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外交思想從何而來？
透視人性善惡本質，認清國家利益永恆，汲取歷史戰爭經驗，
丟掉不切實際幻想，拋棄罈罈罐罐包袱，時刻準備以戰止戰！
近年來，國際關係或戰或和錯綜複雜，報刊、電視、手機上的新聞，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其實一部人類生存的百萬年史，自始至終又何嘗不是如此？以近代而言，筆者曾草寫過一文：〈近代600年每100年出現1次歐洲大戰〉(http://www.world10k.com/blog/?p=2947)。君不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冷戰隨即展開，由同盟國對抗軸心國轉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華沙公約組織。華約解散、蘇聯消失後美國獨霸，人們以為新世紀日子會太平些，孰料在20世紀末的1999年，發生了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而展開科索沃戰爭，向南斯拉夫發動大規模的長期狂轟濫炸，並禍及中國駐南使館。接着在21世紀之初的2001年，出現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座大廈及國防部五角大樓被襲的“九一一”事件，然後是迄今未息的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乃至猶如箭在弦上的美國-伊朗衝突。
面對日益惡劣的國際關係和武裝衝突，外交思想正確與否十分重要。政策對頭，既能使國家應付得當、利益無損，又不致誤導國民、不令人心惶惶。而外交政策制訂是否正確，又有待實踐的檢驗。那麼，“正確的外交思想從何而來”？只能從國家性即民族性的體現並由人性本質所決定來分析，只能充分汲取人類過往的歷史尤其是戰爭史的經驗教訓並對未來作出合乎邏輯的推斷。筆者乃一介書生，雖曾在“萬歲軍”有極短的學習，但總體未涉軍旅，於此專題不啻“紙上談兵”；唯畢生研讀中外歷史，業已逾一甲子而有餘，深願談些心得，如能貢獻一孔之見，則幸何如之。下面以即興點列手法，略抒己見，望大家不吝賜教。
一、透視人性-家庭性-民族性-宗教性-階級性-國家性-國際關係及全球化前景
先賢曾有性善、性惡之爭辯。或謂人之初性本惡，一墜地就呱呱爭哺、不依不饒。然經長輩諄諄之誘，絕大多數人都會棄惡習而崇善舉，唯極少數人“狼性”難改。後者正是“損人利己”、“欺善為惡”、“剝削大眾”、“窮兵黷武”之輩，如其統治民族、地區、國家，輕則表現為“黑社會”或恐怖組織，重則會成為戰爭之策源者。誠然，民族性異、宗教有別、國家紛繁，如有些被稱為“戰鬥民族”，有些對抗侵略“個個都是不怕死的董存瑞”，有些在外敵入境時極易出現內奸；至於宗教，有一神、多神之分，各教之內也是派別林立、互鬥不休。不過，只要不由少數惡人驅使，各族各國廣大民眾都是崇尚善良、酷好和平的。
亟待思考的問題在於：進入新世紀，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人之為人還難以改變，電腦代替不了人腦，嬰兒自呱呱墜地腦袋仍空空如也，還須靠教育以棄惡崇善；而極少數“狼孩”依然在傳宗接代、輩輩相襲，更不幸的是大多民族、社會、國家依然由他們掌權，科技越進步越提高了他們殺人武器的效率。這極少數統治者，或在內利用先進科技使反對之音“粒聲不出”，或在外靠製造混亂以推銷先進軍火而大發戰爭財。總之，部分邪惡的人性決定了當前各類家庭性-民族性-宗教性-階級性-國家性；在世界大同之前，在社會未能完全由“善良之輩”操控之時，國際緊張關係難以緩和，全球化前景一時難以實現。這是制訂正確外交政策首應考慮的“人性觀”和“國際觀”。
二、深窺人權自由-民族國家-帝國殖民-大國競爭-國際衝突及新世界大戰可能
透過人性，吾人看到善惡之爭歷時不斷、彌久常新。以爭取人權自由為例，西方曾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及一系列的政治革命，東方則有中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人民解放鬥爭及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在各地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上，既有帝國主義列強的對外殖民，大國先後崛起、彼此競爭的場景，也有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參見〈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歷史軌跡〉：http://www.world10k.com/blog/?p=66]。
無數善惡對峙的人性決鬥，在在說明自古迄今國際衝突極難消弭。人類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但第三次世界大戰仍勢難避免。這是吾人考察未來國際局勢，必須注重的另一觀察點[參見〈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測(資料集編)〉：http://www.world10k.com/blog/?p=2863]。
三、認真汲取人類古今存在的世界歷史之客觀經驗教訓
或者有的會認為筆者乃“庸人自擾”、“杞人憂天”，唯是非曲直正誤均有俟未來實踐之判決。謂予不信，下面想略引某些史實而引申之。首先，如棄古代而不論，應說近代國際對“國家主權”的概念，是從1648年結束“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開始的。但是其後仍和戰不斷：拿破侖戰爭其實可算是最早的“世界大戰”，結果有維也納會議而由英奧俄普瓜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會議由英法美等主宰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雅爾達會議由美蘇英等再度瓜分世界；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竟通過科索沃戰爭而宣稱“人權高於主權”，由其在北非、西亞、東歐等地大搞顏色革命。
在幾度世界發生大規模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吾人看到的是一幕幕大國相繼崛起和取代及文明之衝突，如葡、西、荷、英、法、德、意、日、美、俄、中[參見：〈大國崛起及近代化的啟示(提綱)〉(http://www.world10k.com/blog/?p=1733)，〈近代大國崛起、反崛起的戰、事概略〉(http://www.world10k.com/blog/?p=2651)，〈21世紀以降各強國、地區戰略態勢及趨向〉http://www.world10k.com/blog/?p=2910)]。此外，還有歐盟，伊斯蘭力量(阿拉伯、伊朗、土耳其)，東南亞、拉美、非洲正在崛起或新興。可以說，冷戰後美國獨大及霸權正漸消，新的“美歐日中俄印伊”等七種力量格局漸浮現[參見〈中華文明必須揚長避短才能走向世界〉(2002年)：http://www.world10k.com/blog/?p=17；http://www.world10k.com/blog/pdf/1087-1101.pdf]。倘若歷史表明，過往大國相替均經你死我活的競爭乃至大戰，此乃邪惡人性與善良力量對決所致；未來有何徵兆或人性改變表明，不通過戰爭對決的“新型大國關係”正在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何時或很快就可以實現？
