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
2013年12月3日

《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下)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华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藏族文化吸引了全世界，藏学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法国在国际藏学界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笔者本人也是西藏文化的爱好者和西藏文明的崇拜者，故而本人在这30多年间，花费心血最多的学科也是藏学。到目前为止，笔者已翻译出版了法文藏学著作17部。法国的藏学研究，早期是由西方赴藏旅行家们完成的，其后又以敦煌藏文写本为基础而展开的。在有关法国入藏旅行家的著作中，主要有法国19—20世纪的“女英雄”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24万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东方出版社2001年和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中国书店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大卫—妮尔（Alexandria David-Neel，1868—1969年）一生曾多次入藏，她终生的藏学著作多达62种（不包括多种重版本和不胜枚举的多种文字译本）。本书是她1925年的入藏旅行记。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960年）偕其长上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1853年）于1841—1847年间，完成了一次从澳门到内蒙再赴西藏，从西藏再返回澳门的环中国大旅行。古伯察著的《鞑靼—西藏旅行记》（55万字）是他们1844—1847年间从内蒙到西藏这一段的旅行经历。这是一部经典之作，它不但被译成了西方几乎所有语种文字的版本，而且还有无数重版本。本人的汉译本首先于1991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初版，然后又分别于2006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于2010年再版。法国遣使会档案馆的档案员雅克玲•泰夫奈（Jacqueline Thevenet）是一个古伯察谜，她于1992年出版了古伯察从蒙古地区发出的一批书信，取名为《谁还想着鞑靼地区？》。她于1989年出版古伯察生平小传《西来的喇嘛》（17万字），由译者翻译成汉文，于2003年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社出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再版。此二书至今成了国内研究古伯察神父事迹的基本著作。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Michel Teylor）的法文版《发现西藏》发表于1995年。她从1245年的柏朗嘉宾到大卫—妮尔于1925年的西藏旅行记，这段近680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概述。笔者的汉译本于《发现西藏》（21万字）1999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4年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曾于2010年再版。在法国学术界的藏学研究中，笔者特别重视法兰西学院原教授和荣誉教授石泰安（R.A.Stein，1911—1999年）。译者先后共翻译了石泰安教授的3部经典性藏学著作。石泰安教授的博士论文，即他那部收入《汉学研究所文库》中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72万字），由巴黎大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它是研究西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及其说唱艺人的一部世界性名著和代表作。时至今日，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著作如群星灿烂，它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已经超过了石泰安先生。但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至今尚无人能超过石泰安教授的这部力作。石泰安教授花费10多年的心血，着手撰写此书。他曾在我国人类学家闻宥先生的陪同下，康定踏古、德格访书、理塘听唱、邓柯拜师、林葱交友。由于他历尽千难万险，不仅查阅史籍，而且还实地考察，聆听活的史诗说唱，故而才写出了一部鲜活的著作。笔者的译著首次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中国书店于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7年和2012年再版。石泰安教授的另一部名著《西藏的文明》是全面、客观而又简练地论述西藏诸领域文明的著作。它最早出版于我国在国内与国外都处于极其困难背景下的1962年，1982年再版，2009年再版。它先后被译成西方主要文字和日文本。笔者的汉译本《西藏的文明》（30万字）于1985年由西藏社科院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又分别于1999年、2004年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它至今仍是全面了解西藏文明史的一部重要必读书。《汉藏走廊古部族》也是被收入《汉学研究所文库》的一部代表作。它根据藏文史籍和敦煌藏文写本，论述了吐蕃早期的色、哲、董、东、珠、葛、玛、木、白和高等古部族。此书充分地表现了石泰安先生潜心搜索和仔细扒梳资料的本领。笔者的汉译本《汉藏走廊古部族》（16万字）于199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国书店和201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也是法国藏学界的一大热点。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麦加唐纳（Ariane Macdonald，1938—，她离婚后又改名Ariane Spanien）于1970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长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26万字）。这是作者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的研究和考释。此文超越了历史的范畴，它对吐蕃前佛教时代的巫教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她认为“祖拉”是吐蕃前佛教时代的王家宗教，受汉族观念影响很大。笔者的汉译本于1991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于2011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它至今仍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西藏的金矿与银币》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布尔努瓦夫人的一部名著，于1983年由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出版。作者于其书中论述了西藏白银与黄金的采掘、银币的制作与交易、彼得大帝掠夺叶儿羌黄金诸问题。这是法国藏学界罕见的一部经济史著作。笔者的汉译本《西藏的金矿与银币》（28万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2014年再版。在藏学研究中，藏传佛教，甚至还包括西藏苯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始终为其永恒的主题，这也是笔者特别重视的一个主题。因为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宗教，才最集中体现了其文化。笔者在这方面，共翻译3种代表作，有两种还是根据法译本而翻译的意大利藏学家与英国藏学家们的著作。首先是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年）的《西藏宗教》，其法文本于1973年在巴黎出版。笔者的汉译本《西藏与蒙古的宗教》（44万字）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书店2010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分别于1999、2004和2013年再版。英国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的《西藏佛教密宗》于1970年在伦敦出版，1976年被译作法文。译者的汉译本于1990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万字），1992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书店2010年版。法国学者罗伯尔•萨耶（Robert Sailley）的《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20万字）于1980年出版。