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參見：* 三戰預測：施密特引述毛、鄧的看法

赫尔穆特 · 施密特《偉人與大國》試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1987]

1975年10月，我作為聯邦總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當時，毛澤東曾簡潔地對我說：“我知道蘇聯將如何發展：將爆發一場戰爭。”[施密特和我國領導人的談話內容均未核對——編者]我表示了異議。我雖然不想排除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夠的防禦能力的情況下，我認為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毛堅持他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當時的副總理鄧小平贊成他的觀點。

四年以後，即1979年10月，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來到波恩，他對上述預言有分寸地作了補充：“中國將盡一切努力推遲戰爭的爆發。”

幾乎是我訪問毛澤東10年之後，1984年9~10月，我第二次來到中國。這次，鄧小平以回憶我們幾年前的談話作為會談的開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突然直爽地說：“你當時不同意我們對形勢的估計，你是對的。”

真的是我對了嗎?這10年的歷史表面上看，確實證明我是對的。但是，我當時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論點將來是否也能正確呢?為了阻止一場世界大戰，我們——在北京、華盛頓、莫斯科和歐洲必須做些什麼?應該避免做些什麼?如果我們不僅想維持和平，而且要把它鞏固下來，我們應當從對世界形勢的分析中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這就是歐洲人和中國人之間一再討論的問題。和毛澤東時期不同，中國人今天在談論這些問題時要現實得多，不那麼教條主義了。在北京和波恩之間，過去和現在都沒有懸而未決的雙邊問題。相反，在某些領域裡已經發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對政治問題交換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因為有雙邊的利害衝突，我們反復討論這個問題：蘇聯想幹什麼?它的實力有多大?莫斯科相信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力?美國和歐洲能否構成足夠的抗衡力量?

中國對蘇聯沿共同邊界部署了強大的軍隊感到不安，對一個強大的歐洲有強烈的興趣。對此它毫不掩飾，而且直言不諱。而歐洲由於受到蘇聯的威脅，對中國也感興趣，從北京這方面說，它想通過西方，特別是美國，當然也想通過歐洲，來減輕蘇聯的壓力。反過來，西方也珍視中國對蘇聯力量的牽制作用。尼克松是從中得出戰略性結論並結束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20年之久的敵視態度的第一位政治家。

在這期間，這第二個共產主義大國正在勢不可擋地上升為世界強國，儘管這一進程只能很緩慢地完成。由此，可以形成一種實力三角，一種可能比過去40年的兩極世界更為穩定的格局。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問題包括：亞洲將如何發展?特別是東南亞和遠東將如何發展?中國在這一地區將起什麼作用?日本又將扮演什麼角色?莫斯科和華盛頓對亞洲太平洋這一大區域產生什麼影響?

由於人們對中國內外的真實形勢十分沒有把握，就產生了是否有一個穩定的實力三角問題。美國人、歐洲人和俄國人對中國及其內部的發展趨勢都同樣缺乏足夠的瞭解。中國的經濟能否取得成功?穩定性和可靠性是否將最終取代一再出現新的革命的、唯意志論的或者是感情用事的運動？中國內政和經濟發展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如同歐洲共同體的進一步發展和歐洲團結問題對我的中國談話夥伴一樣重要。

我從1969年出任國防部長以來，就經常研究這些問題。1971年，我曾敦促維利 ·勃蘭特建立波恩與北京之間的外交關係。1972年秋，早在美國採取這一步驟之前很久，這種外交關係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為聯邦總理之後，周恩來邀請我訪問中國。但當這次訪問於1975年秋成行時，周已重病纏身，我已不能見到他。副總理鄧小平代替他做東道主。

鄧小平在機場以儀仗隊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裝的孩子歡快地呼喊著口號，揮舞黑、紅、黃三色小旗。姑娘們佩戴著紙做的長條飄帶和花，手裡拿著花束，另一些姑娘們在頭髮上別著顏色各異的髮卡。這是中國的傳統。關於鄧小平，《科隆市導報》當時寫道：“人們認為，鄧有時可以毫不客氣地批駁一個不全神貫注的、離開話題和思想開小差的談判對手。聯邦總理按理應當喜歡這位已70高齡、看起來並不引人注目、然而卻是很有權威的人物。”不錯，我從一開始就喜歡鄧小平。