四、粗略展開各種趨勢、理論、思想、口號之主觀分析
1、擁有歐洲中心 = 控制世界最大島 = 稱霸全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學者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主張“世界島”之理論。1904年，他在《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將陸地相連的歐、亞、非洲稱為全球最大的“世界島”(World-Island)。1918年，他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進一步歸納：誰控制了東歐就控制了心臟地帶(Heartland)；誰控制了心臟地帶就控制了世界島(World-Island)；誰控制了世界島就控制了全球，即所謂“得東歐者得‘心臟地帶’；得‘心臟地帶’者得‘世界島’；得‘世界島’者得天下”。麥金德的主張實際上是一種“陸權論”。在上述《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他曾提出：“如果世界島的大部分統一在一個強權之下，並由此建立起一個強大的海軍基地，又當如何？”其意指哪個強國能夠控制世界島，便能夠成為陸地強權。而一個大陸強權在陸地不受其他挑戰，並且擁有足夠資源建造艦隊時，便足以擊敗海洋強權。近代以來，海權論、空權論、陸權論爭辯不休，麥金德與重視“海權”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不同，比較重視“陸權”。也有人認為他過於重視歐洲及陸軍，而忽視新大陸的美國和空軍，如艾里克 ‧ 赫金伯翰(Eric Heginbotham)認為“今天的戰略公式是：控制飛機者，就能控制基地；控制基地者就能控制天空；控制天空者就能控制世界”。[參見：〈大歐亞-世界最大島vs新世界 ─ 海權，空權抑陸權？〉：http://www.world10k.com/blog/?p=3318]。以拿破侖、希特勒一度征服歐陸，美國藉馬歇爾計劃及建立北約而控制歐洲及世界，麥金德理論實不無道理；當今特朗普總統貶損北約及重行孤立主義，不也是美國霸權漸消的反證？
2、冷戰結束後，文明衝突導致寒戰、溫戰、暖戰、熱戰不斷？
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 ‧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古代各種文明彼此罕有聯繫，近代世界衝突先是基於經濟矛盾，第二次大戰後則因政治意識形態而成三個世界；冷戰後，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呈現為“文明的衝突”。此說雖影響頗大，但質疑之聲也不斷，蓋經濟矛盾引發的動因仍是大國衝突之重要根源。無論冷戰或熱戰，表面看似意識形態或文明衝突，實則反映新興大國崛起與原有霸主之爭，反映發展中國家不甘長期受壓而謀求新興，舊有大國即或結盟也難免惡性競爭，是故美國新任總統乃將俄國甚至中國列為最大對手，同時也視歐盟為另一對手。
3、核戰危險會否阻止新世界大戰的發生？
鑒於核戰威脅及破壞性極大，故人們每每認為大國常心存顧忌，不敢挑起新的世界大戰，以免兩敗俱傷、雙雙滅絕。此說實亦大謬不然，美國在軍事處於優勢之時，尚敢對日本兩投原子彈，至於未來戰爭如何能阻止軍火商及戰爭販子無所不用其極。當然發動戰爭者目的是統治別的地方與人民，如果殺雞取蛋或造成寸草不生，則非其本意，再加上美俄核力相當、互有顧慮，故不斷談判、限制。假若形勢發展而力有不逮，有何比保護本國利益更加重要？因此，俄羅斯在常規武力不如北約之際，便祭出核武的殺手鐧，是為“核威懾”，臨戰時或不敢亂用。總之，大戰恐難避免，但會謀求突然襲擊、閃電般一舉摧毀對方的核戰力量，是故雙方均力圖擁有二次核打擊的能耐。
4、“美國優先”及由“聯華制蘇”到“聯俄制中”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上任口號是“美國第一”，既欲令美國重新偉大，說明其已不再偉大到可號令世界而不受挑戰。美國經濟、軍事、科技雖仍居全球之冠，但其戰略優勢並不堪同時應付二、三對手的合力。早在1971-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經助手基辛格之助，在美、蘇、中的三角中，制定了“聯華制蘇”的戰略，達到了擊垮蘇聯的目標。曾幾何時，中國已前進到成為美國的主要勁敵。據云在特朗普上台之際，基辛格曾受邀建言，提出“聯俄制中”。基辛格是美國人，其戰略主張均為美國考慮，過去聯華並非中國“老朋友”使然，現在提出制中亦無可厚非。他主張聯合某一對手去打擊主要對手，其戰略策略無疑正確，但與當下局勢未必契合：中國崛起是形勢必然，中俄聯手對美也是大勢所趨，中俄分手或美俄聯合恐為下一回合之事。
5、歐盟是否鐵板一塊，其司令部及北約的前景各自如何？
歐盟是否鐵板一塊？由英國脫歐、盟旗星星少了一顆本可作答，但其他盟國暫未見分離之端倪。歐盟既在經濟、政治、外交乃至貨幣取得統一，自注重建立其自己的軍事司令部。可是歐盟司令部的組建卻困難重重，原因在與北約重床疊屋、一份錢不堪兩頭使。原來北約成員除美、加(或還有土耳其)，其餘皆為歐洲國家，當初靠美國保護以對抗蘇聯，現蘇聯消失、俄羅斯力有不逮，歐盟卻已羽翼漸豐，頗想潔身自好而不仰仗美國。特朗普對美國出錢保護歐洲甚感吃虧，拼命催各國交北約的份子錢，並揚言將司令部遷往北美、自己出錢保衛自身國土，歐洲各國實巴不得如此，想將這“份子錢”用來自建司令部。其實凡具獨立意識的民族國家，均不願別國在本土建立軍事基地，歐洲如此，日、韓又何嘗不是？！
6、在當今世界，大國“和平”崛起或發展的可能
對此，筆者在2005年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文章〈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夕陽〉曾表示自己的看法：“究竟世界局勢能否允許中國逐步‘和平’崛起﹖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發展中國家要崛起﹐如何解決原料﹑能源﹑市場及資本等問題﹐能否和平地取得﹖列強又會否讓中國和平地成為競爭對手﹖歷史表明﹐落後的某國或某地區要發展經濟﹐必然受到先進者聯合其他勢力的壓制﹐並引發一次次國際性的戰爭及戰後的列強瓜分世界﹕荷蘭為發展而掀起革命﹐反對世界霸主西班牙﹔英國興起後﹐須與西﹑荷決一死戰﹔法國革命後﹐英國組織多次反法聯盟對付拿破侖戰爭﹔法國多番阻撓意大利統一﹑德意志統一﹔英﹑法等國對抗正在崛起的德國等﹐而有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先進的美﹑歐正千方百計﹐不讓俄﹑中等後來居上﹐……。因此﹐中國當務之急是努力發展生產﹑增強國力﹐並在經濟增長同時改善民生﹑加強民主﹐使全國擰成一股繩﹐而不讓外敵有可乘之機。假如類似鄭和下西洋的盛況﹐能再度出現於廿一世紀﹐則中華古國幸甚﹐全球炎黃子孫幸甚﹗”(作於2005年6月8日﹐後刊登於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澳門研究系列叢書》之五《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另可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83
