遺跡和遺物，並確定它們出土或出水的準確地點和時代；二是要研究它們的出土地點與當時的海交路線、航線的關係；三是要瞭解和研究我國海交遺物遺跡在國外的發現，也即中國古代文明向世界傳播的情況。把這幾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構成海上“絲綢之路”考古學研究的全部內容。楊先生後一文則提出加強水下考古是重現“海上絲路”昔人輝煌的必由之路，這是具有國際性、前瞻性的深刻見解。因為當時在國內曾出現“絲綢之路”熱的氛圍下，強調這一主題，有呼籲應該很抓根本的用意。
老驥伏櫪﹑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令人敬佩。楊先生今年已屆八十，出版《續集》，距離1998年出版《首集》已14年。《續集》收入的論文，絕大多數是這14年時間完成的。七、八十歲的退休老人，對文物考古事業如此鍾愛，執著追求，這是何等難能可貴。張磊院長在序言中引近人“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的詩句來激勵學人。是的，楊先生不但對“黃昏”沒有“惆悵”之感，而且以“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精神，刻苦鑽研，鍥而不捨，繼續站在學術的前沿，參加學術會議，做出驕人的成績。在這裏我還要強調，楊先生在此期間除完成《續集》的論文之外，還參加了集體的編書工作，完成了《曲江石峽遺址發掘報告》（遺址部分）、《佛山河宕遺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發掘報告》、《廣東先秦考古研究》等書。真像曹操在《龜雖壽》中所頌揚：“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楊先生出版《首集》時，我曾寫過一篇《嶺南古史研究的可喜收穫》的評論文章（發表在《嶺南文史》），其中說到式挺先生取得成就的原因，概括為三點：具有較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考古理論專業知識，每篇論文都建立在深沉的理論思維和充實的考古資料的基礎之上，學風是相當嚴謹的；注重田野考古實踐；鍥而不捨的刻苦鑽研精神。讀了他《續集》的論文，深信此論不謬。
楊先生在廣東生活工作了50多年，沐浴著雲山珠水，嶺南人民哺育了式挺先生；楊先生為嶺南考古文物博物事業，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作出了卓著貢獻。饒宗頤先生在為楊先生《首集》作序時，認為楊先生的著作“信足為來學典範”。饒先生對首集的讚譽，完全也適合於《續集》。“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滿天”，謹以此文壽楊先生八十華誕。
2012年2月
（張榮芳：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和博物館的不解之緣
——為祝賀館慶50周年而作
楊式挺
今年10月1日，是我館開館50周年，又欣逢新中國成立60周年華誕，雙喜臨門，可慶可賀！
回顧國慶60周年、館慶50周年，我們激情滿懷，心潮澎湃！60年啊，半個多世紀，我們的偉大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使祖國越來越富強，人民生活幸福奔小康,中國正在走向“民富國強”的康莊大道。我本人就是在共和國的旗幟下成長的，深切地體會到，個人的命運是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的。突然想起香港《大公報》資深記者陳凡先生1973年登廣州鎮海樓所寫的一副對聯：
“極目古雲山，問國族幾經隆替，
手懸新日月，信人民才是英雄。”
他謳歌新時代人民當家作主，富有民族感情！我一直保留著它。（1973年4月16日，我陪同香港《大公報》副總編陳凡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屈志仁先生來我館參觀訪問。陳先生事前來函指定要我和何紀生作陪，因為陳先生在1963年之前我們已經相識。屈志仁先生贈送了我館幾片香港大浪灣遺址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片，這是改革開放前香港文物館主動向我館贈送考古文物。我陪二位先生到廣州市博物館參觀，當陳先生看到鎮海樓上懸挂的舊對聯，遠眺廣州市容新貌時，有感而發地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副對聯並贈送給我。）
