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式和平？ 中美南海逐鹿趨近戰爭[2016-07-12]

麥垛撰寫 2016-07-12 23:22:50

南海仲裁揭曉，未出各方預料，該仲裁庭嚴重偏袒菲律賓，致使中國的國家主權受到傷害。局內外都有所瞭解，此次仲裁的真正玩家其實是美國西方等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中國，而這一結果則是前者對後者的一次成功遏制。

其實，守成國家與崛起國家之間的矛盾鬥爭在人類歷史上不乏其例。個別少數迅速崛起的國家基於自身力量和需求的同時增長，總是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有效的安全保障。部分早已崛起的國家則基於既得現實利益考慮，總是力求保持現有秩序和地位，遏制後起之秀。於是，在對方視野中分別是遏制者與挑戰者的兩方之間的衝突便難以避免。

美國和西方國家擔心新崛起的中國會像近代史裡的一個個崛起的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一樣走上對外戰爭擴張的道路。以己為訓，更為堅定了其遏制中國或將之強行納入既有秩序的決心。

事實上，如今的國際形勢已與當年大為不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基調。中國所遭遇近乎所有守成大國集體性圍攻的態勢，與當年歐洲的法國和德國兩國更多一些相似之處。

法德都是歐洲大國，但都很難取得絕對的歐洲霸權。一方的崛起必然招致對方聯合英國等其他國家的共同遏制。拿破崙、希特勒憑藉個人能力或軍國體制一度挑戰了這種制衡，最終也都被多國共同扼殺。

正義與非正義是這種較量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但政治的複雜性又不能完全由此解釋清楚。邱吉爾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是國際政治的另一個解讀視角。中國則也有“成王敗寇”的邏輯。

在這些區域性或國際性戰爭之後，戰敗國無不遭到嚴懲，而戰勝國則收穫賠償，這既包括利益方面的得失，同時也分別被貼上正義與非正義的標籤。

如果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例，英、法、美在兩場戰爭中都取得了勝利，日本先勝後敗，德國則遭到兩連敗。

一般認為，勝利的一方更易輕啟戰端，但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在一戰之後很快又發動了另一場大戰，原因何在？德國在二戰後對自己的反思得到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普遍認可，但責任是否完全只在德國身上？

一次大戰後，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召開巴黎和會，英法美三巨頭主導簽訂了處置德國的“凡爾賽和約”，締造了“迦太基式的和平”。法國元帥福煦評論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

為何如此？因為該合約對戰敗國德國的苛刻的勒索，埋下了復仇的種子。法國等國固然有勒索戰爭賠償的欲求，在軍事、領土主權等方面的限制顯然還有遏制德國發展潛力的考量。

德國納粹黨在這種環境下誕生並迅速發展壯大，希特勒一上臺就開始明目張膽的踐踏條約（例如Z計畫）並贏得國內的一片喝彩。而英法等國也自覺虧欠德國而在其咄咄逼人的攻勢下一度奉行綏靖政策。史學家丹·洛林說，凡爾賽條約的連鎖反應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此，不僅是作為戰敗國的德國需要反思，作為戰勝國的英法也需要對自己進行反思。由此推論，如今國際輿論中非常流行的所謂崛起大國必將挑戰國際秩序造成局勢動盪的思維，也應該重新思考。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新崛起的大國必然會遭到現存大國的遏制，而新崛起大國則也必然會回應這種遏制，如此也會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也就是說，如果出現崛起國家與守成國家之間的衝突，不能僅從前者身上找原因。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守成大國，是否能夠實事求是地負責任地及時調整相互地位與關係，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一環。如果守成大國絲毫不肯退讓妥協甚至進行全方位遏制，那麼與崛起國家之間更激烈的衝突就將是難以避免的，應對此承擔更多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直強調的堅持和平發展的決心也將受到考驗。境外的圍堵和遏制是一個方面，國內的利益需求和民族主義的增長也將因此越發難以控制。

以目前中國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可以肯定不會再有類似拿破崙、希特勒式的人物，中國也不會走上對外軍事擴張的道路，但是如果遭到外部過大過強的遏制力，仍然很有可能導致與有關國家一同陷入失控的戰爭泥潭。此次美國遙控主導的南海仲裁，已令這種預期更多了一些可能性。如果戰爭爆發，幾乎可以肯定其影響力不會僅限於中國周邊。

在美國指向明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佈置下，如何避免中國被迫放棄和平發展並導致戰爭，將是中國、美國及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一項考驗。此番南海仲裁究竟將會起到怎樣的實際影響，還需繼續觀察。需要考慮的是，今後國際政治是靠努力協商還是靠政治影響下的“一錘定音”？顯然，這一次的南海仲裁及其結果是一個很不好的案例。

(麥垛 撰寫)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6-07-12/597531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