德國斯圖加特大學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在〈跨越南洋的明使團：評《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曾評論道：“第十二篇具代表性的論文是陳佳榮《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夕陽》……文章在結尾時﹐對當前‘和平崛起’口號的提倡和北京提倡自由貿易的努力提出了一些批評性的問題﹕究竟世界局勢能否允許中國逐步‘和平崛起’﹖潛台詞是﹐在原料﹑權力及影響等問題上﹐英美會否輕易地挑起更大的衝突……” (刊登於2006年6月出版的《澳門研究》雜誌第34期,另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922)
7、和平共處雙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最後存在的可能
參考以上所述，結論已不言自明。如果至冷戰結束，大國崛起均經你死我活的戰爭，有何理由期盼美國會對中國稍稍假以顏色或另眼相待呢？美國前任黑人總統奧巴馬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卻也發過狠話表示“不讓中國搭順風車”、“不讓中國制訂國際規則”。現任總統也正在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他一面稱中國領導人是自己的“好朋友”，一面在首度會晤就同時下令以導彈襲擊敘利亞，連台階都不讓你好下，近來更三番五次打起兩國之間的“貿易戰”……
8、太平洋可否容下美中兩國，中美沒有一條理由走向戰爭？
或謂“太平洋足夠廣大，應可容下中、美兩國”，但早在古代，羅馬已把地中海視為“內海”，不容迦太基分享，為此在一個多世紀內打了三次布匿戰爭。古語有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美國總統就是美帝國主義的頭子，他們不僅用北約統管大西洋，用“亞太再平衡”、“印太戰略”欲獨領太平洋、印度洋，連“南中國海”也要由“公海”再轉成其“內海”。由此觀之，中、美或有千百條理由和好，至少也有一條理由走向戰爭，用美國角度來說，就是：豈能容你！
9、大西洋可否容下美歐俄，彼此和平共處、共存共榮有無可能？
與上題一樣，大西洋也正因此走向分離。俄羅斯早已和美國平起平坐，現國力雖受損，也不甘寄人籬下。歐洲要獨立、要崛起，同樣為美國所不容，只能俯首稱臣。美歐俄同樣不能建立和平共處、共存共榮的“新型大國關係”，至於未來歐洲的分裂或組合，則須拭目以待。
10、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和俄國“歐亞聯盟”戰略契合的可能性
2016年6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閃電式訪問北京，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等三個聯合聲明。此舉對世界未來局勢實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聯繫到近些年來中俄兩大國的一系列舉措，一幅“大歐亞-世界最大島”的戰略意圖漸現，包括：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俄蒙經濟走廊， 中東歐16+1(中國與塞爾維亞、捷克等南、東、中歐國家)，獨立國家聯合體(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白羅斯、吉爾吉斯斯坦、摩爾多瓦、哈薩克、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歐亞經濟聯盟(白羅斯、哈薩克、俄羅斯、亞美尼亞、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上海合作組織(哈薩克、中國、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金磚五國[BRICS]，大歐亞夥伴關係(2016年6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倡議)，構成“風景這邊獨好”的世界島（World-Island）和舊大陸體系。
11、中俄會否結盟對抗美歐，抑或美英聯合、德俄結盟，法意日土呢？
中俄聯合抗美已非可能性，而是當前的必然趨勢。儘管兩國有近代領土割讓的舊仇，現代反帝反修矛盾及聯盟分裂的新結，但當前回合謀求發展、擺脫孤立的共同利益大到足以化解宿怨。至於歐洲，則較難預測：英國與美國有傳統聯盟關係，該國在近代600年中的每百年一次大戰中均選隊正確，可未來呢？法國與英國也曾長期結盟抗德，但目前德、法正共同維護歐盟；在伊拉克戰爭中，德法俄中曾共同反對美英意西出兵；現今在對待巴黎協定及伊核協議，英法德俄中則一致對美；日本在一戰前曾結英日同盟，二戰時卻與德意構成軸心，當今的美日同盟也未必一成不變……是故將來國際關係實屬撲朔迷離，各大國將如何聯合盟友(哪怕是過往的敵手)以對付主要的敵人(哪怕是從前的盟友)，斷非如算命或押寶般所可輕易預測。
12、“國強必霸”是否歷史規律？
在近代歷史上，西、葡一度平分世界，荷蘭號稱“海上的馬車夫”，英國長期成為“日不落國”，法國拿破侖帝國曾橫行歐陸，德意日軸心也曾威懾全球，二次大戰後美蘇成為兩大超級大國，冷戰後美國更是一家獨霸。究竟是否國強“必霸”？中國在古代曾是“天朝上國”，儘管未進至全球殖民，總一直推行朝貢外交，令四鄰戰戰兢兢。近代以來，中國因長期落後而挨打，飽嚐“弱國無外交”的慘境，一旦站起並漸富強，雖曾多番表態“永不稱霸”，但國家體量一大、實力增強，難免令他國恐懼心寒，一些人的自信心也超級爆棚，到處宣揚“厲害了 我的國”，或鼓吹新時代的大躍進式豪言壯語：“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超美”，似此有害無益的“自尊自信”足令國人嚴加警惕。