50年啊，半個世紀，我們的博物館，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舉辦過數百個展覽，接待過數以百萬的貴賓和觀眾，在服務人民大眾和兩個文明建設中，作出了可喜貢獻！我們見證了博物館的發展歷程，感受過挫折（如“文革”和下“五七”幹校時博物館差點被取消）和喜悅，我們和博物館息息相關，榮辱與共，在傳播弘揚祖國優秀歷史和科學文化事業中結下不解之緣。這個“不解之緣”不僅僅是指我與省博的不解之緣推而廣之，還應當遠及本人與省內、國內博物館以至國外博物館和同行之間交流往來的緣分。下面基本上按時間先後作個回顧。
本人是1958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來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1961年春，我們考古組8人背著行裝鐵鏟，第一次獨立地到梅縣、大埔進行考古調查。1961年9月，我參加了省文管會（由莫稚領隊）等單位在增城縣三江公社金蘭寺遺址的發掘。發現了廣東貝丘遺址的“三疊層”：下層新石器中期的彩陶、夾砂陶——中層新石器晚期的幾何印紋陶——上層戰國時期的米字印紋陶文化層。這個“三疊層”得到了夏鼐所長的肯定。在新石器末期的②A亞層，發現了廣東首例人骨拔牙個體，經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鑒定。在②B亞層，發現了一個陶祖（男性生殖器）模型。②B層的年代碳十四元素測定為距今4035±95年。
1962年3月9日，本人和博物館李始文、中山大學梁釗韜先生，陪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楊鍾健先生到廣州郊區飛鵝嶺遺址考察，採集到一些磨光石器和夔紋等印紋陶片。
1962年9月，本人參加了粵博 （由莫稚領隊）、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考古研究組、中大歷史系和中央美院美術理論系師生，在增城縣西瓜嶺遺址發掘，發現了一座殘長9米的龍窯，以及一大批以米字紋為特徵的印紋陶器物。這是廣東最早發現的二千年前戰國時期的“龍窯”。在魯迅紀念館國民黨“一大”舊址禮堂進行修復整理遺物，並寫出了發掘簡報。
1963年4月，我們考古研究組8人當中的4人（黃玉質、吳振華、莫天景和我）調併入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從此，我們便在南粵大地文博園地裏揮鋤耕耘，生根開花。
記得大約是1963年3、4月間，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宿白老師親自帶著越南留學生黃春征、黎春焰（他們兩人是在北大考古專業進修畢業回國前）來廣州實習，在省博由莫稚負責輔導，本人也協助過。因此大約是1976年，越南社科院考古代表團來我館參觀座談中，黎春焰還和我回憶起當年在廣州學習的情形，互相問候別後的情況。
1963年4—7月，廣東省文物考古訓練班在省博物館開辦，由梁明燊和我負責教務工作。主要是學習考古基礎知識，學習時間為3個月。記得本人在辦班期間，曾講過“中國歷史概要”課。辦班期間，在佛山祖廟進行古建測量實習，在瀾石發掘漢墓，到河宕、西樵山遺址參觀，這是本人到省博第一次參加辦班工作。從那以後，我們不知參加過多少屆省文化局（廳）委託省博舉辦的文物考古或博物館幹部培訓班。如1973年、1975年、1977年在曲江馬壩舉辦的省文物考古工作訓練班，對馬壩石峽遺址進行發掘。先後參加實習和發掘的人員達180多人次。後來在全省地、縣文博戰線工作的骨幹，許多是來自馬壩訓練班基地。
這裏值得提一提的是，1972年12月我剛從英德“五七幹校”回館。任發生館長派我和楊少祥到封開搶救清理古墓葬。我們和縣博物館鄧增魁發掘了江口漢墓和封川隋墓，尤以隋墓較為重要，因為在全省隋墓發現很少。
從此之後，本人與封博物館鄧增魁館長、封開縣的文物考古，結下不解之緣。多次去封開考古調查和發掘。發表過幾篇報告和文章。參加過封開縣博物館籌建新館的選址，曾向省文化局要求撥款支助建館，參加籌建新館的陳列展覽，還曾兩次向縣委、縣政府、人大、政協作過封開考古新發現的講座，主審過《封開縣文物志》。
