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心豪

陳詩啟（1915.2.- 2012.4.），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開拓人。陳詩啟在長期的教學、研究生涯中，刻苦治學，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為中國史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明代官手工業到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

20世紀50年代，陳詩啟先生研究明代經濟史，著有《明代官手工業的研究》，通過對明代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和官手工業的演變、官手工業的組織、工匠制度、官手工業物料供應與管理、灶戶和鹽的管理幾個方面，比較全面地探討了明代官手工業的面貌。50年代末，他開始轉向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代表作有《甲午戰前中國農村手工棉紡織業的變化和資本主義生產的成長》、《論鴉片戰爭前的買辦和近代買辦資產階級的產生》等文章。美國密執根大學的費維凱教授（Albert Feurwerker）和在美國執教的王業鍵教授，都曾專程到鼓浪嶼的廈門大學宿舍拜訪先生，與他交流學術問題。陳詩啟先生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對中國近代海關史的開拓性研究。

在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過程中，先生獨具慧眼，率先在海關史研究領域進行拓荒，經過30多年的默默耕耘，終於取得了一批填補學術空白的研究成果。1980年起，他陸續發表了《中國半殖民地海關的創設及其鞏固過程》、《中國半殖民地海關的擴展時期》及《論中國近代海關行政的幾個特點》等系列論文。1987年結集出版的《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令學術界矚目，展示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先生于耄耋之年出版了90萬字的力作《中國近代海關史》，更是中國近代史領域一部里程碑式的專著。該書1995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9年再獲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頒發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優秀成果”二等獎。2002年，榮獲第四屆吳玉章獎優秀獎和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

先生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卻能秉持歷史學家的良知治史，其著作持論公允，毫無迂腐氣，實屬難能可貴。如他曾經和我談論道，中國近代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的侵略性不如傳教士那麼明顯，“近代中國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無不與海關（外籍稅務司）干預密切聯繫”。2007年，先生為《汪敬虞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而作《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與“中國海軍英國化”——兼論海關史研究中的史料運用》。他在最後這篇論文中，對中國近代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進行了學術性的總結。針對有些學者因外籍稅務司領導下的海關創辦了一些洋務，包括海軍建設，大力推崇海關的功績，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化的開端。先生不同意這種涉及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本質問題的錯誤觀點。他認為，“晚清時期，總稅務司利用海關兼辦郵政、教育、港務、航政、氣象等大量洋務和海事業務。……一方面加強了對中國的侵略；但另一方面，這些工作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具有一定的現代性則不容忽視。”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的產生，“‘一方面是作為資本主義因素出現在中國，這就不可避免地帶進了資本主義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是主導方面，它作為維護、發展列強經濟的工具，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海關作為近代西方列強‘對華關係的基石’，‘在更廣泛的範圍維護和發展了列強特別是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海關總稅務司及其所領導的海關長期以來一直是英國政府在華利益的代理者和維護者。”

海關史研究是他畢生的事業

為了推動中國海關史研究，1985年，陳詩啟先生促成廈門大學與中國海關學會合辦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這是國內外迄今唯一專門從事中國海關史研究的學術機構，被王賡武教授等著名學者譽為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重鎮。為此，先生特地辭去了廈門大學歷史學系代主任的職務，出任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主任，並開始招收中國海關史方向研究生，增加研究隊伍的新生力量。正當此時，湖北人民出版社約請他修訂再版《明代官手工業的研究》，他卻以“我現在專門研究中國海關史”婉言謝絕。他曾經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一再告誡學生，不要輕易改變學術研究方向。一旦選定目標，就要鍥而不捨，才能有所建樹。先生表示，將中國海關史研究作為畢生的事業，無怨無悔。

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就將收集、翻譯、整理近代中國海關歷史檔案資料作為首要任務。近代中國海關一直被外籍稅務司所把持，海關的工作語文是英語，海關的檔、出版物等歷史檔案文書絕大部分是由外籍稅務司們用英文撰寫或印刷出版的，因此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海關專用名詞和常用語。為了有利於研究工作的進行，先生主編了《中國近代海關地名錄（英漢對照）》、《中國近代海關名詞及常用語英漢對照》、《中國近代海關機構職銜名稱英漢對照》等工具書。由於近代中國海關的“國際性”，有些外籍稅務司把海關檔、檔案帶回國，馬士（H. B. Morse）、魏爾特（Stanley F. Wright）等稅務司還有中國海關史的專著。因此，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亟須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在先生的推動下，先後在香港大學、廈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了3次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他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日本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濱下武志教授等著名學者保持密切的學術聯繫。組織翻譯出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日記》，《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赫德與中國海關》和葛松（Jack J. Gerson）的《李泰國與中英關係》等重要著作。

陳詩啟先生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是一位深孚眾望的仁人長者。先生的格言是：“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他為人正直謙和，待人真誠熱情，與先生過從甚密的著名學者不乏其人。對僅僅年長他幾歲的經濟史專家湯象龍和傅衣淩，他自稱“晚”，執弟子禮。他寫信給“前輩”湯老說：“您完全可以毫不客氣地做我的老師、導師……”傅衣淩先生過世時，陳詩啟先生的挽軸上自稱“晚生”。當他得知湯老編著的《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由於經費沒有著落，不能順利出版時，便極力向中國海關學會推薦，爭取經費贊助，終於使這部70余萬字、凝結湯老一輩子心血的學術巨著得以出版。先生對晚輩更是有求必應，盡力扶持。先生教導我們，其實做人與做學問是並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品德比才氣更重要，要老實做人，認真做學問。“從事歷史研究，其前提就是正確運用史料，即忠實地全面地運用史料，不能僅僅選擇適合自己觀點的史料，而忽視其他不利於自己觀點的史料。我們寫歷史，是根據史料寫歷史，而不是根據自己的觀點寫歷史。……一個嚴謹的學者，必須抱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一個規範的學術研究，必須要有正確運用、解讀史料的態度。只有這樣，我們的海關史研究或其它歷史研究才能不斷取得進步，研究成果才有可能更加客觀，更加接近於歷史事實。”他曾經告誡我，文章寫出來不要急著發表，至少要在抽屜裡放兩三個月，這樣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先生晚年身體狀況欠佳，但頭腦清醒，思維敏捷。去年秋天，他還接受了超星學術視頻《名師講壇》為他做的訪談錄。鮐背之年，先生仍壯心不已，一直要和我合作《中國近代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研究》。直至彌留之際，先生還牽掛著他嘔心瀝血創辦的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和他親手開闢的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事業。

（本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12年9月10日B-03版，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