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七雄之中，除燕國外，其餘都由春秋五霸承襲或發展而來，不過韓、趙、魏及齊國之國君原來均係卿大夫，後因篡權受封而立。從戰國初年起，各大國之國君不論新篡或舊襲，都普遍推行變法自強。
魏之開國君主魏文侯(前455-前396年執政)任用李悝(前455-前395)為相，推行變法。李悝主張按「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之原則，把祿位授予有功之人，他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集各國法律之大成而撰《法經》。在經濟方面，李悝實行「平糴法」，提倡「盡地力之教」。魏文侯除重用李悝外，又任西門豹為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大興水利，開鑿漳河十二渠；並用吳起(約前440-前381)為將，大力改革軍事制度。通過魏文侯的改革，魏國遂成為戰國時代的首強，一度稱雄於中原。但魏國之變法僅推行了兩世即半途而廢。
楚國至悼王時（前401-前381年執政），以吳起為令尹（即相國），推行改革﹐主要是壓制封建貴族，主張「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實行「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此外，又「厲甲兵以時爭於下」，結果使楚國「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國勢頗盛。但楚悼王一死，吳起旋被朝中舊臣所殺，變法之事遂寢。
韓國在昭侯時（前362-前333年）用申不害（前385-前337）為相，實行變革。申不害重「術」，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在七國之中原較弱小，但因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內以治」，故「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齊國在威王時（前356-前320年），改革政治，納鄒忌等之忠諫，「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於是「齊國大治」，終威王之世「齊最強於諸候」。因此齊才能代替魏而稱雄於中原，並與西部的秦長期對峙。
趙國在烈侯時（前408-前387年）就作過一些改革，實行「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後來趙武靈王時（前325-前299年）又進行「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學習胡人，發展騎兵，加強軍力。故趙國在戰國後期一度強盛，能與強秦較一短長。
燕國自昭王即位（前311- 前279年），曾招攬人材，想改革一番，但收效甚微。因此﹐在戰國七雄之中，燕國是較弱的一個。
儘管各國普遍推行了變法革新，但大多數變法或則半途而廢，或則收效甚微，只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徹底而且卓有成效。商鞅（約前390-前338）原是衛國貴族的後裔，姓公孫，名鞅，又稱衛鞅，因變法有功被秦國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鞅自幼好刑名之學，曾投於魏相公叔痤手下，公叔痤在臨死前他推薦給魏王，但不受器重。後商鞅帶李悝之《法經》西行入秦，不久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任命為左庶長，主持秦國變法。秦孝公三年（前359年）和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兩次頒佈變法之令，其內容可歸納為如下數點:
(一)廢除世卿世祿制度:過去貴族及其子弟「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商鞅則規定國君的親屬沒有軍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屬籍。他把秦爵重定為二十級(公士、上造、簪梟、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有功者可賜爵，並按不同等級佔有不同的田宅、奴婢，以及享用車騎、衣服等。無功者雖富也不能尊榮。但二十級中，唯有最高的徹侯才能受封而擁有食邑，其餘只是拿薪俸食祿而已。
(二)獎勵軍功，禁止私鬥:凡為國立下軍功者，不論出身，依功勞大小分別授予爵位、田宅。如斬敵首一個可賞爵一級或授以五十石俸祿的官。在鼓勵為公而戰同時，嚴禁私鬥，違者按情節輕重，分別處以不同的刑罰。
(三)編定戶籍，實行連坐:境內居民無論男女老幼均登入戶籍，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相互監視。一家犯法，十家連坐，知情不舉者處以腰斬，告發者則賜爵一級，藏匿奸人者如同在前線投敵一樣受罰。旅店不得收留沒有官府憑證的人住宿，否則店主也得連坐。
(四)推行縣制，加強君權:商鞅大力推行君主集權的行政制度，即由國君直轄的縣制。他把全國鄉村城鎮合併為三十一縣(一說四十一縣)。縣設令和丞，由國君任免。