像這樣不解之緣的博物館何止封開縣，還有肇慶、順德、佛山、樂昌，曲江、始興、南雄等等。1974年5月，省博物館派我到始興縣與龐海清同志等到城南玲瓏岩洞穴試掘，發現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7000——8000年）含夾砂粗陶片、打磨石錛和小動物骨骼的膠結層。這是繼英德青塘洞穴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發現。同時又在北江支流墨江的中鎮村發現了相當於曲江石峽文化遺址的三足鼎和盤鼎等。1976年初，筆者陪蘇秉琦老師到始興考察，他肯定了這些發現的重要性，並寫進了他的《石峽文化初論》。
1974年冬，根據始興縣文化局向省文化局上報說；城郊公社赤土嶺、大和嶺在開闢柑橘場時發現了古墓和器物。我館即派本人前往調查，並與龐海清、王樹清進行搶救。由於工作量大、後來又增派曹子鈞、楊少祥。經過一個半月的緊張工作、共計清理東晉、南朝、隋唐墓82座。出土一批完整的青釉瓷器、鐵器（如東晉墓一件長達119釐米的環首大刀）、銅器（如東晉墓出土一件精細獸面紋大穿孔的殷商風格的青銅戈，以往廣東沒發現過；又如，花紋精致的完好的唐代瑞獸葡萄鏡，十分難得）還發現一批難能可貴的東晉、南朝的紀年磚，以及“李”、“潭”、“徐”、“齊”、“田”等姓氏磚銘，對研究東晉南遷嶺南的氏族百姓提供了重要資料。封開、始興、曲江等地的發現的文物，源源不斷地充實、豐富著我館的藏品和展品，而具有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外文乃是歷史博物館的生命線。
1973年冬，1975年——1978年、1985年，本人參加了我館等單位在曲江馬壩石峽遺址的發掘，發現了大量的新穎文物。根據省文化廳的指示，1998、1999年，省博物館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4位專業人員又到了馬壩，對石峽遺址歷年出土和整理的文物和資料、進行重新整理和編寫。簡要地說，石峽遺址約3萬平方米，先後揭露4300多平方米，發現了“四疊層”，即石峽第一期文化（距今約6000年）、石峽第二期文化（即石峽距今約4800——4300年）、石峽第三期文化（相當於中原的夏商之際）、石峽第四期文化（年代相當於春秋時期的青銅文化）。可以這樣說，曲江石峽遺址是廣東乃至嶺南地區發掘、整理、修復時間最長，揭露面積最大，發現內涵最豐富重要，尤其是“石峽文化”，是跨越年代最長一處新石器至青銅器時代文化遺存。已被列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975年11月底，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親自來馬壩石峽指導我們進行室內整理工作。1976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廣東曲江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石峽文化》的詳細報導。翌日，全國多家主要報刊紛紛作了轉載，“石峽文化”一名首次公諸於眾。1977年8月，我館尚永志副館長帶彭如策、朱非素和我，我們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蘇秉琦先生在講話中說：“這次討論的區域名義上是長江下游，實際上包括了從山東到廣東。”石峽遺址的重大發現和“石峽文化” 的確立，大大地提高了廣東省博物館的聲譽。“石峽文化”這一廣東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名稱，不僅得到蘇秉琦、夏鼐、安志敏教授等的認可，並寫進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之一，還被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
