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偉
1985年本書初版問世，在上海參加首屆中國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中外學者，從大會散發的這本書中見到了這一課題終於有了一本專書。由於中西交通這門學科在向達和方豪發表專著以後，又過去了許多年，而且表述的方式也應該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有所改進了，所以本書問世，曾受到讀書界的熱烈關注，書中有些看法和敘述得到了認同。同時也引發了對本書涉及的一些問題的繼續探討，有如，中國的譯名是起源於稱作”綺”的絲織品嗎?3世紀時中國帆船是否已經開航埃塞俄比亞的庫施國?唐代的三蘭國為甚麼會遠到非洲的索法拉?唐代四大對外貿易港中的”越府”為甚麼是寧波而不是泉州﹖洛可可時期的中國文化對歐洲所起的推動作用究竟有多大?應該怎樣合理地評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傳教士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針對這些問題，學術界提出過一些看法。當時作者已經寫好的一些論文，尚未能及時發表，另一本專著《中國與非洲》雖在1981年已經寫成，曾就有關問題作了比較詳細的討論，然而交給中華書局後，它的出版卻要推遲到10年之後，而這些論說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這本書中，又無法去展開討論﹐因此人們難得其詳。
初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對於剛剛步上改革開放的中國讀書界，曾起過拓荒與止渴的作用，但它的缺點也是明顯的。就全球範圍而論﹐書中摒棄了東北亞和東南亞這兩個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十分密切的地塊，只顧及了中國與亞洲西部﹑非洲、歐洲的文化關係，這是第一點。其次，在中西文化交流這個主題中，美洲還處於遺世獨立的地位，這也與歷史不符。儘管現在尚難證明，商代已有中國移民漂洋過海去美洲，《山海經》已記錄了北美科羅拉多的大峽谷，也難以置信孔夫子居然去過美洲造訪，甚至鄭和屬下的寶船也曾取道美洲環航世界，然而早在哥倫布一行到達美洲前，中國有人去過美洲又回到了中國的荊州，對扶桑國加以報道，卻是有跡可尋、有文可據的，並非撲朔迷離、子虛烏有的傳聞。第三，中西文化之間最近也是最重要的交流，不在秦漢盛唐，不在明清之際，而是在工業革命的浪潮直擊中國沿海大門之後，是在中國受到西洋人用西洋船炮轟擊、直逼京師之後才啟動，這次轟擊使中國最終歸入到了世界經濟與國際法律體系之中，被迫屈辱地納入了國際大家庭之中。西方學者愛用”邊緣化”一詞，來表述在工業化浪潮中，退居到後起追趕型的國家和民族所處的尷尬境地，而這些國家和民族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常常是由於他們被西方海上國家列入了巧取豪奪的對象，陷於束手無策之後才會出現。這一過程在中國如何表述﹐由於一些歷史原因，在初版中卻被闕而不論，容易產生全書突然遭到肢解，以致將答案留給讀者的困惑。最後一點是，此書出版已經20年，20年中中國跟著時代突飛猛進，本書無形中已被”邊緣化”了，許多領域、許多問題都已有了新的進展，當年的禁區已經開放，當年的疑點已經明朗，研究成果日新月異，無論在教學還是研究領域，知識都在更新，亟待修補。《中西文化交流史》因此乘著改版，有了16萬字以上的增補與改寫，但主要的脈絡未變，而缺陷已盡量設法填補。
《中西文化交流史》涉及的一個問題是，作為交流的對象，必須確定古代典籍中涉及的地名、國名究竟在哪裡。打開香港學者陳佳榮的《中外交通史》(香港學津出版社，1987)，可以看到許多地名，歷來學者考訂的說法往往有三四種，甚至六七種之多﹔但是正確的或者比較可靠的說法，應該只有一種可取，或至多兩種並存，以示結論尚未達到完整，還有進一步求證與完善的機會。誠實的學者，最好是自己多作些研究，而不是隨便去選擇結論，在本書中，作者是本著這種精神去探索與不斷改進的。因此也會出現作者自己推倒了以前的說法，而去另立一說。例如，關於中國譯名的起源，其實是個音讀問題﹐我以前主張是因大眾化的絲織品“綺”﹐而不是起於對秦王朝的稱呼，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已放棄此說，而主張這”綺”應該是姬周的”姬”。這個中國的譯名，在我是經歷了由”綺”到”姬”的歷程而最後不惑的，因為我始終懷疑它是後起的秦王朝的音譯。在本書中﹐讀者可以找到此說的一些依據，它們並非沒有史實可以連綴。
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方面是，在一個歷史階段，不僅要寫出中國人如何看待世界，也要提到世界如何看待中國，在這方面，本書仍然存在著不足之處。
歷史是寫不完的，不但由於歷史本身過於豐富，而且更由於寫歷史或重述歷史的人自身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狀態，或受到這樣那樣的制約，而在不同的時期寫出不一樣的作品。即使就個人的研究進程而言，寫出的歷史也絕不會是一揮而就的。這就是本書20年歷程的一個簡略的寫照，作為跋語，寫在最後，以饗同好。
作者
2006年4月
(錄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評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