13、“修昔底德陷阱”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約前460- 400]是古希臘的學者，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有云：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引起斯巴達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此言後被概括為“修昔底德陷阱”( The Thucydide’s Trap)，以喻新興大國崛起必遭原有強國的壓制。或謂“修昔底德陷阱”思想應為美國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較早概括，他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正如西元前五世紀希臘人和十九世紀末德國人面臨的情況一樣，這種挑戰多數以戰爭告終。一說軍事作家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1980年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演講中已提到：“古代希臘世界發生的悲劇正在上演，……我們如何打破這個源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Thucydidean trap),見：“Sadness and Hope: 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 A Lecture Given on 16 April 1980 at the Naval War College”， Th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32, no. 5/Sequence 281 (September‒October 1980),pp.4-12.當然，最為人們熟知的是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2012年8月22日刊於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凸顯於太平洋》(Thucydide’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2015年9月，埃里森又在《大西洋月刊》撰文《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會走向戰争吗?》(Graham 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War?The Atlantic, September24,2015.Cf.)；2017年5月他更發表其新著《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英國作家Ben Schott (January 31, 2011) 的 The Thucydides Trap一文(載《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Retrieved 2013-06-07)中，也提及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及該詞。
以古喻今當然未必完全恰當，唯若論新舊大國相互競爭和取代，則中外古今史上的先例則比比皆是，未可完全否定。
14、人類已存在二三百萬年，何時可建成“命運共同體”？
中國提出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已獲聯合國高層所接受。但聯合國的權威從來存疑，如同當年的國際聯盟，聯合國只能維持小國和平，難以制止大國的行動。當年中朝曾合力抵抗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後來美國等轟炸南斯拉夫及發動伊拉克戰爭，也都未獲聯合國授權。國際聯盟由美國總統所倡議，但美國卻不參加國聯：聯合國由美國參與組建，但美國卻拖欠會費、揚言或已退出其旗下各種組織。須知，在霸權者看來，強權即公理，其餘皆屬其工具和手段。
人類已誕生二三百萬年，何時有“共同命運”的端倪？當然，天下太平是諸多宗教教主的共同理想，也包括工人理論家的“共產主義社會”，屆時“人類命運共同體”或將形成，但不會是在當今之世。網主1989年曾在〈縱論中外古今〉有如下說法，或仍有參考之價值：“吾人曾見過‘有力闖蕩天下’（靠狩獵維生）、‘有權橫行天下’（以農業為本）、‘有錢旅遊天下’（依工商運轉）等幾種社會形態，也許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人世間終於出現‘有才名聞天下’（憑科技推進）乃至‘有理走遍天下’（按正義判斷）等社會的奇跡。這豈非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馬克思們早就應許大眾之諾言？屆時‘善哉’、‘南無阿彌陀佛’（Namas Amitabha）、‘阿門’（Amen）、‘色蘭’（Salam）、‘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e）之聲或將響徹雲霄！”(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df/80-145.pdf；http://www.world10k.com/blog/?p=25
15、不建造航母、不建立海外軍事基地能否保障對外投資利益？
世上許多政策、口號都會受時勢、立場所左右，難保永遠正確。猶記當年大慶油田建成，“中國貧油時代已逝”、“中國石油已可自給自足”豪語衝天，爾今中國卻成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蓋原先工業化未竟、石油需求有限也。同樣道理，中國當年也宣稱在海外沒有一兵一卒、沒有任何海軍基地，並引為自豪。然時過境遷，中國現有廣大海陸疆土需要衛護，中國日趨鉅額的海外投資需要保障，於是海外軍事基地已有零的突破，航母也從無到有、接二連三。因此，過時的思維亟待拋棄，外交及軍事戰略策略均須與時俱進。
16、在大戰危機來臨，“不先打第一槍”、“不先用核武器”是否明智？
古代軍事家孫武有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這是指戰爭總體戰略和最終結局而言，並不影響先機制敵等策略的廣泛運用。在二戰時，德國常以不宣而戰的“閃電式”獲取初期的戰略主動，日本對中、美也均採取突然襲擊。以戰言戰，我們不可作些無謂的仁義式君子保證，以免令軍隊限於被動挨打的田地。
17、既要繼續“韜光養晦”，尤須堅決捍衛邊疆、主權及核心利益
四十年前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曾提出對外要“韜光養晦”，今日此種外交方針是否仍然有效？結論應是肯定的。四十年來，中國經濟、軍事固然成就斐然，但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差距仍不容小覷。當年筆者認為中國正走上英法二百多年前走過的啟蒙、改革及工業化之路，如去除後進經學習而超前的有利因素，差距至少在百年以上，今日看來或仍有半世紀之數。是故吾人應專注內部建設培植實力，對外不宜過於張揚。不過，保衛國土、主權是建設的根本目的之一，不可偏廢，兩者應相輔相成。譬如，台灣向被美國稱為“不沉的航空母艦”，處於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關鍵處；如能重點研究，較快以各種方式予以妥善解決，則比建造二三艘航母都強，將極大改善中國由渤海-黃海-東海-台海-南海乃至太平洋的戰略處境。
18、以發展內需、消滅貧窮為主，嚴防對外亂撒錢或得不償失的長期長線投資