(五)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重本(農)抑末(商)。禁止棄農從商。凡努力本業而「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傜役或租稅;不努力耕作，和棄本逐末者，全家罰為奴。另還招徠韓、趙、魏三國的無地農民至秦墾荒，供給土地住宅，免其三世勞役及兵役。又規定民有二子以上而不分家者，「倍其賦」。
(六)允許土地私有買賣:廢井田，開仟陌，亦即取消西周以來的貴族上地佔有制，承認土地私有權，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獎勵墾荒，由國家按土地多少徵收土地稅。
(七)統一度量衡:「平斗桶、權衡、丈尺」，即統一度、 量、衡制度。迄今尚存之「商鞅方升」即當時頒行的標準量器， 其一升約含今零點二公升。
(八)改革舊風俗:如禁止父子兄弟男女老幼同寢一室。
(九)燒詩書，禁游說。
(十)把首都遷至咸陽。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子惠文王繼位，時一批反對 改革的大臣誣商鞅謀反，鞅被迫出亡，後被捕車裂而死。儘管如此，商鞅的各項變法措施依然在秦國貫徹下去，誠如韓非所云:「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
商鞅變法對秦國以及後來的秦朝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原來秦國僻處西戎，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較之中原大國要落後很多，「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之侵迫。秦的外交地位也頗低，不能參與中原各國之盟會，各國均以「夷狄遇之」。可是自經商鞅變法之後，秦之國內「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結果秦一變而躍居為「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之強國。還在變法期間，秦已屢屢出兵攻擊當時東方的強國魏了，不僅收復河西失地，還攻陷魏的舊都安邑，俘虜了魏將公子卬。此後，秦更進一步與東方的齊相對峙了，打敗了齊、楚、趙等強國，最後併吞六國，完成了全國一統的大業。總之，秦從西部的落後國家，一下于變成「東雄諸侯」、「天下無敵」的強國，關鍵在於商鞅變法。正是商鞅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改革，使秦民富國強，奠下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基礎。而商鞅所推行的縣制及戶籍法等，對秦朝及後世的中央集權制度，影響亦頗為巨大。
中國歷史上，倡言變法推行改革者良多。同在戰國時代，各國之主持變法者更比比皆是、不乏其人。然何以商鞅變法能進行得比較徹底、取得較大之成效呢?商鞅變法成功之因素，約有下列數端:
1．符合時代要求:當戰國時代來臨之際，封建制度已日益趨於崩潰，天下權力重心不斷下移，貴族階級逐漸沒落。同時幾個大國並立爭雄的形勢，又要求各國國君改革內政、任人唯才、講求實效、加強君權。因此需要有一種適應時代潮流的制度，既能夠有利於加強國君的權力又便於打破階級的限制，大膽提拔人材。能如此即可自保或稱雄，否則必為強者所併滅。商鞅之變法正為適應此客觀形勢之需要而出現。
2．改革決心較大:在整個變法過程中，無論秦孝公或商鞅，都有很大的決心，故能克服各種阻力堅持到底。縱使太子犯法，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以免「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3．阻力比較弱小:商鞅變法當然也遇到秦國守舊的貴族之阻撓和反對，否則商鞅本人也不會被車裂而死。但是和中原各國比較起來，僻處西陲的秦國所受的封建影響要小得多，反對變法的頑固守舊勢力也相對地弱一些，故商鞅才能在前後二十一年之內一貫地堅持變法。
4．變法深入人心:商鞅在推行變法時。首先取信於民，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變法之初，言法令之不便者很多，但「行之十年，秦民大悅」。到了後來，連 「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正因為如此。所以商君雖死而其法未敗。
5．步驟循序漸進:商鞅推行變法的步驟比較穩妥，不急於求成，而是分兩次頒佈法令，前後間隔九年。如先用戶籍法加強基層統治，進而大力推行縣制﹔先獎勵耕織、發展農業，爾後廢井田、開仟陌，改變土地制度。這也使其改革能立於不敗之地。
商鞅變法和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兩次變法，然前者成功、後者失敗，其因與列國競爭或中央一統之不同有關。商鞅變法之際，諸國並立，一國國君若能大行革新即可圖強並打倒敵國，可謂變法成則國存、變法敗則國亡，大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之勢。而王安石時代，北宋實行了高度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改革僅為挽救時弊、富國強兵，其迫切性自大大不如戰國，況全國吏治敗壞、積重難返，保守勢力又過於頑強，終於落得失敗結局。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五章_東周之紛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