1977年冬至1978年春，廣東省博物館和佛山市博物館在佛山舉辦了該地區文物考古工作訓練班，參加的學員達50—60人次。辦班期間，任發生館長帶領我館的一部分人員，奮戰在考古發掘的第一線，體驗到發掘工作一身泥一身汗的艱辛，也分享每一項新發現的喜悅。佛山河宕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在揭露76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現了77座墓葬和19個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個體，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較好，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專家來現場鑒定提供了條件。鑒定結果表明“河宕人”是環珠江口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體質形態具有特徵和實施拔牙習俗的典型材料。河宕遺址和“河宕文化”的重要發現，省博派我和陳志傑兩人出席1978年9月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江南印紋陶問題學術討論會。”《佛山河宕遺址發掘報告》和《曲江石峽遺址發掘報告》的問世，成為國內外考古學界研究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必讀報告。
1977年8月4日，美籍華裔、美國耶魯大學古人類學系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陪同下來我館參觀。吳新智先生此前我們已經認識，張光直教授前些時候曾經提出，來我館參觀時希望能見見莫稚和楊式挺。參觀時，張先生向我提出想看潮安陳橋村、南海西樵山和增城金蘭寺出土的夾砂陶片和彩陶，本人找來了標本滿足了他的要求。因為張先生（他的祖籍是閩南人）在臺灣考古時曾發表文章，論述了臺灣大坌坑文化、鳳鼻頭文化的陶器與粵、港、桂等沿海新石器時代陶器的相似或相同性，引起我們的注意。他生前常來北京、內地和香港參觀考察和講學，指導古代史和考古學研究，並把中國考古新發現和新成就介紹給世界。他的《中國考古學六講》、《古代中國考古學》、《青銅時代》等著作，都曾給我們很深刻的啟示。
1981年10月4日—12日，本人參加了以省文化局潘燕修副局長為團長的廣東考古考察團赴港考察，考察了南丫島的大灣等沙丘遺址，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拜會了所長鄭德坤教授，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在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時，我館幾個成員還在大會堂作了學術交流講演，本人作了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的講演。
此次考察交流，為今後我館與香港文博機構進行學術交流、舉辦展覽、出版書籍等開啟了門窗。例如，從1994年—2007年，僅本人應邀赴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舉辦展覽和個人講學就有十多次。如199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南越王墓玉器薈萃展”，1996年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南海海上交通貿易二千年展”等等。
1981年12月，為落實省人民政府發佈關於在全省開展文物大普查，編寫文物志的指示，省文化局委託我館在廣州警備司令部舉辦省文物普查訓練班，我等參加了辦班並講課。講義彙集後編印成冊。
1982年2月，省文化局成立省文物普查辦公室。我館文物工作隊的幾位人員參加了辦公室工作。省普查辦決定以南海、潮州、曲江三地為試點，分別辦班，然後其他市縣再逐步鋪開普查。
同年3—4月間，張春芳處長、我、尚傑參加了在曲江的試點辦班，參加學習的有韶關地區和廣州地區的部分學員。訓練班後，我們和曲江縣文化局甘副局長、劉成德等深入到曲江縣十多個鄉，鎮進行普查。那次包括爬上風景名勝韶石山進行考察、普查採集了大批文物，登記了各種表格資料，為摸清本縣各鄉鎮文物分佈現狀，為編寫文物志積累了珍貴的資料。
曲江縣普查結束後，我們又轉至始興縣到辦班並進行較深入細緻的普查。那次普查，我們發覺幾年前發現的“玲瓏仙岩”洞穴遺址保護單位因採石燒石灰被破壞了，十分可惜！
1963年以來，本人因多項文博任務幾乎跑遍了韶關地區的所有市縣，對粵北的文物古跡有較多的瞭解，因而有同志戲稱，粵北是我考古的“根據地”。我與那裏的許多文物考古工作者，建立了深厚的難忘的情誼。