國內外輿論常謂，中國主要問題在國內而非國外，此誠有識之言也。所謂國內問題，重在安全穩定、極力改善民生。如以常識推之，對外貿易受挫，自應加強擴大內需；對外投資不易，理應致力消滅貧窮。不是製造力過剩、資本過剩麼？就不該任由貪官奸商轉至國外賺錢，理應加大力度於國內建設及扶持“低端”人口[實即“待業”(失業)、“下崗”(遣散)及農村孤苦無依的低下階級或階層]。美國也是長期埋首於本國建設，積累實力後才逐漸走向世界，一旦經濟衰退常取退縮之策，再徐圖發展。
中國歷來問題最怕民變或割據：農村現多“空巢”，陳勝式起義或難再起，但冬宮式城市暴動易生，必須十分善待數萬萬農民工和數千萬退伍兵；至於中央和地方關係，更得嚴防軍閥割據一方，令全國四分五裂，此在歷史上的中國早有一系列前車之鑒。其實，中國人均產值長居全球末端，為何不善待國民而在國外四處撒錢？至於長線投資更須嚴審，許多數以億萬計的投資要數以百十年計才能返本，一旦發生變亂或戰爭，豈非全都泡了湯。更有進者，你替某一專制者還債或投資，一旦被選掉或推翻，其國民還指你為“新殖民主義”，真乃得不償失！
19、以我為主，少說多做，發展實力，迎戰而上！
文已至此，其實也毋庸贅言。衷心希望，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制訂較合乎國情國際的外交戰略策略，以便在未來的挑戰中立於不敗之地。
20、切記“槍桿子裏面有天下”、“歷史由勝利者所寫”！
當前，美國現任總統四處出擊而令全球混亂。其人有一特點，就是競選承諾無不兌現，前任所為無一不反。由此也顯現出商人-政治家的一大優點：對外談判，漫天要價、落地還錢；對外宣言，不文飾不掩蓋赤裸裸。他把美國歷來的實用主義、唯我獨尊、軍事霸權公佈於普天之下，暴露而無遺，棄民主人權、大國風範等“軟實力”於不顧。但是，誰笑到最後就笑得最好。職是之故，吾人還應存有一絲僥倖之心或幻想之舉嗎？！
[草擬於2018年8月11日]
附：新華社評論員：認清中美關係的“坎”與“勢”[摘錄]
2018-08-13 14:03:35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8_08_13_467954.shtml
「中美經貿摩擦引發輿論場關於中美關係的種種論調。中美建交近40年，兩國關係一路走來，始終在跨“坎”過“關”前進。把握現階段的中美關係，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應妄自菲薄，既要有智慧與眼光，更要有定力與耐心。
……
世界形勢，風雲變幻，不確定性是常態，但和平發展仍是世界主流，合作共贏已是全球共識。從大的歷史邏輯和全球視野來看，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對當今世界大勢的深刻把握，已經也必將贏得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越來越多共鳴和支持。
經歷風雨，方見彩虹。在風雲激蕩的時代大潮中，我們既要心懷憂患、知“坎”過“坎”，又要堅定從容、識“勢”順“勢”。世間沒有永遠的順境，風浪只會磨礪奮進者的意志與能力，激發出化危為機、開創新局的磅礴力量。」
人民日报：新兴大国必遭打压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跨过这道坎
2018-09-11 09:17:32 来源：人民日报
导读
在世界新兴国家由大而强的过程中，遭受打压是新兴国家绕不开的“坎”。在此期间，相关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前明显增大，事关兴衰成败。对中国来说，既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惊慌失措，最重要的就是从容应对，更加专注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据人民日报9月11日报道，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出现了一些疑虑、慌张，甚至有人惊呼“狼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在更高层次上“睁眼看世界”，总结世界强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正视各种外部挑战，齐心协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一、新兴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普遍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
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各大陆日益联为一体，人类历史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500年来，一些国家相继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后称雄世界，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也曾不止一次地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但最终没有成功。其间群雄逐鹿，此起彼伏；风云诡谲，步步惊心，呈现出一幅幅兴衰交替的历史画卷。
“海上马车夫”荷兰从1609年彻底独立到17世纪中叶成为当时世界强国，用了半个世纪左右。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发展，到1784年打败老对手荷兰，用了100多年时间。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的推动下，大国崛起速度明显加快。美国从1865年结束南北战争到1894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用了约30年。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到1810年打败欧洲大陆主要对手，成为欧洲强国，用了20年。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1913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了42年；1938年再次跨入世界强国之列，主要工业指标位居世界第二位，用了20年。日本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到1905年打败俄国成为世界强国一员，用了不到40年；二战后，日本又经过30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用了不到30年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战后重新投入建设，又用了30年时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在世界新兴国家由大而强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这个将强未强的特殊历史阶段一般为10年左右，在此期间，相关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前明显增大，事关兴衰成败。在这方面，英、美是成功的典型，法、德、日、苏则提供了历史教训。