笔者的汉译本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再版。此外，笔者30多年来翻译的近60篇法国藏学译文，也已经结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分4卷本出版（129万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上世纪80年代组织了一套《国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其中《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共30万字，笔者共翻译20余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笔者的这批藏学译著的出版，应该是为促进了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方16世纪以来入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们，尤其是耶稣会士们，对于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桥梁和媒介作用。入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始终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笔者30年来，一直在追踪、翻译和研究本学科的法国汉学家们的论著。到目前为止，笔者共翻译出版15部本学科的法文论著，而且是反复再版，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首先是谢和耐教授的《中国与基督教》，其法文版于1982年在巴黎出版。译者的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26万字），后经增补了谢和耐教授有关此项内容的论文15万字，由同一出版社于2003年再版，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是谢和耐教授为纪念利玛窦入华400周年（1582—1982年）而撰写的一部扛鼎之作，其基本中文资料是明末由徐昌治等人所撰《破邪集》。其基本观点是中西方在明末清初时可以交流，天主教也可以在中国传播，但中国永远会固守自己的传统。法国原入华耶稣会士、震旦大学教授和返法后任耶稣会档案馆档案员的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神父，于1973年在罗马和巴黎出版了《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书中共列举920个号和975位入华耶稣会士的小传。笔者的中译本于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卷本（70万字）。此书经修订后，又收入下文将提及的《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中了。2010年，笔者将《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入华遣使会传教士列传》和《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列传》三传合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了长达130余万字的一部巨著。早在1993年，笔者便把自己有关入华耶稣会士的15篇译文结集出版《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23万字），由巴蜀书社出版。其主要内容是有关中学西渐问题的。此后，笔者一口气翻译了3部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线条的有关中学西渐的法文著作。陈艳霞：《华乐西传法兰西》（17万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2013年再版；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65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013年再版；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57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013年再版。这几本译著形成了国内研究中学西渐问题的一套宝贵资料。笔者本来还有类似的几部法文著作要翻译，可惜由于太忙而暂时尚未完成。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1932—）的《中国基督徒史》（35万字）于1992年在巴黎出版。笔者与郑德弟的合译本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凡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大都是着眼于其传播史，或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撞史。但沙百里神父的此著，却是把重点放在了由中国人自己参与的历史上，阐述他们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的解读。因其着眼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故而有许多观点难以为中国大陆学者接受，故而该译本有删节。有鉴于此，台湾光启出版社于2005年经补齐全文之后出版了完整的译本。入华传教士中有一批画家，他们将西洋画的画技传入中国。这类“西洋画”也引起了清朝皇帝们的兴趣，传教士们被留在宫中充作御用洋画家。法国学者伯德莱（Miches Beurdeley）于1997年在巴黎出版的《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一书，主要是研究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和德里格等曾在大清皇宫中工作过的传教士画家。笔者将这部图文并茂的书译作《清宫洋画家》（16万字），于2002年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社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再版。西方发现中国，固然时间很早，但主要是从16世纪起，由在西方传教士入华后完成的，中国由此才被西方所熟知。法国的一位自称是“毛主义信徒”的学者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1922—）于1981年在巴黎出版了《发现中国》（16万字）一书。译者于2002年在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这部以读图为主的著作的中译本。这两本译著，连同前文提到的《发现西藏》和《西来的喇嘛》，都是当年盛行“读图时代”的产物。虽然它们的内容通俗、图文并茂，但学术价值略显逊色。法国于18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是西方汉学界的一部奠基性著作，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大象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笔者翻译的这套书中的第4卷（35万字）。入华传教士们与中国河南开封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是通过他们的调查与报导，开封犹太人方为外界所熟知。法国前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的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islie）于1984年刊布了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于18世纪对开封人调查成果的书简。笔者的中译本《中国的犹太人》（18万字）于1992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笔者又于该书中增加了近半数篇幅（35万字），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已经成了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基础著作。笔者现在正筹备再版。由于入华传教士们与中华文化的冲突，尤其是在清季，他们与中国地方官府和儒家文化的信徒之间，爆发过许多激烈冲突，爆发了椿椿“教案”，也演变成了中外政府间的一场场外交交涉事件。这些资料主要是从18世纪后半叶起，由在法国里昂出版的《传信年鉴》发表。笔者与老同学杨佩纯摘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教案的资料翻译，列入《中国教案》丛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教案史•法文资料选译》（30万字）。笔者将自己30余年翻译的法国汉学界有关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近50篇论文，结集于201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即《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会通》（76万字）。这批译著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此学科中的许多空白。