1982年4—5月間，我和邱立誠等到深圳辦班普查，那時深圳博物館尚未建立，我們是在原圖書館館長黃愛英同志的組織下在南頭中學辦班的。我們對南頭古城進行了考察測量，記得本人草寫的一篇《南頭城古小考》被推薦給《深圳特區報》發表。在鹽田大梅沙沙丘遺址，我們試掘文化層，發現有彩陶片；在大梅沙我們採集到不少夔紋陶片，還發現一件青銅戈和一件青銅鏃，這在當時可算是比較重要的發現。
1983年3—4月間，我、何紀生、吳揚武、邱立誠等，到海南島辦班普查，海南文化局麥穗同志等積極配合工作。先是在儋縣中和鎮舉辦漢區文物普查訓練班，隨後“移師”崖縣（三亞）南濱農場舉辦黎族苗族自治州訓練班。辦班期間，我們上山考察了黎寨船篷形大草房子及房屋裏的生活設施。看了黎族的雞窩、牛舍放著的雙肩石斧（雷公斧）。4月初的一天，我和學員們在崖縣文化館館長黃懷興的指引下，個個手舉火把，躬身進入荔枝溝大隊的筆落洞內探秘。我發現在左側高約2米的洞壁上有一層紅黃色的含有動物化石的堅硬膠結層遺跡，並敲打下一塊白色的石化程度很高的動物肢骨化石，認爲應當是更新世晚期的遺存。另外，在洞裏後壁及左壁保存有比較堅硬的灰色膠結鈣板層，內含有經敲斷尾尖吸食內肉的海螺海、南溝蜷和淡水螺殼、小動物骨骼、炭屑灰燼、紅燒土等，據此，我推測這是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生活遺存，年代估計不晚於距今七八千年前，並說這是當時海南島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人類生活遺存。1992年中科院古脊與古人類研究所對筆落洞進行發掘，發現的人類樂齒化石等，測定年代在距今1萬年左右，表明當年筆者的推斷是正確的。從1963年至1983年期間，因檢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陵水縣大港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瓊山縣明代丘濬，海瑞墓以及考古調查試掘工作，本人前後六次到過海南島。1983年海南辦班普查結束後，我等趁機在湛江地區數縣，進行了文物普查和考古調查，收穫之一是瞭解到了湛江市、海康縣、廉江縣等地的山崗遺址，在發掘工作中還發現有東周時期的幾何印紋陶和少量青銅器物。因為在此之前，雷州半島和海南未見先泰時期的幾何印紋陶和青銅器。還有漢晉隋唐時期的銅鼓和可能是俚人的甕棺葬墓。
1982年5月，我館委派我和曹騰排赴武昌東湖，參加中南、西南九省地方誌研究班，時間雖然只有半個多月，但有幸聽取著名方志學家朱士嘉、史念海、傅振倫（他曾是我在北大歷史系讀書的一位老師），來新夏等的我精彩講課，會上還介紹交流了貴州、湖南等省編纂地方選、文物志的經驗，獲益良多。這次學習，對後來本人參加廣東地方誌，文物志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作用。研究班結束後，因京廣鐵路被大水沖塌不能回館，我們轉至岳陽博物館參觀，看到了宋代名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名句：“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旋即又赴湖北荊州市博物館及紀南城戰國時期大型城址參觀。開拓了眼界，對湖北的楚文化和文物古跡有了感性認識，對廣東東周時期的歷史陳列來說也是有所裨益的。
1983年7月至1984年底，本人參加了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的發掘和室內整理保護工作。發掘前與廣州市文化局饒志忠副局長，麥英豪同志赴北京彙報發現情況，申請發掘經費和商議與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事宜。根據國家文物局決定，由廣州市文管會、廣東省博物館和中科院考古所聯合組成考古發掘隊，由麥英豪和黃展岳、楊式挺擔任正、副隊長。黃流沙代表市文管會、本人代表廣東省博物館在聯合發掘協議書上簽名。
8月25日正式開始發掘，10月5日，工作基本結束。發掘時的出土文物暫放在中山紀念堂，部分供群眾參觀。根據葉選平省長的指示，同年年底，所有出土文物搬移至起義路的一個地方保管，整理、修復、保護、編寫發掘紀錄篇報，直至1984年底，本人堅持天天到市公安局內那裏工作，其間也陸續接待過不少前來參觀的領導和專家學者，大概到1990年夏，我又參加了有我們正副隊長和白榮金等人，集中在番禺市橋鎮糖廠進行的修改發掘報告的工作。本人有幸參加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的發掘和整理研究工作，作為一位文物考古工作者，這是千載重逢的幸事！2003年11月27日為紀念南城王墓發現20周年在廣州召開的南越國史跡學術研討會上，本人撰寫了《略說南越王墓是嶺南考古名副其實的重大發現》，以表紀念之情。