英国在1763年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强国，首次骄傲地自称“日不落帝国”，此时与其1784年彻底取代荷兰在世界上的地位之前，存在一个关键性阶段。这期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生产力，加快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为英国进入全盛时期打下了坚实基础。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积极采取措施缓和南北矛盾，实现国家重建，到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开始步入关键性阶段。尽管美国在经济体量上占据世界首位，然而其综合实力还不如英国。尤其是，美国国内问题丛生，垄断加剧，腐败横行，社会矛盾尖锐。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大力开展以反垄断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进步主义运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赢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誉，为美国问鼎世界铺平了道路。
拿破仑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标志着法国进入关键性阶段。但就是这样一位被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神的存在”的大人物，却犯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特别是1812年贸然发动对俄战争，劳师远袭，铩羽而归，最终于1815年兵败滑铁卢，使法国丧失了向世界强国冲击的机会。德、日类似的事例也一再上演。
苏联的教训更为惨痛。在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后，苏联领导人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失误，特别是走上军事称霸对抗的错误道路。1979年侵略阿富汗，陷入10年战争的泥潭，最终在这个“帝国坟场”自掘坟墓，撤兵两年后国家即宣告解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望大国兴衰历史，一些国家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后10年左右是其兴衰成败的关键性阶段，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此期间，如果发展战略选择正确，实力将日益增强，最终会成为世界强国，荷、英、美都是如此；如果选择不正确，出现战略性失误，国家将迅速衰落下去，从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法、德、日、苏即是如此。
二、遭受打压是新兴国家绕不开的“坎”
新兴国家在崛起的关键性阶段，往往会与守成国家发生国家利益的激烈碰撞，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刻意打压，这是必然遇到的“成长的烦恼”，是发展历程中绕不开的“坎”。
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先后受到西班牙、荷兰打压。地理大发现后首先成为海上霸主的是西班牙。16世纪后期，英国通过宗教改革激发了民族活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与西班牙发生利益冲突。1588年，西班牙派遣“无敌舰队”气势汹汹打上门去，妄图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将英国扼杀于摇篮之中。英国海军以弱胜强，打败西班牙，第一次以欧洲强国地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此后两国为争夺海上主导权反复较量，双方元气大伤。荷兰乘机崛起，成为海上霸主，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1651年，英国通过《航海条例》，规定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商船或货物产地商船运输，次年荷兰即发动了绞杀英国的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时英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中，凭借新兴资产阶级的锐气，战胜了荷兰。此后100多年时间里，荷兰与英国又进行了三次战争，一直到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才彻底战胜了荷兰。
法国在发展的关键性阶段同样受到了英国的打压。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对于挑战其地位的国家毫不手软，典型的是主导反法同盟。针对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欧洲君主国先后七次组成反法同盟予以围剿，最终于1815年彻底打败法国军队。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时有变化，但英国始终是主要成员，其他国家是为了维护君主制度，而英国则是为了维护霸主地位。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受到了英国的打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趁机图谋分裂美国，乃至幻想重新将美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于是口头上宣称中立，实际上支持南方，接济南方军火，为南方建造多艘军舰，给北方造成很大困扰和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提出包括成立国际联盟在内的“十四点原则”，实质是在保障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幌子下，建立由美国掌控的国际组织，试图主导世界秩序。用时任美国总统顾问豪斯上校的话说，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心愿完成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英国当然洞悉美国图谋，联手法国，百般掣肘，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加入国联。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后，转而对威胁其地位的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军事强国苏联和经济强国日本进行打压。尽管美国视前者为最大的敌人，视后者为亲密的盟友，但当他们威胁到美国自身地位时，都毫不留情。