北京先是給我一個出乎意料的“非中國”的印象。一條從東到西、又長又寬的長安大街顯然是在戰後年代穿過北京老城修起來的，它把城市分成南北兩半。昔日的“紫禁城”就在市中心。由花園、大殿和宮殿組成的這座建築群，正好位於長安街的北側，對面是天安門廣場，廣場與東西兩側的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連接成一個鬆散的整體。

政府各部和其他行政機關的大建築物更多是史達林主義的建築風格，只是隱隱約約地表現出某些中國傳統風格的因素，像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首都的很多戰後建築一樣，難看而單調。但是，大街上無法想像的巨大人流，上下班高峰時成千上萬輛晚上不亮車燈的自行車，還有那街旁一行行的白楊和梧桐，居民樓陽臺上數不清的花盆，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一幅生氣勃勃和親切舒適的景象，儘管這種景象對我們是陌生的。幾乎所有的人都穿著千篇一律的、相當難看的、藍色或灰色的服裝，但他們不像莫斯科人那樣表現出一副毫無表情的難以接近的面孔。

幾小時以後，我們注意到，儘管人們穿的都是制服，但還是可以看出等級差別。比如，毛澤東穿著一套毛絲混紡的細料做的灰色制服，比較高級的幹部也穿著料子較好的合體的衣服。軍隊制服當時沒有任何肩章，但從上衣胸前的口袋裡露出的圓珠筆可以辨認出是個軍官，這支筆好像是必須佩帶似的。尤其突出的是，大街上、辦公室和工廠裡的婦女穿著風格一致的衣服。婦女和姑娘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身穿藍色的布料服，配以粗糙的布鞋。口紅、燙髮和其他任何一種化妝打扮都顯然是不允許的。不過，身份高的婦女必定也有口紅，因為我夫人在她的臥室裡發現總有二三十種各色的化妝品，還有多種香精和香水，而且顯然都是中國生產的，抑或是從香港進口的。

在這幾天裡，我們見到的婦女肯定有幾千人，她們都留短髮，只有很小的女孩偶爾有梳辮子的。在修路工地上，她們用鎬頭和鏟子從事著部分是很沉重的勞動。運輸垃圾、沙子、水泥和石頭的工具是秸稈和柳條編織的大筐，這些都是用肩挑的。這時，我想起了“藍色的螞蟻”一詞，確實，有時我們有一種大街上人多如螞蟻的印象。

正式會談結束以後，我們有機會仔細參觀故宮：這是一座由很多廳狀大殿組成的建築群，大殿前都有寬大的露天臺階，上面刻著想像中的動物形象。大殿的外牆漆著類似“龐貝”龐貝是義大利的古城遺跡，在那不勒斯附近——譯者那樣的絳色，弧形和凸出形狀的屋頂覆蓋著深黃色的瓦片，向外伸展。在內院周圍，分佈著成百個小的廂房。宮內點綴著湖水、小橋、樹木、花園，使這些建築佈局顯得輕鬆。主人給我們看了有2000年歷史的御筆水彩畫，出於氣候的原因，這些畫只能在秋天短短的幾天中拿出來供人欣賞。上面畫著各種小鳥、燕雀、金雞，特別是一些茂盛的李樹和梅花，還有湖水和小溪。水中激蕩的波浪使我頓時想起了德國表現主義藝術流派。中國過去數百年的園林建築藝術留下了宏大而和諧、輕鬆而對稱的形象。當時我想，江青發動了一場瘋狂的破壞性狂飆運動，使許許多多無法估價的珍貴文物成為犧牲品，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故宮和天安門未遭這個厄運，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呀!