1985—1988年，館裏派我和曹騰排參加國家文物局主編、廣東省文化廳編的《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的編製工作，辦公地點在廣東省文化廳內，一幹就是4年。
開始時，本人曾是《廣東省志‧文物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名義，在文化廳辦公室鄒佩陽主任的直接領導下幹了一段省文物志的工作。後來《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編輯委員會成立，鄭澤才任主任，本人為委員和主要編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地圖集”中。
中國文物地圖集力圖運用地圖語言，對1956年以來尤其是1981年以來的文物普查成果，進行系統整理和科學總結。其基本方法與文物普查有相似之處，即我們省的編輯人員，先學習行接受教育弄懂如何編制文物地圖集，然後再下到潮州、韶關、海南、湛江等市，分區分片地召開相關市，縣文物地圖集編制人員學習班，把如何編製的方法告訴他們。我們編輯組再把各市、縣交來的初稿進行核定加工修定。
廣東分冊共收錄文物點5576處，其中古遺址1385處，古墓葬714處，古建築1817處，石窟寺及石刻303處，近、現狀史跡1088處，近現代典型建築136處，重要文物出土點134處。本人主要是負責古遺址和古墓葬，合計共2099處的最後製圖及相應條目的文字說明，以及一些專題文物的分佈圖。由於《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率先在全國完成出版（1989年）因而獲省圖書出版一等獎，省文化廳科技進步獎。《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一書前面附有：廣東省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圖、全省石器時代遺址圖、已挖掘的古遺址、古墓葬圖、古瓷窯址圖、古塔圖、摩崖石刻圖、近現代重要史跡圖、華僑文物圖等，一些精致彩色的專題分佈圖以及每幅專題圖文物的文字說明，使讀者、有關研究者和政府部門很快捷地瞭解到廣東現在文物單位的現狀，內涵和特點，有利於文物古跡的保護和利用。如1993年在我館新館《廣東歷史大觀》的序廳裏，就利用和展示了其中幾幅這樣的專題分佈圖的成果以吸引觀眾的興趣和關注。
1985年—2007年期間，本人榮幸地為全省50多個市縣的《文物志》審稿（包括海南行政區部分縣份）。
從1984年開始，潮汕地位的編志已先走一步，而出了《文物志》，其他一些市縣在文物普查的基礎上也轉入了文物志的編寫。 1986年省及地廳在汕頭市金砂區召開全省文物志編寫工作和經驗交流會，安排筆者講講編審文物志的認識和體會。（後來筆者整理成文的《略談編審文物志的幾點認識和體會》一文，參加廣州市地方誌研究召開的“新方志理論研討學術會”，並發表于《新方志理論探索》一書，廣東科技出版社，1997年）。筆者在會上提出，編寫文物志應當“抓住重點，突出特點，兼顧全面，符合體例”四句話十六字原則。筆者應邀爲廣東50多個市縣《文物志》審稿，並為十多個市縣文物志作序。如已出版的有曲江、樂昌、開平、順德、封開、南海縣、陽春縣、肇慶市和南雄市《文物志》。
海南《定安文物志》是本人審稿的，已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但我沒有作序。還有相當一部分市縣文物志至今未見出版。如東莞、江門、始興、英德、翁源、湛江市及市屬的部分縣等等。由於文物地圖集的編製和文物志的編審，當然還有多年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工作的磨煉，使我與許多市縣的博物館和從事文博工作同志，結下了不解之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是我終身難忘的！