对苏联，美国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向苏联大力输出西方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植“第五纵队”，诱导苏联进行所谓民主改革；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金融货币战，限制苏联油气出口；挑拨离间苏联各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等等。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在瞬间轰然倒塌，固然有国内的因素，但来自美国的一套组合拳是主要外部因素。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写道：“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一样。”
对日本，美国也丝毫没有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充斥全球，对美国贸易大幅顺差，随之而来，大国雄心迅速膨胀，公开叫板美国，招致美国的打压。1985年9月，美国召集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签署“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之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达50%，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加之日本应对战略出现失误，导致经济持续低迷，经历了“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总量从上世纪80年代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25%左右。
由此可见，新兴国家在发展关键性阶段受到守成国家的打压，也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三、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跨过这道“坎”
我国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世界强国发展规律来看，我国目前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性阶段。在这个阶段受到打压，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早晚的问题。实际上，自2010年开始，我们遇到的来自外部的挑战和麻烦，都与此有关。当前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战，就是这种挑战的继续。2017年8月，时任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分析师的班农就曾声称，美国在经济上打败中国仅剩5年左右的“窗口期”；他提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打赢这一仗，“如果我们输了，5年以后，最多10年，我们就会达到一个无法挽回的临界点，那时，我们就一点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美国打乱中国发展进程的意图暴露无遗。这种打压也许还有别的花样，但不管怎么样，天塌不下来。对于我们来说，既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惊慌失措，最重要的就是从容应对，更加专注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面对偏见，用行动说话；面对压力，用能力说话。
首先，要更加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的制度优势，来自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我们今天受到打压，恰恰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态势蒸蒸日上。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这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外部挑战，我们都要保持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办好自己的事情。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奥勒留所讲的：“要像屹立于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石，岿然不动，驯服着它周围海浪的狂暴。”
其次，要更加增强忧患意识，防止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处于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付出巨大的学费和代价得出的结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当今时代，“关起门来朝天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能因发展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放弃改革开放，也不能因为外部压力，包括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能说你让我改什么我就改什么，你让我放什么我就放什么。在压力面前，一定要有底气，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在坚决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务实理性处理好国家间关系。