當然，我們在那些日子裡也參觀了明陵和遊覽了中國的偉大建築長城。我們是在單調的秋天景色中驅車前往的。爬上長城是很費勁的，但在長城頂上散一回步，你就會感到費這勁是值得的。這裡的景色無可比擬：順著丘陵和山谷遠望，雄偉壯觀的長城在風景如畫的大自然中起伏蜿蜒，直到它在佈景般的山巒雲霧中消失為止。這使我想起了中國的水彩畫，在那些畫面上，山嶺像這裡一樣重巒疊嶂。長城的景色超出了我一切期望，它使我更加敬佩已有四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古老文化。幾年以後，當我在西安參觀上千個兵馬俑時，以及接著去杭州西湖周圍參觀佛教廟宇時，我也同樣為之傾倒。

這個大國富有傳統的文化也表現在正式宴會上。人們圍著圓桌而坐，桌子的中央裝飾著假花，品種各異，五彩繽紛。宴會上眾多道菜肴的擺法和上菜的方式似乎更多是從美學角度而不是從飲食角度來考慮的；桌上擺滿由水蘿蔔、胡蘿蔔雕刻的藝術性很高的造型，有蝴蝶和小鳥。宴會的高潮是一道特殊的沙拉，盛沙拉的器皿用西瓜皮製作：瓜皮用雕刻複雜的圖案點綴著，使亮晶晶的瓜肉露了出來。桌子的中心是一盆裝飾得十分華麗的活靈活現的小金魚，尾鰭長而透明，像是餐桌上的一個“名勝”，這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用餐時的吧嗒聲和啜飲時的響聲我們也不習慣，而在中國卻是很通常的事。

人們以小盤子盛菜，吃完一道更換一次盤子，唯有筷子在整個宴會中是不換的。當然，我們不屑使用所提供的刀叉，也用筷子吃飯，我們在飛機上稍稍練習過。當我的手指顯得太笨拙時，鄧小平感到很有趣，幫助我糾正手指的姿勢。服務小姐不斷送上來的熱毛巾確實是一種享受。致祝酒詞後，鄧圍著桌子和每一位客人碰杯，用茅臺“乾杯!”作為歐洲人，你開始時還得習慣一下這種高粱酒的味道。我們的一位警衛帶了一瓶茅臺在衣箱裡溢出了，散發出強烈的氣味，這位可憐的人被大家狠狠地嘲諷了一番。

吃飯過程中，一個中國樂隊演奏德國音樂。我清楚地記得演奏了《大門前的水井》這個曲子。宴會結束是通過擴音器宣佈的。中國客人把剩下的水果點心帶回家去。不言而喻，我們在德國大使館舉行“回請”時，也作了很大的努力。我們從國內帶來盧貝克的杏仁巧克力，還為裝飾餐桌運來了德國的插花。不過，這些花在飛行途中有些凋謝，我們不得不把花浸在我們大使館的澡盆裡，使它保持新鮮。

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還遠沒有消除。我非常擔心極端狂熱分子的過火行為可能繼續破壞幾千年來留下的珍貴遺產。我們曾聽到和讀到過很多關於過去幾年的荒唐做法和殘暴行為。我們理解到，毛發動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目的是阻止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鞏固他統治黨和國家的全部權力。但是，除了在人民大會堂演出的一場戲之外，我們並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後果。我感到這齣戲不過是一些通俗的修辭，是由節奏清晰的音樂、配有舞蹈動作的雜技、耀眼的舞臺佈景和木槌式的宣傳組成。

毛主席的空前支配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我的每一位談話夥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對我講過的話。他們講話時——鄧小平也如此——沒有一次是講自己的思想，而僅僅是解釋和詳細說明毛的完整談話的中心和背景。顯然這在世界各地組織周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禮薩·巴列維國王和另外一個人之外，我還從未在任何地方見到過如此無條件地遵從國家元首的情況。

這一點可能同當時黨內派別和集團的鬥爭有關。周恩來已危在旦夕，毛本人的去世似乎也並非是遙遠的事。也許這些談判對手這樣表現，為的是掩飾他們的思想，以便不至於在即將來臨的權力之爭中出現對他們不利的結局，以後追究他們的責任，甚或懲罰他們。然而，1976年4月，鄧還是被流放到荒無人煙的地方。當時還是偉大主席的語錄紅寶書盛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