此外，我還想補充一個例子，我在省博工作期間，還是比較關心我館圖書資料室充實圖書資料的事情。例如以往資料室要採購什麼書籍，會來徵求我的意見和建議。退休以前，只要本人有外出開學術研討會，參觀訪問的機會，我都會想方設法爲資料室爭取到一些書籍資料，如多次赴香港參加的會議，又如1993年8——9月份我到日本國舉辦“南海海域沉船文物展覽”，其間參觀日本各地一些博物館時所獲贈送的書籍資料，我都交給資料室。退休後，大概是2003年或2004年止，我共捐獻給我館資料室的有將近700本書籍和期刊，這比放在個人家裏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辛勤耕耘，必有收穫。這是我的工作信條。每當我回顧在省博物館參與或主持的考古發掘所取得可喜收穫時，都是令我難以忘懷的。如增城金蘭寺、增城西瓜嶺、佛山河宕、曲江石峽、封開杏花河畔、始興、廣州南越王墓等，但我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取得的成績實在太少太少，而且我們取得的每一點成績，都是和黨組織的培養關懷、領導的信任支援和同事們的幫助分不開的。同時，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努力目標也是堅定明確、矢志不移的。這正是：
離校入粵五十載，文物考古繫心懷；
博物殿堂千秋業，前輩奠基後人來。
在迎接館慶50周年前夕，我心情激蕩，思緒萬千！一時不知寫些什麼，從哪裏說起，猶覺“用時方知讀書少”。正如唐人顏真卿語： “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髮方悔讀書遲”。
在參加我館的陳列展覽方面，我最難忘的是參加新館《廣東歷史大觀》的陳列。我館新館籌建從1988年開始採取邊基建、邊籌展兩條腿走路的辦法，本人參與了籌展擬寫古代歷史陳列大綱的工作。正當此時，國家文物局發出指示，要求地方省市博物館進行“改陳”工作，意思是要破除以往陳列展覽以“通史體系”和“版面教科書”式的模式，而採取專題系列組合大型陳列的方法，突出本省歷史上重大事件和閃光點，並結合省館文物藏品的特點和優勢來舉辦新的陳列。根據這個指示精神，我館領導委派本人帶領文博研究室和陳列部的黃靜、杜敏、鄧小紅、邱書懷等，到杭州、蘇州、無錫、上海、南京、合肥、北京、鄭州等地博物館參觀學習和取經。例如，我們在南京博物院參觀了一個大型的、嶄新的《長江下游五千年文明》陳列，得到很大啟迪，開闊了視野。還聽取了梁白泉院長關於辦好一個歷史博物館應該具備的條件的講話，大意是說，1、要有一個環境優美舒適寬敞的館舍場所；2、要擁有一批在全國名列前茅的“鎮館之寶”；3、要有三幾位全國知名的專家；4、要有科學的管理方法；5、最好自辦一個學術刊物。他沒有強調需要有一個團結堅強的領導班子，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本身是院長。又如，我們在鄭州參觀了河南省博物館。看到在序廳裏佈置有一幅氣勢磅礴的黃河油畫，顯示出該館的地區特色。看了整個館的陳列展覽是由一個個各具特色的專題館有機地組成，來反映河南中原文化的悠久和輝煌。回來後，我館新館“廣東歷史大觀”序廳亦佈置有一幅珠江源流的畫，《陶器反映的漢代社會生活》專題展就是借鑒河南省館的陶塑陶雕展。又如，為了搞好我館的《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展》，本人和保管部劉強，專程到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及泉州市多處有關海外交通史跡的“國寶”級文物單位參觀，並且到泉州市文管會要到泉州灣後渚港南宋沉船出土文物的香料木和陶瓷器以及聯繫複製船模的事。又到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學習取經，並訪問了該所的韓振華教授，他在捍衛我國神聖領土南海諸島的主權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撰寫過《航海交通貿易研究》、《中外關係歷史研究》等多部著作。