第三，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出生产力、出战斗力，团结是最大的力量。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即水泥——引者注），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坚固的团体”。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成为了团结凝聚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士敏土”，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主心骨、稳定器和领头人。越是在爬坡过坎的时候，越是在遭受外部遏制打压的时候，就越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奋力前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任何外部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作者：孙劲松、刘悦斌、王兆勤、彭公璞、左凤荣）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
2020-07-20 16:26:30 来源：外交部网站
据外交部网站7月20日消息，2020年7月20日，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由外交部依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旨在统筹全国研究资源，全面、系统、深入开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宣介，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原本性、理论性、实践性、传播性、政策性和专题性研究，发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指导作用，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为研究中心揭牌并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主持仪式。
王毅表示，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判断国际形势走向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伟大的思想一旦产生，必将反过来推动时代的进步。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
王毅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具有鲜明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我们应当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外交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着眼世界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规律性认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
第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以一系列原创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外交领域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赋予其新的时代印记和人文内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蕴含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体现着亲仁善邻、兼爱非攻的历史传承，借重了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的传统智慧，秉持了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和谐理念，彰显了弘义融利、扶危济困的道德操守。
第四，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习近平外交思想把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升华了新中国几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理论体系。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传统理念赋予更加鲜明的时代精神，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新高度。
第五，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超越。习近平外交思想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城的狭隘范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王毅指出，当前世界大变局向纵深演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乱局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抓住机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真正学深悟透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与精髓。外交战线要把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让各国和各国人民更加深入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不断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要坚持学以致用，不断以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不断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法治建设，进一步提高外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王毅最后强调，思想引领方向，奋斗成就梦想。面对波澜壮阔的新时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深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