法国汉学史，更是笔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法国的汉学缘起于18世纪的入华传教士们，到19世纪由法国入华旅行家们和法国本土上的一批早期汉学家的著作而得以充实。法国学院派的汉学研究，是由1814年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的汉学讲座而开始的。一直到二战之前，法国汉学一直在西方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当时的巴黎被称为“汉学之都”，整个欧洲都有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但非常奇怪的是，法国汉学界至今尚未推出过一部系统的法国汉学通史。笔者于1994年访法时，与当时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47—）协商，邀请各学科和各单位的汉学负责人，分头撰写有关的文章。回国后，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49万字），共收入50多篇论文。2010年，笔者又将自己30余年来翻译的有关法国汉学史的论文近70篇，结集为《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80.5万字），于201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通过这些译文，基本上反映了法国汉学的悠久历史和繁荣现状。有力地扭转了国内学术界重英美和轻法德的局面。

笔者还翻译了法国谢和耐教授的一部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讲义《中国社会史》（55万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数次重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

笔者30余年来发表的有关中法文化交流史的论文40多篇论文，已经结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法文化交流史》（75万字）。其中共分为5部分：法国汉学史、法国入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法国汉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笔者有关法国汉学史的论文40多篇论文已经结集为《法国汉学史论》（70余万字），即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主要内容涉及到了法国汉学史、历代汉学家、对法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名校、名篇、名人的介绍等。无论水平高低，它们都是别人未曾作过的，必然会使中国学术界汲取新鲜营养。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读书作学问难，作翻译更难。回首自己30多年的爬格子或“码字”生涯，感受多多。成绩固然是一笔一画拼凑而成的，纰漏也是点点滴滴地聚拢起来的。

首先，作学问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抓住几个问题，穷追不舍地探讨下去，天道酬勤，必然会有成果。其次是一旦确定目标，就要不为外界所动。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固有规律，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特长，必须坚持自己认定的观点，不能随风倒，赶时髦，追潮流。对于自己选择的方向，就要有点咬住青山不松口的精神。因为追时髦所产生的作品，往往不具有长寿力的。

读书作学问要海纳百川，胸怀宽阔，取百家之长。学问永远是“千人糕”式的。只有从多方位和多角度地汇聚起来，再作提炼，方能形成有可能站得住脚的学问。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去伪存真、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单纯地“创新”。学问永远是只有下一站，而无终点站。我自己作了那么多有关法国汉学的研究，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它们也仅仅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个“开局”而已。法国汉学的许多学科，是笔者不懂的，也是无力猎涉的。

学问首先要“学”才能去“问”为什么。中国学人历来主张博览群书，读破书万卷。我自己读书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广。我本人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但家中藏书，在学者队伍也应属“最富有者”的行列。我从未计算过是否藏书有“万卷”，但“无数卷”总是有的。养成一种读书的爱好，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才是敢于讲“作学问”的前提，否则就是“头重脚轻腹中空了”。

学问要从具体问题作起。我不反对作理论研究，但从理论到理论，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说教，甚至会误人子弟。理论只能是从资料研究中推断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地去搜集某些资料专门支撑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资料是“实践”，理论出自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当然，对于“资料”，也有个“去伪存真”的繁杂工程去完成。

研究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必然研究中西方的文化，掌握中西方的资料，熟悉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因为同一件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完全会使人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这大概也属于文化价值异同的取向问题了。“学贯中西”是对大学问家的盛赞，“熟悉中西”则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者的必备。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虽然并未因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感到痛心，却也为自己走过的许多弯路和造成的许多败笔而抱憾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