1992年新館陳列大樓建成，為我館佈置《廣東歷史大觀》的多個陳列展覽以及《廣東省改革開放成就展覽》，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寬敞嶄新場地。經過全館幹部職工的共同努力，到1994年9月新館的陳列展覽正式對外開放。上述提到的多篇文章，就是在新館舉辦各項展覽實踐基礎上的經驗總結。例如，李才垚執筆的《十年上了一個新臺階——記我館近10年來的陳列展覽工作》一文，相當全面而具體地介紹我館從1990年到1999年近10年間舉辦陳列展覽的巨大成績以及新館舉辦《廣東歷史大觀》基本陳列和《廣東改革開放成就展》的宗旨、體會和經驗。回顧本人在擔任副館長期間（1991—1994年），參與策劃製作《廣東歷史大觀》的“遠古人類的生活”，“異彩紛呈的青銅文化”、“陶器反映的漢代社會生活”和“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四個專題展覽，特別是具體參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展覽》的內容設計，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什麽是博物館的大型的、具有廣東特色的新型陳列展覽，經受到一次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結合，運用聲光電等先進陳列手段的展覽實戰洗禮。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在省博物館黨政領導直接的教育培養下成長的！我應當知恩圖報、報效祖國和人民！40年來，我從一個文物工作隊隊員到文物工作隊副隊長、文博研究室主任（1984—1990）到一位副館長（1991—1994），並且在博物館光榮地加入了中囯共產黨。在學術職稱上，我從一位博物館館員（1981年），副研究館員（1987年）到研究館員（1992年）。1994年獲享受到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榮譽。1995年入選《中國專家大辭典》（廣東卷）。參與編寫：《曲江石峽遺址發掘報告》、《西漢南越王墓》（上下冊）、《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簡明廣東史》、《廣東通史》（古代上冊）和主編《佛山河宕遺址1977——1978發掘報告》等專案以及個人專著《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大多獲省社科部門的獎勵，包括參加發掘發現和保護南越王墓，受到廣州市政府的獎勵和獎金。我曾多次獲廣東省文化廳、廣東省博物館頒發的從事文博工作20年以上的榮譽證書。如1995年10月1日獲省文化廳頒發從事文博工作已屆27周年證書等。
光陰荏苒，歲月匆匆。我已走過了四分之三的世紀。“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這是大師兄張磊教授2008年7月為本人的《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書稿序言中的名人詩句。是的，我們“何須”為生命的“黃昏”——這是自然規律——而感傷。只要恪守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不斷學習，與時俱進，關心祖國和人民，關心博物館的事業，有一分熱就發一分光，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堅持自信、自尊、自愛，堅持大是大非，堅持知足知不足，有為有不為。知足才能常樂，知不足方能有求知欲望；有為有不為，就是自覺地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相信這樣就能長葆精神和身體的青春。
在迎接館慶50周年之際，我將手捧一本大約50萬字的《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作爲館慶的一份獻禮！
時代的列車疾速地駛進了21世紀新千年，世界在變，中國在變，廣東在變，我館也在變！
近幾年來，我館正在密鑼緊鼓地、緊張有序地投入珠江新城新館的籌展工作。在我館召開的陳列大綱的第一稿、第二稿徵集意見會上，我不僅作了口頭發言，而且提出了書面修改意見和建議。與此同時，每當陳列部、保管部和辦公室的籌展人員向我提出有關廣東古代史、文物考古或海上絲綢之路等方面的問題時，我都樂意認真地給予回答。每當看到館裏中青年專業人員的迅速成長、勇挑重擔、忠於職守、努力拼搏並取得可喜成績時，我會感到由衷的欣喜和快慰，感到博物館事業後繼有人。在迎接我館建館50周年來臨之際，讓我們衷心祝願廣東省博物館在新的征途中不斷取得新成就，更上一層樓，勇攀高峰！
筆者 2009年5月18日脫稿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